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要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并着重阐述了党内民主的建设要求。下面，就基层民主和基层党组织建设，根据调查、了解和掌握的情况，谈谈几点思考。
　　思考一：上下共识，良性互动，形成浓厚的党内民主氛围，才可有效避免党内民主的“孤岛现象”。
　　从延安掷豆选举，到毛泽东同志就黄炎培先生提出的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史兴亡周期率的支配力做出的明确答复：“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可见，我们党历来是高度重视党内民主的，并给我们留下了优良传统。但是，在开放了的社会条件下，一段时间来，党的民主作风被党内基层的一些同志淡忘甚至践踏，表现在党内班子成员特别是主要领导对成绩夸夸其谈，对问题轻描淡写；普通党员存在着不愿说、不便说、不会说、不敢说和不让说的“五不”现象。一些党的基层干部在变味的民主生活中尝到了甜头已成不争的事实。
　　世纪之初，我们党以高度的自觉性开始强化自身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近些年来，党内民主建设取得了不少成效，特别在基层，无论是从干部选拔环节，还是从选举环节，党内民主都有新的发展、新的探索。如公推直选产生基层党委、支部班子，领导干部任职公示，发展党员、基层选举票决制等等，这些新探索和做法在党员群众中反响热烈。
　　客观上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内民主采取自下而上的探索十分必要，党内民主发展的本意不是要追求轰轰烈烈的形式，而是要追求实实在在的效果。但如何尊重党员的主体地位，激活党员的主体意识，让每一个党员真正参与到党的自身建设中来，让全体党员成为党内民主的实践者和推动者，如何把基层的实践上升为制度，如何把试点的积累扩展到面上的推广，从而形成一种良好而长久的制度和风气，并且让这种制度和风气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这些都需要更高层面的决策主体加以研究，给予自上而下的鼓励、支持和指导，以便达成共识，上下良性互动，否则，难免出现你改我不改，你推行我不推行的如同湖北乡镇改革的“孤岛现象”。
　　思考之二：基层党的执政和民意关注出现双重失灵现象，党在基层的执政主体地位体现不明，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难以发挥。
　　我们党已从革命党转换为合法的执政党，基层党组织自然理所应当应挑起执政一方的重任。但是具体情况是怎样的呢？
　　在机关、企事业单位，一般是双向进入，党政一肩挑，大一些的单位再配备1名党务副书记。但事实上，一把手忙于政务，很少关心党务，甚至无暇顾及党务，而党务工作者在单位的主体地位往往被淡忘或边缘化，特别是企业，党的工作者更是被遗忘了的一群。
　　在农村，我们实行的是村民自治，党组织和政府更多的是起着监督作用。但事实上，村民自治也不是由村民自己说了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级组织的喜好与决定，这就造成了农村的基层民主治理事实上的无法真正落实。上级组织意志在一定程度上还左右着村社一级的选举和行政结果。而这种结果往往又不能取得最广泛的群众认可，于是，百姓就采用“不作为”的方式与组织软磨硬缠，导致了干群关系的冷战化。
　　造成这种局面，我们认为，除历史背景外，与我们党的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长期以来形成的依靠行政命令推行工作这种“路径依赖”有很大的关系。加之在国家公务员的名册上，党的最基层干部成员则被排除在行政体制之外，这必然导致党的基层干部陷入到一种矛盾冲突下的软弱境地，难以发挥其堡垒作用。
　　思考之三：悄然形成的乡村多种权威互动格局不容忽视
　　改革开放以来，虽说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民的生活质量也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有一个事实也是无法回避的，那就是：这种改善的速度总是滞后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调查中我们发现，农村居民年收入的80%以上来自于务工收入。倘若家中没有务工人员，则很难摆脱贫困厄运。因此，在农民还在为生存而奔波的情况下，他们根本不会也不可能去考虑参与农村基层民主治理的权利，更何况党的基层民主。而这一群体占农村人口的70%以上，党内比例基本相同。农民最关注的问题中间，基层民主政治排序垫底。他只有在觉得这种农村基层民主治理对他有利或有直接利害关系时，他才会去积极投入。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当前乡村社会存在着官权与民权两种力量的冲突。改革开放以前，乡村治理是一种党组织或国家主导下的超强社会控制，在农村社区，除了党政主体权威以外，其他传统权威都成了专政的对象，乡村社区因而也形成了比较单一的权威格局。上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经历了从“统”到“分”的变化和市场经济的转型，这一转型中，“官权有所退，民权有所进”，党和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有所弱化。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计划生育”和“收粮收款”的现实需要，出现了“官权有所进、民权亦有所进”的局面，并使农村社区出现国家力量与民间力量的不和谐，少数地方甚至曾出现相互冲突的态势。目前，农村社区比较单一的权威格局逐渐被打破，一些传统权威开始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村一级实行“海选”以后，宗族更成为瓜分乡村政治权力的组织资源，宗族权威由此得以强化。除此之外，乡村社区还存在帮派武力权威、经济权威和个人权威，等等。这些非主体权威与党政主体权威并存，在乡村社区逐步形成了多种权威互动的格局。这必须引起我们党高度警觉和重视。
　　思考之四：党的理论教育工作要加强。
　　我们党历来是一个十分注重学习的党。但伴随着社会的多元化和拜金思潮的影响，党内的学习，特别是基层党员干部的学习出现了不容忽视的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倾向，一些党员特别是年轻党员对党的基本理论、党的历史知之甚少，更何况党的系统理论。对于基层党员干部教育来讲，既要突出实用，又要突出理论。为什么我们通过多次作风整顿，一些基层部门的党员干部“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却仍然逐步淡化，而中国传统的“官本位”、“唯上论”和对权力的“垄断”意识逐渐充盈上升，工作作风漂浮，“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等不正常现象还不同程度的存在，甚至一些干部违法违规，滥用权力，贪污腐败，失信于民，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越来越远，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为什么机关作风整顿收效甚微？这与我们对党员干部权力观教育不无关系。其实只要使党员干部充分认识到执政党权力的让渡关系，这个问题是不难解决的。但遗憾的的是，我们长期使用了是“人民给予的”这个笼统的说法，而人民的具体含义又被抽象了。看来，要建设学习型政党，可谓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