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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載着光荣与梦想，新中国体育一路走来。七十载拼搏奋进之路上写下的一个个故事，托举起令人感奋的中华体育精神。“人生能有几回搏”“团结起来、振兴中华”……那些荣耀时刻，那些难忘经典，刻进了国人的共同记忆，化作全民族共有的精神财富。
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
记者：张老是新中国首任奥运旗手，那时国际社会对我们还不太了解;雷声是2016年里约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旗手。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感受，作为旗手进场的那一刻，心情是什么样的？
张长禄：1952年新中国成立不久，外界对我们不了解，我们也不了解外面的世界。
我们收到赫尔辛基奥运会邀请参赛的通知已经晚了，赶不上多少比赛。但是周总理要求，中国体育代表团一定要赶到奥运会现场，将代表新中国的五星红旗在赛场升起。当时我是男篮队长，让我做旗手，这是国家交给我的任务，是责任。
那时很多外国人都没见过五星红旗。主办方为我们准备的国旗也不够标准，后来换成了我们自己带去的标准国旗。（闭幕式）进场的时候，我把国旗举得高高的，迎风一飘，心里真是非常自豪。中国来了！我当时也特别紧张，怕万一旗子出了问题怎么办，飘不起来怎么办。我就K看着国旗，连观众的欢呼声都没听见，就想着怎样完成好任务。
雷声：得知自己要担任里约奥运会旗手时，起初有点惊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使命，更是一份责任。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要代表中国体育的形象，同时对我从事的击剑项目也是一种认可和荣誉。
（开幕式）出场的时候，我是有点紧张的，不过到场内以后，观众热情欢呼，我完全融入那个氛围中，更多的感觉就是兴奋，还有为中国自豪的荣耀。
准星里，满是拼搏和钻研
记者：1984年，许海峰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射落奥运首金，激荡起无数国人的爱国情怀。杨凌则是两届奥运会射击冠军。两位的奥运金牌对中国体育来说都有着重要意义。登上领奖台的时刻，有着怎样的感受？
许海峰：大家给了我很多称号，“第一枪”“第一金”等，其实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运动员，获得这些荣誉离不开国家的培养。我从1982年开始进行业余射击训练，当时就是因为喜欢。练了两个半月获得了省运会冠军并破了省纪录，后来进入国家队，有幸通过了洛杉矶奥运会的集训。
参加奥运会，我准备得非常认真。很幸运我参与的是第一天第一个比赛项目，比赛过程比较顺利，我最后一个打完，566环，过了大概半个小时才知道拿金牌了。当时还没什么感觉，颁奖的时候，国歌一奏响，一下子感觉非常自豪振奋。
杨凌：每一名运动员站上最高领奖台的时候，想的都是国家。有了国家的支持，有了国家作强大后盾，运动员才能有好的成绩。
2000年，我第二次参加奥运会，深刻体会了比赛的艰苦。那次决赛打得跌宕起伏，直到最后一发才分出胜负。颁奖时，我做了一个举枪挥拳的动作。在激烈的奥运比赛中能够两次拿到冠军，感觉非常不容易，当时也是一种情绪的释放。
代代传承，不断超越
记者：罗致焕为中国冰雪运动夺得了第一枚世界大赛金牌，张虹在2014年索契冬奥会上收获了中国速度滑冰首枚奥运金牌。中国冰雪运动起步晚、底子薄，正是靠着一代代冰雪人的不懈努力，才有了今天的成绩。对于冰雪运动精神的传承，两位如何理解？
罗致焕：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当运动员的时候，训练条件非常差，都在野外，一开始在黑河、满洲里训练，后来冬天实在冷得受不了，就继续往南移，到哈尔滨、吉林训练。那时候没有火车，都是坐大解放（卡车）。室外冰场都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冻得受不了也要坚持。那时的运动员特别能吃苦，没有艰苦奋斗的精神坚持不下来。
张虹：速度滑冰是一个和自己较量的项目，每个运动员的成长都需要艰辛付出。我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不断克服伤病、调整状态，为自己建立信心。只有不断挑战自己，超越极限，才有可能在赛场上战胜对手。
比起罗老那一代运动员，我是幸运的。尤其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后，冰雪运动得到大力推广。我们也有更多机会为冰雪运动的发展做些事，在世界舞台上代表中国和中国运动员发声。
推进全民健身，加快体育强国建设
记者：新中国体育经过70年发展，成绩斐然。新时代吹响了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号角，体育的综合价值进一步凸显。两位眼中的中国体育有哪些变化？
张长禄：广播体操是新中国较早的全民健身项目，这对普及运动理念、建立运动习惯都有帮助。另一方面，以前我们想得更多的是为国争光、争金夺银，现在对于如何让老百姓受益想得更多，在全民健身方面做了很多实事。
现在篮球的发展势头就很好。如果是由小学、中学、大学这样一批批打上来就更好，基础会更扎实。
雷声：现在越来越多的运动员，不管退役的还是现役的，都会选择到学校读书，这种趋势很好。学习可以帮助运动员开阔眼界，更好地阅读比赛，也可以让运动员在未来有更多选择的机会。我也有过迷茫期，后来到北大读书成为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让我重新找到自己的方向。
体育本身是教育的一部分，除了身体上的锻炼，还是一种挫折教育。体育精神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不轻易放弃，这对每个人都是有帮助的。（资料来源：《人民日报》）
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
记者：张老是新中国首任奥运旗手，那时国际社会对我们还不太了解;雷声是2016年里约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旗手。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感受，作为旗手进场的那一刻，心情是什么样的？
张长禄：1952年新中国成立不久，外界对我们不了解，我们也不了解外面的世界。
我们收到赫尔辛基奥运会邀请参赛的通知已经晚了，赶不上多少比赛。但是周总理要求，中国体育代表团一定要赶到奥运会现场，将代表新中国的五星红旗在赛场升起。当时我是男篮队长，让我做旗手，这是国家交给我的任务，是责任。
那时很多外国人都没见过五星红旗。主办方为我们准备的国旗也不够标准，后来换成了我们自己带去的标准国旗。（闭幕式）进场的时候，我把国旗举得高高的，迎风一飘，心里真是非常自豪。中国来了！我当时也特别紧张，怕万一旗子出了问题怎么办，飘不起来怎么办。我就K看着国旗，连观众的欢呼声都没听见，就想着怎样完成好任务。
雷声：得知自己要担任里约奥运会旗手时，起初有点惊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使命，更是一份责任。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要代表中国体育的形象，同时对我从事的击剑项目也是一种认可和荣誉。
（开幕式）出场的时候，我是有点紧张的，不过到场内以后，观众热情欢呼，我完全融入那个氛围中，更多的感觉就是兴奋，还有为中国自豪的荣耀。
准星里，满是拼搏和钻研
记者：1984年，许海峰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射落奥运首金，激荡起无数国人的爱国情怀。杨凌则是两届奥运会射击冠军。两位的奥运金牌对中国体育来说都有着重要意义。登上领奖台的时刻，有着怎样的感受？
许海峰：大家给了我很多称号，“第一枪”“第一金”等，其实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运动员，获得这些荣誉离不开国家的培养。我从1982年开始进行业余射击训练，当时就是因为喜欢。练了两个半月获得了省运会冠军并破了省纪录，后来进入国家队，有幸通过了洛杉矶奥运会的集训。
参加奥运会，我准备得非常认真。很幸运我参与的是第一天第一个比赛项目，比赛过程比较顺利，我最后一个打完，566环，过了大概半个小时才知道拿金牌了。当时还没什么感觉，颁奖的时候，国歌一奏响，一下子感觉非常自豪振奋。
杨凌：每一名运动员站上最高领奖台的时候，想的都是国家。有了国家的支持，有了国家作强大后盾，运动员才能有好的成绩。
2000年，我第二次参加奥运会，深刻体会了比赛的艰苦。那次决赛打得跌宕起伏，直到最后一发才分出胜负。颁奖时，我做了一个举枪挥拳的动作。在激烈的奥运比赛中能够两次拿到冠军，感觉非常不容易，当时也是一种情绪的释放。
代代传承，不断超越
记者：罗致焕为中国冰雪运动夺得了第一枚世界大赛金牌，张虹在2014年索契冬奥会上收获了中国速度滑冰首枚奥运金牌。中国冰雪运动起步晚、底子薄，正是靠着一代代冰雪人的不懈努力，才有了今天的成绩。对于冰雪运动精神的传承，两位如何理解？
罗致焕：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当运动员的时候，训练条件非常差，都在野外，一开始在黑河、满洲里训练，后来冬天实在冷得受不了，就继续往南移，到哈尔滨、吉林训练。那时候没有火车，都是坐大解放（卡车）。室外冰场都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冻得受不了也要坚持。那时的运动员特别能吃苦，没有艰苦奋斗的精神坚持不下来。
张虹：速度滑冰是一个和自己较量的项目，每个运动员的成长都需要艰辛付出。我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不断克服伤病、调整状态，为自己建立信心。只有不断挑战自己，超越极限，才有可能在赛场上战胜对手。
比起罗老那一代运动员，我是幸运的。尤其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后，冰雪运动得到大力推广。我们也有更多机会为冰雪运动的发展做些事，在世界舞台上代表中国和中国运动员发声。
推进全民健身，加快体育强国建设
记者：新中国体育经过70年发展，成绩斐然。新时代吹响了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号角，体育的综合价值进一步凸显。两位眼中的中国体育有哪些变化？
张长禄：广播体操是新中国较早的全民健身项目，这对普及运动理念、建立运动习惯都有帮助。另一方面，以前我们想得更多的是为国争光、争金夺银，现在对于如何让老百姓受益想得更多，在全民健身方面做了很多实事。
现在篮球的发展势头就很好。如果是由小学、中学、大学这样一批批打上来就更好，基础会更扎实。
雷声：现在越来越多的运动员，不管退役的还是现役的，都会选择到学校读书，这种趋势很好。学习可以帮助运动员开阔眼界，更好地阅读比赛，也可以让运动员在未来有更多选择的机会。我也有过迷茫期，后来到北大读书成为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让我重新找到自己的方向。
体育本身是教育的一部分，除了身体上的锻炼，还是一种挫折教育。体育精神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不轻易放弃，这对每个人都是有帮助的。（资料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