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的厕所是一个迷人的地方，至少按我12岁儿子的说法是这样的。他每天放学回家都会讲当天的厕所见闻。“今天王伟霆给了我一袋辣条，我们在厕所里吃完了。”“今天有同学在厕所卖卡牌，第五人格的金皮。”“今天课间的时候和孙坤麒摔跤，我终于掌握了对付他的方法。坐到他身上，用我的吨位来压制他。”
　　“下课不是不许打闹吗？”我问。“是在厕所里，老师看不见。厕所是我们的领地，我们什么事都在厕所里做。”
　　日本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河合隼雄曾说过一句话，大概意思是：孩子就是在大人看不到的地方，干着坏事长大的。这么来看，学校的厕所或许有超出它日常功能外的意义。尤其是现在，很多城市里的学校怕孩子奔跑打闹引发意外，规定了课间不许打闹、不许奔跑，甚至走廊里印上了脚印，引导孩子按照脚印亦步亦趋进出。厕所就成了孩子们（尤其是男孩）小规模撒野的“法外之地”，一个暂时逃离监管、释放压力的地方。
　　但成年人看不见的角落，也可能变成一个很危险的地方。2019年，14岁少年蒋麒从湖南一所乡村学校转到了附近城里的中学，发现新学校的厕所很不一样：里面总是很拥挤，不少同学在厕所里抽烟，上厕所都很难找到位置。这些躲在厕所里抽烟的孩子，是学校里的“社会人”。每个班上大概都有十来个这样的同学，他们上课睡觉，玩手机游戏，聊天，欺负同学，常常在学校里宣扬要打某个人。打人的理由很多，也很琐碎。聊天时意见不合，对他们的态度表现得不够谦卑，甚至和他们眼神相对，都可能被解读为挑衅，收到这些人“约架”的战书。这是他们树立自己权威的一种方式，也是校园霸凌的一个表现，“约架” 的地点常常就是学校厕所。校园霸凌的形式有很多种，孤立、谩骂、戏耍、羞辱，程度各有不同。但收到“约架”的战书，通常意味着校园霸凌已经到了很危险的暴力级别。
　　蒋麒入校两个月后，也被这样叫进厕所，遭受了一次群殴。原因是他刚到新学校，课间常常趴在教室外的栏杆上四处张望，被一位“校霸”认为是挑衅。蒋麒曾想过用一些办法来避免冲突：比如说好话道歉，解释自己只是对新学校好奇，没有挑衅的意图;再比如买烟赔罪，但因为他一天的零花钱只有7块，只买得起一包7块的“红旗渠”，而这些学校里的“社会人”平常大多抽10块的金白沙，他最终没能逃过被两次殴打的命运。第二次，在被15名学生殴打的过程中，蒋麒拿出一把折叠刀胡乱挥舞，刺伤了3名围殴者。其中两人为重伤二级，另一人为轻微伤。因为故意伤害罪，他被警方羁押，进了看守所。
　　幸运的是，被羁押11个月后，2020年7月6日，当地法院一审判决蒋麒无罪。法院回溯了他入校后的经历，认为蒋麒遭遇的，是一起以多欺少、以众凌寡的校园暴力案件。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中，他始终处于种被动的、被欺凌的孤立无助状态。被十余人围殴时，蒋麒自卫造成实施欺凌的同学重伤，属于正当防卫。
　　但不是所有遭遇极端校园暴力的孩子都这么幸运。2014年4月30日，贵州瓮安四中初三学生陈泗翰在学校遭到同学殴打两次，放学后又被强行拉到校外“单杀”。陈泗翰被迫捏着同学给的一把卡子刀“应战”，刺死了霸凌他的同学。在打斗中，陈泗翰自己也身受重伤，并被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刑8年。2020年8月25日，当他假释出狱时，原来的同学们已经上大学了。
　　如何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陈泗翰感到很迷茫。即便是关押11个月后被判无罪释放的蒋麒，也需要一段不短的休整时间，才可能重新成为一名学生。而且，暴力已经在他的心里留下了阴影。直到现在，这位少年还是没有想明白，除了两败俱伤，这件事是否还有其他可能性？在接受我们记者采访时，这位少年愤怒地问：“政教处的老师一直在怪我为什么拿刀。十几个人要打我！他们受伤了是我的错，如果我被打死了是不是又变成了他们的错？”
　　这就是校园暴力的邪恶之处。它像从天而降的污黑雨水，滴落到某个孩子的身上，偷走他的成长时间，在他的生活和心里留下长久的阴影。什么样的孩子更容易被暴力选中？蒋麒的总结是：从外地来的新生，说话有明显口音，在学校里人生地不熟，或者成绩不好的，不受老师关注……但其实远不止这些。当我们把关于蒋麒的报道发表在杂志公号上以后，下面有很多读者留言，讲述了自己遭遇校园暴力的经过。他们中有男孩，也有女孩;有乡村学校的，也有城市里的;有成绩普通的，也有年级排名第一的。未成年人的暴力似乎没有章法，不成熟的心智让他们更容易发起攻击，甚至自己都说不清楚理由。一名参与殴打蒋麒的少年告诉我们的记者，他根本不认识蒋麒，参与打人只是因为这是自己朋友发起的，朋友让他帮忙，他便加入了，“我帮他， 以后他也会帮我”。
　　当遭遇校园暴力时，我们可以怎么办？
　　这个问题，让我想起自己做记者时曾经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有一年去青海三江源采访，草原上的牧民告诉我，他们生活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对付棕熊。棕熊是三江源荒原上体格最庞大的动物，性格暴躁，不仅袭击家畜，闯入人的住宅找寻食物，近些年还传出攻击人致死的事情。如果在草原上碰到一只棕熊，到底怎样应对可以脱险？牧民们目前的经验都没能提供一个可靠的办法。如果逃跑，会激发它追逐的兴趣。如果站着不动，又很有可能被它用类似“犀牛望月”的招式，反手一掌拍在脸上。如果先下手为强，棕熊硬厚的皮毛对枪击有较强的耐受力，不得要害的攻擊只会惹怒它，激发它的破坏力。因此，牧民们对棕熊又恨又怕，不知如何是好。
　　但在三江源做了多年研究的动物学者告诉我，棕熊之害其实是整个三江源生态链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随着青藏公路修通，沿线牧民逐步进入荒野深处，三江源地区人类的放牧区域从原来的2000多米逐渐上升到4000多米，进入了那些二三十年前仍为野生动物统治的区域。人类按照自己的想法重新规划荒原，修建围栏划分草场，毒杀鼠兔以免它们和牲畜抢夺牧草。这些活动都在阻断野生兽类的食物来源，造成野生兽类食物链断裂。要知道，看起来最不起眼的小鼠兔，实际上是棕熊最主要的食物。如果我们想让一头棕熊不要攻击人，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停止人类活动对生态链的破坏，把原来属于动物的草场、食物还给它们。
　　暴力就像是校园里的那只棕熊。它的出现，背后是一系列社会生态链的问题。每个参与校园暴力的孩子，背后大多有一个破碎、疏离的家庭。喜欢出手打人的孩子，通常也受到过不少来自成年人的暴力。被暴力攻击过的痕迹，变成愤怒的情绪，流淌到校园中更弱小的人身上。如果要减轻校园的暴力，除了加强校园内的行为管理外，或许更应该思考，如何规范成年人对未成年人的暴力。
　　但还是回到之前的问题，当校园里已经存在这只“棕熊”时，我们可以怎么办？按照牧民的忠告：首先，避开“棕熊”经常出没的地方，不遭遇是最好的。但如果避无可避时，可以做的或许是寻求成年人的帮助。“相信成年人”，这是一个艰难的，甚至我也犹豫过是否正确的说法。校园暴力盛行的地方，通常是因为那里的成年人没有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在孩子的眼里，他们不值得信任。可当暴力持续升级，到了不得不持刀面对的程度，求助成年人是比拿起刀“以暴制暴”更值得推荐的选择。相信老师有保证校园不被暴力污染的责任心，即便有一些老师表现过躲闪，表现过敷衍;相信自己的父母愿意保护自己的孩子，即便他们平时显得不那么耐烦，不那么细心;相信其他你觉得可以信任的成年人，因为和身陷暴力的孩子相比，成年人才是更有能力解决危机状况的人。
　　我们的记者采访完蒋麒的案子后，还去他的学校门口走访了一下。傍晚六点半正是放学时间，三四个男生走出校门，闪进了对面的石狮子旁。一名个子最高的男生抽出香烟分给同伴，几个人边抽烟边用本地方言聊天嬉笑。也许是看到石狮子后面飘出烟雾，校门口的值日教师往这边走了几步，伸着脖子喊高个男生的名字，男生赶忙把香烟扔在地上的积水里灭掉，从石狮子后伸出头回答：“我等着我爸来接我呢。”那些参与打人的学生也告诉记者，当他们计划打某个人时，尽量不让老师知道，因为那样会比较麻烦。成年人的知晓和干涉，让他们觉得实施暴力是一件成本很高的事情，多少会减低暴力的频率。当然，对成年人来说，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让孩子愿意相信你？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