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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哈贝马斯早期所阐述的科技批判思想进行梳理分析，在文本解读中阐发哈贝马斯对科学技术进行批判性考察的起点、过程、重要理论依据。把握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理性问题的研究，对交往理性的产生所作的基础分析。结合哈贝马斯运用劳动与相互作用的新坐标体系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情况的分析，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种种现状，探讨科学技术如何在有利于人类社会利益的方向上良好发展，如何满足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进而实现对人的解放的探索。
关键词：哈贝马斯;科技批判;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21）03-0006-05
哈贝马斯运用社会分析的新坐标系-劳动和相互作用-对社会合理性问题进行了研究。哈贝马斯提到马克斯·韦伯把合理化表示为，理性决断标准扩大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中[1]。目的理性活动包含了社会活动中的工具方法的运用，居民生活方式的选择。社会的合理化过程和科技进步的制度化相联系。科学和技术不仅提升生产力水平，而且将其技术化的模式扩展到社会领域，使得社会制度发生变化，旧的合法性失去效力，使得技术本身成为新的合法性基础。哈贝马斯根据晚期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提到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并且说明了科技具有的隐形的意识形态性。哈贝马斯在他所划分的三种兴趣对应的三种科学中谈到，经验分析的科学主要是指自然科学，其中也包含一部分主要运用技术规则的社会科学，这类科学的目的在于控制和利用自然。这一目的决定了这种科学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性的作用。同时“经验分析的科学”也带来了相应的社会影响，使得科技变成了第一生产力，同时其也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性。
1科学技术的社会合理化
对于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的分析，法兰克福学派成员有过众多的研究，尤其是哈贝马斯和马尔库塞在科技意识形态的部分有许多论述。
1.1技术的支配性
马尔库塞提到，政治权力在不断扩张，把一切文化领域囊括自身。而这种政治权力的合法性的基础是技术的力量;技术也给人的不自由提供了合理性。技术设备扩大了舒适生活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人们对它形成了依附关系。科学和技术的合理性中内含有一种支配性。科学技术的理念是对确定性的把握，在社会中，这种理念由于实际的需要，而被广泛发挥。人们加强了对自然的控制同时在社会中也增强了对人的行为的影响，这两者也是相互联系的。人们使用科技来发现自然规律，进而控制自然因素。人们创造了强大的技术设备，这些设备在生产领域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生产出了丰富的产品，使得人们的物质生活更加舒适。但是，同时人们也相应的依赖于这些技术设备了，某种程度上，科技思想也使得人的生活变得技术化。科学将获得根本不同的自然概念，并确认根本不同的事实。根本不同的原因在于科学在一个根本不同的经验联系中得到发展，在一个和平的世界的经验联系中得到发展。技术规则一定程度上规定活动的结构。技术进步的逻辑同劳动的结构相一致。在人们进行自由交往，并且从他人身上认识自己，获得自我的主体性的时候，自然也可以成为人们相互交往的主体。技术的选择同相互作用联系在一起，现代科学是对他在技术上的使用富有责任的科学。现代科学进步的结构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引导它发展的价值改变了，变成了一种可以运用技术手段解决的任务。而合理性本身的标准没有变，技术可以增加人的弱点，又可以增加人的力量。人创造了技术设备，又依附于技术设备。马尔库塞的观点是有合理性的，科技思想不仅产生了技术设备，使得人的生活得到改善，也使得人的生活变得技术化，也是对人的本质意义的损害。
马尔库塞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领域，技术作为一种生产力，具有批判和辩护的双重性。对生产关系来说，技术对它既有批判性，也有辩护性。技术展现出生产关系那种不合适社会发展要求的方面;技术也表现出那种过时的生产关系在历史上作为一个合法的制度框架，有其存在的权利。面对出现问题，运用技术手段可以得到解决。从政治方面来说，技术生产力本身变成了新的合法性基础，它所发挥的社会作用不是对生产关系，有效的合法性进行批判的基础了。也就是说科学技术成了新的合法性的基础。生产关系成了技术上必要的组织形式。他认为技术本身具有两重性，这种看法很容易导致对技术的过度批判，技术的运用中人还是主要因素。
1.2社会的合理化
“科学技术的合理性也就表现为目的理性活动系统中的合理性，它正在扩大成为生活的方式，成为生活世界的“历史的总体性”。”哈贝马斯认为以前的社会学家和韦伯都是想用那些概念来把握科技进步对现代化过程中的制度框架的影响。哈贝马斯在这里是从劳动和相互作用来出发的。他认为劳动和目的理性的活动是一致的，本质就是工具的活动和合理的选择。工具活动的理论基础是经验知识，就是把可以运用的合法的和不合法的方法手段组织起来。合理选择的理论基础是分析的知识，以获得好的评价为主导进行的行为选择。分析的知识就是一些社会的普遍规范和那种指导优先选择的价值。相互作用是以语言符号为媒介的交往活动。这种活动是需要按照社会普遍承认的社会规范来进行。因为这些社会规范是被两个的以上的主体所理解和认可的，包含着那些主体间相互的行为期待。技术规则的有效性来自于经验上是真实可行的成功的，分析上是正确的行为的有效性。社会规范的有效性来自于主体间对彼此的意图相互理解的，对行为有导向作用的谅解的主体通性的有效性之中。社会规范的“合理性”是实现人的解放，自由交往活动的扩大;技术规则的“合理性”是生产力的提高，技术控制力量的扩大。这里对科学技术在社会中的合理化的分析是很有意义的，劳动和相互作用的区分，成为了新的社会分析体系，对社会的活动进行了划分，对社会在不同方面的发展方向进行了预测。
1.3科技进步的制度化
早期的文明社会是以农业和手工业作为主要的经济基础，其对技术的发展和组织的改进有限度的。神话、宗教或形而上学对整个宇宙和社会现实所做的解释是传统社会制度框架合法性的基础的，这种合法性是毋庸置疑的。这表现出了传统社会制度框架的“优越性”在于，目的理性活动子系统的进步保持在社会文化传统的合法的有效的范围内，就不会危害到传统社会的制度框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使它的经济制度具备了一种尽管不是没有危机、但从长远看却能使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的有机规律。在世界历史上，那种通过自行调节的经济增长机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被制度化了。生产力不断发展，使得目的理性子系统不断发展，在社会层面对宇宙和现实根据新的社会阶级利益要求形成了新的解释，这种解释使得传统社会的合法性成了问题，由此社会也就进入了现代化的过程，同时制度框架的结构由于生产力的变化而被动适应。就是目的理性活动子系统的不断发展使统治的合法性的形式发生了变化。特征是语言合理性（传统社会文化价值，正义和自由，权力和压迫，幸福和满足，贫困和死亡;胜利和失败，爱和恨，解放和罚入地狱）和目的合理性（工具活动，战略活动）相对立。在向现代化社会前进的时候语言的合理性和目的的合理性相对立，语言的合理性是和交往活动相联系的。资本主义的合法性是技术生产力提供的，是基于劳动的根基。不再是来自于那种神话、宗教或形而上学对宇宙和社会现实所做的解释。技术生产力由于其具有的两重性，既对传统社会的合法性提出了问题，也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的合法性。资本主义和以前的生产方式相比，它的优势在于建立了一种能使生產力持续发展的经济机制，也是使得目的理性活动子系统持续发展。技术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会使目的理性活动子系统产生新的合理性要求，而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需要能够与它相适应，这就需要一种经济的合法性基础被包含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随着劳动力和商品在不同地区之间的流通的制度化，这种适应性的压力不断的通过技术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还俗现象，在普遍化的这个阶段上，表现为传统精神失去了统治的力量，转变成了一种信仰和规范。传统的统治合法性被意识形态所代替。这种意识形态代表了现代科学，它存在的合法权利是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中获得的。如此现代科学就成了现代社会的统治合法性基础了。现代科学按其形式是技术上可能使用的知识。科技进步被资本主义制度化，使得技术生产力不断发展，进而产生了那种社会的适应压力。 2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
早在19世纪末期，马克思就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并认为科学技术进步蕴含着实现人类解放的巨大潜力。哈贝马斯指出，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生产者通过利用新的技术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社会动力一直存在，但是那时科学发展水平有限，并且和技术的关系不是那么密切;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只有零散的、小规模的发明和创造，这些低层次的发明与创造对社会生产力的提升是有限的，这些发明创造大多处于自发组织的阶段。随着现代科学的巨大进步，技术的发展大大提升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率，原来缓慢、自发状态的技术创新发生了变化。国家投资的大型研究项目日益增加、大型企业投入巨资进行新技术研发。科学、技术及其应用结合成了一个有机动态的体系。它们彼此促进，极大释放了科学中蕴含的技术潜力，使得科学技术成为了生产力体系的主要部分。
在哈贝马斯看来，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生产力性质和作用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由科技的发展程度决定的，生产力的提高依赖于科技进步;生产关系的变革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不再是主要的了，生产力也不能继续成为对生产关系批判的基础了，而且它已经变成了新的合法性基础;生产力不能成为人类解放的内在动力了。晚期资本主义阶段，国家运用行政权力强化对市场经济的规划、引导和管理，对市场经济过程实施持续的调节，从而使生产关系不再阻碍生产力的进步。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阶段的生产方式不仅具有生命力，而且还具有两种优势：一是生产力能够在它所构建的经济运行机制内得到连续的发展;二是它所构建的经济运行机制的合法性能使政治系统与不断发展的生产力的要求相适应。生产关系成为了技术上必要的组织形式。
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具有两种明显的发展趋势，第一是国家干预活动增加了，国家干预是为了解决经济失调问题，保障制度的稳定性。社会经济的发展依赖于国家的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的运用。社会的制度框架政治化了，政治不再只是一种上层建筑了，它和经济社会相融合。社会不再是独立的了，这种独立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内容，经济社会依靠自行的调节维持自身的发展，进而成为了国家的经济基础。这里经济处于一种独立的状况，哈贝马斯认为一旦国家干预增加，破坏了这种独立性，资本主义社会就不再是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的那种形式，也就不能再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来研究。国家干预的进行会破坏公平交换的理念，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就是经济领域的自由交换，这就会使得这种意识形态的力量面临丧失的危险。传统的合法性丧失了力量，并且由于基本权利和普选机制的存在而变为不可能，需要一种新的合法性。自由交换的意识形态被补偿纲领所代替，补偿纲领依据的是国家活动的社会后果。国家活动的目的在于维护经济的稳定发展。政治丧失了实践的目的，以解决技术问题为导向;主要功能在于消除社会中的功能失调，排除那些对制度具有危害的冒险行为。第二是技术和科学研究关系更加紧密，进而科学技术化，科学就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科学技术在生产领域的运用，科学化机械化自动化的设备使得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人的直接的物质生产劳动效率变得不那么重要了。随着大规模的工业研究的开展，科学与技术及其应用形成了一个体系。科学和技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日益融为一体，使得技术科学化。技术在社会“合理化”中成了技术规则形式的工具活动和战略活动的生产力。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创造了巨大的价值，但是科学技术本身运用技术设备来制造的过程是凝结了科学家和装备设计者的大量体力和脑力劳动，资本家用于购买技术装备的资本是一种固定资本，只在流通的过程中发生价值的转移，并没有在再生产中发生价值的增殖。剩余价值依然来源于劳动者的活劳动，可能不再是直接的生产流水线式的纯体力劳动，而是以设计维修和控制为体系的技术劳动为主。
3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性
科技进步制度化，技术生产力不断发展，在人们的意识中，劳动和相互作用的区别，不断在模糊化。科技进步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社会系统的发展，并且成了发展规律的代表。政治因为功能性的需要，必须运用社会规律。政治也变成了遵循科技进步的逻辑。技术统治成为隐形的意识形态，使得制度的合法性的得到加强，并且进入人们的意识中，扩大这种合法性力量。结果是社会的科学化代替了社会的自我理解;人的自我物化，代替了人的自我理解，那种理解是基于社会的生活世界。技术统治成为意识形态，为政治服务。这种政治执行技术使命、排除实践问题。工业发达的社会，不再是受规范指导的社会，而是一种被外部因素控制的社会。在人们的意识中，目的理性活动和相互作用的之间的区别消失了。技术和实践的差异消失了。技术统治的意识通过对这种的差异的掩盖表现出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力量。
哈贝马斯认为生产力不再是解放的潛力了，生产力的发展不会自然而然的带来制度框架的变化。似乎也可以说目的理性活动子系统的合理化不会自然而然带来制度框架的合理化。现代社会的发展标志就是目的理性子系统的合理化过程。传统的制度框架是建立在语言合理性上的，具有良好的制度优越性，拥有一种不可侵犯的特性。目的——手段的技术合理性是随着科技进步的制度化而不断发展。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意义是通过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而得到的。人类对自身生存的外部条件的控制权日益增加;制度框架在不同程度上对发展了的目的理性活动系统的被动适应，是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两个主要因素。目的理性活动是对社会发展的主动适应，制度框架是对目的理性活动的被动适应。制度框架的变化，是直接或间接地归因于技术或战略在生产、交往、军事等领域中的改进。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掩盖着那种被动适应和主动适应之间的不协调状态。把制度框架的被动适应转化成对社会发展和目的理性活动子系统的主动适应，进而可以改变社会的结构，控制社会的发展。因而必须有两种合理化形式，目的理性系统的合理化和制度框架的合理化，且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取代制度框架层面的合理化。交往是合理化赖以实现的手段。目的理性系统的合理化是，对自然和社会的技术支配力量的加强。制度框架的合理化，表现为社会规范的合理化，首先是通过对人们生活的限制程度的弱化，提高人们对社会角色差异的接受程度;其次是，提供给人们更多的表现自己个性的机会;最后是尽可能接近那些可以进行反思的规范。技术上的超额潜力被充分利用会导致经济-工业设备的改进，但是，并不会必然导致制度框架带有解放性的改变。生产力的限制因素被排除，生产力会获得发展，但生产关系表现为一种技术上必要的组织并不能完全因此而被改变。 “意识形态”原本是启蒙运动中的一个概念。是指用来解释观念的学说和关于人的心灵、意识和认识的全部科学。哈贝马斯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范畴开始谈论新意识形态的问题。哈贝马斯认为，阶级斗争的形成是基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阶级对抗的公开化和扩大化，会危害制度的稳定。为了减小这些危害，维护制度的有效性，需要平息阶级之间的冲突。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为了避免冲突的发生，采用了一种补偿政策，并且以此来获得群众的忠诚。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是基于一个阶级主体把另一个阶级主体看做和自己相等同的社会集团。阶级对立潜伏化，各阶级之间的的特殊差别仍然以集团文化传统的形式继续存在。这些特殊的差异表现在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和政治观点上。阶级之间的冲突转变到了生活的领域。没有特权的集团所表现出来的潜力也发挥不了大的作用，他们的权力被剥夺了，生活变得贫困。但是不再是剥削了，因为这个社会制度的存在不再主要依靠他们的劳动。他们具有呼吁的性质，最多能代表过去存在剥削的阶段。他们不和特权集团结盟，就不能得到阶级斗争成功的机会。社会和经济的阶级对立将成为次要。
国家在一定程度上管理着的科技进步，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成了统治的合法性基础。这种新的合法性形式具有新的特征。首先，由于表现出了物质生活的丰富，失去了那些虚幻的迷惑人的力量;其次，它把科学塑造成了偶像，因而成为了隐形的意识形态，使其更加难以抗拒，适用的范围更加广泛。这种新的意识形态掩盖了实践问题，维护既定阶级的局部统治利益，破坏局部的解放需要，危害人类整体的利益。技术统治的意识不再有反思力量的产生，因为它表达的只是现实的需求。技术统治的意识建立的是一种新的剥削和压迫，旧的意识形态是对集体的压制，是一种迷惑人的力量。新的意识形态凭借巨大的物质基础，对人们的需求进行补偿，因此来获得人们对制度的忠诚。新的意识形态把那种对合法性进行辩护的标准同相互作用的规范相分离，把对合法性做辩护的标准变成了技术化的东西。同目的理性活动系统的功能联系起来了。在技术统治的意识中，是道德实践的排除。新的意识形态在合法性基础上使得人们不再关注政治实践问题。科学的理念在社会的生活世界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新的意识形态掩盖了实践和技术的差别。新的意识形态损害了实践的兴趣，而那种兴趣和人们的社会化相联系。人们的社会化基于日常的相互作用，在获得承认的斗争中通过语言的交往，形成对他人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进而获得自身的主体性，进而从自我的普遍性出发对社会化的得到共识的普遍性予以认可。这种兴趣和人们摆脱对对象化力量的依附的问题有关，但是其主要是维护和扩大那种指明行为导向的，谅解的主体通性。在哈贝马斯三种兴趣的划分中，这是社会文化领域中的实践的兴趣。在技术的兴趣为导向的科学下，对技术支配力量的不断扩大，使得这种兴趣也快消失了。这里涉及到哈贝马斯对科技意识形态的解决方案的探讨，后期的交往行为理论也是以这些问题为出发点。
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隐形的意识形态。科技发展带来的物质丰富和生活的改善改变了人们所关注的问题，人们关心科技如何对他们生活的改善，如何满足他们的各种需要和欲望，人们变得很少关心政治实践、也不再对社会进行反思。新的隐形的意识形态，其特点主要是一种非直接的统治，能极大满足人们的物质化需要，其意识形态性内蕴于科技的发展中;取代了原来的意识形态依靠制造幻想、蛊惑和宣传对人们的直接统治。其本质是技术理性在劳动和社会领域中扩张，带来政治技术化，社会生活技术化，人自身的技术化趋势。
4实践意义
哈贝马斯对科学技术的分析，对解放途径的探讨，对社会形态和资本主义的探讨在当前西方社会仍然是具有合理性的。这里结合当前世界情况和我国新阶段的科技发展，对其理论的实践方面进行探讨。
4.1当代世界资本主义新情况的分析把握
当前正处于国际社会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后期，西方国家的种族不平等问题依然存在。在美国总统大选中产生了一些社会两方对立的冲突，失业人数的激增，都是一些2020年的新情况。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科学化技术化程序化精确化的组织行为方式成为全球化市场经济竞争环境下，效益最大化的必然选择。科技领域的壁垒竞争不断增高，科学技术对现实世界的支配控制，对物质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影响，使得科技进步成为国际社会竞争主领域。现如今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依然可以看成是处于哈贝马斯所阐述的晚期资本主义时代，他们的经济行为会受到国际政治经济政策的影响。补偿纲领在各个国家和社会层面以多种方式出现，甚至于疫情特殊时期对全社会直接以金钱福利来补偿。政治上的社会经济政策的干预作用更大了，通过各类货币经济财政政策的运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经济的失调情况。国家干预资本主义进一步如哈贝马斯所言发展成为成熟的国家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也出现了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停滞，经济负增长的情况。还有因为全球化的发展，国际产业分工的全球配置，使得一些国家的产业具有某种特别的偏向领域，甚至于某些区域变成了单纯对金融行业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相对过剩进而引发经济危机的危险性在信息技术的高度控制下被资本主义政府组织进行了大量的干预，使其破坏性和产生的社会不稳定程度有所下降，并且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转移。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机制需求，现在似乎出现一种无法满足的现象。科技的进步也可能进入了一种平台期的量的突破时期，并没有如同前几次科技革命时期那樣的变革力产生。
对于这些新情况，使得哈贝马斯的理论在实践层面可以得到探讨。哈贝马斯分析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两大特征科学技术化和国家干预，是一直存在的，而且由于国际社会经济实力的不断变化，出于对维护国家自身利益的考量，资本主义对经济领域的调整和科技交流的干预愈加严重。由于行政系统的干预，使得科技壁垒的增强，限制了一定范围内的科技交流，阻碍某些核心领域的建设性沟通和科学合作。这会不利于国际经济社会的良好发展，不利于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提升。对新的隐形的意识形态性的阐述是值得注意的。在信息技术运用的如此普及的情况下，每个人或被动或主动进入了信息的无限交互时期，信息的更新速度，容量的乘数级增长，使得每个人获得了信息带来的便利，同时也被信息增长的无限化所影响。数字、文字、图片、视频等各类素材在各大内容平台，各个国家地区的互动传播，对社会大众会在思想意识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国际竞争的加剧，为追求策略的最优化，效益的最大化，必然带来科学化模式的盛行。这些情况，带来了是对科学技术的广泛认可;但是其所负载的意识，是更加广泛的，更加难以抗拒的，更加符合物质追求的。科技发展使得经济部门之间关系分化，普通工人和高级工作人员在社会整体地位上有了较大差异，特朗普政府致力于对美国工业的重建，实现制造业的回归，就是为了对普通工人的就业状况做以改善，提升美国的制造工业。哈贝马斯对西方国家所表现的阶级对立潜伏化，各社会集团的对等化分析，表达了那种冲突领域从社会的和经济的阶级范围转移到了没有特权的生活领域内。美国的种族冲突就是明显的例子。现在的种族不平等情况在美国社会中依然是一个问题，美国2020年的乔治·佛洛伊德事件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各类事件的发展，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并没有很大威胁，哈贝马斯的判断是值得借鉴的。哈贝马斯对在共识基础上的交往来使得社会合理化的思想也是有深远意义，可以适用于个人之间，也是适用于社会各集团之间。 4.2对我国新阶段科技发展的启示
哈贝马斯对现代科学发展造成的实践问题高度警惕的态度启发我们：不能一直只沉浸在科技发展带来的丰富物质中，要对科技发展保持理性的审视，以不断的反思和开放的讨论限制科技的盲目发展，使科技发展的方向與人类的自由解放的目标相一致。
在我们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已得到共识。当前，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科学体制等都处于转型之中。要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就必然要把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全力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现阶段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而言，科技创新是首位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事关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美好社会基础条件，事关国际竞争的地位。但是对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需要加以注意。在极力建设一个现代化社会的过程中，必将面对一个物化的与异化了的世界。如哈贝马斯所言，科学模式对社会自我理解的代替，人的自我物化对人的自我理解的代替。环境污染、自然资源的枯竭、道德沦丧、人性的异化，网络虚拟世界对人主体性的影响等一系列问题，是需要关注的。我们需要在全社会培育一种适应全球化、现代化，规范化和科学化为特点的科技理性精神，同时努力减轻或规避科学技术在发展应用中产生的负面作用。当今世界许多问题的解决（贫困、饥饿、疾病、自然灾害）有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要做的是限制科学技术的非理性发展，以人类的整体利益规范引导科学的目标。对于技术理性在生活世界的过度发挥需要加以限制，对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需要增强人对自由和意义的追求。不仅是对哈贝马斯的理性异化，科技异化的价值性借鉴，也是对韦伯的自由与意义丧失问题的借鉴。
对科技异化而言，哈贝马斯坚持在对话的基础上达成科学共识的方法值得我们借鉴。哈贝马斯提出了用交往理性消解以科学技术为代表的工具理性的异化作用。我们需要在科学技术发展中进行哈贝马斯式的对话，在科学专家与公众之间、科学家之间、科学家与政府之间、公众与公众之间倡导平等的科学交往，就科学技术发展达成共识，保证科学技术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进步。从某种意义上说，科技的发展已经深入我们的生活方式之中，我们处于一个智能化的世界。信息技术的发展，万物互联，云服务和云存储的大数据时代，信息生产、交换无限化。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无时不在，人们在虚拟世界中进行的是真实的交往，这种交往客观上使人与人的直接交往被弱化，人们的主体性逐渐丧失;转基因食物已经被人们销售食用，传统的伦理道德面临挑战，人类的生存与科学的进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我们需要对学科进行融合，使得技术和人文相结合，反思我们的自身，探寻我们的未来，赋予我们生存的意义，追求人类的解放，自由全面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李黎，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责编：赵露）
作者简介：唐浩东（1992—），男，陕西宝鸡人，硕士，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
关键词：哈贝马斯;科技批判;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21）03-0006-05
哈贝马斯运用社会分析的新坐标系-劳动和相互作用-对社会合理性问题进行了研究。哈贝马斯提到马克斯·韦伯把合理化表示为，理性决断标准扩大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中[1]。目的理性活动包含了社会活动中的工具方法的运用，居民生活方式的选择。社会的合理化过程和科技进步的制度化相联系。科学和技术不仅提升生产力水平，而且将其技术化的模式扩展到社会领域，使得社会制度发生变化，旧的合法性失去效力，使得技术本身成为新的合法性基础。哈贝马斯根据晚期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提到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并且说明了科技具有的隐形的意识形态性。哈贝马斯在他所划分的三种兴趣对应的三种科学中谈到，经验分析的科学主要是指自然科学，其中也包含一部分主要运用技术规则的社会科学，这类科学的目的在于控制和利用自然。这一目的决定了这种科学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性的作用。同时“经验分析的科学”也带来了相应的社会影响，使得科技变成了第一生产力，同时其也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性。
1科学技术的社会合理化
对于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的分析，法兰克福学派成员有过众多的研究，尤其是哈贝马斯和马尔库塞在科技意识形态的部分有许多论述。
1.1技术的支配性
马尔库塞提到，政治权力在不断扩张，把一切文化领域囊括自身。而这种政治权力的合法性的基础是技术的力量;技术也给人的不自由提供了合理性。技术设备扩大了舒适生活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人们对它形成了依附关系。科学和技术的合理性中内含有一种支配性。科学技术的理念是对确定性的把握，在社会中，这种理念由于实际的需要，而被广泛发挥。人们加强了对自然的控制同时在社会中也增强了对人的行为的影响，这两者也是相互联系的。人们使用科技来发现自然规律，进而控制自然因素。人们创造了强大的技术设备，这些设备在生产领域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生产出了丰富的产品，使得人们的物质生活更加舒适。但是，同时人们也相应的依赖于这些技术设备了，某种程度上，科技思想也使得人的生活变得技术化。科学将获得根本不同的自然概念，并确认根本不同的事实。根本不同的原因在于科学在一个根本不同的经验联系中得到发展，在一个和平的世界的经验联系中得到发展。技术规则一定程度上规定活动的结构。技术进步的逻辑同劳动的结构相一致。在人们进行自由交往，并且从他人身上认识自己，获得自我的主体性的时候，自然也可以成为人们相互交往的主体。技术的选择同相互作用联系在一起，现代科学是对他在技术上的使用富有责任的科学。现代科学进步的结构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引导它发展的价值改变了，变成了一种可以运用技术手段解决的任务。而合理性本身的标准没有变，技术可以增加人的弱点，又可以增加人的力量。人创造了技术设备，又依附于技术设备。马尔库塞的观点是有合理性的，科技思想不仅产生了技术设备，使得人的生活得到改善，也使得人的生活变得技术化，也是对人的本质意义的损害。
马尔库塞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领域，技术作为一种生产力，具有批判和辩护的双重性。对生产关系来说，技术对它既有批判性，也有辩护性。技术展现出生产关系那种不合适社会发展要求的方面;技术也表现出那种过时的生产关系在历史上作为一个合法的制度框架，有其存在的权利。面对出现问题，运用技术手段可以得到解决。从政治方面来说，技术生产力本身变成了新的合法性基础，它所发挥的社会作用不是对生产关系，有效的合法性进行批判的基础了。也就是说科学技术成了新的合法性的基础。生产关系成了技术上必要的组织形式。他认为技术本身具有两重性，这种看法很容易导致对技术的过度批判，技术的运用中人还是主要因素。
1.2社会的合理化
“科学技术的合理性也就表现为目的理性活动系统中的合理性，它正在扩大成为生活的方式，成为生活世界的“历史的总体性”。”哈贝马斯认为以前的社会学家和韦伯都是想用那些概念来把握科技进步对现代化过程中的制度框架的影响。哈贝马斯在这里是从劳动和相互作用来出发的。他认为劳动和目的理性的活动是一致的，本质就是工具的活动和合理的选择。工具活动的理论基础是经验知识，就是把可以运用的合法的和不合法的方法手段组织起来。合理选择的理论基础是分析的知识，以获得好的评价为主导进行的行为选择。分析的知识就是一些社会的普遍规范和那种指导优先选择的价值。相互作用是以语言符号为媒介的交往活动。这种活动是需要按照社会普遍承认的社会规范来进行。因为这些社会规范是被两个的以上的主体所理解和认可的，包含着那些主体间相互的行为期待。技术规则的有效性来自于经验上是真实可行的成功的，分析上是正确的行为的有效性。社会规范的有效性来自于主体间对彼此的意图相互理解的，对行为有导向作用的谅解的主体通性的有效性之中。社会规范的“合理性”是实现人的解放，自由交往活动的扩大;技术规则的“合理性”是生产力的提高，技术控制力量的扩大。这里对科学技术在社会中的合理化的分析是很有意义的，劳动和相互作用的区分，成为了新的社会分析体系，对社会的活动进行了划分，对社会在不同方面的发展方向进行了预测。
1.3科技进步的制度化
早期的文明社会是以农业和手工业作为主要的经济基础，其对技术的发展和组织的改进有限度的。神话、宗教或形而上学对整个宇宙和社会现实所做的解释是传统社会制度框架合法性的基础的，这种合法性是毋庸置疑的。这表现出了传统社会制度框架的“优越性”在于，目的理性活动子系统的进步保持在社会文化传统的合法的有效的范围内，就不会危害到传统社会的制度框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使它的经济制度具备了一种尽管不是没有危机、但从长远看却能使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的有机规律。在世界历史上，那种通过自行调节的经济增长机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被制度化了。生产力不断发展，使得目的理性子系统不断发展，在社会层面对宇宙和现实根据新的社会阶级利益要求形成了新的解释，这种解释使得传统社会的合法性成了问题，由此社会也就进入了现代化的过程，同时制度框架的结构由于生产力的变化而被动适应。就是目的理性活动子系统的不断发展使统治的合法性的形式发生了变化。特征是语言合理性（传统社会文化价值，正义和自由，权力和压迫，幸福和满足，贫困和死亡;胜利和失败，爱和恨，解放和罚入地狱）和目的合理性（工具活动，战略活动）相对立。在向现代化社会前进的时候语言的合理性和目的的合理性相对立，语言的合理性是和交往活动相联系的。资本主义的合法性是技术生产力提供的，是基于劳动的根基。不再是来自于那种神话、宗教或形而上学对宇宙和社会现实所做的解释。技术生产力由于其具有的两重性，既对传统社会的合法性提出了问题，也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的合法性。资本主义和以前的生产方式相比，它的优势在于建立了一种能使生產力持续发展的经济机制，也是使得目的理性活动子系统持续发展。技术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会使目的理性活动子系统产生新的合理性要求，而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需要能够与它相适应，这就需要一种经济的合法性基础被包含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随着劳动力和商品在不同地区之间的流通的制度化，这种适应性的压力不断的通过技术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还俗现象，在普遍化的这个阶段上，表现为传统精神失去了统治的力量，转变成了一种信仰和规范。传统的统治合法性被意识形态所代替。这种意识形态代表了现代科学，它存在的合法权利是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中获得的。如此现代科学就成了现代社会的统治合法性基础了。现代科学按其形式是技术上可能使用的知识。科技进步被资本主义制度化，使得技术生产力不断发展，进而产生了那种社会的适应压力。 2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
早在19世纪末期，马克思就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并认为科学技术进步蕴含着实现人类解放的巨大潜力。哈贝马斯指出，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生产者通过利用新的技术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社会动力一直存在，但是那时科学发展水平有限，并且和技术的关系不是那么密切;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只有零散的、小规模的发明和创造，这些低层次的发明与创造对社会生产力的提升是有限的，这些发明创造大多处于自发组织的阶段。随着现代科学的巨大进步，技术的发展大大提升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率，原来缓慢、自发状态的技术创新发生了变化。国家投资的大型研究项目日益增加、大型企业投入巨资进行新技术研发。科学、技术及其应用结合成了一个有机动态的体系。它们彼此促进，极大释放了科学中蕴含的技术潜力，使得科学技术成为了生产力体系的主要部分。
在哈贝马斯看来，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生产力性质和作用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由科技的发展程度决定的，生产力的提高依赖于科技进步;生产关系的变革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不再是主要的了，生产力也不能继续成为对生产关系批判的基础了，而且它已经变成了新的合法性基础;生产力不能成为人类解放的内在动力了。晚期资本主义阶段，国家运用行政权力强化对市场经济的规划、引导和管理，对市场经济过程实施持续的调节，从而使生产关系不再阻碍生产力的进步。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阶段的生产方式不仅具有生命力，而且还具有两种优势：一是生产力能够在它所构建的经济运行机制内得到连续的发展;二是它所构建的经济运行机制的合法性能使政治系统与不断发展的生产力的要求相适应。生产关系成为了技术上必要的组织形式。
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具有两种明显的发展趋势，第一是国家干预活动增加了，国家干预是为了解决经济失调问题，保障制度的稳定性。社会经济的发展依赖于国家的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的运用。社会的制度框架政治化了，政治不再只是一种上层建筑了，它和经济社会相融合。社会不再是独立的了，这种独立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内容，经济社会依靠自行的调节维持自身的发展，进而成为了国家的经济基础。这里经济处于一种独立的状况，哈贝马斯认为一旦国家干预增加，破坏了这种独立性，资本主义社会就不再是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的那种形式，也就不能再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来研究。国家干预的进行会破坏公平交换的理念，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就是经济领域的自由交换，这就会使得这种意识形态的力量面临丧失的危险。传统的合法性丧失了力量，并且由于基本权利和普选机制的存在而变为不可能，需要一种新的合法性。自由交换的意识形态被补偿纲领所代替，补偿纲领依据的是国家活动的社会后果。国家活动的目的在于维护经济的稳定发展。政治丧失了实践的目的，以解决技术问题为导向;主要功能在于消除社会中的功能失调，排除那些对制度具有危害的冒险行为。第二是技术和科学研究关系更加紧密，进而科学技术化，科学就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科学技术在生产领域的运用，科学化机械化自动化的设备使得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人的直接的物质生产劳动效率变得不那么重要了。随着大规模的工业研究的开展，科学与技术及其应用形成了一个体系。科学和技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日益融为一体，使得技术科学化。技术在社会“合理化”中成了技术规则形式的工具活动和战略活动的生产力。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创造了巨大的价值，但是科学技术本身运用技术设备来制造的过程是凝结了科学家和装备设计者的大量体力和脑力劳动，资本家用于购买技术装备的资本是一种固定资本，只在流通的过程中发生价值的转移，并没有在再生产中发生价值的增殖。剩余价值依然来源于劳动者的活劳动，可能不再是直接的生产流水线式的纯体力劳动，而是以设计维修和控制为体系的技术劳动为主。
3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性
科技进步制度化，技术生产力不断发展，在人们的意识中，劳动和相互作用的区别，不断在模糊化。科技进步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社会系统的发展，并且成了发展规律的代表。政治因为功能性的需要，必须运用社会规律。政治也变成了遵循科技进步的逻辑。技术统治成为隐形的意识形态，使得制度的合法性的得到加强，并且进入人们的意识中，扩大这种合法性力量。结果是社会的科学化代替了社会的自我理解;人的自我物化，代替了人的自我理解，那种理解是基于社会的生活世界。技术统治成为意识形态，为政治服务。这种政治执行技术使命、排除实践问题。工业发达的社会，不再是受规范指导的社会，而是一种被外部因素控制的社会。在人们的意识中，目的理性活动和相互作用的之间的区别消失了。技术和实践的差异消失了。技术统治的意识通过对这种的差异的掩盖表现出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力量。
哈贝马斯认为生产力不再是解放的潛力了，生产力的发展不会自然而然的带来制度框架的变化。似乎也可以说目的理性活动子系统的合理化不会自然而然带来制度框架的合理化。现代社会的发展标志就是目的理性子系统的合理化过程。传统的制度框架是建立在语言合理性上的，具有良好的制度优越性，拥有一种不可侵犯的特性。目的——手段的技术合理性是随着科技进步的制度化而不断发展。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意义是通过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而得到的。人类对自身生存的外部条件的控制权日益增加;制度框架在不同程度上对发展了的目的理性活动系统的被动适应，是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两个主要因素。目的理性活动是对社会发展的主动适应，制度框架是对目的理性活动的被动适应。制度框架的变化，是直接或间接地归因于技术或战略在生产、交往、军事等领域中的改进。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掩盖着那种被动适应和主动适应之间的不协调状态。把制度框架的被动适应转化成对社会发展和目的理性活动子系统的主动适应，进而可以改变社会的结构，控制社会的发展。因而必须有两种合理化形式，目的理性系统的合理化和制度框架的合理化，且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取代制度框架层面的合理化。交往是合理化赖以实现的手段。目的理性系统的合理化是，对自然和社会的技术支配力量的加强。制度框架的合理化，表现为社会规范的合理化，首先是通过对人们生活的限制程度的弱化，提高人们对社会角色差异的接受程度;其次是，提供给人们更多的表现自己个性的机会;最后是尽可能接近那些可以进行反思的规范。技术上的超额潜力被充分利用会导致经济-工业设备的改进，但是，并不会必然导致制度框架带有解放性的改变。生产力的限制因素被排除，生产力会获得发展，但生产关系表现为一种技术上必要的组织并不能完全因此而被改变。 “意识形态”原本是启蒙运动中的一个概念。是指用来解释观念的学说和关于人的心灵、意识和认识的全部科学。哈贝马斯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范畴开始谈论新意识形态的问题。哈贝马斯认为，阶级斗争的形成是基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阶级对抗的公开化和扩大化，会危害制度的稳定。为了减小这些危害，维护制度的有效性，需要平息阶级之间的冲突。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为了避免冲突的发生，采用了一种补偿政策，并且以此来获得群众的忠诚。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是基于一个阶级主体把另一个阶级主体看做和自己相等同的社会集团。阶级对立潜伏化，各阶级之间的的特殊差别仍然以集团文化传统的形式继续存在。这些特殊的差异表现在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和政治观点上。阶级之间的冲突转变到了生活的领域。没有特权的集团所表现出来的潜力也发挥不了大的作用，他们的权力被剥夺了，生活变得贫困。但是不再是剥削了，因为这个社会制度的存在不再主要依靠他们的劳动。他们具有呼吁的性质，最多能代表过去存在剥削的阶段。他们不和特权集团结盟，就不能得到阶级斗争成功的机会。社会和经济的阶级对立将成为次要。
国家在一定程度上管理着的科技进步，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成了统治的合法性基础。这种新的合法性形式具有新的特征。首先，由于表现出了物质生活的丰富，失去了那些虚幻的迷惑人的力量;其次，它把科学塑造成了偶像，因而成为了隐形的意识形态，使其更加难以抗拒，适用的范围更加广泛。这种新的意识形态掩盖了实践问题，维护既定阶级的局部统治利益，破坏局部的解放需要，危害人类整体的利益。技术统治的意识不再有反思力量的产生，因为它表达的只是现实的需求。技术统治的意识建立的是一种新的剥削和压迫，旧的意识形态是对集体的压制，是一种迷惑人的力量。新的意识形态凭借巨大的物质基础，对人们的需求进行补偿，因此来获得人们对制度的忠诚。新的意识形态把那种对合法性进行辩护的标准同相互作用的规范相分离，把对合法性做辩护的标准变成了技术化的东西。同目的理性活动系统的功能联系起来了。在技术统治的意识中，是道德实践的排除。新的意识形态在合法性基础上使得人们不再关注政治实践问题。科学的理念在社会的生活世界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新的意识形态掩盖了实践和技术的差别。新的意识形态损害了实践的兴趣，而那种兴趣和人们的社会化相联系。人们的社会化基于日常的相互作用，在获得承认的斗争中通过语言的交往，形成对他人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进而获得自身的主体性，进而从自我的普遍性出发对社会化的得到共识的普遍性予以认可。这种兴趣和人们摆脱对对象化力量的依附的问题有关，但是其主要是维护和扩大那种指明行为导向的，谅解的主体通性。在哈贝马斯三种兴趣的划分中，这是社会文化领域中的实践的兴趣。在技术的兴趣为导向的科学下，对技术支配力量的不断扩大，使得这种兴趣也快消失了。这里涉及到哈贝马斯对科技意识形态的解决方案的探讨，后期的交往行为理论也是以这些问题为出发点。
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隐形的意识形态。科技发展带来的物质丰富和生活的改善改变了人们所关注的问题，人们关心科技如何对他们生活的改善，如何满足他们的各种需要和欲望，人们变得很少关心政治实践、也不再对社会进行反思。新的隐形的意识形态，其特点主要是一种非直接的统治，能极大满足人们的物质化需要，其意识形态性内蕴于科技的发展中;取代了原来的意识形态依靠制造幻想、蛊惑和宣传对人们的直接统治。其本质是技术理性在劳动和社会领域中扩张，带来政治技术化，社会生活技术化，人自身的技术化趋势。
4实践意义
哈贝马斯对科学技术的分析，对解放途径的探讨，对社会形态和资本主义的探讨在当前西方社会仍然是具有合理性的。这里结合当前世界情况和我国新阶段的科技发展，对其理论的实践方面进行探讨。
4.1当代世界资本主义新情况的分析把握
当前正处于国际社会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后期，西方国家的种族不平等问题依然存在。在美国总统大选中产生了一些社会两方对立的冲突，失业人数的激增，都是一些2020年的新情况。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科学化技术化程序化精确化的组织行为方式成为全球化市场经济竞争环境下，效益最大化的必然选择。科技领域的壁垒竞争不断增高，科学技术对现实世界的支配控制，对物质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影响，使得科技进步成为国际社会竞争主领域。现如今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依然可以看成是处于哈贝马斯所阐述的晚期资本主义时代，他们的经济行为会受到国际政治经济政策的影响。补偿纲领在各个国家和社会层面以多种方式出现，甚至于疫情特殊时期对全社会直接以金钱福利来补偿。政治上的社会经济政策的干预作用更大了，通过各类货币经济财政政策的运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经济的失调情况。国家干预资本主义进一步如哈贝马斯所言发展成为成熟的国家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也出现了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停滞，经济负增长的情况。还有因为全球化的发展，国际产业分工的全球配置，使得一些国家的产业具有某种特别的偏向领域，甚至于某些区域变成了单纯对金融行业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相对过剩进而引发经济危机的危险性在信息技术的高度控制下被资本主义政府组织进行了大量的干预，使其破坏性和产生的社会不稳定程度有所下降，并且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转移。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机制需求，现在似乎出现一种无法满足的现象。科技的进步也可能进入了一种平台期的量的突破时期，并没有如同前几次科技革命时期那樣的变革力产生。
对于这些新情况，使得哈贝马斯的理论在实践层面可以得到探讨。哈贝马斯分析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两大特征科学技术化和国家干预，是一直存在的，而且由于国际社会经济实力的不断变化，出于对维护国家自身利益的考量，资本主义对经济领域的调整和科技交流的干预愈加严重。由于行政系统的干预，使得科技壁垒的增强，限制了一定范围内的科技交流，阻碍某些核心领域的建设性沟通和科学合作。这会不利于国际经济社会的良好发展，不利于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提升。对新的隐形的意识形态性的阐述是值得注意的。在信息技术运用的如此普及的情况下，每个人或被动或主动进入了信息的无限交互时期，信息的更新速度，容量的乘数级增长，使得每个人获得了信息带来的便利，同时也被信息增长的无限化所影响。数字、文字、图片、视频等各类素材在各大内容平台，各个国家地区的互动传播，对社会大众会在思想意识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国际竞争的加剧，为追求策略的最优化，效益的最大化，必然带来科学化模式的盛行。这些情况，带来了是对科学技术的广泛认可;但是其所负载的意识，是更加广泛的，更加难以抗拒的，更加符合物质追求的。科技发展使得经济部门之间关系分化，普通工人和高级工作人员在社会整体地位上有了较大差异，特朗普政府致力于对美国工业的重建，实现制造业的回归，就是为了对普通工人的就业状况做以改善，提升美国的制造工业。哈贝马斯对西方国家所表现的阶级对立潜伏化，各社会集团的对等化分析，表达了那种冲突领域从社会的和经济的阶级范围转移到了没有特权的生活领域内。美国的种族冲突就是明显的例子。现在的种族不平等情况在美国社会中依然是一个问题，美国2020年的乔治·佛洛伊德事件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各类事件的发展，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并没有很大威胁，哈贝马斯的判断是值得借鉴的。哈贝马斯对在共识基础上的交往来使得社会合理化的思想也是有深远意义，可以适用于个人之间，也是适用于社会各集团之间。 4.2对我国新阶段科技发展的启示
哈贝马斯对现代科学发展造成的实践问题高度警惕的态度启发我们：不能一直只沉浸在科技发展带来的丰富物质中，要对科技发展保持理性的审视，以不断的反思和开放的讨论限制科技的盲目发展，使科技发展的方向與人类的自由解放的目标相一致。
在我们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已得到共识。当前，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科学体制等都处于转型之中。要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就必然要把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全力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现阶段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而言，科技创新是首位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事关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美好社会基础条件，事关国际竞争的地位。但是对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需要加以注意。在极力建设一个现代化社会的过程中，必将面对一个物化的与异化了的世界。如哈贝马斯所言，科学模式对社会自我理解的代替，人的自我物化对人的自我理解的代替。环境污染、自然资源的枯竭、道德沦丧、人性的异化，网络虚拟世界对人主体性的影响等一系列问题，是需要关注的。我们需要在全社会培育一种适应全球化、现代化，规范化和科学化为特点的科技理性精神，同时努力减轻或规避科学技术在发展应用中产生的负面作用。当今世界许多问题的解决（贫困、饥饿、疾病、自然灾害）有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要做的是限制科学技术的非理性发展，以人类的整体利益规范引导科学的目标。对于技术理性在生活世界的过度发挥需要加以限制，对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需要增强人对自由和意义的追求。不仅是对哈贝马斯的理性异化，科技异化的价值性借鉴，也是对韦伯的自由与意义丧失问题的借鉴。
对科技异化而言，哈贝马斯坚持在对话的基础上达成科学共识的方法值得我们借鉴。哈贝马斯提出了用交往理性消解以科学技术为代表的工具理性的异化作用。我们需要在科学技术发展中进行哈贝马斯式的对话，在科学专家与公众之间、科学家之间、科学家与政府之间、公众与公众之间倡导平等的科学交往，就科学技术发展达成共识，保证科学技术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进步。从某种意义上说，科技的发展已经深入我们的生活方式之中，我们处于一个智能化的世界。信息技术的发展，万物互联，云服务和云存储的大数据时代，信息生产、交换无限化。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无时不在，人们在虚拟世界中进行的是真实的交往，这种交往客观上使人与人的直接交往被弱化，人们的主体性逐渐丧失;转基因食物已经被人们销售食用，传统的伦理道德面临挑战，人类的生存与科学的进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我们需要对学科进行融合，使得技术和人文相结合，反思我们的自身，探寻我们的未来，赋予我们生存的意义，追求人类的解放，自由全面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李黎，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责编：赵露）
作者简介：唐浩东（1992—），男，陕西宝鸡人，硕士，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