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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夜寻母
这是5月中旬的一天。一大早,母亲又要出去玩,孙玉晴做好饭菜,放在电饭煲里保温,出门前她叮嘱母亲肚子饿了就回家吃饭,不要走太远。可母亲照例是不耐烦地嫌她啰嗦。孙玉晴匆匆出门,从西北工业大学长安校区赶到友谊西路校区听学术讲座。
听了一会儿讲座,孙玉晴给母亲打电话,母亲说在外边;午饭时,孙玉晴打电话,母亲还在外边;下午再打电话,母亲不接了。讲座结束,孙玉晴飞速赶回长安校区,电话终于打通了,刚舒口气,她又紧张起来,电话那头母亲说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孙玉晴急得要命,她让母亲把手机给路人,对方说了一通方言,孙玉晴只听懂一点,大概知道母亲是在十几里路外。“妈妈的精神状态不好,但是又不能把她关在家里,所以走丢是常有的事情。”孙玉晴说,“当时我很着急,只能让妈妈在原地不要动,等我过去。”
夜幕悄悄降临,孙玉晴骑着自行车,抓着一点点的线索,沿路寻找母亲。天越发黑,能問路的人很少,更急人。找了一个多小时,她终于看到母亲在路边翘盼的身影。孙玉晴把母亲送上公交车,又拜托司机照看母亲下车,自己骑上车往回赶。
从门卫那里接回母亲进家已经快十点了,她马上开始做晚饭,饭后给母亲洗脚让她睡下。孙玉晴才感到又乏又累,但仍坚持学习到凌晨一点。
在孙玉晴和母亲的生活中,相似的情节经常上演。78岁的母亲精神状态不好,脑筋糊涂,却在家里待不住,早晨五六点就起床要出门玩,拦也拦不住。但她经常迷路,走丢几次后,孙玉晴给母亲买了手机,并在她兜里放上写有信息的小纸条,即使这样,还是不时得出去把她找回来。
“任性”一次
1991年,出生不久的孙玉晴被遗在湖北随州市火车站,64岁的孙希贤和52岁的吴世菊膝下无子,把她抱回了家。养父孙希贤是小学教师,每月工资仅50元,没有工作的养母吴世菊靠养猪、收废品补贴家用,一年四季她都要到池塘捞水草做饲料,冬天池水刺骨寒冷。患有严重风湿病的养父一瘸一拐地到十几里外的回收站卖废品。懂事的小孙玉晴知道父母不容易,放学后就跟母亲一起分捡废品,她最开心的事是为父母做饭、捶背、洗衣服。
2010年,孙玉晴高考前夕,养父突然瘫痪,不久去世。孙玉晴对养父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一定会好好学习,把妈妈照顾好。”那一年,养父84岁,孙玉晴19岁。父亲去世的打击让孙玉晴高考发挥失常,只过了专科线,进入湖北文理学院。
进校后孙玉晴即准备专升本,“有人说专升本比考研还难,我不信,我一定要做到。”她每天六点准时在校园晨读,晚上在教室自习到最后。
2013年,孙玉晴成功通过专升本,进入湖北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英语翻译专业。她过了英语专业八级,总是班上第一,光奖学金就拿了4万多元。
为了求学和抚养母亲,除了奖学金,孙玉晴办理了助学贷款,并兼职打工。她在学校食堂的兼职做了一年,后来把兼职集中在了周末,周六一天接三个家教任务,周日去培训机构做兼职。寒暑假在家附近做兼职老师,还接一些翻译的活儿。孙玉晴省吃俭用,把大部分钱寄给母亲。
大学期间,她每天给家里打电话,每两个星期回家一次,火车票装满一抽屉。每次母亲生病,孙玉晴都请假回家照顾,母亲出院前,她一定收拾好家里,准备好饭菜,跟左邻右舍都交代了才回学校。
本科毕业时,看着日渐衰老的母亲,孙玉晴决定陪76岁的母亲完成心愿,到北京看看毛主席。为此,孙玉晴筹划了很久,她拿出积攒的奖学金,挤出更多时间打工。孙玉晴带母亲去了天安门、故宫、圆明园等地,母女俩在北京第一次坐缆车、第一次坐游船、第一次上长城。母亲最想参观毛主席纪念堂,看到毛主席遗像的那一刻,母亲身子晃了一下,紧紧抓住孙玉晴的手。“看到妈妈的反应,我知道我是对的,值得!”在北京的4天花了3500多元,是她这辈子最“任性”的一次。
助我助人
本科毕业典礼上,孙玉晴作为学生代表上台接受党委书记颁发的优秀毕业生证书,这一次,她也带着母亲。和女儿一起走上台时,母亲的眼眶湿润了。
2016年,孙玉晴考取西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在学校和学院的关心和帮助下,孙玉晴硕士期间的学费得到减免,并解决了母亲的住宿。10月,孙玉晴把母亲接到学校。
对养父的承诺,孙玉晴一直牢记心中。在勤奋学习的过程中,她对教育越来越感兴趣,确定老师为自己的职业目标,还想多做公益教育方面的事情,“走到今天,很多老师给了我很多帮助,我也想做同样的事情,去引导和影响我的学生。”目前,她和几个同学发起了“毅达教育”创业项目,整合高校(只针对在校大学生)的家教资源,开发包括在线直播的APP软件,一方面为学校的学生提供兼职机会,另一方面让周边的中小学生找到专业的辅导。他们积极跟有经验的团队和老师取经,交流创业想法,已经成功申请了学校的创业基地,筹备入驻中。
这是5月中旬的一天。一大早,母亲又要出去玩,孙玉晴做好饭菜,放在电饭煲里保温,出门前她叮嘱母亲肚子饿了就回家吃饭,不要走太远。可母亲照例是不耐烦地嫌她啰嗦。孙玉晴匆匆出门,从西北工业大学长安校区赶到友谊西路校区听学术讲座。
听了一会儿讲座,孙玉晴给母亲打电话,母亲说在外边;午饭时,孙玉晴打电话,母亲还在外边;下午再打电话,母亲不接了。讲座结束,孙玉晴飞速赶回长安校区,电话终于打通了,刚舒口气,她又紧张起来,电话那头母亲说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孙玉晴急得要命,她让母亲把手机给路人,对方说了一通方言,孙玉晴只听懂一点,大概知道母亲是在十几里路外。“妈妈的精神状态不好,但是又不能把她关在家里,所以走丢是常有的事情。”孙玉晴说,“当时我很着急,只能让妈妈在原地不要动,等我过去。”
夜幕悄悄降临,孙玉晴骑着自行车,抓着一点点的线索,沿路寻找母亲。天越发黑,能問路的人很少,更急人。找了一个多小时,她终于看到母亲在路边翘盼的身影。孙玉晴把母亲送上公交车,又拜托司机照看母亲下车,自己骑上车往回赶。
从门卫那里接回母亲进家已经快十点了,她马上开始做晚饭,饭后给母亲洗脚让她睡下。孙玉晴才感到又乏又累,但仍坚持学习到凌晨一点。
在孙玉晴和母亲的生活中,相似的情节经常上演。78岁的母亲精神状态不好,脑筋糊涂,却在家里待不住,早晨五六点就起床要出门玩,拦也拦不住。但她经常迷路,走丢几次后,孙玉晴给母亲买了手机,并在她兜里放上写有信息的小纸条,即使这样,还是不时得出去把她找回来。
“任性”一次
1991年,出生不久的孙玉晴被遗在湖北随州市火车站,64岁的孙希贤和52岁的吴世菊膝下无子,把她抱回了家。养父孙希贤是小学教师,每月工资仅50元,没有工作的养母吴世菊靠养猪、收废品补贴家用,一年四季她都要到池塘捞水草做饲料,冬天池水刺骨寒冷。患有严重风湿病的养父一瘸一拐地到十几里外的回收站卖废品。懂事的小孙玉晴知道父母不容易,放学后就跟母亲一起分捡废品,她最开心的事是为父母做饭、捶背、洗衣服。
2010年,孙玉晴高考前夕,养父突然瘫痪,不久去世。孙玉晴对养父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一定会好好学习,把妈妈照顾好。”那一年,养父84岁,孙玉晴19岁。父亲去世的打击让孙玉晴高考发挥失常,只过了专科线,进入湖北文理学院。
进校后孙玉晴即准备专升本,“有人说专升本比考研还难,我不信,我一定要做到。”她每天六点准时在校园晨读,晚上在教室自习到最后。
2013年,孙玉晴成功通过专升本,进入湖北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英语翻译专业。她过了英语专业八级,总是班上第一,光奖学金就拿了4万多元。
为了求学和抚养母亲,除了奖学金,孙玉晴办理了助学贷款,并兼职打工。她在学校食堂的兼职做了一年,后来把兼职集中在了周末,周六一天接三个家教任务,周日去培训机构做兼职。寒暑假在家附近做兼职老师,还接一些翻译的活儿。孙玉晴省吃俭用,把大部分钱寄给母亲。
大学期间,她每天给家里打电话,每两个星期回家一次,火车票装满一抽屉。每次母亲生病,孙玉晴都请假回家照顾,母亲出院前,她一定收拾好家里,准备好饭菜,跟左邻右舍都交代了才回学校。
本科毕业时,看着日渐衰老的母亲,孙玉晴决定陪76岁的母亲完成心愿,到北京看看毛主席。为此,孙玉晴筹划了很久,她拿出积攒的奖学金,挤出更多时间打工。孙玉晴带母亲去了天安门、故宫、圆明园等地,母女俩在北京第一次坐缆车、第一次坐游船、第一次上长城。母亲最想参观毛主席纪念堂,看到毛主席遗像的那一刻,母亲身子晃了一下,紧紧抓住孙玉晴的手。“看到妈妈的反应,我知道我是对的,值得!”在北京的4天花了3500多元,是她这辈子最“任性”的一次。
助我助人
本科毕业典礼上,孙玉晴作为学生代表上台接受党委书记颁发的优秀毕业生证书,这一次,她也带着母亲。和女儿一起走上台时,母亲的眼眶湿润了。
2016年,孙玉晴考取西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在学校和学院的关心和帮助下,孙玉晴硕士期间的学费得到减免,并解决了母亲的住宿。10月,孙玉晴把母亲接到学校。
对养父的承诺,孙玉晴一直牢记心中。在勤奋学习的过程中,她对教育越来越感兴趣,确定老师为自己的职业目标,还想多做公益教育方面的事情,“走到今天,很多老师给了我很多帮助,我也想做同样的事情,去引导和影响我的学生。”目前,她和几个同学发起了“毅达教育”创业项目,整合高校(只针对在校大学生)的家教资源,开发包括在线直播的APP软件,一方面为学校的学生提供兼职机会,另一方面让周边的中小学生找到专业的辅导。他们积极跟有经验的团队和老师取经,交流创业想法,已经成功申请了学校的创业基地,筹备入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