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的短篇小说《新婚》发表在1986年第二期《鴨绿江》，并获得《小说月报》第二届优秀中、短篇小说奖。这篇作品距离浩然1959年12期《文艺红旗》（《鸭绿江》曾用名）发表的短篇小说《炊烟》有26年，尔后在《辽宁文艺》前大段时间的“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期间，也没有浩然的只言片语，好像这“一个作家”在辽宁就未曾出现过。
　　“文革”的辽宁与上海，遭受伤害深。上海《朝霞》丛刊、《朝霞》月刊和《辽宁文艺》无疑成了紧紧跟随政治形势的舆论阵地。常理说，既然能和“样板戏”并列，浩然在这些刊物上应该有“作品”，但是没有，一篇没有。我查阅了全部《朝霞》丛刊、《朝霞》月刊和《辽宁文艺》，没有。在我印象及和浩然的谈话中，未记得他用过笔名。不过，其他创作成就斐然的作家、诗人，在这几本刊物上倒有位置：任大霖、孙颙、钱刚、李瑛、贾平凹、胡万春、徐刚、余秋雨、王小鹰、赵丽宏、刘绪源、叶蔚林、陈思和、周涛、黄蓓佳、梅子涵、陆天明、孙绍振、古华、陆萍、刘心武……
　　我把他们的“作品”读作是特殊时期字词句章文字训练的一个程式，何况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所有声音自上而下发出，人，设身处地，应该人性地想。
　　此处空白彼处填补，浩然这“一个作家”并未“空白”。不完全统计，浩然1972年长篇小说《金光大道》一、二部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短篇小说集《杨柳风》出版（北京人民出版社）、作品选集《春歌集》（天津人民出版社）、《幼苗集》（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儿童文学作品集《七月槐花香》出版（天津人民出版社）;1974年中篇小说《西沙儿女——正气篇》《西沙儿女——奇志篇》出版（北京人民出版社），儿童中篇小说《欢乐的海》出版（天津人民出版社）;1975年散文集《火红的战旗》出版（北京人民出版社），儿童中篇《小猎手》出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中篇小说《百花川》出版。
　　单看出版，集中地在京津，此间即便浩然发表几篇创作体会，也大多发在《解放军文艺》《天津文艺》《北京日报》《中国建设》等报刊，京津位置照样突出。京津离浩然河北的生活根据地近，常来常往的京津两地生活村镇也密集。若艺术点解释，浩然以生活为圆心，画自己能感受到的人与物的圆圈，能近最好，他不想把半径延伸得太长，时间、精力不允许，生活题材的陌生不允许。浩然最熟悉的，当然还是京津冀农村，让身心离小说的自己近点儿，把矛盾化解到最小。浩然每篇作品都有生活原型，都有生活素材，这是他数十年来秉持的方向原则和传授的经验体会，雷打不动。浩然写长篇小说《艳阳天》之前，曾在一个生产队里当了八个月的党支部书记。即便改变了自己以往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西沙儿女》，“尝试着用散文的语言，抒情的调子，跳跃的结构”（浩然语）等所谓“革命浪漫主义”形式创作，浩然也坚持到南海采访，在西沙保卫战胜利后的第十天就赶到西沙群岛，走村串户，探史询今，访寒问苦，与渔民老少促膝谈心;搭船载舟，乘风破浪，与海军战士同吃同住……没有一线的诸多个人体验，浩然不会动笔。
　　或许浩然排斥政治过于图解生活的一些作品和刊物，排斥一些过于追赶概念的文字口号，才与《朝霞》和《辽宁文艺》保持着相应距离。况且，这期间浩然已经开始筹备长篇小说《山水情》《苍生》的创作了。浩然没给当时影响颇大的《朝霞》《辽宁文艺》稿件，显然有历史原因，笔者仅提供一种可能。
　　浩然在《<新婚>的题外话》里说：“每年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我都在县以下小镇、乡村生活与写作，保持跟生活和群众的联系。这样一来，果然使我写出一些还算有点味道和有点灵气的作品。可惜，近两三年来，这种‘保健’活动再难坚持。尽管我下去了，而且下到最‘底层’，却没有办法泡到新鲜活泼的生活中去，更没办法跟老百姓打成一片。因为每到一处，主要时间得花费在五件应酬的事情上：宴会、演讲、题词、坐着小车兜风、住在招待所清谈。……主人出于一片好心，当时我得硬着头皮‘客随主便’，不能不识抬举;如今说道起来，也不应该有‘恩将仇报’的意味。总之，每逢这么热热闹闹一回，我心里急烧火燎，身体精疲力竭，最后必然大病一场。周而复始地闹这么几回，一大段时间消耗没了，该得到的东西也未得到。这怎么还能写出有点灵气和味道的作品呢？”
　　浩然的“空白”，永远是担心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力、表现力不足。
　　主持人简介：
　　宁珍志，职业编辑，中国作协会员，编审。有散文、评论、诗歌篇章发表于《人民文学》《诗刊》《文学自由谈》《天涯》《青年文学》《儿童文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