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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关于CEO薪酬的水平、结构、增长速度、CEO和中层管理者之间的薪酬差距，各国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利用来自文献的国别数据，实证研究发现，这些差异与各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有关。银行通过向企业传递信息，可以影响CEO薪酬的结构和水平。银行业的市场集中度越低，基于股票的薪酬方式在CEO总薪酬中所占的比例就越高；在股市上涨期间，总薪酬的水平和增长速度就越高，CEO和中层管理者之间的薪酬差距就越大。
关键词：市场结构；银行业；高管薪酬；股票薪酬
中图分类号：1727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0)09-0114-07
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企业CEO的薪酬具有四个特点：水平更高、增长更快、更多地使用股票薪酬(stock-based compensation)、高管薪酬与中层经理人员的差距更大。Abowd和Kaplan的研究发现，1996年，对于相同规模企业，美国CEO的总薪酬是其英国同行的1，9倍，德国的2.5倍，日本的3.1倍。在增长速度方面，1984—1996年期间，对于年销售收入2—5亿美元的企业，各国CEO薪酬增加的幅度分别为：美国1.1倍，英国0.9倍，德国0.3倍(关于日本的数据缺失)。在薪酬结构上，根据Murphy的统计，美国企业更喜欢使用股票薪酬，英国CEO的股票薪酬在总薪酬中所占的比例不及美国CEO的一半，而德、日两国则基本上不使用股票薪酬。另外，Abowd和Bognanno发现，虽然相对于其他OECD国家，美国的CEO享有更高的薪酬，但是这种“红利”却仅限于高层管理人员，中下层经理的薪酬与其他国家大致相当。Abowd和Kaplan利用1996年的数据，发现在美国企业中，CEO的薪酬大约为制造部门经理薪酬的17倍，而这一比值在其他几国分别为：英国12倍、日本8倍、德国4倍。
为什么在这些国家之间，CEO的薪酬会呈现出如此明显的差异?特别是，美英两国在法律制度、公司治理结构、金融体系等方面都比较接近，为什么它们在高管薪酬的水平和结构上却有这么大的差异?
近年来，企业高管的薪酬问题也成为我国学界和民间所关注的一大热点，针对中国企业高管的薪酬水平、决定因素以及高管薪酬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等方面，中国经济学者做出了较多的分析。本文希望通过对高管薪酬的国际比较，对理解国内高管薪酬提供一些参考。同时，考察银行业市场结构与企业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理解金融体系在整个经济系统中的作用，也具有一定的价值。
一、理论、假说和计量方法
银行业的市场结构对企业CEO薪酬的影响是通过市场结构对银行的信息传递能力的影响来实现的。
1.两种信号情形下的薪酬结构
对于上市公司来说，高管的努力水平有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财务业绩，二是公司的股市业绩(股价表现)。除了高管的努力之外，财务指标和股票价格各自也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其他管理人员的配合、市场条件的变化将会影响到企业的财务业绩，而投资者预期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等因素也会对企业的股票价格产生冲击。
由于财务指标和股市表现都包含了有关CEO努力程度的信息，而它们的决定因素又不完全相同，根据Holmstrom的著名原理，为了使企业对CEO的激励达到最佳的效果，CEO的薪酬应该与这两种指标都挂上钩。与财务指标挂钩的薪酬一般采取红利的方式，它与固定工资统称为“货币薪酬”；与股价挂钩的薪酬一般采取受限制股票或股票期权的方式，也就是前面所说的“股票薪酬”。并且，某种指标所含的噪声越大，企业对该指标的倚重就越少，而对另一种指标的倚重就越多。这样，CEO薪酬对高噪声指标的敏感度就较小，而对低噪声指标的敏感度就较大。
2.银行业市场结构对企业CEO薪酬的影响
对于企业的经营状况，银行拥有与企业(董事会)不同的信息，这些信息可以通过某些途径传递给后者。企业利用这些信息，可以剔除财务指标中所含噪声的干扰，更为有效地对其进行解读，这样，企业对股价信号的依赖减少，从而使高管薪酬对于股市业绩的敏感性减弱。
由于我们考察的是上市公司，这些公司要么是大企业，要么是风险较高的创新型企业，所以，对其提供贷款的银行一般也是大银行。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业的市场集中度越低，大银行的规模就越小，其信息来源就越窄，在信息收集和处理上的投入就越小(假设信息收集和处理在一定范围内规模报酬递增)，因此掌握的企业信息和行业信息(包括贷款企业的上下游企业和同行企业)就越少。在信息传输渠道给定的情况下，企业董事会从银行得到的信息就越少，高管薪酬对于股市业绩的敏感性就越强。在股市持续上涨的情况下，由于薪酬结构调整的时滞(薪酬的调整有成本，相当于“菜单成本”)，股票薪酬在总薪酬中所占的比例就越高，总薪酬的水平和增长速度也就越高。
3.假说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有以下三个假说：
假说1在股票市场持续上涨的时期，银行业的市场集中度越高，高管的薪酬水平就越低；反之则就高。
假说2在股票市场持续上涨的时期，银行业的市场集中度越高，股票薪酬在总薪酬中所占的比例就越低；反之则就高。
假说3在股票市场持续上涨的时期，银行业的市场集中度越高，高管总薪酬的增长幅度就越小；反之则就大。
根据Homstrom以及Lazear和Rosen的理论，对于中下层经理的激励，通过企业内部同一层级的经理之间的业绩比较就能够较好地实现，基本上不需要和同行业的其他企业进行比较，更不需要考虑股价信号。所以，银行的信息传递对企业中层管理人员的薪酬基本上没有影响。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各国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的薪酬水平基本上差距不大。根据前面对高管薪酬的讨论，我们有以下假说：
假说4在股票市场持续上涨的时期，银行业的市场集中度越高，企业CEO和中层管理人员的薪酬差距越小；反之则越大。
4.计量方法
影响企业CEO的薪酬的其他因素还有很多，比如企业规模、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产业特征以及投资项目的特征、资本结构和债务结构以及CEO本身的个人特征等等。而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银行业市场结构的因素，则可能包括市场的规模(国家的大小)、经济发展的阶段以及政府的管制等等。因此，决定CEO薪酬的结构和水平的因素基本上都是微观层面的，而决定银行业市场结构的因素大都是宏观层面的，银行业的市场结构与影响企业CEO薪酬的其他因素之间并不存在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计量分析中，关键解释变量——银行业市场结构基本上不存在内生性问题。因此，在后面的计量分析中，我们使用OLS方法。
二、数据
1.数据来源 CEO薪酬的国别数据全部来自于文献；银行业市场结构数据则来自于Bankscope数据库。
CEO薪酬数据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薪酬结构和总薪酬水平。该数据引自Murphy的论文，涵盖了23个国家或地区，包括1997年各国企业的CEO的总薪酬水平和股票薪酬(主要是股票期权计划)在总薪酬中所占的比例。在这23个国家中，有11个是发达的欧美国家，另外包括2个大洋洲国家、5个东亚国家(地区)、4个拉美国家和1个非洲国家。这些薪酬数据均按当年的汇率计算，所调查企业的规模大体相当，年销售收入都在2，5亿美元左右。在Murphv的原文中，薪酬结构是用图形表示的，我们将其转换成了数值，所以存在一定的误差。但是，这种误差对于我们所进行的跨国比较不会有实质性的影响。(2)总薪酬增长率。该数据来自Abowd和Kaplan的论文，包括10个OECD国家在1984年和1996年的CEO总薪酬，所含企业的年销售收入在2—5亿美元之间(以1998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3)CEO和中层管理人员之间的薪酬差异。这一数据仍然来自Abowd和Kaplan的论文，一共包括12个OECD国家。薪酬差异表示为CEO平均薪酬除以生产主管平均薪酬之后所得到的比值。同薪酬结构数据一样，在Abowd和Kaplan的原文中，薪酬差异数据同样是用图形表示的，我们将其转换成了数值形式。
我们主要关注1997年各国排名前五位的银行在贷款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用“R5”表示，下同)。在我们进行比较的23个国家中，有一些小国(比如新西兰和新加坡)，对这些国家，也许用R3能够更为有效地刻画其市场集中化的程度。但是对于美国这样的大国，用R10可能更好。为了兼顾各国的规模，我们选择介于二者之间的R5。
2.数据描述
表1对数据进行了详尽的描述。总的来说，尽管企业的规模大体相同，但是各国之间在CEO薪酬上却存在很大的差异。在总薪酬方面，美国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其次是巴西、香港和新加坡，相比之下，英国、德国、日本和瑞典等国CEO的薪酬就要低得多。这一现象与其他文献的发现是一致的，比如，Conyon和Murphy发现，在控制了企业规模和产业等因素之后，美国企业CEO的现金薪酬和总薪酬分别比其英国同行高45％和190％。
在薪酬结构方面，各国之间的差异甚至更为悬殊。美国企业CEO的股票薪酬在总薪酬中的份额达到了28％，英国17％位列第二，而在德国、日本、瑞典等7个国家，CEO的股票薪酬所占的份额全都为0。在其他国家，比如澳大利亚、瑞士和意大利，股票薪酬所占的比例也很低。
在总薪酬的增长速度方面，1984—1996年这12年间，美国企业CEO的总薪酬增长了109％，英国企业也增长了92％，远远高于其他8个国家。增长速度最低的是瑞士和德国，分别只有29％和27％。这些数字如果转换为年增长率，则美国企业是6％，而德国企业只有2％。
在CEO和中层管理人员的薪酬差距上，美国最高，为16.3倍，其次是英国和加拿大，他们的差距也都超过了10倍。差距最小的是比利时和瑞典，都只有3.5倍。德国和荷兰也很低，都没超过5倍。而日本则以7.6倍的水平居于中间位置。
在银行业的市场结构方面，各国之间的差异也很大。市场最为集中的是瑞典，其最大的5家银行在贷款市场所占的份额(R5)达到了96％。其次是新西兰和瑞士，他们的R5指标也都超过了90％。德国、比利时等国的银行业也比较集中。银行业最为分散的是美国，其R5只达到25％，远远低于其他国家。
三、银行业市场结构对企业CEO薪酬的国际差异的解释
1.银行业市场结构对CEO薪酬水平的国际差异的解释
图1是以比表示的银行业市场结构和CEO薪酬水平的散点图，横轴表示银行业市场集中度，纵轴表示总薪酬。从图1来看，银行贷款的市场集中度与企业CEO薪酬水平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负相关关系。回归结果是：
其中，括号中为标准误差(下同)。从式(1)看，银行业市场集中度对企业高管的薪酬水平有负向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有大量的文献发现，公司的所有权结构和董事会结构对高管薪酬有着重要的影响。东亚国家在这两个方面都与其他国家有着较大的差异。Claessens等人发现，在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马来西亚的企业中，存在着普遍的家族控制和家族管理。企业的最终控制权都比较集中，因此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程度不是很大。这一现象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股东更容易监督高管，因此高管所得到的租金就比较少，这种情况下，高管的薪酬就比一般情况下的低；另一方面，在这种由家族控制的集中所有权下，也容易出现大股东侵犯小股东利益的现象，由于家族成员占据着企业的高管职位，这种侵犯可能通过提高高管的薪酬水平来实现，这种情况下，高管的薪酬就比一般情况下高。除此之外，在韩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这三个国家，企业要受到政府强有力的控制，这对于高管的薪酬也会有很大的影响。Prowse发现，在另外一个东亚国家日本，大量的企业由财团控制，这些企业的CEO薪酬要比独立企业低得多。
考虑到以上因素的影响，我们将这5个东亚国家和地区排除掉。剩下18个国家的散点图见图1(b)，其回归结果如下：从回归结果来看，银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对企业CEO的薪酬水平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前五位银行所占的贷款份额每上升1个百分点，将导致各国CEO的总薪酬平均减少1，339％。如果某国CEO的平均薪酬与23国的平均水平持平(46.2万美元)，那么，其银行业市场集中度R5每上升1个百分点，该国CEO的平均薪酬将减少0.6万美元。另外，在控制了企业规模之后，仅R5这一个变量就可以解释这18个国家之间CEO薪酬水平差异的57.6％，这说明银行业市场集中度对企业CEO薪酬水平的影响是很大的。因此，假说1在这里得到了支持。
2.银行业市场结构对CEO薪酬结构的国际差异的解释
在图2中，纵轴是股票薪酬在CEO总薪酬中所占的比例。总体来说，银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和薪酬结构之间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下面是回归结果：
从式(3)可以看出，银行业市场结构对CEO薪酬结构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同前面一样，其原因可能是除了银行业的市场结构以外，还存在影响企业CEO薪酬结构的其他重要因素，由于我们没有控制这些因素，所以估计出来的结果就是有偏的。
同薪酬水平一样，薪酬结构也会受到企业的 所有权结构的影响。正如前面所说，在韩国、新加坡、香港和马来西亚的企业中，存在着普遍的家族控制，企业的最终控制权都比较集中。另外，在韩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政府对企业有强力的行政干预。而在另一个东亚国家日本，1997年5月以前，法律禁止企业对高管实行股票期权计划。
考虑到这些因素的影响，我们将5个东亚国家和地区排除。剩下18个国家的散点图见图2(b)，其回归结果为：
从回归结果来看，银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对股票薪酬在CEO总薪酬中所占有的比例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前五位银行所占的贷款份额每上升1个百分点，将导致股票薪酬在CEO总薪酬中所占有的比例平均减少0.295个百分点。同时，在控制了企业规模以后，R5解释了这18个国家之间CEO薪酬结构差异的50％，这说明银行业
4.CEO和中层管理人员的薪酬比与银行贷款市场集中度的关系
图4是12个OECD国家的CEO和生产主管(MO)的薪酬比与银行贷款市场集中度的散点图，回归的结果为：市场集中度对企业CEO薪酬结构的影响是很大的。因此，假说2在这里得到了支持。
3.CEO薪酬增长率与银行贷款市场集中度的关系
在图3中，纵轴是CEO总薪酬在1984—1996年间的增长幅度(12年间总的增长幅度，而不是年增长率)，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回归结果如下：
从式(6)我们可以看出，银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对CEO薪酬增幅有着显著的影响。前五位银行在贷款总额中所占的份额每上升1个百分点，将导致CEO薪酬在1984—1996年的增幅平均降低1.124个百分点。另外，在控制了企业规模之后，仅仅银行业市场集中度这一个变量，就可以解释这10个国家之间CEO薪酬增幅差异的80％。这一结果与我们的预期一致，但是其拟合优度如此之高，则出乎我们的意料。
由式(7)可以看出，CEO与生产主管(MO)的薪酬比与银行贷款的市场集中度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银行业市场集中度Rs每上升1个百分点，将导致薪酬比平均减小13.264个百分点。仅银行业市场集中度这一个变量，就可以解释这12个国家之间CEO和中层管理人员薪酬比的差异的55％。这一结果与我们的预期一致。
这主要是由于在银行业的市场结构集中的国家，银行的信息传递能力强，企业CEO的薪酬对股价的敏感性低，在股市上涨时期所得到的贴水(premium)就少，所以CEO和中层管理人员的薪酬差距就小。
四、总结
对于企业的内部经营状况，银行拥有与企业董事会不同的信息，这些信息通过某些途径传递给后者，可以改善企业对财务信息的解读能力，从而在激励CEO的过程中减少对股价信号的依赖，降低基于股票的薪酬方式在总薪酬中所占的比例。银行业的市场集中化程度越低，其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就越弱，董事会得到的信息就越少，对股价信号的依赖就越强，这样，高管薪酬对股价的敏感度就越高，基于股票的薪酬方式在总薪酬中所占的比例就越高；在股市上涨的时期，高管总薪酬的水平和增长速度就越高，CEO和MO的薪酬比也就越小。利用来自文献的国别数据，计量分析的结果表明，银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对企业CEO的薪酬确实有负向的影响。在23国数据的回归中，这种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但是，除去制度背景差异较大的东亚5国之后，银行业市场结构对企业CEO薪酬的四个方面的影响在统计上都十分显著。在控制了企业规模以后，仅仅银行业市场集中度这一个变量，就可以解释这十几个国家在CEO薪酬的水平、结构、增长速度以及CEO与中层管理人员的薪酬比这四个方面的差异的50％以上。
我们的分析主要是针对十几个OECD国家，这些国家在制度背景和发展程度方面比较接近，所以我们可以在不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进行回归分析。一旦样本超出这个范围，其他未能控制的因素就会影响回归的结果，这就是我们不得不将东亚5国排出在外的原因。观测值和解释变量太少是本文的一大不足，如果能够找到更多国家的数据，时间的跨度再大一些，能够控制的变量再多一些，那么得到的结论就更有普遍性。
关键词：市场结构；银行业；高管薪酬；股票薪酬
中图分类号：1727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0)09-0114-07
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企业CEO的薪酬具有四个特点：水平更高、增长更快、更多地使用股票薪酬(stock-based compensation)、高管薪酬与中层经理人员的差距更大。Abowd和Kaplan的研究发现，1996年，对于相同规模企业，美国CEO的总薪酬是其英国同行的1，9倍，德国的2.5倍，日本的3.1倍。在增长速度方面，1984—1996年期间，对于年销售收入2—5亿美元的企业，各国CEO薪酬增加的幅度分别为：美国1.1倍，英国0.9倍，德国0.3倍(关于日本的数据缺失)。在薪酬结构上，根据Murphy的统计，美国企业更喜欢使用股票薪酬，英国CEO的股票薪酬在总薪酬中所占的比例不及美国CEO的一半，而德、日两国则基本上不使用股票薪酬。另外，Abowd和Bognanno发现，虽然相对于其他OECD国家，美国的CEO享有更高的薪酬，但是这种“红利”却仅限于高层管理人员，中下层经理的薪酬与其他国家大致相当。Abowd和Kaplan利用1996年的数据，发现在美国企业中，CEO的薪酬大约为制造部门经理薪酬的17倍，而这一比值在其他几国分别为：英国12倍、日本8倍、德国4倍。
为什么在这些国家之间，CEO的薪酬会呈现出如此明显的差异?特别是，美英两国在法律制度、公司治理结构、金融体系等方面都比较接近，为什么它们在高管薪酬的水平和结构上却有这么大的差异?
近年来，企业高管的薪酬问题也成为我国学界和民间所关注的一大热点，针对中国企业高管的薪酬水平、决定因素以及高管薪酬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等方面，中国经济学者做出了较多的分析。本文希望通过对高管薪酬的国际比较，对理解国内高管薪酬提供一些参考。同时，考察银行业市场结构与企业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理解金融体系在整个经济系统中的作用，也具有一定的价值。
一、理论、假说和计量方法
银行业的市场结构对企业CEO薪酬的影响是通过市场结构对银行的信息传递能力的影响来实现的。
1.两种信号情形下的薪酬结构
对于上市公司来说，高管的努力水平有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财务业绩，二是公司的股市业绩(股价表现)。除了高管的努力之外，财务指标和股票价格各自也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其他管理人员的配合、市场条件的变化将会影响到企业的财务业绩，而投资者预期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等因素也会对企业的股票价格产生冲击。
由于财务指标和股市表现都包含了有关CEO努力程度的信息，而它们的决定因素又不完全相同，根据Holmstrom的著名原理，为了使企业对CEO的激励达到最佳的效果，CEO的薪酬应该与这两种指标都挂上钩。与财务指标挂钩的薪酬一般采取红利的方式，它与固定工资统称为“货币薪酬”；与股价挂钩的薪酬一般采取受限制股票或股票期权的方式，也就是前面所说的“股票薪酬”。并且，某种指标所含的噪声越大，企业对该指标的倚重就越少，而对另一种指标的倚重就越多。这样，CEO薪酬对高噪声指标的敏感度就较小，而对低噪声指标的敏感度就较大。
2.银行业市场结构对企业CEO薪酬的影响
对于企业的经营状况，银行拥有与企业(董事会)不同的信息，这些信息可以通过某些途径传递给后者。企业利用这些信息，可以剔除财务指标中所含噪声的干扰，更为有效地对其进行解读，这样，企业对股价信号的依赖减少，从而使高管薪酬对于股市业绩的敏感性减弱。
由于我们考察的是上市公司，这些公司要么是大企业，要么是风险较高的创新型企业，所以，对其提供贷款的银行一般也是大银行。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业的市场集中度越低，大银行的规模就越小，其信息来源就越窄，在信息收集和处理上的投入就越小(假设信息收集和处理在一定范围内规模报酬递增)，因此掌握的企业信息和行业信息(包括贷款企业的上下游企业和同行企业)就越少。在信息传输渠道给定的情况下，企业董事会从银行得到的信息就越少，高管薪酬对于股市业绩的敏感性就越强。在股市持续上涨的情况下，由于薪酬结构调整的时滞(薪酬的调整有成本，相当于“菜单成本”)，股票薪酬在总薪酬中所占的比例就越高，总薪酬的水平和增长速度也就越高。
3.假说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有以下三个假说：
假说1在股票市场持续上涨的时期，银行业的市场集中度越高，高管的薪酬水平就越低；反之则就高。
假说2在股票市场持续上涨的时期，银行业的市场集中度越高，股票薪酬在总薪酬中所占的比例就越低；反之则就高。
假说3在股票市场持续上涨的时期，银行业的市场集中度越高，高管总薪酬的增长幅度就越小；反之则就大。
根据Homstrom以及Lazear和Rosen的理论，对于中下层经理的激励，通过企业内部同一层级的经理之间的业绩比较就能够较好地实现，基本上不需要和同行业的其他企业进行比较，更不需要考虑股价信号。所以，银行的信息传递对企业中层管理人员的薪酬基本上没有影响。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各国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的薪酬水平基本上差距不大。根据前面对高管薪酬的讨论，我们有以下假说：
假说4在股票市场持续上涨的时期，银行业的市场集中度越高，企业CEO和中层管理人员的薪酬差距越小；反之则越大。
4.计量方法
影响企业CEO的薪酬的其他因素还有很多，比如企业规模、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产业特征以及投资项目的特征、资本结构和债务结构以及CEO本身的个人特征等等。而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银行业市场结构的因素，则可能包括市场的规模(国家的大小)、经济发展的阶段以及政府的管制等等。因此，决定CEO薪酬的结构和水平的因素基本上都是微观层面的，而决定银行业市场结构的因素大都是宏观层面的，银行业的市场结构与影响企业CEO薪酬的其他因素之间并不存在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计量分析中，关键解释变量——银行业市场结构基本上不存在内生性问题。因此，在后面的计量分析中，我们使用OLS方法。
二、数据
1.数据来源 CEO薪酬的国别数据全部来自于文献；银行业市场结构数据则来自于Bankscope数据库。
CEO薪酬数据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薪酬结构和总薪酬水平。该数据引自Murphy的论文，涵盖了23个国家或地区，包括1997年各国企业的CEO的总薪酬水平和股票薪酬(主要是股票期权计划)在总薪酬中所占的比例。在这23个国家中，有11个是发达的欧美国家，另外包括2个大洋洲国家、5个东亚国家(地区)、4个拉美国家和1个非洲国家。这些薪酬数据均按当年的汇率计算，所调查企业的规模大体相当，年销售收入都在2，5亿美元左右。在Murphv的原文中，薪酬结构是用图形表示的，我们将其转换成了数值，所以存在一定的误差。但是，这种误差对于我们所进行的跨国比较不会有实质性的影响。(2)总薪酬增长率。该数据来自Abowd和Kaplan的论文，包括10个OECD国家在1984年和1996年的CEO总薪酬，所含企业的年销售收入在2—5亿美元之间(以1998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3)CEO和中层管理人员之间的薪酬差异。这一数据仍然来自Abowd和Kaplan的论文，一共包括12个OECD国家。薪酬差异表示为CEO平均薪酬除以生产主管平均薪酬之后所得到的比值。同薪酬结构数据一样，在Abowd和Kaplan的原文中，薪酬差异数据同样是用图形表示的，我们将其转换成了数值形式。
我们主要关注1997年各国排名前五位的银行在贷款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用“R5”表示，下同)。在我们进行比较的23个国家中，有一些小国(比如新西兰和新加坡)，对这些国家，也许用R3能够更为有效地刻画其市场集中化的程度。但是对于美国这样的大国，用R10可能更好。为了兼顾各国的规模，我们选择介于二者之间的R5。
2.数据描述
表1对数据进行了详尽的描述。总的来说，尽管企业的规模大体相同，但是各国之间在CEO薪酬上却存在很大的差异。在总薪酬方面，美国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其次是巴西、香港和新加坡，相比之下，英国、德国、日本和瑞典等国CEO的薪酬就要低得多。这一现象与其他文献的发现是一致的，比如，Conyon和Murphy发现，在控制了企业规模和产业等因素之后，美国企业CEO的现金薪酬和总薪酬分别比其英国同行高45％和190％。
在薪酬结构方面，各国之间的差异甚至更为悬殊。美国企业CEO的股票薪酬在总薪酬中的份额达到了28％，英国17％位列第二，而在德国、日本、瑞典等7个国家，CEO的股票薪酬所占的份额全都为0。在其他国家，比如澳大利亚、瑞士和意大利，股票薪酬所占的比例也很低。
在总薪酬的增长速度方面，1984—1996年这12年间，美国企业CEO的总薪酬增长了109％，英国企业也增长了92％，远远高于其他8个国家。增长速度最低的是瑞士和德国，分别只有29％和27％。这些数字如果转换为年增长率，则美国企业是6％，而德国企业只有2％。
在CEO和中层管理人员的薪酬差距上，美国最高，为16.3倍，其次是英国和加拿大，他们的差距也都超过了10倍。差距最小的是比利时和瑞典，都只有3.5倍。德国和荷兰也很低，都没超过5倍。而日本则以7.6倍的水平居于中间位置。
在银行业的市场结构方面，各国之间的差异也很大。市场最为集中的是瑞典，其最大的5家银行在贷款市场所占的份额(R5)达到了96％。其次是新西兰和瑞士，他们的R5指标也都超过了90％。德国、比利时等国的银行业也比较集中。银行业最为分散的是美国，其R5只达到25％，远远低于其他国家。
三、银行业市场结构对企业CEO薪酬的国际差异的解释
1.银行业市场结构对CEO薪酬水平的国际差异的解释
图1是以比表示的银行业市场结构和CEO薪酬水平的散点图，横轴表示银行业市场集中度，纵轴表示总薪酬。从图1来看，银行贷款的市场集中度与企业CEO薪酬水平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负相关关系。回归结果是：
其中，括号中为标准误差(下同)。从式(1)看，银行业市场集中度对企业高管的薪酬水平有负向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有大量的文献发现，公司的所有权结构和董事会结构对高管薪酬有着重要的影响。东亚国家在这两个方面都与其他国家有着较大的差异。Claessens等人发现，在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马来西亚的企业中，存在着普遍的家族控制和家族管理。企业的最终控制权都比较集中，因此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程度不是很大。这一现象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股东更容易监督高管，因此高管所得到的租金就比较少，这种情况下，高管的薪酬就比一般情况下的低；另一方面，在这种由家族控制的集中所有权下，也容易出现大股东侵犯小股东利益的现象，由于家族成员占据着企业的高管职位，这种侵犯可能通过提高高管的薪酬水平来实现，这种情况下，高管的薪酬就比一般情况下高。除此之外，在韩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这三个国家，企业要受到政府强有力的控制，这对于高管的薪酬也会有很大的影响。Prowse发现，在另外一个东亚国家日本，大量的企业由财团控制，这些企业的CEO薪酬要比独立企业低得多。
考虑到以上因素的影响，我们将这5个东亚国家和地区排除掉。剩下18个国家的散点图见图1(b)，其回归结果如下：从回归结果来看，银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对企业CEO的薪酬水平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前五位银行所占的贷款份额每上升1个百分点，将导致各国CEO的总薪酬平均减少1，339％。如果某国CEO的平均薪酬与23国的平均水平持平(46.2万美元)，那么，其银行业市场集中度R5每上升1个百分点，该国CEO的平均薪酬将减少0.6万美元。另外，在控制了企业规模之后，仅R5这一个变量就可以解释这18个国家之间CEO薪酬水平差异的57.6％，这说明银行业市场集中度对企业CEO薪酬水平的影响是很大的。因此，假说1在这里得到了支持。
2.银行业市场结构对CEO薪酬结构的国际差异的解释
在图2中，纵轴是股票薪酬在CEO总薪酬中所占的比例。总体来说，银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和薪酬结构之间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下面是回归结果：
从式(3)可以看出，银行业市场结构对CEO薪酬结构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同前面一样，其原因可能是除了银行业的市场结构以外，还存在影响企业CEO薪酬结构的其他重要因素，由于我们没有控制这些因素，所以估计出来的结果就是有偏的。
同薪酬水平一样，薪酬结构也会受到企业的 所有权结构的影响。正如前面所说，在韩国、新加坡、香港和马来西亚的企业中，存在着普遍的家族控制，企业的最终控制权都比较集中。另外，在韩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政府对企业有强力的行政干预。而在另一个东亚国家日本，1997年5月以前，法律禁止企业对高管实行股票期权计划。
考虑到这些因素的影响，我们将5个东亚国家和地区排除。剩下18个国家的散点图见图2(b)，其回归结果为：
从回归结果来看，银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对股票薪酬在CEO总薪酬中所占有的比例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前五位银行所占的贷款份额每上升1个百分点，将导致股票薪酬在CEO总薪酬中所占有的比例平均减少0.295个百分点。同时，在控制了企业规模以后，R5解释了这18个国家之间CEO薪酬结构差异的50％，这说明银行业
4.CEO和中层管理人员的薪酬比与银行贷款市场集中度的关系
图4是12个OECD国家的CEO和生产主管(MO)的薪酬比与银行贷款市场集中度的散点图，回归的结果为：市场集中度对企业CEO薪酬结构的影响是很大的。因此，假说2在这里得到了支持。
3.CEO薪酬增长率与银行贷款市场集中度的关系
在图3中，纵轴是CEO总薪酬在1984—1996年间的增长幅度(12年间总的增长幅度，而不是年增长率)，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回归结果如下：
从式(6)我们可以看出，银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对CEO薪酬增幅有着显著的影响。前五位银行在贷款总额中所占的份额每上升1个百分点，将导致CEO薪酬在1984—1996年的增幅平均降低1.124个百分点。另外，在控制了企业规模之后，仅仅银行业市场集中度这一个变量，就可以解释这10个国家之间CEO薪酬增幅差异的80％。这一结果与我们的预期一致，但是其拟合优度如此之高，则出乎我们的意料。
由式(7)可以看出，CEO与生产主管(MO)的薪酬比与银行贷款的市场集中度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银行业市场集中度Rs每上升1个百分点，将导致薪酬比平均减小13.264个百分点。仅银行业市场集中度这一个变量，就可以解释这12个国家之间CEO和中层管理人员薪酬比的差异的55％。这一结果与我们的预期一致。
这主要是由于在银行业的市场结构集中的国家，银行的信息传递能力强，企业CEO的薪酬对股价的敏感性低，在股市上涨时期所得到的贴水(premium)就少，所以CEO和中层管理人员的薪酬差距就小。
四、总结
对于企业的内部经营状况，银行拥有与企业董事会不同的信息，这些信息通过某些途径传递给后者，可以改善企业对财务信息的解读能力，从而在激励CEO的过程中减少对股价信号的依赖，降低基于股票的薪酬方式在总薪酬中所占的比例。银行业的市场集中化程度越低，其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就越弱，董事会得到的信息就越少，对股价信号的依赖就越强，这样，高管薪酬对股价的敏感度就越高，基于股票的薪酬方式在总薪酬中所占的比例就越高；在股市上涨的时期，高管总薪酬的水平和增长速度就越高，CEO和MO的薪酬比也就越小。利用来自文献的国别数据，计量分析的结果表明，银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对企业CEO的薪酬确实有负向的影响。在23国数据的回归中，这种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但是，除去制度背景差异较大的东亚5国之后，银行业市场结构对企业CEO薪酬的四个方面的影响在统计上都十分显著。在控制了企业规模以后，仅仅银行业市场集中度这一个变量，就可以解释这十几个国家在CEO薪酬的水平、结构、增长速度以及CEO与中层管理人员的薪酬比这四个方面的差异的50％以上。
我们的分析主要是针对十几个OECD国家，这些国家在制度背景和发展程度方面比较接近，所以我们可以在不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进行回归分析。一旦样本超出这个范围，其他未能控制的因素就会影响回归的结果，这就是我们不得不将东亚5国排出在外的原因。观测值和解释变量太少是本文的一大不足，如果能够找到更多国家的数据，时间的跨度再大一些，能够控制的变量再多一些，那么得到的结论就更有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