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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文献给中国新时期全体诗人和我们的长辈们！
一
2019年春节期间，我正穿行在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的林中道上。这里的气温相当于内地的春末夏初，户外旅游穿一件单衣即可。我抬头看见穿透树丛的阳光闪烁，让人感到有些眩晕。记得几天以前，我在告庄的星光夜市上见到了多么壮观灿烂的人生景象，映满视网膜的彩色光斑，彻夜不息的狂欢人流，纵情歌唱的流浪歌手……烟火、礼花、烧烤，远处是沉入黑暗中的澜沧江和湄公河。毫无疑问，此时我正行走在自己地理的远方。那么我人生的远方在何处？远方是一个意象，突然在我脑海中牵引出一件事情，原来在不知不觉中，今年的春天已经到了海子离开的三十周年了。记得十三年前，我刚考上研究生，在北碚的一家小书店买了本燎原著的《海子评传》，爱不释手。有一次看着看着睡着了，第二天醒来后给我的一个文学师姐发了条短信：“师姐，昨天我做了个梦，梦见和你一起去安徽怀宁，看望查振全先生（海子父亲）。”这是只有那个年龄段的典型文艺青年才能发得出的荒唐短信。我想象不出师姐收到短信后的神情，她只回复道：“呵呵，诗人的生活呀！”此时我的目光伸向波光粼粼的澜沧江远处，想到师姐早就消失在我生命的地平线上，而我还不知道的是，我梦见想去看望的查振全先生也于几年前离世了。
我最近感觉到，人到中年，一些该去的地方就要去……早年它们曾在心中自行建构，待到我们成年，有了精力，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就应该把想象付诸实践，也可以说是了却一些心愿……海子逝世已经三十周年，错过这个时间节点又不知要等到何时，所以或许这次去，正好？
春节过后我回到重庆，我接待了一位来自远方、有十几年未曾蒙面的老朋友X女士。参加聚会的还有一位Y君，我们都是当年学生时代的青春伙伴。不过X女士后来中途失散，前段时间才又联系上我们……在我的印象里，这位X女士当年就颇有理想主义气质，读书时写海子的论文，一段时间走不出来……提到海子，我们共同沉入一件往事中……
十五六年以前，我们都还是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一次，X女士从成都赶来见家住重庆北碚的我和Y君，于是我们计划一起去北碚著名的作孚园玩耍。随手还带着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海子的诗》。那天天气不错，作孚园暖风习习。当我们看到著名实业家卢作孚先生刻在石壁上的名言“愿人人皆为园艺家，把世界建成花园一样”的时候，兴致就来了，开始念诗……Y君兴致越来越高，他突然提出，要去北碚最繁华的天奇广场面对密集的人流朗诵海子的诗歌，而这一提议居然立即得到了X女士的支持。当时同行的还有一位W君，他也是中文系的学生，我和他都不愿意干这种事。但我们无法浇灭他俩的腾腾烈焰，Y君拽着我们迅速离开了作孚园，居然还在一个什么地方买了个洋瓷碗，然后直奔天奇广场……我感到似乎大事不妙，待静观其变吧。
到了广场，Y君二话不说，先把碗放在地上，还自己扔了些钢镚儿在里面做引子，甩起袖子往广场上一站，然后就开始了。见此情景，X女士立即跟上，与Y君一起共同手捧一本《海子的诗》，像举行刑场婚礼一般地朗诵起来。面对此始料不及的一幕，我和W君觉得大家是一起来的，站在旁边看热闹显然不合适，但又实在不愿参与，于是就站在离他俩大约只有一丈距离的地方，共同构成了一道奇特的风景……很快我就感觉到走过的人们纷纷投来的异样目光和变得越来越诧异的表情。不一会儿，W君对我说：“我觉得我们两个看起比他们还要傻些……呃，我们最好还是保持交谈，感觉跟那边没得关系。”显然，他的建议让整个氛围变得更加怪诞。突然有个过路人停在前面看了一下，然后走到我身边说：“嗯，这是在？……”我把手胡乱比画了一下，什么也没有说……不过居然还真有人往碗里扔了钱，一个中学生模样的女生，笑着跑过来扔了点零钱进去，这算是那天诗歌得到的唯一一点布施？过了一阵，大概是Y君基本尽兴了，主动结束了这次难忘的诗歌自嗨行为艺术……
后来呢？记忆断了，我们在一阵哄笑声中回到了现实……真没想到X女士十几年后再度回到我的生活中竟是在我打算要去安徽的前夕，真感觉是某种冥冥中的注定。于是我便自然提起了今年春天的出行计划，问他们是否有兴致同往。然而多年以后Y君已不复当年之勇，说道：“到时看情况嘛，我可能有课。”但我知道他在跟我打哈哈。他年纪轻轻，却已经是大学的副教授，才申请下来教育部的青年课题，成天是上不完的课、填不完的表、写不完的论文，家里还有才两三岁的小孩，他怎么可能去出这样一趟不合时宜的远游呢？所以走之前我根本没招呼他。X女士倒是很有兴致，但她已有两个孩子了，估计也是身不由己。走之前我问了她一下，她说去不了，孩子病了。在此期间，我在几个与文艺相关的群里发出邀请信息，居然无一人响应，同时网上也没有看见3月26日有任何纪念活动的消息，心中不免略微有些失望。想到当年海子再孤独，去西藏还有一平和王恩衷一起，到四川还可以到宋渠宋炜家住一阵，想不到三十年后就只剩下我一個人走在路上了，戏谑言之，我岂非比海子还要孤独？好在现在通信发达，网上关注我出游的朋友也还不少，其中有人安慰我说：“3月26号那天，一定会有很多人的。”但我已做好了失望的心理准备……
二
说起我与海子诗歌的结缘，准确地说，是我与整个中国新时期诗歌的结缘。我中学开始喜欢文学后不久，就自然读到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首诗，我想任何一个年轻人读到这样一首诗的时候都会被它迷住。不过当时我还不太清楚的是，我们这一代文学青年的时代背景相较于海子他们那个时候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20世纪80后一代对中国社会的记忆是开始于90年代，我是80年代最末一年入的小学，海子正好也死于这一年……大学我就读于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让人感到惊异的是，这所大学的文学氛围（尤其是诗歌氛围）倒是比较浓厚。感觉重师在全国的高校体系中，是一所被“边缘化”的普通二本学校，但有意思的是，同样被边缘化的文学却在一所边缘化的高校里找到了自己的中心位置。其实后来我了解到，早在好几年前，像北大、北师等这样的中国名牌大学已经出现了“反精英”“反文化”“反智慧”等等解构主义精神文化新动向。像伊沙、尹丽川、沈浩波、朵渔、包括李红旗等等领一时风骚的人物，其实都有名校的背景。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文学青年在重师办“嘉陵潮文学社”，反而是有意无意地在倡导文学的纯粹性、理想性和高雅性，瞧不起蜂拥而至的大众文化和流行艺术，保持着相对保守的审美趣味。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这样的环境中，同学们的创作热情确实还比较高，比如我们寝室就有两个写诗的，他们为研究怎样写好诗经常进行寝室夜谈。除了一些经典名作之外，他们还经常谈论重庆本地《界限》诗人群体的作品，搞得我不想听都不行。我大学时主要喜欢古诗，审美偏传统，但在他们的影响下也开始找一些中国新时期以降的诗歌作品来读，逐渐熟悉了食指、芒克、北岛、多多、于坚、韩东等等名字，对海子也加深了一些理解。没想到，这一发不可收拾，我对他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首先来源于一种奇特的陌生感，因为我感到这些人就像是天人下凡一般地进入了我的精神世界——那样的诗歌，那样的追求，那样的生活，那样的做派……时代隔得并不遥远，但一切似乎都只能在书中见到，于现实却渺不可寻。反观我周围的同龄人谈论和感兴趣的那些事情，简直有恍若隔世之感。在此期间，重庆的《界限》诗人群体也频频穿梭于学校的文学活动之中。在我还在负责《嘉陵潮》工作的时候，刘清泉老师组织过一次诗人见面会，李元胜、邱正伦、董继平、吴岩松、李海洲、宋尾、张作梗、上善若水等诗人齐集重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记得之后《重庆师大报》还专门用了一整版来集中刊载以上诗人们的作品，总标题好像也叫作“青春诗会”。也记得当时我们寝室其中一位诗歌写作者拿着那张报纸看了看，似乎有点不服气地说道：“哼，你们这些人，我全都认识！”就在这样的中文系里我度过了四年，最后终于将毕业论文的选题定为“中国新时期诗歌”…… 之后我考取了西南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生，这时我对新时期诗歌材料的掌握也愈加充分，再加上读研期间精神上一度产生了极大的困惑，主客观一拍即合，遂将毕业论文题目定为《中国新时期诗歌的空幻意识》，研究20世纪80年代诗人们的精神形态，研究他们的疑问、选择、追求和幻灭。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具有年代感和象征性的话题，在开题、导师指导和最终的答辩过程中都引起了老师和同学们的讨论和兴趣。在开题报告上，一位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老师前辈向我发问：“你这个选题能站得住脚吗？研究20世纪80年代，我是过来人，我没有感到空幻啦，我过得很充实啦。依我看呐，这是你们这些80后、90后感到人生空虚而已。”这当然也是属于过来人的一种真实感受，但我在半年后的论文答辩会上回答了他的问题：“如果你们那代人不空幻，北岛又何以会写出‘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这样的诗句呢？”
也就在这期间，我的求职简历开始寄往全国多个城市，我也在西南的几个主要城市间不断辗转。五月的时候，我来到了昆明美丽的翠湖畔，并由于一次偶然的毛遂自荐，我获得了一份云南省文联文艺理论室的编辑工作……提到云南，在我的文学谱系里第一个跳出来的名字就是于坚，南下的行李主要是生活用品，我随身只带了两本诗集，其中之一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于坚的诗》。然而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应聘成功的这家单位，正是于坚先生工作的地方！我感叹这是怎样的人世机缘？
在单位工作几天以后，于坚先生终于现身了，从那一刻开始，我感到那个多年以来存在于幻想中的世界开始找到了现实的生命载体，这样我对新时期诗歌的认识，就和以前在学校里翻书本、写论文的时候大不一样了。听坊间传闻说于坚先生比较孤傲，不好接近，没想到大谬然也，他对我非常好，喜欢和我说话，也乐于解答我的一些疑问。后来我问起他这件事情，他说其实这种传言也是事实，看在什么场合，看对什么人。记得我们第一次长谈是他来编辑部拿稿子，他要我把下一期杂志要用的原稿打印给他，听着打印机嗒嗒的声响，他在我对面坐了下来……这样的气氛未免稍显拘谨，于是我低头打开书包，从里面拿出了那本《于坚的诗》，仿佛一股暖流冲破凝霜，谈话顺利开始……
我和于坚先生的交往一直延续到今天，离开云南后又多次见面，听他谈话有如坐春风之感。于先生学识渊博，除诗歌外，历史、哲学、音乐、美术、博物、风俗、自然、地理……无不信手拈来。但他对这些知识的把握却又不像我以前熟悉的那些学院鸿儒一样体系森严、庄正板肃，他是用作家的感性灵悟来融化这些知识，颇有四两拨千斤之感。有一次，他跟我谈到汉语独特的魅力时说：“西方语言和汉语相比缺乏这个……”他突然一拳朝我胸口捣来，显然他的意思已包含在这个动作之中。又一次他让我看他戴的一只表说：“某某诗人想要反对×××，他要跑到台子上去吼，我根本不用那样，我戴这只表就可以反对×××，这只表不贵……”对我而言，于先生简直就是一个生命化了的中国新时期诗歌的世界，同时也让我直观地认识到了什么是长者之风。
一个多月以后，我返回重庆《红岩》杂志社工作。重庆也一直有“诗歌重镇”之称，2009年年末，《红岩》的诗歌栏目面临大改版，我们有意在未来几年里集结当代中国最优秀的诗人和作品，打造一部献给未来中国的新诗集，这项策划于2010年正式启动。然而刚刚做了才两期，我们就意外地收到了一个噩耗，中国新时期第三代诗人的代表人物之一张枣于2010年3月8日因肺癌去世了，年仅48岁……他20世纪90年代以后去了欧洲，但据说在海外过得并不如意，经常一个人喝闷酒，半夜哭着给他的朋友像北岛这些人打电话，他感到孤独……后来他又拼命想回国，结果回来后就一病不起……我觉得这恐怕主要还是因为历史的巨变导致了这些诗人方向感的迷失。
……
坐在开往安徽的高速动车上，往事一页页在我脑海中翻过。这正是旅游淡季，车厢里只有零星几个乘客，我站起身来在过道上缓缓踱着步子，脑子里突然蹦出了凯鲁亚克《在路上》中的名言：“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
三
我在网上精心挑选了一家旅店，坐落于高河镇政府附近，离查湾已经很近了。到了才发现这家旅馆的室内装潢颇具欧式风格。我有意挑选了一间窗户比较大的房子，白天室内阳光充沛，窗外虽不能面朝大海，却也完全称得上春暖花开了。
接下来就开始打听去查湾的路。在这里海子的知名度很高，一般从事普通行业的人都比较熟悉。几年前我父亲也曾来拜望过海子墓，说来也巧，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曾在离查湾不远的潜山县工作了十四年之久……许多年后他才听说，查湾出了个著名诗人。心想当年那查湾近在咫尺，他经常从那儿路过，不知有没有见过童年时的海子？几年前他故地重游，打算也去海子家乡看一看。当他向一位宾馆女服务生询问海子故居的时候，那女服务生竟然心领神会地脱口而出：“呵呵，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然后才告诉父亲该怎么走。诗人的故乡，也在某种程度上提升了普通群众的精神层次。
后来我从海子堂妹那里得知，我所住宾馆的街对面，就是当年高河镇的老客运站，海子每次出远门，都要来这里乘车，而每次回家也必然会在这里下车。我也打听到，我住的宾馆左侧朝后面去的那条路，正是通向海子村庄的必由之路……
那么走吧，沿着海子当年出村与回村的老路，走向他的故乡！我掐算着日子，于3月26日及时赶到。天气居然也正好完全属于今天，绝对的春暖花开之日，感觉没有什么比这样更完美的了。走在通往查湾的路上，早就耳熟能详的诗歌开始萦绕脑际，风迎面吹来，我马上感到：“风吹在海子的村庄，风吹在村庄的风上，有一阵新鲜，有一阵久远……”是的，今天，就是今天，三十年前……在抵达查湾之前，路过了高河中学，那是海子读书的地方，肯定要进去看一看。校园不大，感觉就是一所很普通的乡镇中学。头天晚上我还特意登录了高河中學的官网，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在知名校友名录一栏，海子排在最后一位。相比较而言，这和他的实际价值不相称。不过作为教育工作者，我大概知道他们在担心什么，海子作为学校名人自然要大力宣传，但从社会层面而言，海子最大的争议就是他的结局，即便一般成年人都难以理解，更何况中学生。万一个别人着了魔，对海子采取片面和偏激的理解方式，甚至去仿效一些行为，那就麻烦了。我想这不是一个伪命题，所以我也一直不赞成在社会这个层面上去大力鼓噪和炒作海子，鼓噪炒作得越凶，离海子的本来面目就越远。海子不是一个凡人，他本应拥有一个自己安静的去处…… 想着想着，已经走到了查湾，路旁立着块石碑，上面写着“美丽查湾，海子故里”。从它旁边的土路拐进去，不远处就是海子纪念馆了。果然如朋友所言，没有任何壮观的场面，不过似乎也没有令我失望，来的人不多，氛围比较轻松。记得十年以前我在云南，从资料上看到3月26日西川先生苍然屹立于海子墓前，向来的人群讲述着什么……今天那些重要的人物去了哪儿？西川呢？燎原呢？20世紀80年代的诗人们呢？……只有海子白色的雕像矗立在阳光下，春天盛开的花朵被微风吹动。我抬头看天，此时太阳正在空中，谁都知道那是海子诗歌的核心意象之一，这里能见度很高，感觉太阳离得很近，仿佛就悬在海子头上不远处，把雕像照射得通体透亮。一会儿有几缕白云浮过，遮住了太阳，海子像又略微地阴暗了些。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一个白色的海子半身塑像，其实所有的艺术都是二度创作，这个像突出了海子内心的光明面，显得开朗阳光。后来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海子的堂妹，她马上说：“对呀，是这样的，海子就是一个很阳光的青年人。”这句话让我产生了一瞬间的疑惑：“既然海子内心是很阳光的，怎么又会走上那条道路呢？”看来这就是物极必反的道理，让我想起吴岩松的一句诗：“夜很美/再美/我就要死了。”所以凡事不可绝对，不可过分。
雕像的背后是诗廊，镌刻着海子的代表作，两旁还种植着一些花卉和绿草，其中有一种长在小树枝上的粉红色花朵非常夺目，我立刻想到，那是不是桃花？桃花也是海子诗歌的重要意象之一，在他生命最后的春天里，他写了一大批有关桃花的诗。燎原在《海子评传》中这样写道：“他们‘红色堆积的叛乱的脑髓’，最终都处在那桃花怒放的幻象中？……当‘桃花’成为生命的主体意象，也就意味着他们巅峰中的生命，开始从太阳的炽烈向着桃花‘温暖而又冰凉’的状态降位——他们体内生命的大火已经烧空，他们装在‘大大的头’中的脑体已经用伤（残）！”但后来我从海子弟弟曙明先生那里得知，那红色的花朵叫“垂丝海棠”，尽管如此，我依然愿意将它视为桃花，因为它理应出现在这里的春天中。
穿过诗廊就来到了有两层楼的纪念馆门前……纪念馆出门右拐，在一条乡间小路的对面，那里坐落着的就是海子故居了。其实海子他们家真正的老屋原先不在这里，且早已被拆掉了，这一个海子故居是后来异址重建的，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看起来还是很有气韵和年代感的。如今故居里住着的就只剩下海子的母亲一个人了，她今年已84岁高龄，但看起来比我之前想象的气色要好许多，这里既是参观地，也是她的家。这样的安排非常少有，使我心中五味杂陈……客厅设有纪念堂，左面是海子书屋，陈列着他生前藏书，还有他新出版的各种诗集，可以现场购买。这些书网上也可买到，但总觉得在这里购买意义不同，于是我一下子又买了两百多元的海子的书。客厅右面是老人家的卧室，还有一间厨房和杂物间，都非常小，且保持着传统农村居室的样貌，但感觉这点空间就已足够她老人家生活了。海子的堂妹告诉我，母亲现在睡的床，也是海子当年出生时的那张床。今天她似乎也和往常一样坐在客厅里，和络绎不绝的来访者聊着海子，有时走到门口和大家合影，有时也出来在太阳下四处转一转……三十年的光阴似乎已让一切变得平静，就像今天这里的氛围一样，三三两两前来祭拜的人非常轻松惬意地徜徉在金黄的阳光下，这里看一看，那里拍拍照，纪念馆里转一转，去故居和海子的亲人们聊一聊……海子的亲人们听说我远道而来，又是文学杂志编辑，对我无比热情，中午晚上都请我一起吃饭。我一见到他们，心中就自然而然地肃然起敬。因为海子，我们一见如故，交谈了许多，虽只有短暂的一天，聊得却颇为深入。曙明先生告诉我，今年是有纪念活动的，只是没有刻意安排在这几天。
从海子纪念馆出门向左，同样穿过一条乡村小路，可以望见一大片荒凉的旷野。下午我向当地电视台的一位姓张的女记者询问海子墓地的所在，她把手指向旷野对面的山梁上……于是由她带路，我俩一前一后艰难而小心地穿过旷野，朝着对面山梁上的草树丛走去。我们一边走一边聊，聊海子，也聊那个离我们并不遥远却已永远逝去的梦一样的年代。这片旷野其实是一片干枯的水稻田，它突然提醒起我一件事——麦地呢！？不错，谁都知道麦地之于海子的重要性，今天我来也一直在刻意寻找，然而除了大片大片的油菜花和这一片干枯的水稻田以外，没有半点麦地的影子。张记者对我说：“这里是南方，肯定是以种植水稻为主。”于是真相揭开——“麦地诗人”的家乡没有麦地！不过转念一想却也并不觉得奇怪，海子是何等样人，他会狭隘得仅仅只把自己家乡的一点山水风光印刷到他的诗里去吗？海子是属于中国的，甚至是属于全人类的，他来自查湾却远远超越了家乡的边界。旷野上除了杂草以外还星罗棋布着各样颜色的点点野花，海子也特别喜欢写野花，我总感觉那是他内心绝望的一种反映。
我们终于穿过旷野，爬上了对面的山梁，这山梁被荒草野木覆盖，环境更加萧索。我怀疑这里就是查湾的墓地，因为已经看到周围冒出了一些孤零零的坟头。我跟着张记者七拐八绕，终于登上了一块较高处的平地，并走上了一条笔直的小路，显然，路的尽头就是墓园了。这样一条通向墓地的道路设计得非常好，走着走着仿佛已不在人间。风吹着四周的草木簌簌作响，不时传来的几声不知名的鸟叫，让墓园显得更加神秘……我以前曾在燎原的《海子评传》中看到过海子墓地的照片，但显然这里已经又重新修缮过了，现在老的墓碑前面又塑起来了一块相对华丽一点的新墓碑，上书“海子墓”三个字。碑前有鲜花果篮，两旁松柏矗立，显然这几天前来扫墓的人还是不少。张记者指着右面的一处草坡下面对我说：“那边是海子父亲的墓。”他已于两年前去世，然后被安葬在了这里。墓地的后方被一片半圆形的砖墙环绕着，墙上镌刻着谢冕、燎原、西川、骆一禾、苇岸等等人士对海子及其诗歌的评论。看着墙上的这些文字，张记者开始询问我关于海子诗歌的一些问题，于是我干脆打开手机微信直播，慢慢讲述起来……
四
说起海子的诗，由于时间沉淀得还不够，在过去三十年里争论得很激烈……我个人到目前为止还是坚持认为，海子在中国新时期以降的诗人群体中位于第一等级。新时期诗歌试图以一场“语言暴动”颠覆过去，建立一个崭新的审美世界，但由于一时间大伙儿一拥而上，难免泥沙俱下、良莠不齐，使诗歌语言又出现了新的程式化与互文性。与之相比，海子的诗具有超强的辨识度，不像很多平庸之作扔到诗堆里就找不着。当然，他也存在自身无法超越的瓶颈和局限…… 在这里，且让我们先来回忆一件往事。1986年，我国改革开放新启蒙运动的执灯者李泽厚先生在他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的后记里写了这样一段话：
当中国作为伟大民族真正走进了世界，当世界各处都感受到它的存在影响的时候，正如英国产生了莎士比亚、休谟、拜伦，法国产生了笛卡儿、帕斯葛、巴尔扎克，德国产生了康德、歌德、马克思、海德格爾，俄国产生了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一样，中国也将有它世界性的思想巨人和文学巨人出现。这大概要到下个世纪了。
我愿为明天的欢欣而努力铺路。
和李先生一贯神龙见首不见尾，纵横捭阖、点到即止的治学风格相一致，在这里也是只有观点，没有说明。不过我们大致也能感受到李先生立论的基础无外乎也就是指的一种文明在整个人类的现代社会中所能产生的影响力，它必须经历现代化的洗礼和蜕变，最终屹立于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民族之林。显然，李先生当时认为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大约要到21世纪的某个时间节点上才能实现这一目标，也就才能产生世界级的思想家和文学艺术家。多年以来，我将李先生的这一段话称为“李泽厚预言”，我发现中国有不少前辈学人都有类似的憧憬……
然而最近我逐渐对类似这样的一种宏大叙事产生了怀疑。受黑格尔的启发，我也习惯将人类的精神活动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考察。黑格尔将人类的文学艺术活动置于绝对精神的第一个阶段，低于宗教和哲学，又将其置于客观精神之后，高于道德和法律，排开其哲学体系的机械性和独断性，这样的设计还是有道理的。文学需要人世间的烟火气，但又要神性的光芒照进现实，它大致居于人类精神生活的中间层面，因此文艺往往会在人类精神生活处于中间层面或交替阶段的时候迎来它的繁荣时期（西方尤其典型）。
回顾整个人类的精神历程，我归纳出一个“兽——人（单纯）——神——人（复杂）”的发展公式。前文明的蛮荒时代显然是不会有文学的；人类意识苏醒以后就进入单纯的人性阶段，古希腊和先秦分别大致代表了中西方的这一时期，在这个阶段文艺迎来了初步的繁荣。紧接着就是人类的超我逐渐压倒本我，最终进入被神性（包括道德神性）统治的时期。中世纪和程朱理学分别大致代表了中西方的这一个阶段。中世纪的文艺是凋零的，因为一个被神性笼罩的时代需要的仅仅是赞美诗（中国由于没有宗教统治，文艺的发展还比较均衡，不能简单套用这一公式）。这之后就是现代化，即人性重新复苏并进入它的复杂阶段，所以西方才会迎来文艺的复兴以及之后长时期的持续繁荣。其实，近代以来人类所有伟大的经典文艺作品和文学大师都是产生于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人性从封建桎梏中脱颖而出，重新寻回自我，这本身就是文学艺术的用武之地。然而由于某种复杂的历史机缘，中国的“中世纪”十分漫长，现代化又启动得太晚，这直接导致了我们近现代史发展的激进与被动……
许多年来，我在阅读很多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材料时经常碰到一句非常类似的经典表述，即：“什么什么还没来得及展开，就结束了……”我觉得这句话简直可以成为开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之门的一把万能钥匙。我们经常说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水平较低，一方面是相较于我国的古代文学，同时也是相较于世界的近现代文学。这是事实，但我始终认为主要不是作家的责任，而是由于我们这个文明的体量和边限问题……在这里不妨以俄国作一个参照，俄国的现代化早于中国百年有余，以至于他们在19世纪取得了辉煌的文学艺术成就。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大师诞生于什么时候？总之那时还是农奴制，离苏联时期都还非常遥远，怎么谈得上俄国已经作为伟大民族真正走进了世界，世界各处又都感受到它的存在和影响了呢？“李泽厚预言”是将现代文艺的繁荣与现代文明的强盛等同看待。但事实证明现代各民族国家文艺的繁荣会早于它文明的最后成熟提前到来，它在跋涉的过程中就会完成它的使命。再比如日本，日本的明治维新先于中国新文化运动半个世纪有余，于是他们也诞生了像夏目漱石这个等级的作家……这样或许我们也就略微理解了一点为什么中国现当代文学总是那么匆忙，总是那么功利，总是那么逼仄，总是那么概念……就好像当年戊戌变法的时候，王照曾劝康有为先办教育培养人才再搞变法改革，康有为回答说：“局势严重，来不及了。”是的，中国文学，来不及了！这是横亘在包括海子在内的所有中国现当代文学艺术家面前的一堵叹息之墙。
海子的诗是走向绝对精神，因此他的诗有非常强烈的宗教情怀，主要是基督教信仰。这使得他的诗不太有我们熟悉的那种中国式的忧愤深广，但在一个缺乏宗教关怀的国度，这样的文学追求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与之相关，海子也是一个执着地追求生命存在意义的诗人，且他要寻找的这个意义是唯一的、绝对形而上的。但他是在一个上帝早已死亡了的时代做这样的追求，于是才有“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他只能“只身打马过草原”这样的诗句，这是他最终幻灭的根本原因。其实，海子早期的诗歌就已经包含有这样的分裂和幻灭，仿佛从启动人生理想的那一刻开始就同时预见到了理想的不可能，他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个人诗歌历史的极限冲刺，从一个文艺青年到最后殉诗不到十年时间，这不正是被压缩的中国现代性在一个诗人身上的显现吗？从这个意义上讲，海子于中国诗歌史，甚至是中华精神现象学都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他是中华精神演进发展史上的一个质变点。如果说人类现代化的一个核心命题就是“上帝死了”，那么这一命题的现实显现又是以什么为标志呢？我觉得，在西方，是黑格尔，在中国，就是海子，他们都是在各自的文明史上走完绝对精神全部历程的最后一个标志，之后就是无意义的世界之夜，我至今想不出中国有哪一个文学家、思想家能够比海子更好地呈现了这一精神历程……在但丁那里，上帝就是一片独一无二的纯粹光芒，但在海子这里，它分裂为远方、草原、野花、太阳，还有七姐妹等等各种意象，他的绝对精神无法最终统合起来，呈现出最后的解体征兆。我的很多诗友都曾反映说海子的诗句经常出现断裂和跳跃，其实根本原因也在于此。另外，记得多多和尚仲敏都曾批评过海子的“大诗行为”，我认为那是一种识时务者的“正确见解”，但海子一生的追求可以说都是背时的，历史也需要有一个人站在那个位置上，用他的《太阳七部书》去留下一个可能是失败的却又是伟大的文学遗骸…… 然而，能汇入这一伟大行程中的脚步在80年代末已渐渐零落，只剩下了他与骆一禾等为数不多的几个。海子未能预料到商业技术主义会以那样快的速度来临，对激励了他的中国现代主义先锋诗歌群落形成肢解。诗歌的技术主义时代由此开始，成为一种新的时尚。接着是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对宏大造型的瓦解，对理想主义激情和意义的瓦解。
……
是的，他们的时代尚未完全展开就已结束，绚烂的天堂开始下雪，大雪飘洒在天堂，也飘洒在大海和他们双声合唱的村庄和麦地……
——燎原《海子评传》
由于海子存在的时空和年代，他没有办法像西方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那样从容地走完这个历程，他用短短不到十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人一两百年的精神旅途，他写作和探寻历程的迅猛与峻急，都源自我们这个文明的特殊道路。
还必须补充的一点是，假如现代化的“从神到人”这个阶段可以持续得更久一些，那么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命运，包括海子的命运可能又会不一样。因为即便我们起步晚了，只要后面赶上来，让那个“大写的人”充分展开，所谓的“李泽厚预言”也还是有希望成为现实的。然而历史不会有一刻停留在原地等待，自黑格尔绝对精神的严密体系垮台以后，上帝死亡，物质发达，人类生活日趋娱乐化、感官化、欲望化……美国的福山曾经预言了人类的未来，他说整个人类自从1806年的耶拿战争之后就走上了一条最后的道路，许多年以后，人类过着物质丰富、精神贫乏，没有抱负、没有理想的享乐生活，到那时这个世界已不再有英雄，也不需要英雄了。即便这个预言并不准确，但看得出这一阶段的中国文学资源似乎已不足以让我们登上那个高峰。就好比错过的时光不能再来，中国现当代文学过去没有，在可预见的未来应该也不会出现世界顶级的经典作品和文学大师了。文艺的情况尚且如此，比文艺的精神空间还要形而上一些的理论和思想的命运大致也是可以想见的了。
五
不知是什么时候，我和张记者又默默无语地走上了那条笔直的小径，墓园在身后远了、更远了……我们爬下萧索的山梁，再次穿越那片开阔的旷野，朝彼岸走去……太阳从西边投来光线，把我们的影子拉长在布满野花的田园上，仿佛正注视着两个从梦境中走出的孩子……今晚我又要回到高河镇，明早乘火车去合肥，然后返回重庆，然后生活……
我多么希望我的推测能够落空，而“李泽厚预言”依然能成为现实。不！我认为这不仅是李先生一个人的预言和梦想，事实上也是海子以及中国新时期全体诗人的梦想和希望。这一梦想不仅关乎文学与思想，事实上它的终极旨归是我们中国乃至全人类将会拥有一个怎样的未来。那个“兽——人（单纯）——神——人（复杂）”的下一步又会是什么？如果依照我前面的分析和某种轴心定律，那么令人担心的结果恐怕就要出来了，也就是“兽——人（单纯）——神——人（復杂）——兽”，很遗憾，越来越被物质统治的人类已经出现这样的异化趋势……我们当然已无法再重返神的怀抱，但如何把握好人性的一个尺度，确实是个问题……看来中国乃至人类未来的命运如何，就在于那个“兽——人（单纯）——神——人（复杂）”的下一步我们是继续选择人，还是选择堕落为兽，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认为人类主观上是完全无能为力的。
突然又想起了十几年前X女士、Y君、W君和我在北碚天奇广场上那次难忘的诗歌行动，觉得其中颇具象征意味。中国新时期诗人和长辈们的梦想已经消失在我们还没有记忆的前夜里，在那条夜路的尽头，也有一个广场……后来匆忙长大的孩子们大多仍在白日的梦中，个别苏醒过来的懵懂狂徒偶然闯入了今日的广场。广场已被修葺一新，他们辨不清方向，找不到出口，只能像疯症患者一样大声地朗诵着旧日的诗篇，但没有人能听懂他们的言语，海子的诗歌，飘散在风中……不过多年以后我们已开始渐渐领会那些诗篇的内涵，在海子的远方以后，我们要去探访自己的远方。那远方在三十年前已被庄严承诺，它将会是一个关心粮食和蔬菜，喂马、劈柴、周游世界的灿烂明天。
责任编辑 牛放
一
2019年春节期间，我正穿行在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的林中道上。这里的气温相当于内地的春末夏初，户外旅游穿一件单衣即可。我抬头看见穿透树丛的阳光闪烁，让人感到有些眩晕。记得几天以前，我在告庄的星光夜市上见到了多么壮观灿烂的人生景象，映满视网膜的彩色光斑，彻夜不息的狂欢人流，纵情歌唱的流浪歌手……烟火、礼花、烧烤，远处是沉入黑暗中的澜沧江和湄公河。毫无疑问，此时我正行走在自己地理的远方。那么我人生的远方在何处？远方是一个意象，突然在我脑海中牵引出一件事情，原来在不知不觉中，今年的春天已经到了海子离开的三十周年了。记得十三年前，我刚考上研究生，在北碚的一家小书店买了本燎原著的《海子评传》，爱不释手。有一次看着看着睡着了，第二天醒来后给我的一个文学师姐发了条短信：“师姐，昨天我做了个梦，梦见和你一起去安徽怀宁，看望查振全先生（海子父亲）。”这是只有那个年龄段的典型文艺青年才能发得出的荒唐短信。我想象不出师姐收到短信后的神情，她只回复道：“呵呵，诗人的生活呀！”此时我的目光伸向波光粼粼的澜沧江远处，想到师姐早就消失在我生命的地平线上，而我还不知道的是，我梦见想去看望的查振全先生也于几年前离世了。
我最近感觉到，人到中年，一些该去的地方就要去……早年它们曾在心中自行建构，待到我们成年，有了精力，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就应该把想象付诸实践，也可以说是了却一些心愿……海子逝世已经三十周年，错过这个时间节点又不知要等到何时，所以或许这次去，正好？
春节过后我回到重庆，我接待了一位来自远方、有十几年未曾蒙面的老朋友X女士。参加聚会的还有一位Y君，我们都是当年学生时代的青春伙伴。不过X女士后来中途失散，前段时间才又联系上我们……在我的印象里，这位X女士当年就颇有理想主义气质，读书时写海子的论文，一段时间走不出来……提到海子，我们共同沉入一件往事中……
十五六年以前，我们都还是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一次，X女士从成都赶来见家住重庆北碚的我和Y君，于是我们计划一起去北碚著名的作孚园玩耍。随手还带着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海子的诗》。那天天气不错，作孚园暖风习习。当我们看到著名实业家卢作孚先生刻在石壁上的名言“愿人人皆为园艺家，把世界建成花园一样”的时候，兴致就来了，开始念诗……Y君兴致越来越高，他突然提出，要去北碚最繁华的天奇广场面对密集的人流朗诵海子的诗歌，而这一提议居然立即得到了X女士的支持。当时同行的还有一位W君，他也是中文系的学生，我和他都不愿意干这种事。但我们无法浇灭他俩的腾腾烈焰，Y君拽着我们迅速离开了作孚园，居然还在一个什么地方买了个洋瓷碗，然后直奔天奇广场……我感到似乎大事不妙，待静观其变吧。
到了广场，Y君二话不说，先把碗放在地上，还自己扔了些钢镚儿在里面做引子，甩起袖子往广场上一站，然后就开始了。见此情景，X女士立即跟上，与Y君一起共同手捧一本《海子的诗》，像举行刑场婚礼一般地朗诵起来。面对此始料不及的一幕，我和W君觉得大家是一起来的，站在旁边看热闹显然不合适，但又实在不愿参与，于是就站在离他俩大约只有一丈距离的地方，共同构成了一道奇特的风景……很快我就感觉到走过的人们纷纷投来的异样目光和变得越来越诧异的表情。不一会儿，W君对我说：“我觉得我们两个看起比他们还要傻些……呃，我们最好还是保持交谈，感觉跟那边没得关系。”显然，他的建议让整个氛围变得更加怪诞。突然有个过路人停在前面看了一下，然后走到我身边说：“嗯，这是在？……”我把手胡乱比画了一下，什么也没有说……不过居然还真有人往碗里扔了钱，一个中学生模样的女生，笑着跑过来扔了点零钱进去，这算是那天诗歌得到的唯一一点布施？过了一阵，大概是Y君基本尽兴了，主动结束了这次难忘的诗歌自嗨行为艺术……
后来呢？记忆断了，我们在一阵哄笑声中回到了现实……真没想到X女士十几年后再度回到我的生活中竟是在我打算要去安徽的前夕，真感觉是某种冥冥中的注定。于是我便自然提起了今年春天的出行计划，问他们是否有兴致同往。然而多年以后Y君已不复当年之勇，说道：“到时看情况嘛，我可能有课。”但我知道他在跟我打哈哈。他年纪轻轻，却已经是大学的副教授，才申请下来教育部的青年课题，成天是上不完的课、填不完的表、写不完的论文，家里还有才两三岁的小孩，他怎么可能去出这样一趟不合时宜的远游呢？所以走之前我根本没招呼他。X女士倒是很有兴致，但她已有两个孩子了，估计也是身不由己。走之前我问了她一下，她说去不了，孩子病了。在此期间，我在几个与文艺相关的群里发出邀请信息，居然无一人响应，同时网上也没有看见3月26日有任何纪念活动的消息，心中不免略微有些失望。想到当年海子再孤独，去西藏还有一平和王恩衷一起，到四川还可以到宋渠宋炜家住一阵，想不到三十年后就只剩下我一個人走在路上了，戏谑言之，我岂非比海子还要孤独？好在现在通信发达，网上关注我出游的朋友也还不少，其中有人安慰我说：“3月26号那天，一定会有很多人的。”但我已做好了失望的心理准备……
二
说起我与海子诗歌的结缘，准确地说，是我与整个中国新时期诗歌的结缘。我中学开始喜欢文学后不久，就自然读到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首诗，我想任何一个年轻人读到这样一首诗的时候都会被它迷住。不过当时我还不太清楚的是，我们这一代文学青年的时代背景相较于海子他们那个时候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20世纪80后一代对中国社会的记忆是开始于90年代，我是80年代最末一年入的小学，海子正好也死于这一年……大学我就读于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让人感到惊异的是，这所大学的文学氛围（尤其是诗歌氛围）倒是比较浓厚。感觉重师在全国的高校体系中，是一所被“边缘化”的普通二本学校，但有意思的是，同样被边缘化的文学却在一所边缘化的高校里找到了自己的中心位置。其实后来我了解到，早在好几年前，像北大、北师等这样的中国名牌大学已经出现了“反精英”“反文化”“反智慧”等等解构主义精神文化新动向。像伊沙、尹丽川、沈浩波、朵渔、包括李红旗等等领一时风骚的人物，其实都有名校的背景。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文学青年在重师办“嘉陵潮文学社”，反而是有意无意地在倡导文学的纯粹性、理想性和高雅性，瞧不起蜂拥而至的大众文化和流行艺术，保持着相对保守的审美趣味。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这样的环境中，同学们的创作热情确实还比较高，比如我们寝室就有两个写诗的，他们为研究怎样写好诗经常进行寝室夜谈。除了一些经典名作之外，他们还经常谈论重庆本地《界限》诗人群体的作品，搞得我不想听都不行。我大学时主要喜欢古诗，审美偏传统，但在他们的影响下也开始找一些中国新时期以降的诗歌作品来读，逐渐熟悉了食指、芒克、北岛、多多、于坚、韩东等等名字，对海子也加深了一些理解。没想到，这一发不可收拾，我对他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首先来源于一种奇特的陌生感，因为我感到这些人就像是天人下凡一般地进入了我的精神世界——那样的诗歌，那样的追求，那样的生活，那样的做派……时代隔得并不遥远，但一切似乎都只能在书中见到，于现实却渺不可寻。反观我周围的同龄人谈论和感兴趣的那些事情，简直有恍若隔世之感。在此期间，重庆的《界限》诗人群体也频频穿梭于学校的文学活动之中。在我还在负责《嘉陵潮》工作的时候，刘清泉老师组织过一次诗人见面会，李元胜、邱正伦、董继平、吴岩松、李海洲、宋尾、张作梗、上善若水等诗人齐集重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记得之后《重庆师大报》还专门用了一整版来集中刊载以上诗人们的作品，总标题好像也叫作“青春诗会”。也记得当时我们寝室其中一位诗歌写作者拿着那张报纸看了看，似乎有点不服气地说道：“哼，你们这些人，我全都认识！”就在这样的中文系里我度过了四年，最后终于将毕业论文的选题定为“中国新时期诗歌”…… 之后我考取了西南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生，这时我对新时期诗歌材料的掌握也愈加充分，再加上读研期间精神上一度产生了极大的困惑，主客观一拍即合，遂将毕业论文题目定为《中国新时期诗歌的空幻意识》，研究20世纪80年代诗人们的精神形态，研究他们的疑问、选择、追求和幻灭。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具有年代感和象征性的话题，在开题、导师指导和最终的答辩过程中都引起了老师和同学们的讨论和兴趣。在开题报告上，一位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老师前辈向我发问：“你这个选题能站得住脚吗？研究20世纪80年代，我是过来人，我没有感到空幻啦，我过得很充实啦。依我看呐，这是你们这些80后、90后感到人生空虚而已。”这当然也是属于过来人的一种真实感受，但我在半年后的论文答辩会上回答了他的问题：“如果你们那代人不空幻，北岛又何以会写出‘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这样的诗句呢？”
也就在这期间，我的求职简历开始寄往全国多个城市，我也在西南的几个主要城市间不断辗转。五月的时候，我来到了昆明美丽的翠湖畔，并由于一次偶然的毛遂自荐，我获得了一份云南省文联文艺理论室的编辑工作……提到云南，在我的文学谱系里第一个跳出来的名字就是于坚，南下的行李主要是生活用品，我随身只带了两本诗集，其中之一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于坚的诗》。然而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应聘成功的这家单位，正是于坚先生工作的地方！我感叹这是怎样的人世机缘？
在单位工作几天以后，于坚先生终于现身了，从那一刻开始，我感到那个多年以来存在于幻想中的世界开始找到了现实的生命载体，这样我对新时期诗歌的认识，就和以前在学校里翻书本、写论文的时候大不一样了。听坊间传闻说于坚先生比较孤傲，不好接近，没想到大谬然也，他对我非常好，喜欢和我说话，也乐于解答我的一些疑问。后来我问起他这件事情，他说其实这种传言也是事实，看在什么场合，看对什么人。记得我们第一次长谈是他来编辑部拿稿子，他要我把下一期杂志要用的原稿打印给他，听着打印机嗒嗒的声响，他在我对面坐了下来……这样的气氛未免稍显拘谨，于是我低头打开书包，从里面拿出了那本《于坚的诗》，仿佛一股暖流冲破凝霜，谈话顺利开始……
我和于坚先生的交往一直延续到今天，离开云南后又多次见面，听他谈话有如坐春风之感。于先生学识渊博，除诗歌外，历史、哲学、音乐、美术、博物、风俗、自然、地理……无不信手拈来。但他对这些知识的把握却又不像我以前熟悉的那些学院鸿儒一样体系森严、庄正板肃，他是用作家的感性灵悟来融化这些知识，颇有四两拨千斤之感。有一次，他跟我谈到汉语独特的魅力时说：“西方语言和汉语相比缺乏这个……”他突然一拳朝我胸口捣来，显然他的意思已包含在这个动作之中。又一次他让我看他戴的一只表说：“某某诗人想要反对×××，他要跑到台子上去吼，我根本不用那样，我戴这只表就可以反对×××，这只表不贵……”对我而言，于先生简直就是一个生命化了的中国新时期诗歌的世界，同时也让我直观地认识到了什么是长者之风。
一个多月以后，我返回重庆《红岩》杂志社工作。重庆也一直有“诗歌重镇”之称，2009年年末，《红岩》的诗歌栏目面临大改版，我们有意在未来几年里集结当代中国最优秀的诗人和作品，打造一部献给未来中国的新诗集，这项策划于2010年正式启动。然而刚刚做了才两期，我们就意外地收到了一个噩耗，中国新时期第三代诗人的代表人物之一张枣于2010年3月8日因肺癌去世了，年仅48岁……他20世纪90年代以后去了欧洲，但据说在海外过得并不如意，经常一个人喝闷酒，半夜哭着给他的朋友像北岛这些人打电话，他感到孤独……后来他又拼命想回国，结果回来后就一病不起……我觉得这恐怕主要还是因为历史的巨变导致了这些诗人方向感的迷失。
……
坐在开往安徽的高速动车上，往事一页页在我脑海中翻过。这正是旅游淡季，车厢里只有零星几个乘客，我站起身来在过道上缓缓踱着步子，脑子里突然蹦出了凯鲁亚克《在路上》中的名言：“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
三
我在网上精心挑选了一家旅店，坐落于高河镇政府附近，离查湾已经很近了。到了才发现这家旅馆的室内装潢颇具欧式风格。我有意挑选了一间窗户比较大的房子，白天室内阳光充沛，窗外虽不能面朝大海，却也完全称得上春暖花开了。
接下来就开始打听去查湾的路。在这里海子的知名度很高，一般从事普通行业的人都比较熟悉。几年前我父亲也曾来拜望过海子墓，说来也巧，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曾在离查湾不远的潜山县工作了十四年之久……许多年后他才听说，查湾出了个著名诗人。心想当年那查湾近在咫尺，他经常从那儿路过，不知有没有见过童年时的海子？几年前他故地重游，打算也去海子家乡看一看。当他向一位宾馆女服务生询问海子故居的时候，那女服务生竟然心领神会地脱口而出：“呵呵，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然后才告诉父亲该怎么走。诗人的故乡，也在某种程度上提升了普通群众的精神层次。
后来我从海子堂妹那里得知，我所住宾馆的街对面，就是当年高河镇的老客运站，海子每次出远门，都要来这里乘车，而每次回家也必然会在这里下车。我也打听到，我住的宾馆左侧朝后面去的那条路，正是通向海子村庄的必由之路……
那么走吧，沿着海子当年出村与回村的老路，走向他的故乡！我掐算着日子，于3月26日及时赶到。天气居然也正好完全属于今天，绝对的春暖花开之日，感觉没有什么比这样更完美的了。走在通往查湾的路上，早就耳熟能详的诗歌开始萦绕脑际，风迎面吹来，我马上感到：“风吹在海子的村庄，风吹在村庄的风上，有一阵新鲜，有一阵久远……”是的，今天，就是今天，三十年前……在抵达查湾之前，路过了高河中学，那是海子读书的地方，肯定要进去看一看。校园不大，感觉就是一所很普通的乡镇中学。头天晚上我还特意登录了高河中學的官网，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在知名校友名录一栏，海子排在最后一位。相比较而言，这和他的实际价值不相称。不过作为教育工作者，我大概知道他们在担心什么，海子作为学校名人自然要大力宣传，但从社会层面而言，海子最大的争议就是他的结局，即便一般成年人都难以理解，更何况中学生。万一个别人着了魔，对海子采取片面和偏激的理解方式，甚至去仿效一些行为，那就麻烦了。我想这不是一个伪命题，所以我也一直不赞成在社会这个层面上去大力鼓噪和炒作海子，鼓噪炒作得越凶，离海子的本来面目就越远。海子不是一个凡人，他本应拥有一个自己安静的去处…… 想着想着，已经走到了查湾，路旁立着块石碑，上面写着“美丽查湾，海子故里”。从它旁边的土路拐进去，不远处就是海子纪念馆了。果然如朋友所言，没有任何壮观的场面，不过似乎也没有令我失望，来的人不多，氛围比较轻松。记得十年以前我在云南，从资料上看到3月26日西川先生苍然屹立于海子墓前，向来的人群讲述着什么……今天那些重要的人物去了哪儿？西川呢？燎原呢？20世紀80年代的诗人们呢？……只有海子白色的雕像矗立在阳光下，春天盛开的花朵被微风吹动。我抬头看天，此时太阳正在空中，谁都知道那是海子诗歌的核心意象之一，这里能见度很高，感觉太阳离得很近，仿佛就悬在海子头上不远处，把雕像照射得通体透亮。一会儿有几缕白云浮过，遮住了太阳，海子像又略微地阴暗了些。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一个白色的海子半身塑像，其实所有的艺术都是二度创作，这个像突出了海子内心的光明面，显得开朗阳光。后来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海子的堂妹，她马上说：“对呀，是这样的，海子就是一个很阳光的青年人。”这句话让我产生了一瞬间的疑惑：“既然海子内心是很阳光的，怎么又会走上那条道路呢？”看来这就是物极必反的道理，让我想起吴岩松的一句诗：“夜很美/再美/我就要死了。”所以凡事不可绝对，不可过分。
雕像的背后是诗廊，镌刻着海子的代表作，两旁还种植着一些花卉和绿草，其中有一种长在小树枝上的粉红色花朵非常夺目，我立刻想到，那是不是桃花？桃花也是海子诗歌的重要意象之一，在他生命最后的春天里，他写了一大批有关桃花的诗。燎原在《海子评传》中这样写道：“他们‘红色堆积的叛乱的脑髓’，最终都处在那桃花怒放的幻象中？……当‘桃花’成为生命的主体意象，也就意味着他们巅峰中的生命，开始从太阳的炽烈向着桃花‘温暖而又冰凉’的状态降位——他们体内生命的大火已经烧空，他们装在‘大大的头’中的脑体已经用伤（残）！”但后来我从海子弟弟曙明先生那里得知，那红色的花朵叫“垂丝海棠”，尽管如此，我依然愿意将它视为桃花，因为它理应出现在这里的春天中。
穿过诗廊就来到了有两层楼的纪念馆门前……纪念馆出门右拐，在一条乡间小路的对面，那里坐落着的就是海子故居了。其实海子他们家真正的老屋原先不在这里，且早已被拆掉了，这一个海子故居是后来异址重建的，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看起来还是很有气韵和年代感的。如今故居里住着的就只剩下海子的母亲一个人了，她今年已84岁高龄，但看起来比我之前想象的气色要好许多，这里既是参观地，也是她的家。这样的安排非常少有，使我心中五味杂陈……客厅设有纪念堂，左面是海子书屋，陈列着他生前藏书，还有他新出版的各种诗集，可以现场购买。这些书网上也可买到，但总觉得在这里购买意义不同，于是我一下子又买了两百多元的海子的书。客厅右面是老人家的卧室，还有一间厨房和杂物间，都非常小，且保持着传统农村居室的样貌，但感觉这点空间就已足够她老人家生活了。海子的堂妹告诉我，母亲现在睡的床，也是海子当年出生时的那张床。今天她似乎也和往常一样坐在客厅里，和络绎不绝的来访者聊着海子，有时走到门口和大家合影，有时也出来在太阳下四处转一转……三十年的光阴似乎已让一切变得平静，就像今天这里的氛围一样，三三两两前来祭拜的人非常轻松惬意地徜徉在金黄的阳光下，这里看一看，那里拍拍照，纪念馆里转一转，去故居和海子的亲人们聊一聊……海子的亲人们听说我远道而来，又是文学杂志编辑，对我无比热情，中午晚上都请我一起吃饭。我一见到他们，心中就自然而然地肃然起敬。因为海子，我们一见如故，交谈了许多，虽只有短暂的一天，聊得却颇为深入。曙明先生告诉我，今年是有纪念活动的，只是没有刻意安排在这几天。
从海子纪念馆出门向左，同样穿过一条乡村小路，可以望见一大片荒凉的旷野。下午我向当地电视台的一位姓张的女记者询问海子墓地的所在，她把手指向旷野对面的山梁上……于是由她带路，我俩一前一后艰难而小心地穿过旷野，朝着对面山梁上的草树丛走去。我们一边走一边聊，聊海子，也聊那个离我们并不遥远却已永远逝去的梦一样的年代。这片旷野其实是一片干枯的水稻田，它突然提醒起我一件事——麦地呢！？不错，谁都知道麦地之于海子的重要性，今天我来也一直在刻意寻找，然而除了大片大片的油菜花和这一片干枯的水稻田以外，没有半点麦地的影子。张记者对我说：“这里是南方，肯定是以种植水稻为主。”于是真相揭开——“麦地诗人”的家乡没有麦地！不过转念一想却也并不觉得奇怪，海子是何等样人，他会狭隘得仅仅只把自己家乡的一点山水风光印刷到他的诗里去吗？海子是属于中国的，甚至是属于全人类的，他来自查湾却远远超越了家乡的边界。旷野上除了杂草以外还星罗棋布着各样颜色的点点野花，海子也特别喜欢写野花，我总感觉那是他内心绝望的一种反映。
我们终于穿过旷野，爬上了对面的山梁，这山梁被荒草野木覆盖，环境更加萧索。我怀疑这里就是查湾的墓地，因为已经看到周围冒出了一些孤零零的坟头。我跟着张记者七拐八绕，终于登上了一块较高处的平地，并走上了一条笔直的小路，显然，路的尽头就是墓园了。这样一条通向墓地的道路设计得非常好，走着走着仿佛已不在人间。风吹着四周的草木簌簌作响，不时传来的几声不知名的鸟叫，让墓园显得更加神秘……我以前曾在燎原的《海子评传》中看到过海子墓地的照片，但显然这里已经又重新修缮过了，现在老的墓碑前面又塑起来了一块相对华丽一点的新墓碑，上书“海子墓”三个字。碑前有鲜花果篮，两旁松柏矗立，显然这几天前来扫墓的人还是不少。张记者指着右面的一处草坡下面对我说：“那边是海子父亲的墓。”他已于两年前去世，然后被安葬在了这里。墓地的后方被一片半圆形的砖墙环绕着，墙上镌刻着谢冕、燎原、西川、骆一禾、苇岸等等人士对海子及其诗歌的评论。看着墙上的这些文字，张记者开始询问我关于海子诗歌的一些问题，于是我干脆打开手机微信直播，慢慢讲述起来……
四
说起海子的诗，由于时间沉淀得还不够，在过去三十年里争论得很激烈……我个人到目前为止还是坚持认为，海子在中国新时期以降的诗人群体中位于第一等级。新时期诗歌试图以一场“语言暴动”颠覆过去，建立一个崭新的审美世界，但由于一时间大伙儿一拥而上，难免泥沙俱下、良莠不齐，使诗歌语言又出现了新的程式化与互文性。与之相比，海子的诗具有超强的辨识度，不像很多平庸之作扔到诗堆里就找不着。当然，他也存在自身无法超越的瓶颈和局限…… 在这里，且让我们先来回忆一件往事。1986年，我国改革开放新启蒙运动的执灯者李泽厚先生在他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的后记里写了这样一段话：
当中国作为伟大民族真正走进了世界，当世界各处都感受到它的存在影响的时候，正如英国产生了莎士比亚、休谟、拜伦，法国产生了笛卡儿、帕斯葛、巴尔扎克，德国产生了康德、歌德、马克思、海德格爾，俄国产生了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一样，中国也将有它世界性的思想巨人和文学巨人出现。这大概要到下个世纪了。
我愿为明天的欢欣而努力铺路。
和李先生一贯神龙见首不见尾，纵横捭阖、点到即止的治学风格相一致，在这里也是只有观点，没有说明。不过我们大致也能感受到李先生立论的基础无外乎也就是指的一种文明在整个人类的现代社会中所能产生的影响力，它必须经历现代化的洗礼和蜕变，最终屹立于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民族之林。显然，李先生当时认为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大约要到21世纪的某个时间节点上才能实现这一目标，也就才能产生世界级的思想家和文学艺术家。多年以来，我将李先生的这一段话称为“李泽厚预言”，我发现中国有不少前辈学人都有类似的憧憬……
然而最近我逐渐对类似这样的一种宏大叙事产生了怀疑。受黑格尔的启发，我也习惯将人类的精神活动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考察。黑格尔将人类的文学艺术活动置于绝对精神的第一个阶段，低于宗教和哲学，又将其置于客观精神之后，高于道德和法律，排开其哲学体系的机械性和独断性，这样的设计还是有道理的。文学需要人世间的烟火气，但又要神性的光芒照进现实，它大致居于人类精神生活的中间层面，因此文艺往往会在人类精神生活处于中间层面或交替阶段的时候迎来它的繁荣时期（西方尤其典型）。
回顾整个人类的精神历程，我归纳出一个“兽——人（单纯）——神——人（复杂）”的发展公式。前文明的蛮荒时代显然是不会有文学的；人类意识苏醒以后就进入单纯的人性阶段，古希腊和先秦分别大致代表了中西方的这一时期，在这个阶段文艺迎来了初步的繁荣。紧接着就是人类的超我逐渐压倒本我，最终进入被神性（包括道德神性）统治的时期。中世纪和程朱理学分别大致代表了中西方的这一个阶段。中世纪的文艺是凋零的，因为一个被神性笼罩的时代需要的仅仅是赞美诗（中国由于没有宗教统治，文艺的发展还比较均衡，不能简单套用这一公式）。这之后就是现代化，即人性重新复苏并进入它的复杂阶段，所以西方才会迎来文艺的复兴以及之后长时期的持续繁荣。其实，近代以来人类所有伟大的经典文艺作品和文学大师都是产生于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人性从封建桎梏中脱颖而出，重新寻回自我，这本身就是文学艺术的用武之地。然而由于某种复杂的历史机缘，中国的“中世纪”十分漫长，现代化又启动得太晚，这直接导致了我们近现代史发展的激进与被动……
许多年来，我在阅读很多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材料时经常碰到一句非常类似的经典表述，即：“什么什么还没来得及展开，就结束了……”我觉得这句话简直可以成为开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之门的一把万能钥匙。我们经常说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水平较低，一方面是相较于我国的古代文学，同时也是相较于世界的近现代文学。这是事实，但我始终认为主要不是作家的责任，而是由于我们这个文明的体量和边限问题……在这里不妨以俄国作一个参照，俄国的现代化早于中国百年有余，以至于他们在19世纪取得了辉煌的文学艺术成就。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大师诞生于什么时候？总之那时还是农奴制，离苏联时期都还非常遥远，怎么谈得上俄国已经作为伟大民族真正走进了世界，世界各处又都感受到它的存在和影响了呢？“李泽厚预言”是将现代文艺的繁荣与现代文明的强盛等同看待。但事实证明现代各民族国家文艺的繁荣会早于它文明的最后成熟提前到来，它在跋涉的过程中就会完成它的使命。再比如日本，日本的明治维新先于中国新文化运动半个世纪有余，于是他们也诞生了像夏目漱石这个等级的作家……这样或许我们也就略微理解了一点为什么中国现当代文学总是那么匆忙，总是那么功利，总是那么逼仄，总是那么概念……就好像当年戊戌变法的时候，王照曾劝康有为先办教育培养人才再搞变法改革，康有为回答说：“局势严重，来不及了。”是的，中国文学，来不及了！这是横亘在包括海子在内的所有中国现当代文学艺术家面前的一堵叹息之墙。
海子的诗是走向绝对精神，因此他的诗有非常强烈的宗教情怀，主要是基督教信仰。这使得他的诗不太有我们熟悉的那种中国式的忧愤深广，但在一个缺乏宗教关怀的国度，这样的文学追求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与之相关，海子也是一个执着地追求生命存在意义的诗人，且他要寻找的这个意义是唯一的、绝对形而上的。但他是在一个上帝早已死亡了的时代做这样的追求，于是才有“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他只能“只身打马过草原”这样的诗句，这是他最终幻灭的根本原因。其实，海子早期的诗歌就已经包含有这样的分裂和幻灭，仿佛从启动人生理想的那一刻开始就同时预见到了理想的不可能，他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个人诗歌历史的极限冲刺，从一个文艺青年到最后殉诗不到十年时间，这不正是被压缩的中国现代性在一个诗人身上的显现吗？从这个意义上讲，海子于中国诗歌史，甚至是中华精神现象学都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他是中华精神演进发展史上的一个质变点。如果说人类现代化的一个核心命题就是“上帝死了”，那么这一命题的现实显现又是以什么为标志呢？我觉得，在西方，是黑格尔，在中国，就是海子，他们都是在各自的文明史上走完绝对精神全部历程的最后一个标志，之后就是无意义的世界之夜，我至今想不出中国有哪一个文学家、思想家能够比海子更好地呈现了这一精神历程……在但丁那里，上帝就是一片独一无二的纯粹光芒，但在海子这里，它分裂为远方、草原、野花、太阳，还有七姐妹等等各种意象，他的绝对精神无法最终统合起来，呈现出最后的解体征兆。我的很多诗友都曾反映说海子的诗句经常出现断裂和跳跃，其实根本原因也在于此。另外，记得多多和尚仲敏都曾批评过海子的“大诗行为”，我认为那是一种识时务者的“正确见解”，但海子一生的追求可以说都是背时的，历史也需要有一个人站在那个位置上，用他的《太阳七部书》去留下一个可能是失败的却又是伟大的文学遗骸…… 然而，能汇入这一伟大行程中的脚步在80年代末已渐渐零落，只剩下了他与骆一禾等为数不多的几个。海子未能预料到商业技术主义会以那样快的速度来临，对激励了他的中国现代主义先锋诗歌群落形成肢解。诗歌的技术主义时代由此开始，成为一种新的时尚。接着是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对宏大造型的瓦解，对理想主义激情和意义的瓦解。
……
是的，他们的时代尚未完全展开就已结束，绚烂的天堂开始下雪，大雪飘洒在天堂，也飘洒在大海和他们双声合唱的村庄和麦地……
——燎原《海子评传》
由于海子存在的时空和年代，他没有办法像西方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那样从容地走完这个历程，他用短短不到十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人一两百年的精神旅途，他写作和探寻历程的迅猛与峻急，都源自我们这个文明的特殊道路。
还必须补充的一点是，假如现代化的“从神到人”这个阶段可以持续得更久一些，那么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命运，包括海子的命运可能又会不一样。因为即便我们起步晚了，只要后面赶上来，让那个“大写的人”充分展开，所谓的“李泽厚预言”也还是有希望成为现实的。然而历史不会有一刻停留在原地等待，自黑格尔绝对精神的严密体系垮台以后，上帝死亡，物质发达，人类生活日趋娱乐化、感官化、欲望化……美国的福山曾经预言了人类的未来，他说整个人类自从1806年的耶拿战争之后就走上了一条最后的道路，许多年以后，人类过着物质丰富、精神贫乏，没有抱负、没有理想的享乐生活，到那时这个世界已不再有英雄，也不需要英雄了。即便这个预言并不准确，但看得出这一阶段的中国文学资源似乎已不足以让我们登上那个高峰。就好比错过的时光不能再来，中国现当代文学过去没有，在可预见的未来应该也不会出现世界顶级的经典作品和文学大师了。文艺的情况尚且如此，比文艺的精神空间还要形而上一些的理论和思想的命运大致也是可以想见的了。
五
不知是什么时候，我和张记者又默默无语地走上了那条笔直的小径，墓园在身后远了、更远了……我们爬下萧索的山梁，再次穿越那片开阔的旷野，朝彼岸走去……太阳从西边投来光线，把我们的影子拉长在布满野花的田园上，仿佛正注视着两个从梦境中走出的孩子……今晚我又要回到高河镇，明早乘火车去合肥，然后返回重庆，然后生活……
我多么希望我的推测能够落空，而“李泽厚预言”依然能成为现实。不！我认为这不仅是李先生一个人的预言和梦想，事实上也是海子以及中国新时期全体诗人的梦想和希望。这一梦想不仅关乎文学与思想，事实上它的终极旨归是我们中国乃至全人类将会拥有一个怎样的未来。那个“兽——人（单纯）——神——人（复杂）”的下一步又会是什么？如果依照我前面的分析和某种轴心定律，那么令人担心的结果恐怕就要出来了，也就是“兽——人（单纯）——神——人（復杂）——兽”，很遗憾，越来越被物质统治的人类已经出现这样的异化趋势……我们当然已无法再重返神的怀抱，但如何把握好人性的一个尺度，确实是个问题……看来中国乃至人类未来的命运如何，就在于那个“兽——人（单纯）——神——人（复杂）”的下一步我们是继续选择人，还是选择堕落为兽，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认为人类主观上是完全无能为力的。
突然又想起了十几年前X女士、Y君、W君和我在北碚天奇广场上那次难忘的诗歌行动，觉得其中颇具象征意味。中国新时期诗人和长辈们的梦想已经消失在我们还没有记忆的前夜里，在那条夜路的尽头，也有一个广场……后来匆忙长大的孩子们大多仍在白日的梦中，个别苏醒过来的懵懂狂徒偶然闯入了今日的广场。广场已被修葺一新，他们辨不清方向，找不到出口，只能像疯症患者一样大声地朗诵着旧日的诗篇，但没有人能听懂他们的言语，海子的诗歌，飘散在风中……不过多年以后我们已开始渐渐领会那些诗篇的内涵，在海子的远方以后，我们要去探访自己的远方。那远方在三十年前已被庄严承诺，它将会是一个关心粮食和蔬菜，喂马、劈柴、周游世界的灿烂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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