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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几乎把所有的事情都当成了手段而不是本身即是目的时,他一定也把自己当成了手段
有学生写信给我,说他们对古文诗词吟诵方式之式微深感忧虑。在古代,吟诵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完善着人们对文章的认识,也承载着各种方言的变迁,并且具有独特的审美意义。吟诵是中国文人长久积存下来,留诸当世的财富,对语言学研究也有意义。
可是,随着掌握吟诵方法的老一辈学者的相继故去,能按照传统方式吟诵的人已经越来越少。据在上海图书馆、上海电台、唱片公司等处的调查,现存有关吟诵的图书与音像资料也相当有限。现在申报文化遗产和某些所谓文化明星的走红,后面都有经济利益在支撑。一些真正需要切实保护的传统文化,如吟诵却濒于灭绝。在忧虑之余,这些学生希望做些实事来改变这种状况,如写有关吟诵式微情况的报道,努力收集现存的图书音像资料,为想跟他们一样做出努力的人们提供线索。
在被他们的热情感动之余,我也提出我的一点困惑。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不亲力亲为,去跟掌握传统吟诵方法的人学习吟诵,以使它不致失传?这不是比收集有关的图书和音像资料更好、更有效、更容易做吗?毕竟只需要一个人有正常的语言能力就行了,不需要优美的嗓音和身段,更不需要金钱的支持,如学习传统戏曲那样。文化只有在人身上不断传承才能活下去,没有人去传承,它就死了。侥幸保存下来的物质资料只是死的文物,而不是活的文化。就像埃及博物馆中的古埃及的文物,保护得再好,也只不过是在提醒参观者,一个伟大的文明已经死去。这个道理太简单,为什么这些学生就想不到呢?
又在报上看到这样的报道:一所著名大学每年要开三四百场国际学术会议,平均每天一场有余。我办过会也开过这样的会,知道要召开这样一次国际学术会议所耗费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与会议收获往往不成正比。爱因斯坦曾庆幸他没有像他的有些同学那样毕业后留在大学里,被事务性的事情耗去许多时间和精力,因而能将精力和时间用在科学研究和思考上,从而取得了永垂青史的伟大成就。可今天的人们为什么如此热衷开会呢?开会也许可以起到学术交流的作用,但决不能产生伟大的学术成果,则是确定无疑的。真正的思想成就总是在忘我投入的努力中产生的,这不是什么深奥的道理,为什么人们还更愿意仆仆于赴会路上,交际于宾馆酒店内外,而难得“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呢?
这两件事似乎很不一样,但在其不太合乎目的理性的逻辑上,却颇为相似,并有其相似的深层原因,就是人们渴望被人知道和承認自己在做正当而有意义的事。个人去学吟诵不太会有人知道,当然也就没有“影响”;同样,召开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一个主要目的也是要让别人知道自己。小商贩靠吆喝,大商家靠广告,文化人就靠“扩大影响”。至于货色怎么样,越来越不重要,会吆喝就会有人光顾。然而,思想和文化的价值难道可以是用有多少人出席,或有多少人追捧来衡量的吗?
商人逐利,顾客越多越好,当然要鼓吹“喜闻乐见”就证明了价值,数量是硬指标、硬道理。可为什么立志保护传统文化的人,或从事科研学术工作的人,也开始作秀呢?毕竟让大家知道与否,与文化得到传承或学术有了进步,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从目的理性的逻辑,即“手段-目的”的逻辑考虑,保护传统文化的最适当手段,是大家去学习、了解和实践它,而不是收集图书和音像资料。推进科技学术最根本的手段,是在研究室和实验室里日以继夜、废寝忘食地思考和工作,而不是三天两头开会。可为什么连目的理性的逻辑都得让位给“影响”的逻辑呢?如果目的理性依然起作用的话,那就是目的已不是原来的目的了。让人知道或扩大影响才是目的,至于是否有助于原来的目的,那是次要的。但人们真的会相信宣传的就是真实的吗?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孔子当年曾对此生出无限感慨。可是在现代人看来,任何事物本身都没有价值,只有被众人知道并且认可才算是价值。这无形中成了现代人行动的一条潜规则。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祭孔者日多,遵孔者几希;弘扬者愈众,践履者绝迹。自我包装被作为一条必要的人生经验传授,埋头苦干已然成了不开窍的代名词。人们越来越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手段当成了目的。可是,当人们几乎把所有的事情都当成了手段而不是本身即是目的时,他一定也把自己当成了手段。当他自以为在为自己的目的努力时,其实是在浪费自己的生命。现代人生命悲剧的根源,即在于此。
有学生写信给我,说他们对古文诗词吟诵方式之式微深感忧虑。在古代,吟诵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完善着人们对文章的认识,也承载着各种方言的变迁,并且具有独特的审美意义。吟诵是中国文人长久积存下来,留诸当世的财富,对语言学研究也有意义。
可是,随着掌握吟诵方法的老一辈学者的相继故去,能按照传统方式吟诵的人已经越来越少。据在上海图书馆、上海电台、唱片公司等处的调查,现存有关吟诵的图书与音像资料也相当有限。现在申报文化遗产和某些所谓文化明星的走红,后面都有经济利益在支撑。一些真正需要切实保护的传统文化,如吟诵却濒于灭绝。在忧虑之余,这些学生希望做些实事来改变这种状况,如写有关吟诵式微情况的报道,努力收集现存的图书音像资料,为想跟他们一样做出努力的人们提供线索。
在被他们的热情感动之余,我也提出我的一点困惑。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不亲力亲为,去跟掌握传统吟诵方法的人学习吟诵,以使它不致失传?这不是比收集有关的图书和音像资料更好、更有效、更容易做吗?毕竟只需要一个人有正常的语言能力就行了,不需要优美的嗓音和身段,更不需要金钱的支持,如学习传统戏曲那样。文化只有在人身上不断传承才能活下去,没有人去传承,它就死了。侥幸保存下来的物质资料只是死的文物,而不是活的文化。就像埃及博物馆中的古埃及的文物,保护得再好,也只不过是在提醒参观者,一个伟大的文明已经死去。这个道理太简单,为什么这些学生就想不到呢?
又在报上看到这样的报道:一所著名大学每年要开三四百场国际学术会议,平均每天一场有余。我办过会也开过这样的会,知道要召开这样一次国际学术会议所耗费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与会议收获往往不成正比。爱因斯坦曾庆幸他没有像他的有些同学那样毕业后留在大学里,被事务性的事情耗去许多时间和精力,因而能将精力和时间用在科学研究和思考上,从而取得了永垂青史的伟大成就。可今天的人们为什么如此热衷开会呢?开会也许可以起到学术交流的作用,但决不能产生伟大的学术成果,则是确定无疑的。真正的思想成就总是在忘我投入的努力中产生的,这不是什么深奥的道理,为什么人们还更愿意仆仆于赴会路上,交际于宾馆酒店内外,而难得“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呢?
这两件事似乎很不一样,但在其不太合乎目的理性的逻辑上,却颇为相似,并有其相似的深层原因,就是人们渴望被人知道和承認自己在做正当而有意义的事。个人去学吟诵不太会有人知道,当然也就没有“影响”;同样,召开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一个主要目的也是要让别人知道自己。小商贩靠吆喝,大商家靠广告,文化人就靠“扩大影响”。至于货色怎么样,越来越不重要,会吆喝就会有人光顾。然而,思想和文化的价值难道可以是用有多少人出席,或有多少人追捧来衡量的吗?
商人逐利,顾客越多越好,当然要鼓吹“喜闻乐见”就证明了价值,数量是硬指标、硬道理。可为什么立志保护传统文化的人,或从事科研学术工作的人,也开始作秀呢?毕竟让大家知道与否,与文化得到传承或学术有了进步,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从目的理性的逻辑,即“手段-目的”的逻辑考虑,保护传统文化的最适当手段,是大家去学习、了解和实践它,而不是收集图书和音像资料。推进科技学术最根本的手段,是在研究室和实验室里日以继夜、废寝忘食地思考和工作,而不是三天两头开会。可为什么连目的理性的逻辑都得让位给“影响”的逻辑呢?如果目的理性依然起作用的话,那就是目的已不是原来的目的了。让人知道或扩大影响才是目的,至于是否有助于原来的目的,那是次要的。但人们真的会相信宣传的就是真实的吗?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孔子当年曾对此生出无限感慨。可是在现代人看来,任何事物本身都没有价值,只有被众人知道并且认可才算是价值。这无形中成了现代人行动的一条潜规则。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祭孔者日多,遵孔者几希;弘扬者愈众,践履者绝迹。自我包装被作为一条必要的人生经验传授,埋头苦干已然成了不开窍的代名词。人们越来越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手段当成了目的。可是,当人们几乎把所有的事情都当成了手段而不是本身即是目的时,他一定也把自己当成了手段。当他自以为在为自己的目的努力时,其实是在浪费自己的生命。现代人生命悲剧的根源,即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