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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纵观中外文学史，宗教文化的深厚传统与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不同宗教思想的影响，东西方人们对理想世界的向往总以不同的理念表现出来。在西方，受《圣经》思想的影响，这种向往通常表现为对天堂的梦想；在东方，则多因佛教的影响表现为对西天极乐世界的向往；英国人约翰·班扬（John Bunyan，1628-1688）的《天路历程》和我国明代吴承恩的《西游记》便是东西方宗教理想主义文学的杰作。宗教框架下的叙事模式和宗教术语及典故的大量运用是两部作品的相同之处。
[关键词]《天路历程》 《西游记》 宗教元素 比较
纵揽人类文化，神话和宗教是不能用纯粹的逻辑来分析的。神话是先民对世界起源、人类诞生、自然万物和社会现象的不自觉的艺术表达，是先民最初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西方神话的主流走向宗教，东方神话则更多地步入历史和哲学。所以，纵观中外文学史，宗教文化的深厚传统与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不同宗教思想的影响，东西方人们对理想世界的向往总以不同的理念表现出来。在西方，受《圣经》思想的影响，这种向往通常表现为对天堂的梦想；在东方，则多因佛教的影响表现为对西天极乐世界的向往；英国人约翰·班扬（John Bunyan，1628-1688）的《天路历程》和我国明代吴承恩的《西游记》便是东西方宗教理想主义文学的杰作。
一、宗教框架下的叙事模式
西方将《圣经》视为文学家创作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之源和古老原型，圣经神话正是这种在西方作家创作中不断重现的古老母题和原型。周而复始地回归古老的圣经神话原型，就如同江河流向大海，体现出西方社会对“原罪——堕落——受难——忏悔——救赎——复活”这一生命拯救历程的一次次再思考。《天路历程》采用寓言和梦境的形式，叙述者在梦中看到一个叫做基督徒的人正在读一本书，得知了自己居住的城市将遭天火焚毁而不知所措。这时一个传道者指点他要离家乡，前往天国，于是基督徒背负重担踏上了艰难的历程，寻求灵魂的救赎。从毁灭城出发，他经历了许多考验，基督徒学会了如何抵制各种阴险人物的诱惑，战胜困难，最终达到了上帝的应许之地圣城。《天路历程》大致同《旧约》和《新约》的主要情节相对应。在结构安排上，《西游记》中的取经团队经历了与《天路历程》基督徒相似的朝圣过程，其寻求拯救的结构模式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是“原罪、堕落”阶段。各主人公对自己的罪恶出于一种无知的状态，对其苦难根源以及解脱方法茫然不知，犯下错误并又逐渐堕落。这是符合两国各自的宗教理念的： 基督教的教义认为人都有罪，信主才能够洗罪；佛教认为人都有业，修行才能消除业障，如唐僧、孙悟空、猪悟能、沙悟净、白龙马都曾触犯天条，接受着由种种过失带来的惩罚。
第二是“受难”阶段。基督徒是由上帝已选定好的天路客，在宣道师的指引下，觉悟到只有天堂才是一切苦难的终结地，开始了朝圣之旅；取经团队也是经过佛和菩萨的点化劝导才顿悟，决定皈依佛门，踏上了西天之路。在基督徒和取经团队等人还未被点化觉悟的时侯，他们所求的愿望不过是空洞的臆想，常会随着外部环境和自身内心的变化而动摇不定，幻想着不劳而获的成功，就好像在现代社会中，很多善念迷失、贪欲膨胀后的人们。
第三是“忏悔”阶段。基督徒在整个游历过程中，经受了如同《西游记》中九九八十一难的种种考验和挫折，曾经一度失去了朝圣的信心，后经宣道师及时劝导，忏悔自己的弱点和不足，像孙悟空一样战胜了自己的心魔，再次踏上天国之路。佛祖和上帝对基督徒和西天取经团等人的指引，使得他们逐渐修正自己的人生目标，由偏激转向豁达，由激情趋向理智，由嫉恶如仇彻悟为慈悲为怀。
第四是“救赎”阶段。在朝圣的过程中，基督徒一次次地因为自己的缺点，或偏行正路，或遭受重重的危险和磨难，但每次都得到上帝的怜悯和启示，即使是在基督徒误入歧途，向完全相反的方向前进时，上帝也会宽恕他，用自己的仁慈把他召唤回来，让他再次走上通往天堂的道路。取经团队如同基督徒，历尽千辛万苦，抵制和克服了种种凡间的诱惑和困难，在不断地精神升华中坚定了朝圣的信念，对美好理想世界里的新生活充满无限的的期待。
最后是“复活”阶段，两部作品的主人公终于抵达理想天国，获得渴盼已久的拯救。综上所述，两部作品所叙述的故事都是处于如梦幻般的游记体小说框架中，全景式地展示天地人三界，是宗教与历史现实的完美结合，具有超时空的架构层次。在朝圣途中，两者都遇到了难以想象的磨难，遭到了来自神、人、魔的阻挠和破坏，幸而西行取经团队有着基督徒们一样的虔诚和坚韧，有着同样的百折不挠的信心和勇气，加之基督徒有上帝所派的天使守护，而取经团队也有观音菩萨和众多神仙的指点和帮助，所以最终才能到达目的地并功德圆满。可见，主人公都是在不断地自我否定中逐渐认识自己的错误和罪恶的，经受一次次磨难后，实现精神的升华，获得灵魂的拯救，否定之否定是痛苦的，然而又是快乐的，一个“小我”是无法圆满的，只有历经磨砺成就为一个面天立地的“大我”，才能真正焕发出人性的光彩。
二、宗教术语及典故的大量运用
约翰·班扬一生只读过一本书即《圣经》，他对《圣经》的了解不是学者式的，因为他不懂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也不知道当时关于《圣经》的学术评论，每天学习和背诵《圣经》是班扬度过十几年牢狱生活的强大力量和支柱。所以，他对《圣经》的内容了如指掌，在《天路历程》中频繁地使用《圣经》中的术语典故和意象，可见《圣经》是班扬创作灵感的重要来源。这首先表现在大量《圣经》原文的直接引用。据李自修先生对《天路历程》的统计：“仅在第一部中，直接引文就将近200多例，这尚不计重复的引用；其中，《旧约》39部书中涉及19部，《新约》27部书中涉及22部。”其次，基督教典故和神话故事的使用也是比比皆是。如在遇到世故先生时，“这时候基督徒跟死人一样扑倒在那个人脚前喊道：‘我真该死，我完蛋了！’宣道师看见这种情形，一把拉住他的右手说：‘人所有的罪过和亵渎都会得到赦免。不要没有信心，只要相信。’基督徒这才稍稍振作起精神，颤抖着站起来，就像原先那样，站在宣道师的面前。”这段描写是源于《圣经》：“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惟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之所以基督徒和同伴忠信总是表现得温顺耐心地接受加于他们身上的耻辱，是因为他们在等待上帝以其乐意的方式安排他们。最后，《圣经》原型意象的运用。比如几乎让基督徒惊恐致死的“死阴幽谷”是源于圣经的意象等。由此可见，班扬对《圣经》的熟捻程度可以对其中的原文、典故、意象随手拈来，运用自如。 《西游记》中引用宗教术语典故的例子更是俯拾皆是。《西游记》的素材主要取自《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内容基本上是以宣讲佛法教义、弘扬玄奘法师求经护法的不凡精神为宗旨的。其中虽然也有降妖伏怪的故事，但毕竟‘教味’甚浓。在这样的写作前提下，写《西游记》不谈‘禅’，就不可能写出《西游记》来。”比如佛教密宗崇拜的大日如来、观音、毗沙门天王等神灵在作品中都有反映，至于密宗所强调的真言、咒语在书中也不难找到。此外，作品多次引用《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和禅宗《坛经》等佛教经典，在第19回更是把《心经》的全文附上。对《坛经》的引用有两处较为明显：第一处是第2回，菩提祖师用戒尺敲孙悟空头三下，悟空理解了祖师的机关，明白是暗示他三更入室传道，这一情节与《坛经》中五祖弘忍暗示六祖慧能三鼓入室传法的记载如出一辙。当悟空卖弄本事，被菩提祖师赶下山时，祖师说道：“这个工夫，可好在人前卖弄？假如你见别人有，不要求他？别人见你有，必然求你。你若畏祸却要传他，若不传他，必然加害，你之性命又不可保。”这里面显然有禅宗衣钵之争的影子。再如第13回，当众僧对唐僧说西天路上妖魔险阻众多，难以降除时，唐僧回答：“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这一句话显然也是袭自《坛经》中惠能寂灭时告诫弟子们的话。同时，《西游记》里多次用“心猿”指代孙悟空，“心猿”本是佛教用语，常用来比喻人心散动（《西游记》中孙悟空又名“心猿”，白龙马又称“意马”。如成语“心猿意马”）。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总之，《天路历程》和《西游记》便是东西方宗教理想与社会现实完美结合的杰出作品，两者的宗教元素、主干情节、思想主题等元素有着惊人的相似相通之处，都不同程度的反映了中英两国当时动荡不安、思想激变的社会状况，突出了鲜明的时代特征。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文化中，都经历了相同或相似的历程，不管这些文学类型在地域上相隔多么遥远，也不管他们在时间上相隔多么漫长的岁月。同一类型的文学有相同或相似的审美特征，这是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互相理解的关键。
[参考文件]
[1]梅新林，崔小敬：《<西游记>百年研究：回视与超越》，《文艺理论与批评》，2002年第2期。
[2]张进：《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的思想内涵和基本特征》，《文史哲》，2001年第5期。
[3]李自修：《古朴素雅的讽喻体小说——析<天路历程>的语言艺术》，上海外国语学院学报，1988年第6期。
[4]阮廷明德：《<西游记>中的佛学思想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09年。
[5]武永娜：《<天路历程>与<西游记>：历史类型学阐释》，河南大学，2006年。
（作者单位：大连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天路历程》 《西游记》 宗教元素 比较
纵揽人类文化，神话和宗教是不能用纯粹的逻辑来分析的。神话是先民对世界起源、人类诞生、自然万物和社会现象的不自觉的艺术表达，是先民最初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西方神话的主流走向宗教，东方神话则更多地步入历史和哲学。所以，纵观中外文学史，宗教文化的深厚传统与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不同宗教思想的影响，东西方人们对理想世界的向往总以不同的理念表现出来。在西方，受《圣经》思想的影响，这种向往通常表现为对天堂的梦想；在东方，则多因佛教的影响表现为对西天极乐世界的向往；英国人约翰·班扬（John Bunyan，1628-1688）的《天路历程》和我国明代吴承恩的《西游记》便是东西方宗教理想主义文学的杰作。
一、宗教框架下的叙事模式
西方将《圣经》视为文学家创作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之源和古老原型，圣经神话正是这种在西方作家创作中不断重现的古老母题和原型。周而复始地回归古老的圣经神话原型，就如同江河流向大海，体现出西方社会对“原罪——堕落——受难——忏悔——救赎——复活”这一生命拯救历程的一次次再思考。《天路历程》采用寓言和梦境的形式，叙述者在梦中看到一个叫做基督徒的人正在读一本书，得知了自己居住的城市将遭天火焚毁而不知所措。这时一个传道者指点他要离家乡，前往天国，于是基督徒背负重担踏上了艰难的历程，寻求灵魂的救赎。从毁灭城出发，他经历了许多考验，基督徒学会了如何抵制各种阴险人物的诱惑，战胜困难，最终达到了上帝的应许之地圣城。《天路历程》大致同《旧约》和《新约》的主要情节相对应。在结构安排上，《西游记》中的取经团队经历了与《天路历程》基督徒相似的朝圣过程，其寻求拯救的结构模式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是“原罪、堕落”阶段。各主人公对自己的罪恶出于一种无知的状态，对其苦难根源以及解脱方法茫然不知，犯下错误并又逐渐堕落。这是符合两国各自的宗教理念的： 基督教的教义认为人都有罪，信主才能够洗罪；佛教认为人都有业，修行才能消除业障，如唐僧、孙悟空、猪悟能、沙悟净、白龙马都曾触犯天条，接受着由种种过失带来的惩罚。
第二是“受难”阶段。基督徒是由上帝已选定好的天路客，在宣道师的指引下，觉悟到只有天堂才是一切苦难的终结地，开始了朝圣之旅；取经团队也是经过佛和菩萨的点化劝导才顿悟，决定皈依佛门，踏上了西天之路。在基督徒和取经团队等人还未被点化觉悟的时侯，他们所求的愿望不过是空洞的臆想，常会随着外部环境和自身内心的变化而动摇不定，幻想着不劳而获的成功，就好像在现代社会中，很多善念迷失、贪欲膨胀后的人们。
第三是“忏悔”阶段。基督徒在整个游历过程中，经受了如同《西游记》中九九八十一难的种种考验和挫折，曾经一度失去了朝圣的信心，后经宣道师及时劝导，忏悔自己的弱点和不足，像孙悟空一样战胜了自己的心魔，再次踏上天国之路。佛祖和上帝对基督徒和西天取经团等人的指引，使得他们逐渐修正自己的人生目标，由偏激转向豁达，由激情趋向理智，由嫉恶如仇彻悟为慈悲为怀。
第四是“救赎”阶段。在朝圣的过程中，基督徒一次次地因为自己的缺点，或偏行正路，或遭受重重的危险和磨难，但每次都得到上帝的怜悯和启示，即使是在基督徒误入歧途，向完全相反的方向前进时，上帝也会宽恕他，用自己的仁慈把他召唤回来，让他再次走上通往天堂的道路。取经团队如同基督徒，历尽千辛万苦，抵制和克服了种种凡间的诱惑和困难，在不断地精神升华中坚定了朝圣的信念，对美好理想世界里的新生活充满无限的的期待。
最后是“复活”阶段，两部作品的主人公终于抵达理想天国，获得渴盼已久的拯救。综上所述，两部作品所叙述的故事都是处于如梦幻般的游记体小说框架中，全景式地展示天地人三界，是宗教与历史现实的完美结合，具有超时空的架构层次。在朝圣途中，两者都遇到了难以想象的磨难，遭到了来自神、人、魔的阻挠和破坏，幸而西行取经团队有着基督徒们一样的虔诚和坚韧，有着同样的百折不挠的信心和勇气，加之基督徒有上帝所派的天使守护，而取经团队也有观音菩萨和众多神仙的指点和帮助，所以最终才能到达目的地并功德圆满。可见，主人公都是在不断地自我否定中逐渐认识自己的错误和罪恶的，经受一次次磨难后，实现精神的升华，获得灵魂的拯救，否定之否定是痛苦的，然而又是快乐的，一个“小我”是无法圆满的，只有历经磨砺成就为一个面天立地的“大我”，才能真正焕发出人性的光彩。
二、宗教术语及典故的大量运用
约翰·班扬一生只读过一本书即《圣经》，他对《圣经》的了解不是学者式的，因为他不懂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也不知道当时关于《圣经》的学术评论，每天学习和背诵《圣经》是班扬度过十几年牢狱生活的强大力量和支柱。所以，他对《圣经》的内容了如指掌，在《天路历程》中频繁地使用《圣经》中的术语典故和意象，可见《圣经》是班扬创作灵感的重要来源。这首先表现在大量《圣经》原文的直接引用。据李自修先生对《天路历程》的统计：“仅在第一部中，直接引文就将近200多例，这尚不计重复的引用；其中，《旧约》39部书中涉及19部，《新约》27部书中涉及22部。”其次，基督教典故和神话故事的使用也是比比皆是。如在遇到世故先生时，“这时候基督徒跟死人一样扑倒在那个人脚前喊道：‘我真该死，我完蛋了！’宣道师看见这种情形，一把拉住他的右手说：‘人所有的罪过和亵渎都会得到赦免。不要没有信心，只要相信。’基督徒这才稍稍振作起精神，颤抖着站起来，就像原先那样，站在宣道师的面前。”这段描写是源于《圣经》：“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惟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之所以基督徒和同伴忠信总是表现得温顺耐心地接受加于他们身上的耻辱，是因为他们在等待上帝以其乐意的方式安排他们。最后，《圣经》原型意象的运用。比如几乎让基督徒惊恐致死的“死阴幽谷”是源于圣经的意象等。由此可见，班扬对《圣经》的熟捻程度可以对其中的原文、典故、意象随手拈来，运用自如。 《西游记》中引用宗教术语典故的例子更是俯拾皆是。《西游记》的素材主要取自《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内容基本上是以宣讲佛法教义、弘扬玄奘法师求经护法的不凡精神为宗旨的。其中虽然也有降妖伏怪的故事，但毕竟‘教味’甚浓。在这样的写作前提下，写《西游记》不谈‘禅’，就不可能写出《西游记》来。”比如佛教密宗崇拜的大日如来、观音、毗沙门天王等神灵在作品中都有反映，至于密宗所强调的真言、咒语在书中也不难找到。此外，作品多次引用《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和禅宗《坛经》等佛教经典，在第19回更是把《心经》的全文附上。对《坛经》的引用有两处较为明显：第一处是第2回，菩提祖师用戒尺敲孙悟空头三下，悟空理解了祖师的机关，明白是暗示他三更入室传道，这一情节与《坛经》中五祖弘忍暗示六祖慧能三鼓入室传法的记载如出一辙。当悟空卖弄本事，被菩提祖师赶下山时，祖师说道：“这个工夫，可好在人前卖弄？假如你见别人有，不要求他？别人见你有，必然求你。你若畏祸却要传他，若不传他，必然加害，你之性命又不可保。”这里面显然有禅宗衣钵之争的影子。再如第13回，当众僧对唐僧说西天路上妖魔险阻众多，难以降除时，唐僧回答：“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这一句话显然也是袭自《坛经》中惠能寂灭时告诫弟子们的话。同时，《西游记》里多次用“心猿”指代孙悟空，“心猿”本是佛教用语，常用来比喻人心散动（《西游记》中孙悟空又名“心猿”，白龙马又称“意马”。如成语“心猿意马”）。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总之，《天路历程》和《西游记》便是东西方宗教理想与社会现实完美结合的杰出作品，两者的宗教元素、主干情节、思想主题等元素有着惊人的相似相通之处，都不同程度的反映了中英两国当时动荡不安、思想激变的社会状况，突出了鲜明的时代特征。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文化中，都经历了相同或相似的历程，不管这些文学类型在地域上相隔多么遥远，也不管他们在时间上相隔多么漫长的岁月。同一类型的文学有相同或相似的审美特征，这是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互相理解的关键。
[参考文件]
[1]梅新林，崔小敬：《<西游记>百年研究：回视与超越》，《文艺理论与批评》，2002年第2期。
[2]张进：《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的思想内涵和基本特征》，《文史哲》，2001年第5期。
[3]李自修：《古朴素雅的讽喻体小说——析<天路历程>的语言艺术》，上海外国语学院学报，1988年第6期。
[4]阮廷明德：《<西游记>中的佛学思想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09年。
[5]武永娜：《<天路历程>与<西游记>：历史类型学阐释》，河南大学，2006年。
（作者单位：大连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