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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在兴奋剂和检测的竞赛中，检测仍然全面落于下风，而且在可预期的将来，这种劣势会进一步扩大
更高、更快、更强——数千年来兴奋剂一直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体育的发展。但直到最近四十几年，运动员才开始接受兴奋剂检查。古代日耳曼人就已经懂得使用兴奋剂。在北欧的古老传说中，战士们通过毒蝇鹅膏菌的提取物来消除恐惧与疼痛。就连圣经的开篇里也有关于兴奋剂案件的描述：亚当和夏娃为了获得只有神才拥有的能力而偷食禁果。在南美洲，印加人通过咀嚼古柯叶来保持旺盛的精力，中国的将军们相信含有麻黄碱的麻黄科植物具有神奇效用。
曾是提高成绩的良方
在古代奥运会，没人觉得运动员使用人工手段提高体能有什么大不了的。公元前668年，跑步冠军查米斯用无花果干和湿奶酪制成的特殊食物增强体力，这在今天的兴奋剂检查中应该也能通过。不过很快，古代的运动员们就发现了牛鞭的功效，这是最早的睾酮类兴奋剂。
19世纪末兴起的自行车运动在兴奋剂史中占有特殊地位。它从一开始就更像是一种有组织的身心折磨而非竞技比赛。最初的公路自行车赛是在土路上骑行600多公里，而六日比赛真的会持续六天六夜，中间没片刻休息。
为了完成艰苦的比赛，车手和教练不惜使用任何手段：颠茄、乙醚、吗啡、马钱子碱、硝化甘油。他们的水壶里装着“维·马里亚尼(Vin Mariani)”，一种含有葡萄酒和古柯碱的混合饮料。难怪兴奋剂史上的第一起死亡事件发生在此类长距离赛事中：在1886年的24小时Bol d’Or自行车赛中，来自威尔士的Arthur Linton死于过量服用某种名为“三甲基色氨酸”的兴奋剂。
当时没人觉得使用兴奋剂有何不妥，也没人为使用兴奋剂而感到羞愧。在1904年的圣路易斯奥运会中，马拉松冠军托马斯在比赛半途多次使用白兰地和马钱子碱的混合物增强体力。跑完后他就晕倒在地。奥地利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普列格尔茨和生理学家欧斯卡通过对自己身体进行试验再次确认了动物睾丸激素具有增强体力的功效。这是继古希腊人使用牛鞭后人类再次发现睾酮类兴奋剂的效用。
在二战中，药剂师们学会了制造人工合成睾酮：同化类固醇。它们首先用于给精疲力竭的战俘补充营养。不久，运动员也发现了这种药物的功效，它们从此被称为“冠军的早餐”。这里的冠军还不仅仅是指人类。1941年，名叫霍洛威的美国赛马在接受睾酮疗法后跑赢了一场又一场比赛。
用于肌肉的兴奋剂出现之后，用于大脑的兴奋剂也出现了。先是二战中的士兵用安非他明让自己兴奋，接着运动员也开始使用，特别是自行车运动员。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拍摄的有关自行车运动的影像中，人们可以在车手脸上看到化学药物引起的亢奋表情。英国车手汤姆·辛普森在1967年的环法自行车赛中死于甲基安非他明。那是第一例被电视转播的兴奋剂死亡事件。除了睾酮和安非他明，海洛因以及能让人保持清醒的莫达非尼也经过了由士兵到运动员的传播过程。1968年跑步选手迪克·霍华德死于海洛因；本世纪，很多美国运动员被查出使用莫达非尼。
冷战是反兴奋剂运动的开端。在1952年的赫尔辛基，苏联首次参加夏季奥运会并夺得了71块奖牌。在东德科学家的帮助下，苏联开始把兴奋剂作为一种大型的国家项目来发展。西方由此才意识到兴奋剂会给体育造成的破坏。
开发一直领先于检测
尽管国际田联组织(IAAF)1928年就已宣布兴奋剂为非法药物。但直到40年后，也就是1968年的墨西哥奥运会上，才首次出现兴奋剂检查。兴奋剂检查和兴奋剂使用的竞赛自此展开。不过兴奋剂的使用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兴奋剂检查时有落后也就在所难免。
虽然在那之后，兴奋剂检测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兴奋剂的研发的进步要更快。EPO（Erythropoietin）促红细胞生成素是一种治疗贫血等血液疾病的药物，由于能促进红细胞生成，提高身体的耐力，被很多耐力项目选手用作兴奋剂。在上世纪90年代，EPO就被列入禁药名单，但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之前，人们都无法检测这种兴奋剂。
2003年10月美国反兴奋剂局在接到了一名田径教练交来的残留着ZMA的注射器后，发现了一种新型的合成类固醇THG，它的全名为四氢孕三烯酮Tetrahydrogestrinone，这种精心设计的兴奋剂可以躲过此前所有的检测手段。由美国BALCO实验室研发出的THG，甚至一直被这家机构作为一种叫做ZMA的营养品出售，包括女子百米飞人琼斯、欧洲百米冠军钱伯斯、奥运百米冠军科林斯都曾使用过这种兴奋剂。在1984年的奥运会上，科林斯甚至在夺冠后还对着摄像机镜头说：“谢谢你，ZMA！”
2008的北京奥运会也没能免俗，2008年10月，德国自行车选手斯特凡·舒马赫被检测出了在环法赛中使用了名叫CERA的新型的兴奋剂。 随后，国际奥委会在48小时之内就宣布重新检测北京奥运会样品。CERA，是促红细胞生成素EPO的新一代产品。经过对北京奥运会运动员的1000份血样和4000份尿样的检查，最终共发现了9名违规者。
不过，即便是可以检测出的兴奋剂，通过奥运会兴奋剂检查也不代表运动员就没有服用过。南非开普敦大学的运动生理学家塔克在最近接受《自然》杂志的采访时说道：“过了奥运会药检，也不能代表运动员就没有服用兴奋剂，更多的运动员喜欢在训练时用兴奋剂，因为训练时的药检很松。而比赛时的药检很严，运动员就不会使用。”
兴奋剂的自体化发展
到了今天，除了使用自体输血，使用新型的尚未有检测方法的药物外，一些更加科幻的作弊方式也加入兴奋剂的队伍，这些技术直接取材于人体，根本无法检测。2006年，德国田径教练托马斯被警方逮捕，在此之前，他试图用基因药物Repoxygen提高运动员的成绩。Repoxygen能够提高体内携带氧气的红细胞的“产量”。虽然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人类基因疗法计划负责人、世界反兴奋剂机构顾问西奥多·弗里德曼认为：“研发真正有效的技术所遭遇的难度要比人们认为的高得多。”但他也承认，假以时日，研发出基因兴奋剂（gene dop-ing）也并非不可能。
而另一项科学进展干细胞疗法的潜力也很大，运动员可以通过干细胞疗法增强体能或者修复因比赛疲惫不堪的身体。哈佛医学院整形外科教授克里斯·伊万斯甚至信心满满地表示：“我们早已经能够让成熟的干细胞发育成肌肉。虽然如何将干细胞注入合适的肌肉，以及如何让肌肉与这些‘外来客’融为一体并获得额外机能，至今仍是一个谜。但科学家有望在几年内扫清这些障碍。”“由于在这一过程中，你使用的实际上是自己的干细胞，因此很难进行检测。” 伊万斯补充道。
可见，面对新型兴奋剂时，检测方法会越发难以奏效，另一方面，世界反兴奋剂组织也越发不堪重负。迄今为止，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花费超过5400万美元专门用于研究可能被用于提高运动成绩的新药。而在这次伦敦奥运会上，组织者计划实施5000次兴奋剂检测—这一数量是史无前例的。参加比赛的1.4万名运动员中有近一半会被抽查，其中包括全部奖牌获得者，检测将排查超过240种违禁药物，其中包括人体生长激素、哮喘药物和尚未正式开始销售的实验药物。就算通过了这些，运动员的血检和尿检样本还要被保存8年，方便以后在发现新型兴奋剂时可以重复查验。
但即便有这些措施，迄今为止，在兴奋剂和检测的竞赛中，检测仍然全面落于下风，而且在可预期的将来，这种劣势会进一步扩大。
更高、更快、更强——数千年来兴奋剂一直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体育的发展。但直到最近四十几年，运动员才开始接受兴奋剂检查。古代日耳曼人就已经懂得使用兴奋剂。在北欧的古老传说中，战士们通过毒蝇鹅膏菌的提取物来消除恐惧与疼痛。就连圣经的开篇里也有关于兴奋剂案件的描述：亚当和夏娃为了获得只有神才拥有的能力而偷食禁果。在南美洲，印加人通过咀嚼古柯叶来保持旺盛的精力，中国的将军们相信含有麻黄碱的麻黄科植物具有神奇效用。
曾是提高成绩的良方
在古代奥运会，没人觉得运动员使用人工手段提高体能有什么大不了的。公元前668年，跑步冠军查米斯用无花果干和湿奶酪制成的特殊食物增强体力，这在今天的兴奋剂检查中应该也能通过。不过很快，古代的运动员们就发现了牛鞭的功效，这是最早的睾酮类兴奋剂。
19世纪末兴起的自行车运动在兴奋剂史中占有特殊地位。它从一开始就更像是一种有组织的身心折磨而非竞技比赛。最初的公路自行车赛是在土路上骑行600多公里，而六日比赛真的会持续六天六夜，中间没片刻休息。
为了完成艰苦的比赛，车手和教练不惜使用任何手段：颠茄、乙醚、吗啡、马钱子碱、硝化甘油。他们的水壶里装着“维·马里亚尼(Vin Mariani)”，一种含有葡萄酒和古柯碱的混合饮料。难怪兴奋剂史上的第一起死亡事件发生在此类长距离赛事中：在1886年的24小时Bol d’Or自行车赛中，来自威尔士的Arthur Linton死于过量服用某种名为“三甲基色氨酸”的兴奋剂。
当时没人觉得使用兴奋剂有何不妥，也没人为使用兴奋剂而感到羞愧。在1904年的圣路易斯奥运会中，马拉松冠军托马斯在比赛半途多次使用白兰地和马钱子碱的混合物增强体力。跑完后他就晕倒在地。奥地利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普列格尔茨和生理学家欧斯卡通过对自己身体进行试验再次确认了动物睾丸激素具有增强体力的功效。这是继古希腊人使用牛鞭后人类再次发现睾酮类兴奋剂的效用。
在二战中，药剂师们学会了制造人工合成睾酮：同化类固醇。它们首先用于给精疲力竭的战俘补充营养。不久，运动员也发现了这种药物的功效，它们从此被称为“冠军的早餐”。这里的冠军还不仅仅是指人类。1941年，名叫霍洛威的美国赛马在接受睾酮疗法后跑赢了一场又一场比赛。
用于肌肉的兴奋剂出现之后，用于大脑的兴奋剂也出现了。先是二战中的士兵用安非他明让自己兴奋，接着运动员也开始使用，特别是自行车运动员。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拍摄的有关自行车运动的影像中，人们可以在车手脸上看到化学药物引起的亢奋表情。英国车手汤姆·辛普森在1967年的环法自行车赛中死于甲基安非他明。那是第一例被电视转播的兴奋剂死亡事件。除了睾酮和安非他明，海洛因以及能让人保持清醒的莫达非尼也经过了由士兵到运动员的传播过程。1968年跑步选手迪克·霍华德死于海洛因；本世纪，很多美国运动员被查出使用莫达非尼。
冷战是反兴奋剂运动的开端。在1952年的赫尔辛基，苏联首次参加夏季奥运会并夺得了71块奖牌。在东德科学家的帮助下，苏联开始把兴奋剂作为一种大型的国家项目来发展。西方由此才意识到兴奋剂会给体育造成的破坏。
开发一直领先于检测
尽管国际田联组织(IAAF)1928年就已宣布兴奋剂为非法药物。但直到40年后，也就是1968年的墨西哥奥运会上，才首次出现兴奋剂检查。兴奋剂检查和兴奋剂使用的竞赛自此展开。不过兴奋剂的使用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兴奋剂检查时有落后也就在所难免。
虽然在那之后，兴奋剂检测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兴奋剂的研发的进步要更快。EPO（Erythropoietin）促红细胞生成素是一种治疗贫血等血液疾病的药物，由于能促进红细胞生成，提高身体的耐力，被很多耐力项目选手用作兴奋剂。在上世纪90年代，EPO就被列入禁药名单，但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之前，人们都无法检测这种兴奋剂。
2003年10月美国反兴奋剂局在接到了一名田径教练交来的残留着ZMA的注射器后，发现了一种新型的合成类固醇THG，它的全名为四氢孕三烯酮Tetrahydrogestrinone，这种精心设计的兴奋剂可以躲过此前所有的检测手段。由美国BALCO实验室研发出的THG，甚至一直被这家机构作为一种叫做ZMA的营养品出售，包括女子百米飞人琼斯、欧洲百米冠军钱伯斯、奥运百米冠军科林斯都曾使用过这种兴奋剂。在1984年的奥运会上，科林斯甚至在夺冠后还对着摄像机镜头说：“谢谢你，ZMA！”
2008的北京奥运会也没能免俗，2008年10月，德国自行车选手斯特凡·舒马赫被检测出了在环法赛中使用了名叫CERA的新型的兴奋剂。 随后，国际奥委会在48小时之内就宣布重新检测北京奥运会样品。CERA，是促红细胞生成素EPO的新一代产品。经过对北京奥运会运动员的1000份血样和4000份尿样的检查，最终共发现了9名违规者。
不过，即便是可以检测出的兴奋剂，通过奥运会兴奋剂检查也不代表运动员就没有服用过。南非开普敦大学的运动生理学家塔克在最近接受《自然》杂志的采访时说道：“过了奥运会药检，也不能代表运动员就没有服用兴奋剂，更多的运动员喜欢在训练时用兴奋剂，因为训练时的药检很松。而比赛时的药检很严，运动员就不会使用。”
兴奋剂的自体化发展
到了今天，除了使用自体输血，使用新型的尚未有检测方法的药物外，一些更加科幻的作弊方式也加入兴奋剂的队伍，这些技术直接取材于人体，根本无法检测。2006年，德国田径教练托马斯被警方逮捕，在此之前，他试图用基因药物Repoxygen提高运动员的成绩。Repoxygen能够提高体内携带氧气的红细胞的“产量”。虽然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人类基因疗法计划负责人、世界反兴奋剂机构顾问西奥多·弗里德曼认为：“研发真正有效的技术所遭遇的难度要比人们认为的高得多。”但他也承认，假以时日，研发出基因兴奋剂（gene dop-ing）也并非不可能。
而另一项科学进展干细胞疗法的潜力也很大，运动员可以通过干细胞疗法增强体能或者修复因比赛疲惫不堪的身体。哈佛医学院整形外科教授克里斯·伊万斯甚至信心满满地表示：“我们早已经能够让成熟的干细胞发育成肌肉。虽然如何将干细胞注入合适的肌肉，以及如何让肌肉与这些‘外来客’融为一体并获得额外机能，至今仍是一个谜。但科学家有望在几年内扫清这些障碍。”“由于在这一过程中，你使用的实际上是自己的干细胞，因此很难进行检测。” 伊万斯补充道。
可见，面对新型兴奋剂时，检测方法会越发难以奏效，另一方面，世界反兴奋剂组织也越发不堪重负。迄今为止，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花费超过5400万美元专门用于研究可能被用于提高运动成绩的新药。而在这次伦敦奥运会上，组织者计划实施5000次兴奋剂检测—这一数量是史无前例的。参加比赛的1.4万名运动员中有近一半会被抽查，其中包括全部奖牌获得者，检测将排查超过240种违禁药物，其中包括人体生长激素、哮喘药物和尚未正式开始销售的实验药物。就算通过了这些，运动员的血检和尿检样本还要被保存8年，方便以后在发现新型兴奋剂时可以重复查验。
但即便有这些措施，迄今为止，在兴奋剂和检测的竞赛中，检测仍然全面落于下风，而且在可预期的将来，这种劣势会进一步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