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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前不久，在清华-布鲁金斯研究中心五周年的庆祝晚宴上，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面向在座的中美两国官员、知名学者与企业界人士，发表了约20分钟的演讲，对涉及中国企业赴美投资、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和美国的签证政策有一些说法。《财经国家周刊》将主要内容翻译刊出，标题为编者所加。
清华大学和布鲁金斯学会，都以其在政策方面卓有成效且富有影响力的研究和分析闻名。通过将一中一美两个卓越的研究机构联合在一起，清华-布鲁金斯中心在中美两国关系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中美间的这类协作，可以激发我们超越眼前的挑战，从战略的角度去思考：中美双方如何在政府、学术界、媒体或商界等各个领域，各尽所能以达成一个更加繁荣的未来。
“经济体系变得更加相互依赖”
中美两国如何达成实质性的合作、真正的相互理解和共同的战略互信？今天，我将和在座诸位讨论这些问题。
这样的提议也许听起来过于雄心勃勃。但40年前，人们同样未必能够想象到，中国国家主席和美国总统能够在3年的时间里会面超过10次，抑或是我们两国能够为政府、政党和军事间的经常性协商，建立起超过60个不同的平台。
当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1972年历史性地访华时，双边贸易额还不到1亿美元。那时谷物是美国对中国的第一大出口货物，而中国对美国出口最多的是调料和动物制品。当时，双方各自市场的双向投资几乎为零。在美国，只有屈指可数的工作岗位依赖于与中国的贸易，几乎也没有中国大陆学生在美国留学。
但是现在，每天都有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在两国间往来。现今，中国对美出口最多的是设备和机械；而农产品、航空制造和电子产品则在美国对华出口中名列前茅。在美国，出口中国的产品和服务支持着80万个工作岗位，而中国也有更多的就业岗位维系于对美贸易。
2010年，美国对中国出口首次超过1000亿美元，较2009年上升了33个百分点，延续着过去十年里指数式增长的趋势。2011年美国对中国近220亿美元的农业出口，不仅巩固了美国中心地带那些农业区的繁荣，同样也帮助了中国缓解其通货膨胀，并确保粮食安全。
毫无疑问，我们两个国家正在共同增长，经济和商业上关系日益紧密，两国的经济体系也在变得更加相互依赖。但潜在的问题是，我们之间战略互信的方向和程度如何。对于各自的公司在对方国家经营时所受待遇，两国都表现出了疑虑。
我经常听到这样的抱怨：美国歧视性地对待来自中国的投资；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愿将高科技产品卖给中国；以及美国的签证申请程序过于繁琐。尽管我们已经做了很多以消除这些曲解，但这方面的对话，还需要超越交换“会谈要点”这一层面。
“我们欢迎中国的投资”
所以今天，本着在开放交流中相互学习的精神，我想超越纯粹的言辞层面，谈一些更有意义的东西。让我们从澄清“美国不欢迎中国投资”这种误解说起。
许多中国公司说，他们对于在美投资的迟疑，源于他们害怕其投资会被美国外国投资委员所会阻拦。
事实是，对于赴美投资而言，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几乎不构成影响因素。举例而言，在2010年，只有93项交易被提交至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其中仅有6项来自于中国。
从2008年到2010年，在1000项赴美投资中，只有313项被提交到国外投资委员会进行审核。而在这313项中只有很小的一部分——5%或者说16项，委员会要求修改交易的条款。而这16项中几乎没有涉及中国公司的。
因此信息是明确的：我们欢迎中国的投资，而且承认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投资，对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提高生产率必不可少。
在美国，外资公司的子公司雇佣着530万美国人，接近美国私有部门劳动力的5%。这些公司投入数十亿美元用于在美国的研发，并创造了超过20%的出口。我们非常欢迎这类对经济繁荣的贡献。
那么其他阻碍中国赴美投资的障碍是什么呢？许多来自于对美国市场，及其从税收、劳工安全到环境管制等经营环境缺乏基本的了解。
我们想向中国投资者传达的信息中，重要的一条就是：美国的服务提供商，对外国投资者进入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必不可少。美国的会计师事务所、公关公司、管理咨询和其他专业的服务提供商，可以帮助中国投资者理解美国的投资环境，为他们的投资寻求支持，并帮助其在美国成功地运营。
但是误解也是现实存在的。所以为了加强信任和理解，美国政府不仅仅在言辞上表示我们对中国投资开放，也在采取实际行动，积极地促成投资机会。
奥巴马总统近期宣布了“选择美国”（Select USA）计划，由我任商务部长时发起，旨在推进在美国的外国投资。下个月我们的大使馆会在中国发布一段短片，以消除关于在美投资的误解，宣传那些已经在美国投资成功的众多中国公司，并列出成功投资的要素。
“促进高科技产品贸易”
美国对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管制，是我们与中国存在看法分歧的另一领域。对美国而言，这种管制行为一直是我们国家安全的组成部分。然而，很多中国企业仅注意了对他们商业利益的影响。
2011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总额是1039亿美元，其中只有不到1%需要商务部的出口许可证。美方将继续承诺，促进与中国民用用户、用于民用用途的高科技产品贸易。在这里我可以讲几个例子，我相信它们是一个良好合作的开始。
去年，中国采取了一项有益的行动，列举出141项希望从美国购买，但据信由于美国的出口管制而受限的产品列表，涵盖航空航天、海洋石油开采以及与核工业相关的产品。而经过美国的评估，这141项中有46项是不需要许可证便可向中国出口的。所以现在，我们在计划让美国的制造商来中国，与有意购买上述46项产品的中国企业见面，将纸面上的会谈要点转化为行动。
还有在5月份，我们将组织一个美国政府官员代表团前往上海，与美中两国关注航空及半导体产业高科技产品的企业会面，讨论出口管制问题以及如何拓展美中高科技贸易的机会。这方面可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我们正在履行己方职责，向正确的方向推进。
“加快签证速度”
我到中国后，几乎每天都会听到的议题就是签证政策。这也正是一个我们采取行动的领域，以向中国民众以及商界展示，我们在这里和他们一同努力。作为大使，加快签证办理速度成为我工作的一项首要任务。在过去的5个月当中，获得签证面谈的平均等待时间，由去年同期的22天缩短到不到6天，而这是在两年间签证申请增加了70%、但几乎没有新工作人员增加的情况下达成的。
另外，续签也将会变得越来越方便。在1月底我们公布的一项新举措下，某类先前接受过面签的申请人，可以免去面试获得续签。之前的情况是，如果一个人持有的签证失效不到一年可以不用面试。根据新的程序，签证到期4年以内的都可以免去面试。相应的，人们在任何一家中信银行递交申请材料即可。
只要去培育两国人民间生发出来的信任，我们将能给中美关系带来巨大的提升。我们将能构建一个坦率的、全面的、协作性伙伴关系，并一直指引我们走入下一个世纪。但首先需要在那些纸面的会谈要点上更进一步，从今天开始，一同采取行动。
（译者系本刊研究总监）
前不久，在清华-布鲁金斯研究中心五周年的庆祝晚宴上，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面向在座的中美两国官员、知名学者与企业界人士，发表了约20分钟的演讲，对涉及中国企业赴美投资、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和美国的签证政策有一些说法。《财经国家周刊》将主要内容翻译刊出，标题为编者所加。
清华大学和布鲁金斯学会，都以其在政策方面卓有成效且富有影响力的研究和分析闻名。通过将一中一美两个卓越的研究机构联合在一起，清华-布鲁金斯中心在中美两国关系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中美间的这类协作，可以激发我们超越眼前的挑战，从战略的角度去思考：中美双方如何在政府、学术界、媒体或商界等各个领域，各尽所能以达成一个更加繁荣的未来。
“经济体系变得更加相互依赖”
中美两国如何达成实质性的合作、真正的相互理解和共同的战略互信？今天，我将和在座诸位讨论这些问题。
这样的提议也许听起来过于雄心勃勃。但40年前，人们同样未必能够想象到，中国国家主席和美国总统能够在3年的时间里会面超过10次，抑或是我们两国能够为政府、政党和军事间的经常性协商，建立起超过60个不同的平台。
当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1972年历史性地访华时，双边贸易额还不到1亿美元。那时谷物是美国对中国的第一大出口货物，而中国对美国出口最多的是调料和动物制品。当时，双方各自市场的双向投资几乎为零。在美国，只有屈指可数的工作岗位依赖于与中国的贸易，几乎也没有中国大陆学生在美国留学。
但是现在，每天都有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在两国间往来。现今，中国对美出口最多的是设备和机械；而农产品、航空制造和电子产品则在美国对华出口中名列前茅。在美国，出口中国的产品和服务支持着80万个工作岗位，而中国也有更多的就业岗位维系于对美贸易。
2010年，美国对中国出口首次超过1000亿美元，较2009年上升了33个百分点，延续着过去十年里指数式增长的趋势。2011年美国对中国近220亿美元的农业出口，不仅巩固了美国中心地带那些农业区的繁荣，同样也帮助了中国缓解其通货膨胀，并确保粮食安全。
毫无疑问，我们两个国家正在共同增长，经济和商业上关系日益紧密，两国的经济体系也在变得更加相互依赖。但潜在的问题是，我们之间战略互信的方向和程度如何。对于各自的公司在对方国家经营时所受待遇，两国都表现出了疑虑。
我经常听到这样的抱怨：美国歧视性地对待来自中国的投资；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愿将高科技产品卖给中国；以及美国的签证申请程序过于繁琐。尽管我们已经做了很多以消除这些曲解，但这方面的对话，还需要超越交换“会谈要点”这一层面。
“我们欢迎中国的投资”
所以今天，本着在开放交流中相互学习的精神，我想超越纯粹的言辞层面，谈一些更有意义的东西。让我们从澄清“美国不欢迎中国投资”这种误解说起。
许多中国公司说，他们对于在美投资的迟疑，源于他们害怕其投资会被美国外国投资委员所会阻拦。
事实是，对于赴美投资而言，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几乎不构成影响因素。举例而言，在2010年，只有93项交易被提交至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其中仅有6项来自于中国。
从2008年到2010年，在1000项赴美投资中，只有313项被提交到国外投资委员会进行审核。而在这313项中只有很小的一部分——5%或者说16项，委员会要求修改交易的条款。而这16项中几乎没有涉及中国公司的。
因此信息是明确的：我们欢迎中国的投资，而且承认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投资，对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提高生产率必不可少。
在美国，外资公司的子公司雇佣着530万美国人，接近美国私有部门劳动力的5%。这些公司投入数十亿美元用于在美国的研发，并创造了超过20%的出口。我们非常欢迎这类对经济繁荣的贡献。
那么其他阻碍中国赴美投资的障碍是什么呢？许多来自于对美国市场，及其从税收、劳工安全到环境管制等经营环境缺乏基本的了解。
我们想向中国投资者传达的信息中，重要的一条就是：美国的服务提供商，对外国投资者进入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必不可少。美国的会计师事务所、公关公司、管理咨询和其他专业的服务提供商，可以帮助中国投资者理解美国的投资环境，为他们的投资寻求支持，并帮助其在美国成功地运营。
但是误解也是现实存在的。所以为了加强信任和理解，美国政府不仅仅在言辞上表示我们对中国投资开放，也在采取实际行动，积极地促成投资机会。
奥巴马总统近期宣布了“选择美国”（Select USA）计划，由我任商务部长时发起，旨在推进在美国的外国投资。下个月我们的大使馆会在中国发布一段短片，以消除关于在美投资的误解，宣传那些已经在美国投资成功的众多中国公司，并列出成功投资的要素。
“促进高科技产品贸易”
美国对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管制，是我们与中国存在看法分歧的另一领域。对美国而言，这种管制行为一直是我们国家安全的组成部分。然而，很多中国企业仅注意了对他们商业利益的影响。
2011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总额是1039亿美元，其中只有不到1%需要商务部的出口许可证。美方将继续承诺，促进与中国民用用户、用于民用用途的高科技产品贸易。在这里我可以讲几个例子，我相信它们是一个良好合作的开始。
去年，中国采取了一项有益的行动，列举出141项希望从美国购买，但据信由于美国的出口管制而受限的产品列表，涵盖航空航天、海洋石油开采以及与核工业相关的产品。而经过美国的评估，这141项中有46项是不需要许可证便可向中国出口的。所以现在，我们在计划让美国的制造商来中国，与有意购买上述46项产品的中国企业见面，将纸面上的会谈要点转化为行动。
还有在5月份，我们将组织一个美国政府官员代表团前往上海，与美中两国关注航空及半导体产业高科技产品的企业会面，讨论出口管制问题以及如何拓展美中高科技贸易的机会。这方面可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我们正在履行己方职责，向正确的方向推进。
“加快签证速度”
我到中国后，几乎每天都会听到的议题就是签证政策。这也正是一个我们采取行动的领域，以向中国民众以及商界展示，我们在这里和他们一同努力。作为大使，加快签证办理速度成为我工作的一项首要任务。在过去的5个月当中，获得签证面谈的平均等待时间，由去年同期的22天缩短到不到6天，而这是在两年间签证申请增加了70%、但几乎没有新工作人员增加的情况下达成的。
另外，续签也将会变得越来越方便。在1月底我们公布的一项新举措下，某类先前接受过面签的申请人，可以免去面试获得续签。之前的情况是，如果一个人持有的签证失效不到一年可以不用面试。根据新的程序，签证到期4年以内的都可以免去面试。相应的，人们在任何一家中信银行递交申请材料即可。
只要去培育两国人民间生发出来的信任，我们将能给中美关系带来巨大的提升。我们将能构建一个坦率的、全面的、协作性伙伴关系，并一直指引我们走入下一个世纪。但首先需要在那些纸面的会谈要点上更进一步，从今天开始，一同采取行动。
（译者系本刊研究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