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大学读的是政治学专业，在经过多年的应试教育后，对大学里接触到的政治学知识都感到很“新鲜”。至今笔者很清楚地记得，大学老师曾经讲过一个概念：政府的自利性。就是说，政府不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会追逐自己的利益，因为政府说到底也是一种组织，组织是由一个个人组成的。
　　经历多年的媒体工作后，笔者对这个概念的印象更加深了。这些年来，政府机构、人员的不断膨胀，财政收入的持续高增长，以及政务公开透明工作的踯躅不前，似乎都在给这个概念增加佐证。
　　从2012年地方“两会”一些“地方大员”的公开言论看，执政者对于“政府的自利性”越来越有明确的认知。比如，在上海市政协专题会议上，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就和委员们讨论了“强势政府”问题。有委员就提出，强势政府就是政府掌握了太多的资源，主要是土地、国资、财税。俞正声回应说，应该是市场做的就交给市场，“像TMT产业（注：电信、媒体和科技的融合），肯定是中国需要的，我们考虑再三，也是放弃了财政投入，如果要上项目，资本投入需要100亿，我们最后还是放弃了，下决心主要靠市场力量来推进。”
　　新任广东省省长朱小丹的回应则更加明确。在当选后的媒体见面会上，朱小丹就表示：目前体制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阻碍改革的最大障碍、最大因素是这些年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改革确实需要勇气，但广东有决心突破这种利益格局，“尤其是突破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与科学发展不相适应的政府部门权力和利益格局”。
　　意思很清楚，这些年人们常说的“既得利益”首先就是指“政府部门权力和利益格局”。客观说，这方面的共识早已经形成了，只是人们的表达方式不同而已。笔者最近参加了一次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20年的座谈会，一位78届大学生，如今已经是中级法院副院长的人士在对邓小平恢复高考表达感激之后，也直言不讳：由于多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搁置和虚化，导致“官僚阶层”无形中纠合为一个利益共同体，这个实际上存在的“神圣同盟”以“稳定压倒一切”为借口，阻挠体制改革的进程，这才是最大的悲哀。
　　很难说是谁的悲哀。他国已经或正在“免费”提供经验教训。温家宝总理最近出访海湾三国，在记者招待会上，对于去年以来的中东、北非变局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有记者问：“您认为一个国家的政府要从西亚、北非的状态借鉴和吸取什么？”温家宝回答说：“任何动荡都有其内因和外因，但我以为，内因还是主要的。对于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来说，就是要坚定、勇敢地担当起责任，而且不谋私利。”
　　政府有谋求私利的冲动，这已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问题在于：我们为什么没有能够遏制住这种冲动，反而让这种冲动如洪水一样泛滥？具体的办法，答案都是现成的，只是看执政者有没有决心去做。
　　笔者认为，有必要重温一下英国思想家休谟的“无赖假定”—“政治作家们已经确立了这样一条准则，即在设计任何政府制度和确定几种宪法的制约和控制时，应把每个人都视为无赖—在他的全部行动中，除了谋求一己的私利外，别无其他目的。”
　　这是政治文化上的根本转变，因为我们浸染在慈父般的全能型政府的传统里已经够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