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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做大了，能够作为的空间和范围也变大了，但企业出问题、犯错误的几率也随之变大，对社会、公众造成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因此，政府加强监管是必然的。这与国家是什么制度并无直接的关系，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也许，本来如此；也许，本非如此。无论如何，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国龙头企业都应该严肃思考“商本还是民本”这个立足中国市场经济土壤必须正视的问题。在中国这个新兴市场经济的土壤上，资本所遵从的规律和逻辑，一定与西方发达国家具有质的区别，这既是客观经济规律，也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必然。
重商主义，也被称作“商业本位”。它产生并流行于15世纪至17世纪中叶的西欧，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一种经济理论。
社会财富观。重商主义认为财富就是货币，货币就是财富，反映了创业者对积累货币资本的渴望。无论最终走向何处，发财致富都是创业者的基本和原始动力。虽然饱受争议，但至少在表面上，李嘉诚、马云、潘石屹们都是成就斐然的创富者。
财富源泉观。重商主义认为财富的直接源泉在流通领域，强调商业的重要性，认为在工商业中，工业要为商业服务。迄今为止，整体上，利益仍然处于从工农业向商业的转移过程中。看看国际上的沃尔玛，再看看国内的阿里，就一目了然了。
本文使用“商本主义”这个概念，当然包括上述历史经纬，但也不限于此。中国的一些企业家重商，但却并不十分了解重商主义不仅重商，还重工（否则也不可能发生工业革命），同时也十分倚重国家干預。相反，他们甚至比西方企业家更看重市场机制和规则，更反对市场监管，更希望国家成为守夜人的自由经济，更相信市场和资本的力量。在他们眼里，“市场”更多的是任由资本自由徜徉和飞翔的海阔天空。
我们把这种认识倾向，称为“极致的商本主义”。
纵观资本主义发展史，能够简单得出这样的结论：强者更强调自由贸易和市场机制，并且一定是在舰炮的助力下。换言之，极致的重商主义一定是“基于实力”“基于优势地位”“基于丛林规则”的。
但基于这样的规则，先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继而是英国，现在是美国，无论是国家还是公司都经历了先盛后衰。
英国的重商主义既让它成为“日不落帝国”，也让它最终成为一个没落的、尴尬的、失去持续推动工业革命能力的、再也复兴不了的梦中的“帝国”。
战后美国的理论创新，包括产业转移理论和新比较优势理论—价值链、供应链和生产链理论，微笑曲线理论，以及最耀眼的金融创新完全是在美式重商主义基础上演绎而成的。美国中产阶级的没落，大范围的产业工人沦为商业零工，以及伴生的财富集中、贫富分化，普通百姓缺乏获得感，都是重商主义泛滥的结果。
人们意识到了金融资本的贪婪，却忽略了商业资本的贪婪，以及其对经济世界、国家经济的控制和危害。事实上，金融资本和商业资本是一体两面：金融资本一方面通过工业资本控制全球价值生产和创造，另一方面通过商业资本控制全球价值实现和分配。
发达国家通过这样的双重盘剥，使得发展中国家成为反复被收割的“韭菜”，或是心甘情愿的，或是心有不甘却无能为力的。
从资本产生的那一刻起，它就从来没有改变过贪婪、血腥的本质。无非是在二战之后资本主义发展的“普惠”“普世”的“黄金时期”，发达国家的富足、先进和资本化的民主，让人们误以为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是“历史的终结（顶峰）”。但二战之后的去殖民化丝毫没有动摇资本和已经资本化的发达国家的本性。作为“西式创新”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连慈善都成为资本运作的“领地”，最大的慈善和最大的偷税漏税者，毫无违和感地实现了“完美统一”。
早在1974年，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就精准地洞察了这个问题。
中国的崛起以及百年未遇的大变局，让发达国家的一切现了原形：原来美国如此不堪，原来在美国“普世价值”的语境里，没有真理和正义，原来它们的普通百姓只是生活在“童话里”。
从这个视角看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看中国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是不是就有些豁然开朗的感觉？
令人眼花缭乱的“西式财技”在中国企业改制进程中，以及中国新兴产业、企业的结构治理中，都产生了重大作用，而其更深层次的影响，也正在发酵和加速显现之中。
毫不夸张地说，西方老牌发达国家把重商主义发展推向血腥、殖民和种族灭绝，而中国的一些商家则把重商主义推向了极致—貌似创新，貌似悲天悯人，貌似社会担当，实则利用国际资本、国内资本，以“风口”的名义最大限度地攫取市场存量、社会资源、社会财富。
中国确实有极致的市场主义者。他们反对监管，反对产业规划，认为市场机制能够搞定一切。比如，为什么要划18亿亩耕地红线？中国粮食短缺的话，可以全球采购。完全无视粮食安全事关国家安全！为什么要制定产业政策？产业政策是披着马甲的计划经济，体现了政府对经济生活、资源配置的干预。完全无视产业政策既是发展中国家成功追赶发达国家的普遍经验，也是发达国家继续保持其领先地位的成功经验。
中国更不缺极致的重商主义者。他们更相信资本的力量，不但认为资本应该无处不在，而且认为资本无所不能，可以百无禁忌。滇池边上、秦岭北麓开山造屋；花呗、借呗，“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羊吃人的圈地运动”虽然没有在农村发生，但资本也没有放过庞大的讨生计的小商小贩群体。
也正是这种由BAT们缔造的市场竞争、产业竞争和试图有理有据逃避监管的“新常态”，“唤醒”了政府常态化的、严格的监管、反垄断进程，并让“合理调节过高收入”第一次上升到战略执行层面。 正确认识资本的属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积极的一面，为社会造福，是中国企业的必修课；而防范其危害，则是中国政府和企业共同的必修课。
除了假冒伪劣，之前无论是国际资本还是国内资本，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主要是发挥积极作用，但在中国传统产业基本完成原始积累和产业整合之后，在新兴产业和企业形成垄断竞争之际，在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卡脖子”的背景下，其负面作用已经明确显现。
那种认定市场能够搞定一切，那种把中国做得不够好的地方归结为是没有彻底实现“与国际接轨”的结论都是幼稚的。反倒是民生领域的四大难题：看病难、上学难、养老难、住房难，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恰恰是过多推给资本、推向市场的结果。
中国最大的软实力，是凝聚亿万人民的根本制度，脱离这了一点，只会产生更多、更大的问题，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中国学习西方，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判断改革开放中一切工作得失、是非、成败的标准是：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那些发轫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都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或是社会主义所允许的。
相反，西方是带着偏见俯视中国的。一方面，中国智慧妙处难学。中国几乎可以无障碍地学习西方所有先进的东西，而西方发达国家即便认同中国智慧，除非愿意且能够推倒重来，否则它们没有可能对中国先进的东西拿来就用。另一方面，在许多领域，西方发达国家仍然实实在在、的的确确领先中国，它们不可能通过“向下努力”，抢夺中国的比较优势。
中国的问题在于，营销是建立在性价比基础之上的。
比如，中国是依据巨大且增长迅速的得天独厚的国内市场，并主要聚焦于“1-N技术和产品创新”，在全球中端、中高端和中低端市场建立了独一无二的竞争优势。发达国家一流企业不会就此与中国企业展开战略竞争，而它们的二三流企业又无力与中国企业展开战略竞争。
只要中国企业持续在“1-N技术和产品创新”方面保持领先和规模优势，在“0-1技术和产品创新”方面逐步取得突破，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的竞争力、竞争优势，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仍然可以雄踞世界。美国发起的贸易战和新冠肺炎疫情证明了这个基本判断。
但是，这与跨国公司在“0-1技术和产品创新”引领下，在超一流产品品质和极致的体验感支持下，在品牌声誉支撑下，谋取高额、超额甚至垄断利润不同，如果中国龙头企业不集中资源解决这个问题，从战略空间和战略资源上我们很难企及。
性价比营销，本质上是一个伪命题。
说穿了，性价比营销不仅更多的是销售话术，而且是在缺乏绝对竞争优势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平衡术、怀柔术。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强大品牌是用性价比营销获得成功的。对市场营销者来说，产品归产品，价格归价格，一个铁的事实是，所有性价比营销大旗下的产品，均非在全球市场上能够硬碰硬的一流产品。它们在产品品质和消费体验上，都是等而下之的。而且性价比营销，主要是由“1-N技术和产品创新”作为支撑，是高度依赖和从属于“0-1技术和产品创新”的创新。
雷军的“风口论”与其说是技术和产品创新的风口、新兴产业的风口，不如说是用有限的研发投入，博取由全球价值链、供应链和生产链所提供的无限的、快速抢占市场存量的风口。
问题在于，这个风口在一定时期内、一定约束条件下才是无限的，是仰人鼻息的。
这是中国企业必须正视的一个现实。而如何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这个问题，是中国营销的一个世界级命题。解决了这个问题，不仅中国营销会一日千里，世界营销也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中国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出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中国制造2025》，强力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正是基于中国企业价值创造和创新能力在根本上不足这个致命问题。
而解决这个问题，其基本挑战在于：
1.高科技公司能否真正走上“0-1技术和产品创新”之路，能否为构建“双循环”提供强大的技术自主创新支撑，能否在此基础上构建基于“双循环”的价值链、供应链和生产链。这是中国制造业长盛不衰的“基础设施”。
2.中国龙头企业能否真正走出性价比营销的历史阶段，能否真正进入价值营销的新的历史阶段。性价比营销、“1-N技术和产品创新”仍然是中国营销的压舱石。性价比营销、“1-N技术和产品创新”，对市场追随者来说或许是天堂，但对意欲建立全球竞争优势的行业龙头企业来说，则是地狱。
中国龙头企业必须走向全球价值链、供应链和生产链的高端，只有如此，才能为性价比营销、“1-N技术和产品创新”提供战略空间，这也是一部分企业先富起来，推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中国营销最基本的底层逻辑。
如果中国龙头企业仍然固守性价比营销、“1-N技术和产品创新”，在发达国家与中国技术脱钩的背景下，首先陷入困境的将是它们自身。看似牛气冲天的中国平台电商，目前正在这个泥潭中挣扎，甚至不得不利用垄断地位通过抢夺菜贩的饭碗以及杀熟保证利润，已经惹得天怒人怨。
3.从“1-N技术和产品创新”到“0-1技术和产品创新”，是一个战略转型，机会巨大，压力和风险也巨大。有了“0-1技术和产品创新”，中国龙头企业就具有了与跨国公司一争高下的战略底气，就有了与发达国家進行产业链竞争的底气，否则就会陷入“降维竞争”—再次陷入与中国的各类市场追随者进行地狱式竞争的泥潭。 迄今为止，完成这种转型的中国民营企业寥寥无几，这是中国企业营销的新征程和新的历史使命。
中国改革开放后多数的知名企业家，在创富的同时赢得了社会尊重，反之，则一红就没落。而新一代知名企业家，则在获得前辈们从未得到的盛名和流量后，整体受到了社会质疑。
这绝非偶然—新一代知名企业家更趋向于精致的利己主义、极致的商本主义。
同样是发达国家，同样是资本主义，同样是产业转移，同样是全球化，德国、日本与美国的表现和结果就很不一样。我们认为，美国资本奉行的是“极致的重商主义”，而德国、日本则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
经典营销理论概括出了市场经济环境下“渐次完善的经营观念”—生产观念、产品观念、销售观念、市场营销观念和社会营销观念。但备受社会好评的“社会营销观念”，其实是一种“乌托邦”—在资本主义环境下，从市场营销观念到社会营销观念，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
德鲁克显然认为在“企业的目的是利润”这个命题下，无法让他的理论打通“任督”二脉，于是煞费苦心地提出了“企业的目的是创造顾客”这个始终没有得到广泛认可的命题。
我们十分认可德鲁克提出的这个命题，甚至我们认为中国营销十分到位地实践了这个命题。因为迄今为止，只有中国企业是依靠让普通百姓买得起、乐得买，实现了整体上的崛起。换句话说，只有中国企业是自下而上创造并维持顾客的，这种平民营销或者大众营销，与以美国为主体的自上而下“择优”满足顾客的细分营销，有本质区别。
中国和世界，都不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企业家，但他们都功亏一篑了，只因没有完成“修身、齐家”这两门最基本的功课。
营销分为前台和后台。前台是术，无非是打动众人，有用、有效，但无论闹出多大动静，潜能终归是有限的。后台是道，更是德。是价值创新、价值创造，是营造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小环境、中环境、大环境，是对自己、对利益攸关者、对社会，甚至对世界负责，是打动自己，把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能上升到使命感。
古今中外都不缺少大商巨贾，能够基业长青者却都是寥寥无几。究其原因，皆是未能达到厚德载物的基本境界。
尽管美国已经成为笑话，但也不必笑话它。毕竟美国给探究未来世界和世界未来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和贡献，只是现实证明了其历史局限性。无论是人类文明还是商业文明，正是在这种伟大和笑话的螺旋中曲折进步的。
这大概是确定的—未来的国际市场竞争，主要是中国龙头企业和发达国家龙头企业间的竞争。而竞争的焦点，不仅仅是对目标顾客的微观竞争，更可能是对普罗大众人心的竞争。
未来的企业，不能仅仅盯着普罗大众的钱包，不能仅仅关心股东的利益、员工的利益，甚至不能仅仅关心目标顾客的利益。一个商业帝国所到之处，是一花怒放，还是春色满园，将是未来的企业家必须严肃思考的问题。
从理论和思想上，中国企业必须树立这样的认识和信念：
1.强化反垄断、深入推进公平竞争与促进共同富裕，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市场机制从单一满足优化资源配置、激励创新、提高经济效率和发展质量、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效率，走向人民群众都能在经济发展中提高获得感的质的变化。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消除绝对贫困、实现全面小康的事实已经证明，共同富裕既是必须的，也是可能的。
2.中外发展市场经济的实践也证明了，当市场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出现问题时，需要通过行政调节，使用反垄断、反腐败等手段，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创造机会公平，并通过第二次、第三次收入分配、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政策，减少财富和收入差距，合理保证共同富裕。否则，就会像发达国家那样，周期性出现社会动荡和各种冲突。
3.建立“0-1技术和产品创新”与“1-N技术和产品创新”的和谐关系，既要保护知识产权，又要共享技术进步成果，而这也是持续完善市场机制的关键。
总之，如何通过制度创新、市场机制创新，从根本上解决商本还是民本问题，不仅是完善中国社会市场经济的重要课题，也是一个世界级命题。
归根结底，共同富裕要靠所有社会成员的共同奋斗，这是根本途径。所有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要树立这样的观念和机制，促进价值链、供应链和生产链上的所有利益攸关者共同奋斗，促进勤劳致富，创新致富，先富帮后富、带后富，必须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将共同富裕结构性、制度化地融入企业文化、模式和体系。
以往，人们认为谁的效率高，谁就能控制更多的社会资源；谁的能力强，谁就能获取更多的财富。也许未来谁能够均衡地驾驭效率和公平、先富和共同富裕，谁才更有资格掌管更多的社会资源。
毕竟，未来世界的社会资源应该为人民、为大众服务。真正值得欣慰的是，在当今世界，无论是中华文明的内涵还是中国的现行制度，都无限接近这个最大公约数。政策调节，各国政府都在做，只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政府做得更为自信、坚定。
精致的利己主义破解不了这个世界级命题，极致的商本主义也破解不了这个世界级命题。答案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在“四个自信”中，在家國情怀中。
作者：金焕民，来自郑州轻工业大学；金珞欣，来自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也许，本来如此；也许，本非如此。无论如何，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国龙头企业都应该严肃思考“商本还是民本”这个立足中国市场经济土壤必须正视的问题。在中国这个新兴市场经济的土壤上，资本所遵从的规律和逻辑，一定与西方发达国家具有质的区别，这既是客观经济规律，也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必然。
资本从未改变过贪婪的本性
重商主义，也被称作“商业本位”。它产生并流行于15世纪至17世纪中叶的西欧，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一种经济理论。
社会财富观。重商主义认为财富就是货币，货币就是财富，反映了创业者对积累货币资本的渴望。无论最终走向何处，发财致富都是创业者的基本和原始动力。虽然饱受争议，但至少在表面上，李嘉诚、马云、潘石屹们都是成就斐然的创富者。
财富源泉观。重商主义认为财富的直接源泉在流通领域，强调商业的重要性，认为在工商业中，工业要为商业服务。迄今为止，整体上，利益仍然处于从工农业向商业的转移过程中。看看国际上的沃尔玛，再看看国内的阿里，就一目了然了。
本文使用“商本主义”这个概念，当然包括上述历史经纬，但也不限于此。中国的一些企业家重商，但却并不十分了解重商主义不仅重商，还重工（否则也不可能发生工业革命），同时也十分倚重国家干預。相反，他们甚至比西方企业家更看重市场机制和规则，更反对市场监管，更希望国家成为守夜人的自由经济，更相信市场和资本的力量。在他们眼里，“市场”更多的是任由资本自由徜徉和飞翔的海阔天空。
我们把这种认识倾向，称为“极致的商本主义”。
纵观资本主义发展史，能够简单得出这样的结论：强者更强调自由贸易和市场机制，并且一定是在舰炮的助力下。换言之，极致的重商主义一定是“基于实力”“基于优势地位”“基于丛林规则”的。
但基于这样的规则，先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继而是英国，现在是美国，无论是国家还是公司都经历了先盛后衰。
英国的重商主义既让它成为“日不落帝国”，也让它最终成为一个没落的、尴尬的、失去持续推动工业革命能力的、再也复兴不了的梦中的“帝国”。
战后美国的理论创新，包括产业转移理论和新比较优势理论—价值链、供应链和生产链理论，微笑曲线理论，以及最耀眼的金融创新完全是在美式重商主义基础上演绎而成的。美国中产阶级的没落，大范围的产业工人沦为商业零工，以及伴生的财富集中、贫富分化，普通百姓缺乏获得感，都是重商主义泛滥的结果。
人们意识到了金融资本的贪婪，却忽略了商业资本的贪婪，以及其对经济世界、国家经济的控制和危害。事实上，金融资本和商业资本是一体两面：金融资本一方面通过工业资本控制全球价值生产和创造，另一方面通过商业资本控制全球价值实现和分配。
发达国家通过这样的双重盘剥，使得发展中国家成为反复被收割的“韭菜”，或是心甘情愿的，或是心有不甘却无能为力的。
从资本产生的那一刻起，它就从来没有改变过贪婪、血腥的本质。无非是在二战之后资本主义发展的“普惠”“普世”的“黄金时期”，发达国家的富足、先进和资本化的民主，让人们误以为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是“历史的终结（顶峰）”。但二战之后的去殖民化丝毫没有动摇资本和已经资本化的发达国家的本性。作为“西式创新”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连慈善都成为资本运作的“领地”，最大的慈善和最大的偷税漏税者，毫无违和感地实现了“完美统一”。
早在1974年，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就精准地洞察了这个问题。
中国的崛起以及百年未遇的大变局，让发达国家的一切现了原形：原来美国如此不堪，原来在美国“普世价值”的语境里，没有真理和正义，原来它们的普通百姓只是生活在“童话里”。
从这个视角看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看中国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是不是就有些豁然开朗的感觉？
商本主义一直在
令人眼花缭乱的“西式财技”在中国企业改制进程中，以及中国新兴产业、企业的结构治理中，都产生了重大作用，而其更深层次的影响，也正在发酵和加速显现之中。
毫不夸张地说，西方老牌发达国家把重商主义发展推向血腥、殖民和种族灭绝，而中国的一些商家则把重商主义推向了极致—貌似创新，貌似悲天悯人，貌似社会担当，实则利用国际资本、国内资本，以“风口”的名义最大限度地攫取市场存量、社会资源、社会财富。
中国确实有极致的市场主义者。他们反对监管，反对产业规划，认为市场机制能够搞定一切。比如，为什么要划18亿亩耕地红线？中国粮食短缺的话，可以全球采购。完全无视粮食安全事关国家安全！为什么要制定产业政策？产业政策是披着马甲的计划经济，体现了政府对经济生活、资源配置的干预。完全无视产业政策既是发展中国家成功追赶发达国家的普遍经验，也是发达国家继续保持其领先地位的成功经验。
中国更不缺极致的重商主义者。他们更相信资本的力量，不但认为资本应该无处不在，而且认为资本无所不能，可以百无禁忌。滇池边上、秦岭北麓开山造屋；花呗、借呗，“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羊吃人的圈地运动”虽然没有在农村发生，但资本也没有放过庞大的讨生计的小商小贩群体。
也正是这种由BAT们缔造的市场竞争、产业竞争和试图有理有据逃避监管的“新常态”，“唤醒”了政府常态化的、严格的监管、反垄断进程，并让“合理调节过高收入”第一次上升到战略执行层面。 正确认识资本的属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积极的一面，为社会造福，是中国企业的必修课；而防范其危害，则是中国政府和企业共同的必修课。
除了假冒伪劣，之前无论是国际资本还是国内资本，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主要是发挥积极作用，但在中国传统产业基本完成原始积累和产业整合之后，在新兴产业和企业形成垄断竞争之际，在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卡脖子”的背景下，其负面作用已经明确显现。
那种认定市场能够搞定一切，那种把中国做得不够好的地方归结为是没有彻底实现“与国际接轨”的结论都是幼稚的。反倒是民生领域的四大难题：看病难、上学难、养老难、住房难，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恰恰是过多推给资本、推向市场的结果。
中国最大的软实力，是凝聚亿万人民的根本制度，脱离这了一点，只会产生更多、更大的问题，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性价比营销是一个伪命题
中国学习西方，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判断改革开放中一切工作得失、是非、成败的标准是：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那些发轫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都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或是社会主义所允许的。
相反，西方是带着偏见俯视中国的。一方面，中国智慧妙处难学。中国几乎可以无障碍地学习西方所有先进的东西，而西方发达国家即便认同中国智慧，除非愿意且能够推倒重来，否则它们没有可能对中国先进的东西拿来就用。另一方面，在许多领域，西方发达国家仍然实实在在、的的确确领先中国，它们不可能通过“向下努力”，抢夺中国的比较优势。
中国的问题在于，营销是建立在性价比基础之上的。
比如，中国是依据巨大且增长迅速的得天独厚的国内市场，并主要聚焦于“1-N技术和产品创新”，在全球中端、中高端和中低端市场建立了独一无二的竞争优势。发达国家一流企业不会就此与中国企业展开战略竞争，而它们的二三流企业又无力与中国企业展开战略竞争。
只要中国企业持续在“1-N技术和产品创新”方面保持领先和规模优势，在“0-1技术和产品创新”方面逐步取得突破，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的竞争力、竞争优势，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仍然可以雄踞世界。美国发起的贸易战和新冠肺炎疫情证明了这个基本判断。
但是，这与跨国公司在“0-1技术和产品创新”引领下，在超一流产品品质和极致的体验感支持下，在品牌声誉支撑下，谋取高额、超额甚至垄断利润不同，如果中国龙头企业不集中资源解决这个问题，从战略空间和战略资源上我们很难企及。
性价比营销，本质上是一个伪命题。
说穿了，性价比营销不仅更多的是销售话术，而且是在缺乏绝对竞争优势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平衡术、怀柔术。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强大品牌是用性价比营销获得成功的。对市场营销者来说，产品归产品，价格归价格，一个铁的事实是，所有性价比营销大旗下的产品，均非在全球市场上能够硬碰硬的一流产品。它们在产品品质和消费体验上，都是等而下之的。而且性价比营销，主要是由“1-N技术和产品创新”作为支撑，是高度依赖和从属于“0-1技术和产品创新”的创新。
雷军的“风口论”与其说是技术和产品创新的风口、新兴产业的风口，不如说是用有限的研发投入，博取由全球价值链、供应链和生产链所提供的无限的、快速抢占市场存量的风口。
问题在于，这个风口在一定时期内、一定约束条件下才是无限的，是仰人鼻息的。
这是中国企业必须正视的一个现实。而如何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这个问题，是中国营销的一个世界级命题。解决了这个问题，不仅中国营销会一日千里，世界营销也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中国企业营销的新征程
中国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出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中国制造2025》，强力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正是基于中国企业价值创造和创新能力在根本上不足这个致命问题。
而解决这个问题，其基本挑战在于：
1.高科技公司能否真正走上“0-1技术和产品创新”之路，能否为构建“双循环”提供强大的技术自主创新支撑，能否在此基础上构建基于“双循环”的价值链、供应链和生产链。这是中国制造业长盛不衰的“基础设施”。
2.中国龙头企业能否真正走出性价比营销的历史阶段，能否真正进入价值营销的新的历史阶段。性价比营销、“1-N技术和产品创新”仍然是中国营销的压舱石。性价比营销、“1-N技术和产品创新”，对市场追随者来说或许是天堂，但对意欲建立全球竞争优势的行业龙头企业来说，则是地狱。
中国龙头企业必须走向全球价值链、供应链和生产链的高端，只有如此，才能为性价比营销、“1-N技术和产品创新”提供战略空间，这也是一部分企业先富起来，推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中国营销最基本的底层逻辑。
如果中国龙头企业仍然固守性价比营销、“1-N技术和产品创新”，在发达国家与中国技术脱钩的背景下，首先陷入困境的将是它们自身。看似牛气冲天的中国平台电商，目前正在这个泥潭中挣扎，甚至不得不利用垄断地位通过抢夺菜贩的饭碗以及杀熟保证利润，已经惹得天怒人怨。
3.从“1-N技术和产品创新”到“0-1技术和产品创新”，是一个战略转型，机会巨大，压力和风险也巨大。有了“0-1技术和产品创新”，中国龙头企业就具有了与跨国公司一争高下的战略底气，就有了与发达国家進行产业链竞争的底气，否则就会陷入“降维竞争”—再次陷入与中国的各类市场追随者进行地狱式竞争的泥潭。 迄今为止，完成这种转型的中国民营企业寥寥无几，这是中国企业营销的新征程和新的历史使命。
营销的社会使命：创新、创富、共享和增长
中国改革开放后多数的知名企业家，在创富的同时赢得了社会尊重，反之，则一红就没落。而新一代知名企业家，则在获得前辈们从未得到的盛名和流量后，整体受到了社会质疑。
这绝非偶然—新一代知名企业家更趋向于精致的利己主义、极致的商本主义。
同样是发达国家，同样是资本主义，同样是产业转移，同样是全球化，德国、日本与美国的表现和结果就很不一样。我们认为，美国资本奉行的是“极致的重商主义”，而德国、日本则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
经典营销理论概括出了市场经济环境下“渐次完善的经营观念”—生产观念、产品观念、销售观念、市场营销观念和社会营销观念。但备受社会好评的“社会营销观念”，其实是一种“乌托邦”—在资本主义环境下，从市场营销观念到社会营销观念，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
德鲁克显然认为在“企业的目的是利润”这个命题下，无法让他的理论打通“任督”二脉，于是煞费苦心地提出了“企业的目的是创造顾客”这个始终没有得到广泛认可的命题。
我们十分认可德鲁克提出的这个命题，甚至我们认为中国营销十分到位地实践了这个命题。因为迄今为止，只有中国企业是依靠让普通百姓买得起、乐得买，实现了整体上的崛起。换句话说，只有中国企业是自下而上创造并维持顾客的，这种平民营销或者大众营销，与以美国为主体的自上而下“择优”满足顾客的细分营销，有本质区别。
中国和世界，都不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企业家，但他们都功亏一篑了，只因没有完成“修身、齐家”这两门最基本的功课。
营销分为前台和后台。前台是术，无非是打动众人，有用、有效，但无论闹出多大动静，潜能终归是有限的。后台是道，更是德。是价值创新、价值创造，是营造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小环境、中环境、大环境，是对自己、对利益攸关者、对社会，甚至对世界负责，是打动自己，把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能上升到使命感。
古今中外都不缺少大商巨贾，能够基业长青者却都是寥寥无几。究其原因，皆是未能达到厚德载物的基本境界。
尽管美国已经成为笑话，但也不必笑话它。毕竟美国给探究未来世界和世界未来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和贡献，只是现实证明了其历史局限性。无论是人类文明还是商业文明，正是在这种伟大和笑话的螺旋中曲折进步的。
这大概是确定的—未来的国际市场竞争，主要是中国龙头企业和发达国家龙头企业间的竞争。而竞争的焦点，不仅仅是对目标顾客的微观竞争，更可能是对普罗大众人心的竞争。
未来的企业，不能仅仅盯着普罗大众的钱包，不能仅仅关心股东的利益、员工的利益，甚至不能仅仅关心目标顾客的利益。一个商业帝国所到之处，是一花怒放，还是春色满园，将是未来的企业家必须严肃思考的问题。
从理论和思想上，中国企业必须树立这样的认识和信念：
1.强化反垄断、深入推进公平竞争与促进共同富裕，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市场机制从单一满足优化资源配置、激励创新、提高经济效率和发展质量、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效率，走向人民群众都能在经济发展中提高获得感的质的变化。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消除绝对贫困、实现全面小康的事实已经证明，共同富裕既是必须的，也是可能的。
2.中外发展市场经济的实践也证明了，当市场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出现问题时，需要通过行政调节，使用反垄断、反腐败等手段，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创造机会公平，并通过第二次、第三次收入分配、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政策，减少财富和收入差距，合理保证共同富裕。否则，就会像发达国家那样，周期性出现社会动荡和各种冲突。
3.建立“0-1技术和产品创新”与“1-N技术和产品创新”的和谐关系，既要保护知识产权，又要共享技术进步成果，而这也是持续完善市场机制的关键。
总之，如何通过制度创新、市场机制创新，从根本上解决商本还是民本问题，不仅是完善中国社会市场经济的重要课题，也是一个世界级命题。
归根结底，共同富裕要靠所有社会成员的共同奋斗，这是根本途径。所有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要树立这样的观念和机制，促进价值链、供应链和生产链上的所有利益攸关者共同奋斗，促进勤劳致富，创新致富，先富帮后富、带后富，必须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将共同富裕结构性、制度化地融入企业文化、模式和体系。
以往，人们认为谁的效率高，谁就能控制更多的社会资源；谁的能力强，谁就能获取更多的财富。也许未来谁能够均衡地驾驭效率和公平、先富和共同富裕，谁才更有资格掌管更多的社会资源。
毕竟，未来世界的社会资源应该为人民、为大众服务。真正值得欣慰的是，在当今世界，无论是中华文明的内涵还是中国的现行制度，都无限接近这个最大公约数。政策调节，各国政府都在做，只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政府做得更为自信、坚定。
精致的利己主义破解不了这个世界级命题，极致的商本主义也破解不了这个世界级命题。答案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在“四个自信”中，在家國情怀中。
作者：金焕民，来自郑州轻工业大学；金珞欣，来自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