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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宁波建筑文化灿烂悠久，如何通过翻译将这一文化推向国际？苏珊·巴斯内特的文化翻译理论无疑为我们审视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更具高度的又极为贴切的视角：宁波古建筑的译介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微观层面上文本翻译的问题，更应提升到文化输出与交流的战略高度；在此方针的指引下，宁波古建筑文本翻译追求的应是源语和目的语在文化功能上的对等，以及源语文化在目的语文化中的植入和融合；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从读者期待，到翻译目的，到翻译策略、技巧选择等方面，都应将文化（输出）因素纳入考量的范畴。
关键词 翻译 宁波古建筑 文化视角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0 引言
建筑既是实用之物，又是科学和艺术。宁波的建筑文化，作为浙东地区最引人注目的六大文化现象之一，灿烂悠久，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遗存：七千年前河姆渡人的干栏式建筑唐代的它山堰，宋代的保国寺，元朝的永丰库，明代的天一阁等。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文化体现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其重要性日渐凸显。宁波的建筑文化要在新时代中展现其独特的魅力就离不开恰当的翻译及清晰地介绍。然而现状不容乐观：现有古建筑文本翻译无论是从广度、深度还是译文本身都存在不少问题，而这一切究其根源，皆因缺乏一致的翻译原则的指引。我们将以苏珊·巴斯内特的文化翻译理论为指导，重新审视宁波古建筑译介中存在的问题，并尝试解决。
1 文化输出国策与文化翻译理论
传统的翻译理论都把翻译看成语言之间语码的简单转换，因此翻译所要追求的仅仅是文本在某些方面的对等，并且努力迎合目的语读者的文化背景。而以苏珊·巴斯内特为代表的翻译文化学派突破了传统的翻译观，他们特别强调文化在翻译中的重要地位，以及翻译对于文化的意义。他们认为，翻译不仅是从源语到目的语的语码转换，更应该被看作是一种跨文化交流；翻译的对象不再是语言，而是文化信息；翻译必须通过跨越语言障碍，实现其促进文化移植、文化交融的主旨，因而译文也不再一味迎合目的语文化，消除文化差异，而是在目的语文化中，尽可能呈现源语文化信息的丰富性、多元性。
巴斯内特的翻译观显然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语言或者语篇：翻译的基本单位不是单词，不是句子，甚至不是语篇，而是文化。翻译的目标也不再指向语言，而是提升到了一个更为宏大高远的层面：文化层面。
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巴斯内特的翻译观显然与我国的文化政策相符。《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文化输出已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具备了明晰的政策导向。以巴斯内特的翻译为手段，文化植入、融合为目的的翻译观，显然为这一国策在翻译领域找到了合理的理论支持。但是在文化翻译理论观照下，宁波古建筑的译介存在诸多问题。
2 文化翻译视角下宁波古建筑译介现状及问题
在巴斯内特看来，翻译是一种权力话语，一种政治手段。翻译是在权力参与下的文化对话与构建。全球化的挺进与差异性的展现使得翻译尤为重要，翻译是文化交流的媒介与手段，翻译构建起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当前，尽管全球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这全球化是以英语为主要载体的西方强势文化的全球化。面对西方文化的长驱直入，弱势文化却进退失据，逐渐被西方文化所同化，而丧失了个性。就宁波古建筑译介而言，如果把翻译看作一种文化构建活动，那么这一活动无论是语言微观层面，还是超越语言的宏观层面，似乎都离开翻译文化植入和融合这一最终目标，和文化输出国策的宗旨相去甚远。
首先，从整体情况看，宁波古建筑的译介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具体体现在：
（1）无论是官方还是学界，宁波还没有形成独立的、完善的部门或者机构来专门负责管理宁波范围内的古建筑译介。作者走访了宁波各级政府的文化部门及高校，均未有专职人员负责此项工作。政府部门的设置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政府重视程度。这种状况似乎与宁波古建筑的重要性、与宁波的国际定位和提升城市软实力以及国家文化输出政策不符。
（2）宁波古建筑的译介未达到应有的广度，撇开译文的质量不说，光在翻译的数量上，各地区间的差异甚是明显。例如在天一阁和保国寺内，就有三种外语翻译，分别是英语、日语和韩语。在天一阁内，大到阁楼的旧时候的用途、历史及其相关的人物，小到各类特殊的花鸟树木均有中英文的介绍。与之相对的是蒋氏故居，翻译之迹甚是难觅。
（3）宁波古建筑译介浮光掠影、浅尝辄止，未达到应有的深度。宁波古建筑的文化价值除却其旅游产业方面，还有更为深刻的内涵。在相关文本的选取上，却总局限在对建筑物所涉及的历史及相关人物蜻蜓点水般的翻译，主要集中于景点介绍这些表面、简单的文本，甚至有些古建筑仅标牌或名称有英译，没有具体文字介绍的译文。而对于真正涉及其文化内核的历史、美学、建筑学等方面的典籍的翻译几乎没有，宁波古建筑真正的文化价值没有得到重视。
其次，就译文本身而言，宁波古建筑翻译在内容准确性、翻译目的、读者期待、策略、形式和内容的侧重等方面还存在种种问题：
文本误译，例如“天一生水，源长垂远”译为“the unique and mysterious building of the Tianyi Pavilion”。原文对仗工整，并且暗含天一阁名字来源于《易经》。姑且不论这些较难翻译的形式和文化层面，就连较低层次的、信息的对等都没能达到：译文与原文在内容上有很大出入，完全可以视为误译。
相对浅表性的误译问题，由于缺乏统一的翻译原则引起的种种问题更为深刻。尽管近年来国家一直都在倡导提升软实力和文化输出，但是就翻译目的而言，当前宁波古建筑翻译实际上并没有强调文化输出，而仅仅追求信息的顺畅交流，文化传递并没有得到重视。在信息传递过程中为了保证源语和目的语间的顺利交际，文化差异被刻意削弱了。例如：“五蝠临门” 被很“体贴”地译为“the arrival of five lucky birds”，以避免误会，因为西方文化里面蝙蝠吸血，不是什么好鸟。 另外，宁波古建筑的译文预设的读者只是普通外国游客，它似乎并不指望读者对原文的文化背景有深入了解，只是一味迎合读者的文化和知识背景。例如，在翻译“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 “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时，译者为了迎合外国读者的文化背景，有意的去掉前面的标志一段特定中国历史、富含文化信息的年号，而只使用了符合西方人知识背景的公元纪年“1013”“1391”，这势必会大量削减带来理解难度的源语中的文化因子。
在翻译策略的选取上，则是重归化（Domestication），轻异化（Foreignization）。前者指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语际转换，主张把源语文化中的异质成分转化为目的语文化中人们所熟知的内容，从而降低读者接受的难度，却往往会牺牲源语文化中大量的附载信息。例如把“梁山伯与祝英台”译为“Remeo and Juliet in China”，西方人没听说过梁祝，但罗密欧与茱丽叶确是妇孺皆知的经典形象，读者无须源语文化背景知识就能看懂，但也因此而错过了中国的经典爱情。
在形式与内容的侧重上，目前的翻译以译文读者为中心，倾向信息交流，因而更强调文本的内容，原文中的诸多形式因素被舍弃了。宁波古建筑的文字，特别是建筑名称、匾额、楹联等大多文体华美，讲究对仗、押韵，而这种形式上的讲究，实际上正是汉文化的精髓。但是，语言形式上的差异，特别是汉语和英语，几乎被认为是不可逾越的鸿沟，在翻译中往往被牺牲。
可见，宁波古建筑的翻译实际上并没有把彰显文化特色放在第一位，而只追求不同语言之间的顺畅交流，这样固然简单、直白，让一般外国读者易于理解，但是其代价是放弃了对外输出中国文化的机会；从对方角度来看，也剥夺了他们了解这些历史文化信息的机会。
3 应对措施
在当前提倡文化输出的形势下，如何在翻译中保持中华文化的独特性，并使之发扬光大？巴斯内特强调翻译、译者的地位在不断提高，翻译的方法和视野逐渐扩大，翻译活动的参与者要把目光从翻译过程本身投射到与翻译相关的其他因素和领域上来。因此，从语言之外的层面来讲，无论是官方还是学界都应该要重视宁波古建筑的译介问题。可以形成专门研究古建筑译介的团队，使之趋于专业化。
另一方面，就古建筑翻译本身而言，以文化翻译观为指导，无论是对读者期待的预判，翻译的目的，还是文本翻译过程所涉及的策略、技巧，都应该以将文化因素考虑在内。翻译的文化性就是将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都还原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考察它们产生时的各自的历史文化背景及其差异。在这种文化差异的协调过程中，翻译也因此具有了创造性的，从而使翻译从字面转述走向文化阐释。
巴斯内特的“文化翻译观”意在文化交流，把文化放在第一位，信息传递放在第二位，在传递信息过程中移植文化；翻译的目的不是消除差异，而是将其突显出来，并尽量保留差异，以达到两种文化进行交流的目的。因此，“五蝠临门”依照文化翻译观，应该将“bat”译出。因为读者是有想象力的，并且译文信息的获取也不是静止的，读者完全可以从上下文进一步获取信息，认识到在中国蝙蝠是幸福的象征，所以不仅不会误会，反而可以加深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文化翻译观”要求译文读者对文化差异要努力适应、理解和吸收，通过对译文的阅读了解异国风情、异国语言和文化特点。“梁山伯和祝英台”不仅仅是“中国的罗密欧与茱丽叶”，也不仅仅是一个爱情悲剧，读者更可以通过“梁山伯和祝英台”了解中国古代的婚恋、教育、民俗等等。
根据文化翻译观，文化因子不可翻译，只能移植或传递，这就要求采用“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策略。尤其是像古建筑翻译这样极具民族性的独特语言结构形式，它所表达的含义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中，在其他语言中很难找到相应的表达，这时就应首先考虑异化的翻译策略，以达到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因为异化策略忠实再现了源语的文化和表达方式，突显文化差异，能让目的语民族充分了解对方的文化。
4 结束语
进入21世纪，各国间文化交流日趋频繁，文化输出已经具有了战略意义。就宁波古建筑而言，除了将中文翻译成外语，更重要的是将古建筑所蕴含的中华文化介绍给异域文化，是为译介。宁波古建筑的翻译，要有一个一致的并且有利于文化输出的翻译原则为指导，巴斯内特的文化翻译观，主张较多保留文化因子，在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过程中，通过译介宁波古建筑相关的新词术语和独特的文化因子，使之经过长期广泛的流传，逐渐融入目的语文化，从而成为目的语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达到文化输出的目的。
宁波古建筑的译介应该以巴斯内特的文化翻译观为指导，将文化因素放在首位，政府应该重视文化输出，成立专业部门或机构从整体上把握宁波古建筑的译介；就具体翻译过程而言，译者应该不卑不亢，不曲意迎合目的语文化，也不刻意地扩大文化差异；客观地呈现它，并且通过各种翻译技巧，帮助目的语读者接受理解这种差异，自信从容，真正地展现大国风范。
基金项目：浙江省新苗人才计划项目“文化视角下宁波古建筑译介”（2012R422018）
参考文献
[1] Bassnett， Susan & Andre Lefevere. Translation， History & Culture [M].London & New York： Pinter Publisher，1990.
[2] Bassnett， Susan & Andre Lefevere. 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3] 段峰. 苏珊·巴斯内特文学翻译思想评述[J].四川大学学报，2006（2）：8.
[4] 申雨平.西方翻译理论精选[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5] 潘文国.当代西方翻译学研究[J].中国翻译，2002（2）：22-25.
[6] 胡晓云. 上万人昨“逛”天一阁、保国寺等博物馆[EB/OL]. http：//news.cnnb. com.cn/system/2007/05/19/005288516.shtml/2007-05-19.
关键词 翻译 宁波古建筑 文化视角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0 引言
建筑既是实用之物，又是科学和艺术。宁波的建筑文化，作为浙东地区最引人注目的六大文化现象之一，灿烂悠久，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遗存：七千年前河姆渡人的干栏式建筑唐代的它山堰，宋代的保国寺，元朝的永丰库，明代的天一阁等。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文化体现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其重要性日渐凸显。宁波的建筑文化要在新时代中展现其独特的魅力就离不开恰当的翻译及清晰地介绍。然而现状不容乐观：现有古建筑文本翻译无论是从广度、深度还是译文本身都存在不少问题，而这一切究其根源，皆因缺乏一致的翻译原则的指引。我们将以苏珊·巴斯内特的文化翻译理论为指导，重新审视宁波古建筑译介中存在的问题，并尝试解决。
1 文化输出国策与文化翻译理论
传统的翻译理论都把翻译看成语言之间语码的简单转换，因此翻译所要追求的仅仅是文本在某些方面的对等，并且努力迎合目的语读者的文化背景。而以苏珊·巴斯内特为代表的翻译文化学派突破了传统的翻译观，他们特别强调文化在翻译中的重要地位，以及翻译对于文化的意义。他们认为，翻译不仅是从源语到目的语的语码转换，更应该被看作是一种跨文化交流；翻译的对象不再是语言，而是文化信息；翻译必须通过跨越语言障碍，实现其促进文化移植、文化交融的主旨，因而译文也不再一味迎合目的语文化，消除文化差异，而是在目的语文化中，尽可能呈现源语文化信息的丰富性、多元性。
巴斯内特的翻译观显然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语言或者语篇：翻译的基本单位不是单词，不是句子，甚至不是语篇，而是文化。翻译的目标也不再指向语言，而是提升到了一个更为宏大高远的层面：文化层面。
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巴斯内特的翻译观显然与我国的文化政策相符。《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文化输出已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具备了明晰的政策导向。以巴斯内特的翻译为手段，文化植入、融合为目的的翻译观，显然为这一国策在翻译领域找到了合理的理论支持。但是在文化翻译理论观照下，宁波古建筑的译介存在诸多问题。
2 文化翻译视角下宁波古建筑译介现状及问题
在巴斯内特看来，翻译是一种权力话语，一种政治手段。翻译是在权力参与下的文化对话与构建。全球化的挺进与差异性的展现使得翻译尤为重要，翻译是文化交流的媒介与手段，翻译构建起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当前，尽管全球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这全球化是以英语为主要载体的西方强势文化的全球化。面对西方文化的长驱直入，弱势文化却进退失据，逐渐被西方文化所同化，而丧失了个性。就宁波古建筑译介而言，如果把翻译看作一种文化构建活动，那么这一活动无论是语言微观层面，还是超越语言的宏观层面，似乎都离开翻译文化植入和融合这一最终目标，和文化输出国策的宗旨相去甚远。
首先，从整体情况看，宁波古建筑的译介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具体体现在：
（1）无论是官方还是学界，宁波还没有形成独立的、完善的部门或者机构来专门负责管理宁波范围内的古建筑译介。作者走访了宁波各级政府的文化部门及高校，均未有专职人员负责此项工作。政府部门的设置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政府重视程度。这种状况似乎与宁波古建筑的重要性、与宁波的国际定位和提升城市软实力以及国家文化输出政策不符。
（2）宁波古建筑的译介未达到应有的广度，撇开译文的质量不说，光在翻译的数量上，各地区间的差异甚是明显。例如在天一阁和保国寺内，就有三种外语翻译，分别是英语、日语和韩语。在天一阁内，大到阁楼的旧时候的用途、历史及其相关的人物，小到各类特殊的花鸟树木均有中英文的介绍。与之相对的是蒋氏故居，翻译之迹甚是难觅。
（3）宁波古建筑译介浮光掠影、浅尝辄止，未达到应有的深度。宁波古建筑的文化价值除却其旅游产业方面，还有更为深刻的内涵。在相关文本的选取上，却总局限在对建筑物所涉及的历史及相关人物蜻蜓点水般的翻译，主要集中于景点介绍这些表面、简单的文本，甚至有些古建筑仅标牌或名称有英译，没有具体文字介绍的译文。而对于真正涉及其文化内核的历史、美学、建筑学等方面的典籍的翻译几乎没有，宁波古建筑真正的文化价值没有得到重视。
其次，就译文本身而言，宁波古建筑翻译在内容准确性、翻译目的、读者期待、策略、形式和内容的侧重等方面还存在种种问题：
文本误译，例如“天一生水，源长垂远”译为“the unique and mysterious building of the Tianyi Pavilion”。原文对仗工整，并且暗含天一阁名字来源于《易经》。姑且不论这些较难翻译的形式和文化层面，就连较低层次的、信息的对等都没能达到：译文与原文在内容上有很大出入，完全可以视为误译。
相对浅表性的误译问题，由于缺乏统一的翻译原则引起的种种问题更为深刻。尽管近年来国家一直都在倡导提升软实力和文化输出，但是就翻译目的而言，当前宁波古建筑翻译实际上并没有强调文化输出，而仅仅追求信息的顺畅交流，文化传递并没有得到重视。在信息传递过程中为了保证源语和目的语间的顺利交际，文化差异被刻意削弱了。例如：“五蝠临门” 被很“体贴”地译为“the arrival of five lucky birds”，以避免误会，因为西方文化里面蝙蝠吸血，不是什么好鸟。 另外，宁波古建筑的译文预设的读者只是普通外国游客，它似乎并不指望读者对原文的文化背景有深入了解，只是一味迎合读者的文化和知识背景。例如，在翻译“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 “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时，译者为了迎合外国读者的文化背景，有意的去掉前面的标志一段特定中国历史、富含文化信息的年号，而只使用了符合西方人知识背景的公元纪年“1013”“1391”，这势必会大量削减带来理解难度的源语中的文化因子。
在翻译策略的选取上，则是重归化（Domestication），轻异化（Foreignization）。前者指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语际转换，主张把源语文化中的异质成分转化为目的语文化中人们所熟知的内容，从而降低读者接受的难度，却往往会牺牲源语文化中大量的附载信息。例如把“梁山伯与祝英台”译为“Remeo and Juliet in China”，西方人没听说过梁祝，但罗密欧与茱丽叶确是妇孺皆知的经典形象，读者无须源语文化背景知识就能看懂，但也因此而错过了中国的经典爱情。
在形式与内容的侧重上，目前的翻译以译文读者为中心，倾向信息交流，因而更强调文本的内容，原文中的诸多形式因素被舍弃了。宁波古建筑的文字，特别是建筑名称、匾额、楹联等大多文体华美，讲究对仗、押韵，而这种形式上的讲究，实际上正是汉文化的精髓。但是，语言形式上的差异，特别是汉语和英语，几乎被认为是不可逾越的鸿沟，在翻译中往往被牺牲。
可见，宁波古建筑的翻译实际上并没有把彰显文化特色放在第一位，而只追求不同语言之间的顺畅交流，这样固然简单、直白，让一般外国读者易于理解，但是其代价是放弃了对外输出中国文化的机会；从对方角度来看，也剥夺了他们了解这些历史文化信息的机会。
3 应对措施
在当前提倡文化输出的形势下，如何在翻译中保持中华文化的独特性，并使之发扬光大？巴斯内特强调翻译、译者的地位在不断提高，翻译的方法和视野逐渐扩大，翻译活动的参与者要把目光从翻译过程本身投射到与翻译相关的其他因素和领域上来。因此，从语言之外的层面来讲，无论是官方还是学界都应该要重视宁波古建筑的译介问题。可以形成专门研究古建筑译介的团队，使之趋于专业化。
另一方面，就古建筑翻译本身而言，以文化翻译观为指导，无论是对读者期待的预判，翻译的目的，还是文本翻译过程所涉及的策略、技巧，都应该以将文化因素考虑在内。翻译的文化性就是将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都还原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考察它们产生时的各自的历史文化背景及其差异。在这种文化差异的协调过程中，翻译也因此具有了创造性的，从而使翻译从字面转述走向文化阐释。
巴斯内特的“文化翻译观”意在文化交流，把文化放在第一位，信息传递放在第二位，在传递信息过程中移植文化；翻译的目的不是消除差异，而是将其突显出来，并尽量保留差异，以达到两种文化进行交流的目的。因此，“五蝠临门”依照文化翻译观，应该将“bat”译出。因为读者是有想象力的，并且译文信息的获取也不是静止的，读者完全可以从上下文进一步获取信息，认识到在中国蝙蝠是幸福的象征，所以不仅不会误会，反而可以加深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文化翻译观”要求译文读者对文化差异要努力适应、理解和吸收，通过对译文的阅读了解异国风情、异国语言和文化特点。“梁山伯和祝英台”不仅仅是“中国的罗密欧与茱丽叶”，也不仅仅是一个爱情悲剧，读者更可以通过“梁山伯和祝英台”了解中国古代的婚恋、教育、民俗等等。
根据文化翻译观，文化因子不可翻译，只能移植或传递，这就要求采用“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策略。尤其是像古建筑翻译这样极具民族性的独特语言结构形式，它所表达的含义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中，在其他语言中很难找到相应的表达，这时就应首先考虑异化的翻译策略，以达到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因为异化策略忠实再现了源语的文化和表达方式，突显文化差异，能让目的语民族充分了解对方的文化。
4 结束语
进入21世纪，各国间文化交流日趋频繁，文化输出已经具有了战略意义。就宁波古建筑而言，除了将中文翻译成外语，更重要的是将古建筑所蕴含的中华文化介绍给异域文化，是为译介。宁波古建筑的翻译，要有一个一致的并且有利于文化输出的翻译原则为指导，巴斯内特的文化翻译观，主张较多保留文化因子，在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过程中，通过译介宁波古建筑相关的新词术语和独特的文化因子，使之经过长期广泛的流传，逐渐融入目的语文化，从而成为目的语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达到文化输出的目的。
宁波古建筑的译介应该以巴斯内特的文化翻译观为指导，将文化因素放在首位，政府应该重视文化输出，成立专业部门或机构从整体上把握宁波古建筑的译介；就具体翻译过程而言，译者应该不卑不亢，不曲意迎合目的语文化，也不刻意地扩大文化差异；客观地呈现它，并且通过各种翻译技巧，帮助目的语读者接受理解这种差异，自信从容，真正地展现大国风范。
基金项目：浙江省新苗人才计划项目“文化视角下宁波古建筑译介”（2012R422018）
参考文献
[1] Bassnett， Susan & Andre Lefevere. Translation， History & Culture [M].London & New York： Pinter Publisher，1990.
[2] Bassnett， Susan & Andre Lefevere. 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3] 段峰. 苏珊·巴斯内特文学翻译思想评述[J].四川大学学报，2006（2）：8.
[4] 申雨平.西方翻译理论精选[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5] 潘文国.当代西方翻译学研究[J].中国翻译，2002（2）：22-25.
[6] 胡晓云. 上万人昨“逛”天一阁、保国寺等博物馆[EB/OL]. http：//news.cnnb. com.cn/system/2007/05/19/005288516.shtml/2007-0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