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中国经济继续强劲增长。从长期趋势看，中国目前仍处于一个经济周期的上升过程中，国内外各种促使经济上升的因素仍然发挥作用,这是中国经济保持蓬勃发展的基本原因。
　　以2004年上半年开始的宏观调控为标志，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有了重大调整。改变了自1998年以来实施的以鼓励投资为特征的积极财政及金融政策，开始实施有保有压的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宏观调控抑制了年初尤其是第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的势头，减缓了价格总水平向上波动的趋势,同时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有可能在2005年继续保持经济增长的势头,但由于各方面条件变化,增长率可能有所放缓。
　　2004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以下六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农村经济有较大发展。2004年中央给了农村更大的政策倾斜。财政预算中安排用于“三农”支出比上年增加了300亿元。全国有29个省份对种粮农民进行直接补贴，补贴资金总额已达116亿元；已有8个省份免征或基本免征农业税，其他省份的农业税税率也有所降低。加上农产品涨价和自然条件等多方面的原因，2004年的农业生产取得了较好的结果。粮食产量达到4550亿公斤预期目标有可能实现，自2000年以来连续四年粮食减产局面将被扭转。2004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预计增幅将超过10%，超过了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幅，是近年来增长最快的年份。农民收入的增加反过来促进了农村消费水平的提高，增加了社会需求的总量。
　　第二，宏观调控措施抑制了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的势头，总需求仍然保持了稳步增长。2004年上半年的宏观调控措施，对土地开发中的大面积圈地和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都有所抑制。土地开发受到治理，到10月底，全国共清退2.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占全部3.5万平方公里圈地面积的三分之二。前三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4.5万亿元，增长27.7%，分别比一季度和上半年回落15.3和0.9个百分点。一度“过热”的几大行业都有所降温。钢铁、水泥前三季度的投资分别比一季度回落了65.5%和43.4%；铝业投资则由一季度增长39.3%转为下降6.5%。消费方面需求有所增加。进出口形势也非常好，进出口贸易已经由逆差转为顺差，加大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第三，能源瓶颈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仍较为明显。能源紧缺并伴随着同时发生的能源价格上涨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突出问题。一方面，中国的能源的需求依然保持旺盛，另一方面，现有的生产能力难以适应不断增加的需求，这使能源供需的矛盾更加突出。至9月份，全国原煤产量达到11.43亿吨，同比增长了15.8%。原油加工量2.02亿吨,同比增长15.4%。发电量1.56亿万千瓦时,增长14.5%。但即使如此，煤电油矛盾仍然非常突出。2004年夏季，全国电力供需缺口达到3000万千瓦。运力紧张又进一步加剧了能源供应的紧张。前三个季度，铁路日均装车10万车皮，但是满足率不到35%。国内生产能力的紧张加上国际石油价格的上涨（1-10月份,国际石油价格比去年上涨29.5%），导致能源价格上升，并进一步推动了相关产品的价格。1-9月份生产资料销售价格总体平均上涨13.9%，其中原煤价格上涨13.2%。1～9月份原油和制品价格总体上涨9.4%。加强能源方面的建设，缓解能源的紧张局面显然是非常必要的。但中国经济发展对于能源消耗的依赖过大，经济增长的能源生产弹性系数过高，反倒有可能影响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第四，价格总水平的轻微上扬对促进经济增长和调整收入分配发挥了较好的作用。2004年6月至9月，中国消费价格指数增长都突破了5%，10月份开始，指数有所下调，又回到4.3%。从运行趋势看，价格指数已经越过高点趋于平缓。如果宏观调控把握得好，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不大。从分类指数看，2004年食品价格尤其是粮食价格上涨较大，这对农业生产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对城市居民生活有一定的影响。从总体上看，自1997年以来，2004年的价格波动幅度是最大的，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形成严重的通货膨胀。一些基本生产资料和粮食价格的上扬，尚未对国民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价格在市场经济中的导向，促进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各个方面的收入分配格局。价格波动的积极意义大于消极意义。
　　第五，中国抓住了全球经济的好转的有利时机促进了中国对外经济的强劲发展，中国作为国际制造业中心的地位继续加强。对外贸易持续高速增长，前三季度进出口总值逼近2003年全年规模，达8285.5亿美元，同比增长36.7%，全年突破1万亿美元已成定局，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已经达到了三分之二左右。这说明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正在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在进出口贸易中,出口为4162.4亿美元,增长35.3%;进口4123.1亿美元，增长38.2%。对外贸易由逆差转为顺差，前三季度累计贸易顺差达39.3亿美元。在进出口产品结构中，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大幅增长，资源性产品进口明显增加。这说明中国作为国际制造业中心的地位继续加强。外商投资企业和集体民营企业仍是拉动进出口增长的主要力量，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4729.3亿美元，增长43%，进出口增量占总增量的63.9%；集体私营企业进出口额1144.5亿美元,增长68.7%，进出口增量占总增量的21%。
　　第六，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下，国家和各个地区在强调经济增长时，更为注重经济发展和包括经济、社会和环境在内的可持续发展这些更为广泛的发展目标。绿色GDP、人口和社会发展等，已经越来越成为制定经济增长目标时的重要考虑。这说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增长，中国的发展目标已经逐步地向更高的层次提升，这更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从整体上看，2004年的经济增长，保持了2003年的上升态势，而一些行业、一些方面的失衡又得到了控制，经济增长正在上升的通道中进行。在这种背景下，需注意宏观经济政策的松紧适度。既不能放任盲目乐观的投资使经济面临巨大的风险,也不能抑制过度而断送当前的大好时机。
　　2004年实施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从整体上看取得了积极成果。它的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从最终需求看，以刺激投资需求为手段拉动经济增长的措施，已经在消费领域中产生了效应。居民需求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逐渐显现，而在居民需求结构中，经常性消费支出所占的比重有所增加。从根本上说，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改革开放以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最终消费率的比重，首先经历了一个增加过程，然后就进入了不断降低的过程(中间有小的反复，但趋势是下降的)，而在2003年到达最低点。反之，资本形成率却是不断增加的，到2003年到达高点（见表1）。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保持下去，过多的生产能力不能转化为消费，我们就会重新回到过去的那种为生产而生产的怪圈中，最终导致经济停滞。宏观调控之后，这种现象有所改观。从支出结构看，低收入居民消费支出的增加是当前的一大特点。以轿车为代表的高档需求的增长转入平缓，居民的日常消费需求有所增加。
　　从表2可以看出，从2月份开始，各月的累计数的增长是逐渐增加的。这说明居民消费结构正在发生变化，高档消费品的比例在降低，而一般消费的比例在上升。如果再在这种增长中扣除价格因素（到10月份为止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为103.1%），全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应该在10%左右。这说明较低收入的居民的消费增加对于中国消费总量的增长是有贡献的。进一步增加这些人的收入，提高他们的消费水平，不仅体现了经济增长对于改善弱势群体的生活水平的积极作用，也将反过来对经济增长产生新的拉动。
　　二是在宏观调控中，地方政府及企业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得到了正确的引导。发展地方经济，一直都是各地政府的重要目标。吸引投资，发展当地经济，是改革开放以来包括深圳、上海等在内的经济发达地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也是现在各个地方发展经济的主攻方向。在本轮经济增长中，各地经济增长之间原有的格局有了较大的变化。一些过去发展较慢的地方，如内蒙古、山西、江西等省区，在本轮经济周期中，经济增长率都有明显的提高。一些次发达地区已经进入了经济高速增长地区的行列，这些地区的加速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较高的固定资产投资。虽然从全国看，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有所控制，但在这些地区，吸引及扩大固定资产投资仍然是当地推动經济增长的最重要手段。这些地区的启动，有的是依靠国家政策的倾斜，如东北老工业基地；有的依靠的是自然资源的优势，如内蒙古和山西；也有的依靠的是区位经济的比较优势，如江西，其特定的接近沿海发达地区的地理特点和生产要素价格上的比较优势，使其在中国经济的梯级发展中受益。
　　随着中国市场化的进程，中国宏观调控中周期和反周期力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首先表现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间关系的变化。当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力量后，地方政府出于自身相对独立的利益目标和责任约束，在相当大程度上以推动地方经济增长为其首要目标，因而在宏观经济调控中，成为中央政策中被调控的主要对象。在我国传统体制的非国有化改造和民营经济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目标实际上是与民营经济相互一致的。地方政府发展地区经济，由此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城市化水平、就业和人民生活，就必须通过刺激当地企业及经济。在中央政府实施宏观调控，要求地方收缩投资及增长时，地方政府却是鼓励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地方政府在宏观调控中，更多地是与民营经济一道，成为淡化宏观调控的周期性力量。中央、地方与企业之间的连接机制上也发生了变化，由完全的行政连接（即行政权力连接和责任机制约束）发展成为政府间的行政连接与政企间的市场连接共同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当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采取紧缩措施，采取的手段可以是行政的，支付的代价也可以是行政成本，并通过财政收支或在政府间转移支付承担这种成本。但地方政府要求当地经济紧缩，要求企业退出已经开发的项目，或放弃地方政府已经允诺的配套条件，所要支付的却是市场代价。行政连接与利益连接发生冲突时，地方政府往往更注重利益。
　　本轮宏观调控对地方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冲击。收缩贷款和清理土地一方面对一些过度的扩张形成了约束，另外一方面，对一些实力较弱的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从总体上看，这种调控对地方经济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尤其是对那些不具备开发条件的土地开发及缺乏投资前景的投资，及时的宏观调控避免了资源的浪费。这是本轮宏观调控区别于以往经济周期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是由于当前经济运行及政策目标的复杂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相关的宏观经济政策对于经济增长和经济活动的作用方向和力度存在着差异，各种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使宏观调控政策趋向于温和。这种政策的力度有利于经济活动的平稳调整。
　　财政政策的差异表现在：从1994年中国实施分税制后，中国的财政收入政策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随着中国财政收入和宏观经济形势的不断好转，2003年以来，财政部在税收方面开始实施了某些改革，包括出口退税体制的改革、由东北地方开始实施的增值税的改革、农业税制的改革。出口退税使出口企业得到了实惠，增值税和农业税的改革则减轻了企业和农民的负担。所以从税收政策上看，是属于扩张性的政策。但在财政支出政策上，2003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将积极的财政政策调整为中性的财政政策，属于收缩性的政策。收入和支出政策的大方向上存在着差异。
　　银行间的差异表现在：在货币政策方面，中央银行实施了一系列收缩性的措施（如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加强贷款规模管理、调整利率等），旨在控制经济中可能出现的过热。但银行业本身由于经济形势改善，具备更好的放款条件，其经营方针却是扩张性的。这样，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之间，在同样的宏观背景下，各自的态度存在着差异。
　　资本市场的间接融资市场形势很好，而在直接融资市场上，股市低迷与宏观景气形成鲜明对照。
　　四是从长期和短期增长的关系来看，短期的调控为中国经济长期的持续稳定及高速增长创造着条件。宏观调控重在当前，是要通过对于当前经济发展的反周期调整，获得更全面的、长期的经济发展。短期调控不能解决长期发展中的问题，如果把短期和长期目标相混淆，在考虑资源的合理配置时，就失去了优化的标准。而没有标准的优化是很难实现的。在中国的经济运行中，一些偏差是出自于经济运行本身，一些偏差则是因为制度、体制、资源等方面更复杂的原因。经济运行本身的问题要通过宏观调控要解决，而其他方面的问题则要通过长期发展战略和政策来调整。从2004年中国实施的宏观调控来看，长、短期目标的关系解决得比以前好。
　　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这一强劲发展势头在2005年有可能延续，但速度上则可能放缓。一方面，一些经济增长的矛盾有可能缓解，如能源、运力紧张的局面可能会有所克服、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有可能降低、通货膨胀的压力可能进一步降低、居民的日常消费需求可能会有所增加，这都将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一些经济增长的动力也可能有所减弱： 农村经济要保持增长有一定的难度；在需求方面，在过去两年中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较大的轿车和房地产这两项大的居民需求，还会进一步放缓；在对外贸易上，已经连续取得了两年30%的超常增长，要继续保持这样速度的增长可能有一定的难度。各方面因素综合起来，2005年可能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较好的一年，但增长势头可能不会像过去两年那么强，适度的宏观调控力度可能是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一种较好选择。
　　
　　（刘伟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蔡志洲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