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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9日起,每天上午10时和下午3时,北京恢复播放广播体操音乐,频率为FM102.5。北京市总工会对机关、企事业单位总共400万职工推行第8套广播体操,时长为8分钟。北京职工跟着“大喇叭”集体做操的恢弘场景重现京城……
从1951年新中国第一套成人广播体操颁布开始,迄今为止我国已经先后颁布了8套成人广播体操。广播体操的历史是中国群众体育运动的缩影,更蕴含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青春记忆。
来自苏联的启示
1950年年底,一份手写的报告递交到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内容是建议新中国创编一套全民健身操。打报告的人叫杨烈,当时是体总筹委会的秘书。
这个主意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杨烈在出国访问中受到的启发。那一年8月,体总筹委会向苏联派出了第一支体育代表团,杨烈是12名成员中唯一的女性。
中国体育代表团考察了苏联几大城市的体育发展状况,详细了解了苏联开展各种体育活动的经验,并总结出20多种考察材料。
今天,我们已经无法从文献中得知这支访苏体育代表团在苏联的具体情况。可以肯定的是,苏联的“劳卫制”给了中国体育代表团成员很大启发。
“劳卫制”是个简称,全名叫“准备劳动与保卫祖国体育制度”。1931年3月14日,根据列宁共青团的倡议,苏联部长会议体育运动委员会颁布了第一个“劳卫制”,即通过运动项目的等级测试,促进国民特别是青少年积极参加各项体育运动,以提高身体的体力、耐力、速度、灵巧等素质,按年龄组别制定达标标准。这其中,便包括一套劳卫制体操。
当时,苏联的全民体操运动发展得很全面。他们的体操当中分成三类,一类是卫生操,一类是辅助性体操,一类是器械体操。卫生操一般是在早上根据广播或独自进行的一种体操,一般称为“早操”。由8节到12节组成,时间约10分钟到15分钟,分为妇女体操和老年体操两种。
“劳卫制”体操和“卫生操”很相似,不需要特殊场地、设备服装或器械,也不需要有事先的技术训练,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健康状况的人都可以做,都能得到锻炼,所以深受苏联老百姓的欢迎。
从苏联回国后,体总筹委会确定了学习苏联经验发展体育运动的方针,并且明确规定,在恢复经济时期,不搞大型运动会,着重抓普及。
于是,建议创编一套全民健身操的报告提交到体总筹委会,并很快便得到了批准。
第一套广播体操新鲜有趣
1951年11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套广播体操正式颁布了。此时距离杨烈第一次提出创编全民健身操的建议正好1年。
这一天,由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卫生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等九家单位联合发出了《关于推行广播体操活动的通知》。
12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播出了《广播体操》的音乐。
广播体操一经推出,便受到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这与当时的迫切需要密不可分。
新中国成立之初,人均寿命低到令人咋舌的35岁,婴幼儿死亡率高达20%。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一个简单的入伍体检就把很多热血青年挡在了部队大门外,很多人不是太矮,就是太瘦,还有许多疾病。
现在有了一套可以强身健体、又新鲜有趣的广播体操,从上到下都很乐于推行。由于广播体操在当时必须借助广播的形式,所以中央和各地的人民广播电台就成了推行的“旗手”。他们纷纷邀请当地教育、卫生、工会、青年和妇女组织共同商讨,组织了“广播体操推行委员会”。一大批“广播体操骨干分子训练班”、“广播体操传授站”、“广播体操推行小组”一下子从各地冒了出来。
当时,全国各地已经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北京、天津、上海等40座人民广播电台播送广播体操节目。这些节目每天占用52个波长,总计1205分钟。同时,人民广播器材厂也加班加点,为解决收听不便或收听设备不够完善的地区的需要,先后供应了3800张“广播体操”唱片。
据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13座城市的不完全统计,参加广播体操的人数达到104.8万人;其中以各学校学生参加者最为踊跃,仅北京市统计就有23万学生参加,上海各学校学生80%以上每天做广播体操。
不断推陈出新,健身效果明显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第一套广播体操也的确过于简单:一节操基本上只有一个动作,第一节下肢运动就是原地踏步走,最难的第八节跳跃运动,也只是跳起来双手在头上击掌一次而已。这样的动作很容易掌握,但是也很快就会让人失去新鲜感。而且整套操都是以大关节运动为主,把胳膊伸展开,把腰扭过去,把腿抬起来,动作也就结束了,缺少对手腕、肩肘、脚踝等小关节的锻炼。对于整天伏案工作的机关工作人员来说,活动活动颈部,转动一下腕关节、指关节可能更有效果。
于是,从1954年3月开始,已经成立的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和文化教育委员会约请了卫生部、教育部、总政治部、总工会等一批工作人员开始着手第二套广播体操的编制。
1954年7月份,第二套广播体操正式公布了。此后,每隔三四年推出一套新的广播体操就作为一种规定固定下来。
1957年,第三套广播体操正式公布,《人民日报》特意刊发了消息“第三套广播体操公布了”。文章的记载颇为有趣:“中共中央高级党校90%以上的学员坚持做广播体操,并且由原来的每天两次改为每天三次,据今年上学期220名学员填表调查,有67人体重增加,少则一公斤,多则六公斤,13个胖子的体重则有所减轻;29人反映食欲增加;41人反映睡眠良好或好转。”
第四套广播体操于1963年4月15日正式公布。
即使是到了“文革”期间,广播体操也没有停止创编。而且因为受到样板戏的影响,第五套广播体操把“精益求精”当作最高指导原则。
“文革”期间的政治局势自然也影响到了广播体操,有的地方强迫农民早上做操,否则就要扣工分;有的为了搞大型广播操,还采取了半脱产、记工分的方法进行强化训练,适得其反,严重伤害了人民参加广播体操的积极性。
第五套广播体操也是编编停停,从1969年开始,一直持续了两年多时间。直到1971年。这一年的7月,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总理在会上做了专门发言,充分肯定了“文革”前17年的体育工作的成绩,体育事业有了复苏的转机。1971年9月1日,第五套广播体操正式颁布。
这一次,北京厂桥小学有一名小学生,因为做广播体操姿态标准优美,所以被选为全校的领操员,还上了当时相当稀罕的新闻纪录片。正是这次露脸,让什刹海体校的老师发现了这个很有运动天赋的孩子,他被选拔进了什刹海体校,专门练习武术。
这个孩子名字叫李连杰。
第七套广播体操李宁做模特
“文革”结束后,广播体操再一次迎来热潮。
1979年前后,法国、埃及、伊朗三个国家的代表团专门来中国考察工人做广播体操的情况,他们在上海玉石雕刻厂看到70多岁的老艺人坚持做了20多年的广播体操,看到成千上万的人步调一致地做广播体操,他们被感动了,称广播体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体育。”
1981年9月1日,第六套广播体操正式与公众见面。它是在分析、综合前面5套广播体操的基础之上,以身体全面发展、中等运动量、适当提高动作难度等原则编制的,其动作新颖、舒展,并首次配制了两支富有民族风格的乐曲,可以交替使用,以此来增加人们做操的兴趣。
现任北京体操队领队张仲霖为第六套广播体操录制了口令。当时的录音技术还不很发达,一套操8节要求一气呵成,还得抑扬顿挫松弛有度。喊完一套口令,比做一套操还要累得多。这一时期,广播体操工作的严肃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
“那个时候评比得特别认真,老师们都很重视,单位也很重视。”当时的中学老师谢东回忆说,80年代初期,各级单位经常组织广播体操评比,班主任们为了比赛成绩暗中较劲,体育老师甚至把黑板扛到操场上,在黑板上把一个个分解动作画出来,为学生们纠正动作。
1990年5月8日,体委又继续推出了第七套广播体操。还特意请来当时最著名的体操运动员李宁做模特,制作挂图。
但根据后来的调查,人们普遍反映第七套的动作难度较大。因为在10节的运动中,有8节采用了八拍一循环的动作结构,动作数量多,而且上肢运动多,下肢运动少,音乐也不太理想,不便于学习和掌握。
翻开第七套广播体操的图解,试着做了一下第九节的跳跃运动。同样是跳跃运动,以前的动作设计都是顶多是跳起来后在头上击掌一次,而在第七套广播体操中,竟然头上、体后、体前各击掌一次。记者又原地比划了一下,发现做起来真够忙活的,尤其是边跳边在身后击掌,真是考验了一个人的动作协调性。
第七套广播体操为何删简就繁?这与当时的社会变化密不可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外来的迪斯科、健美操,传统的太极拳、气功、武术都蓬蓬勃勃地开展,人民群众健身活动的可选择性日益丰富。到了80年代中期,包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内的各广播电台悄悄地停播了广播体操节目。
植入几代中国人的记忆
“广播体操不是唯一的健身方式……实际上,在从事某些体育活动时,广播体操可能仅仅起到准备活动的作用。……应该是比较好学的,谁都能学会的。”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第八套广播体操的创编工作开始了。
专家们却还一时转不过弯来。在他们看来,气势恢宏、动作繁复的团体操才能反映出编操的最高水平。
经过繁复的研究、设计,再讨论、修改、完善,折腾了半年,1997年第八套广播体操终于推出。
随着人们可以选择的健身方式越来越多,第八套之后,国家体育总局再也没有组织创编过全国性的广播体操。
2003年元旦,在停播了20年之后,广播体操的音乐又开始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该台的体育节目负责人姚刚说,北京台与全国许多地方以及中央级广播电台一样,都曾经悄无声息地撤除了广播体操。然而,尽管现在人们锻炼身体可选择的方式越来越多,但广播体操仍然是群众喜闻乐见的一项运动。于是在听众的强烈要求下,电台又恢复了广播体操节目。
广播体操并未被彻底遗忘。它已经深深地植入了几代中国人的记忆。
如今在公园里,在广场上,在居民楼的阳台上,看到晨起锻炼的人们站在那里,伸伸胳膊扭扭腰的动作,都依稀可见各套广播体操动作的原型。
对于学习、工作任务繁重无暇坚持健身运动的人来说,每天抽出10分钟时间,做做广播体操,在今天,仍然不失为一种良好的习惯。健身不在于花哨的形式,而在于每天五分钟、十分钟的坚持。
据(《北京日报》)
编辑/吴雨
从1951年新中国第一套成人广播体操颁布开始,迄今为止我国已经先后颁布了8套成人广播体操。广播体操的历史是中国群众体育运动的缩影,更蕴含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青春记忆。
来自苏联的启示
1950年年底,一份手写的报告递交到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内容是建议新中国创编一套全民健身操。打报告的人叫杨烈,当时是体总筹委会的秘书。
这个主意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杨烈在出国访问中受到的启发。那一年8月,体总筹委会向苏联派出了第一支体育代表团,杨烈是12名成员中唯一的女性。
中国体育代表团考察了苏联几大城市的体育发展状况,详细了解了苏联开展各种体育活动的经验,并总结出20多种考察材料。
今天,我们已经无法从文献中得知这支访苏体育代表团在苏联的具体情况。可以肯定的是,苏联的“劳卫制”给了中国体育代表团成员很大启发。
“劳卫制”是个简称,全名叫“准备劳动与保卫祖国体育制度”。1931年3月14日,根据列宁共青团的倡议,苏联部长会议体育运动委员会颁布了第一个“劳卫制”,即通过运动项目的等级测试,促进国民特别是青少年积极参加各项体育运动,以提高身体的体力、耐力、速度、灵巧等素质,按年龄组别制定达标标准。这其中,便包括一套劳卫制体操。
当时,苏联的全民体操运动发展得很全面。他们的体操当中分成三类,一类是卫生操,一类是辅助性体操,一类是器械体操。卫生操一般是在早上根据广播或独自进行的一种体操,一般称为“早操”。由8节到12节组成,时间约10分钟到15分钟,分为妇女体操和老年体操两种。
“劳卫制”体操和“卫生操”很相似,不需要特殊场地、设备服装或器械,也不需要有事先的技术训练,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健康状况的人都可以做,都能得到锻炼,所以深受苏联老百姓的欢迎。
从苏联回国后,体总筹委会确定了学习苏联经验发展体育运动的方针,并且明确规定,在恢复经济时期,不搞大型运动会,着重抓普及。
于是,建议创编一套全民健身操的报告提交到体总筹委会,并很快便得到了批准。
第一套广播体操新鲜有趣
1951年11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套广播体操正式颁布了。此时距离杨烈第一次提出创编全民健身操的建议正好1年。
这一天,由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卫生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等九家单位联合发出了《关于推行广播体操活动的通知》。
12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播出了《广播体操》的音乐。
广播体操一经推出,便受到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这与当时的迫切需要密不可分。
新中国成立之初,人均寿命低到令人咋舌的35岁,婴幼儿死亡率高达20%。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一个简单的入伍体检就把很多热血青年挡在了部队大门外,很多人不是太矮,就是太瘦,还有许多疾病。
现在有了一套可以强身健体、又新鲜有趣的广播体操,从上到下都很乐于推行。由于广播体操在当时必须借助广播的形式,所以中央和各地的人民广播电台就成了推行的“旗手”。他们纷纷邀请当地教育、卫生、工会、青年和妇女组织共同商讨,组织了“广播体操推行委员会”。一大批“广播体操骨干分子训练班”、“广播体操传授站”、“广播体操推行小组”一下子从各地冒了出来。
当时,全国各地已经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北京、天津、上海等40座人民广播电台播送广播体操节目。这些节目每天占用52个波长,总计1205分钟。同时,人民广播器材厂也加班加点,为解决收听不便或收听设备不够完善的地区的需要,先后供应了3800张“广播体操”唱片。
据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13座城市的不完全统计,参加广播体操的人数达到104.8万人;其中以各学校学生参加者最为踊跃,仅北京市统计就有23万学生参加,上海各学校学生80%以上每天做广播体操。
不断推陈出新,健身效果明显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第一套广播体操也的确过于简单:一节操基本上只有一个动作,第一节下肢运动就是原地踏步走,最难的第八节跳跃运动,也只是跳起来双手在头上击掌一次而已。这样的动作很容易掌握,但是也很快就会让人失去新鲜感。而且整套操都是以大关节运动为主,把胳膊伸展开,把腰扭过去,把腿抬起来,动作也就结束了,缺少对手腕、肩肘、脚踝等小关节的锻炼。对于整天伏案工作的机关工作人员来说,活动活动颈部,转动一下腕关节、指关节可能更有效果。
于是,从1954年3月开始,已经成立的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和文化教育委员会约请了卫生部、教育部、总政治部、总工会等一批工作人员开始着手第二套广播体操的编制。
1954年7月份,第二套广播体操正式公布了。此后,每隔三四年推出一套新的广播体操就作为一种规定固定下来。
1957年,第三套广播体操正式公布,《人民日报》特意刊发了消息“第三套广播体操公布了”。文章的记载颇为有趣:“中共中央高级党校90%以上的学员坚持做广播体操,并且由原来的每天两次改为每天三次,据今年上学期220名学员填表调查,有67人体重增加,少则一公斤,多则六公斤,13个胖子的体重则有所减轻;29人反映食欲增加;41人反映睡眠良好或好转。”
第四套广播体操于1963年4月15日正式公布。
即使是到了“文革”期间,广播体操也没有停止创编。而且因为受到样板戏的影响,第五套广播体操把“精益求精”当作最高指导原则。
“文革”期间的政治局势自然也影响到了广播体操,有的地方强迫农民早上做操,否则就要扣工分;有的为了搞大型广播操,还采取了半脱产、记工分的方法进行强化训练,适得其反,严重伤害了人民参加广播体操的积极性。
第五套广播体操也是编编停停,从1969年开始,一直持续了两年多时间。直到1971年。这一年的7月,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总理在会上做了专门发言,充分肯定了“文革”前17年的体育工作的成绩,体育事业有了复苏的转机。1971年9月1日,第五套广播体操正式颁布。
这一次,北京厂桥小学有一名小学生,因为做广播体操姿态标准优美,所以被选为全校的领操员,还上了当时相当稀罕的新闻纪录片。正是这次露脸,让什刹海体校的老师发现了这个很有运动天赋的孩子,他被选拔进了什刹海体校,专门练习武术。
这个孩子名字叫李连杰。
第七套广播体操李宁做模特
“文革”结束后,广播体操再一次迎来热潮。
1979年前后,法国、埃及、伊朗三个国家的代表团专门来中国考察工人做广播体操的情况,他们在上海玉石雕刻厂看到70多岁的老艺人坚持做了20多年的广播体操,看到成千上万的人步调一致地做广播体操,他们被感动了,称广播体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体育。”
1981年9月1日,第六套广播体操正式与公众见面。它是在分析、综合前面5套广播体操的基础之上,以身体全面发展、中等运动量、适当提高动作难度等原则编制的,其动作新颖、舒展,并首次配制了两支富有民族风格的乐曲,可以交替使用,以此来增加人们做操的兴趣。
现任北京体操队领队张仲霖为第六套广播体操录制了口令。当时的录音技术还不很发达,一套操8节要求一气呵成,还得抑扬顿挫松弛有度。喊完一套口令,比做一套操还要累得多。这一时期,广播体操工作的严肃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
“那个时候评比得特别认真,老师们都很重视,单位也很重视。”当时的中学老师谢东回忆说,80年代初期,各级单位经常组织广播体操评比,班主任们为了比赛成绩暗中较劲,体育老师甚至把黑板扛到操场上,在黑板上把一个个分解动作画出来,为学生们纠正动作。
1990年5月8日,体委又继续推出了第七套广播体操。还特意请来当时最著名的体操运动员李宁做模特,制作挂图。
但根据后来的调查,人们普遍反映第七套的动作难度较大。因为在10节的运动中,有8节采用了八拍一循环的动作结构,动作数量多,而且上肢运动多,下肢运动少,音乐也不太理想,不便于学习和掌握。
翻开第七套广播体操的图解,试着做了一下第九节的跳跃运动。同样是跳跃运动,以前的动作设计都是顶多是跳起来后在头上击掌一次,而在第七套广播体操中,竟然头上、体后、体前各击掌一次。记者又原地比划了一下,发现做起来真够忙活的,尤其是边跳边在身后击掌,真是考验了一个人的动作协调性。
第七套广播体操为何删简就繁?这与当时的社会变化密不可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外来的迪斯科、健美操,传统的太极拳、气功、武术都蓬蓬勃勃地开展,人民群众健身活动的可选择性日益丰富。到了80年代中期,包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内的各广播电台悄悄地停播了广播体操节目。
植入几代中国人的记忆
“广播体操不是唯一的健身方式……实际上,在从事某些体育活动时,广播体操可能仅仅起到准备活动的作用。……应该是比较好学的,谁都能学会的。”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第八套广播体操的创编工作开始了。
专家们却还一时转不过弯来。在他们看来,气势恢宏、动作繁复的团体操才能反映出编操的最高水平。
经过繁复的研究、设计,再讨论、修改、完善,折腾了半年,1997年第八套广播体操终于推出。
随着人们可以选择的健身方式越来越多,第八套之后,国家体育总局再也没有组织创编过全国性的广播体操。
2003年元旦,在停播了20年之后,广播体操的音乐又开始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该台的体育节目负责人姚刚说,北京台与全国许多地方以及中央级广播电台一样,都曾经悄无声息地撤除了广播体操。然而,尽管现在人们锻炼身体可选择的方式越来越多,但广播体操仍然是群众喜闻乐见的一项运动。于是在听众的强烈要求下,电台又恢复了广播体操节目。
广播体操并未被彻底遗忘。它已经深深地植入了几代中国人的记忆。
如今在公园里,在广场上,在居民楼的阳台上,看到晨起锻炼的人们站在那里,伸伸胳膊扭扭腰的动作,都依稀可见各套广播体操动作的原型。
对于学习、工作任务繁重无暇坚持健身运动的人来说,每天抽出10分钟时间,做做广播体操,在今天,仍然不失为一种良好的习惯。健身不在于花哨的形式,而在于每天五分钟、十分钟的坚持。
据(《北京日报》)
编辑/吴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