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已有３２年了。今年是周总理诞辰１１０周年。作为一名老外交战士，在这些日子里，我缅怀总理对我国外交工作的巨大贡献，回忆我们这一代外交干部的成长过程，更加感到，他老人家高瞻远瞩的决策、周密细致的思考、坚定不移的政治立场，对我们都是很好的教育，我一生受用不尽。
　　新中国外交事业从一开始，就是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成长和发展起来的。我想讲的主要是建部以前和建部初期，总理对外事工作的关怀与几次重要指示。这些回忆虽属片断，但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他为外事工作付出的心血，为我国外交工作的发展打下的良好基础。
　　
　　
　　党中央最早的
　　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
　　
　　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外交活动开始于抗战时期，特别是抗战末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同美国方面的交往。1944年秋，美国政府派遣军事观察组去延安，这是中国共产党同外国官方往来的开始。这些交往不是官方外交，但带有官方性质，因为观察组成员都是美国政府派出的军官，也有少数美国驻重庆大使馆的外交官，而且我们还接待过美国政府要员——马歇尔和赫尔利访问延安。这同我们有一个时期只和外国记者或“左”派朋友交往是有区别的。
　　针对我们对美军观察组的工作，1944年8月，总理草拟了“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发往各中央局，指出：共产党人办外交首先必须站稳民族立场，反对在民族问题上存在的排外、惧外和媚外几种错误，要加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也要学习人家的长处，善于与人合作。这是党中央最早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它对以后外交干部的成长具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
　　
　　中共中央外事组成立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准备进攻延安。我们大队人马从延安撤出，撤出人员包括在延安、南京、上海等地外事组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过的外事干部。队伍行军到山西临县三交镇附近停下来。
　　5月1日，在一间小屋里，叶剑英主持会议，宣布成立由他任主任的中共中央外事组。王炳南同志任副主任。会上宣布了组织名单，下设研究、翻译、新闻三处，同时宣布了各处处长、副处长和科长的任命。原来，外事组的成立是因为周总理担心这批从事过外事工作、有一定外事经验、又懂些外语的干部散了，将来不好找，就指示一定要成立个机构，把这批人保留下来。周总理当时就已预见到全国要解放，要准备一批外事干部，以应付全国胜利后开展外交工作的需要。
　　外事组是当时中共中央几个机构之一，聚集了大约二三十名干部，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后来成为外交工作的骨干。外事组成立后，总理虽然正转战陕北，协助毛主席指挥解放战争的全局，异常忙碌，但他仍然十分关心外事组的工作。从保留到现在的他给王炳南同志的两封信中，就可以看出他的这种关切之情。如在1947年7月29日的信中说：“对于外事组，应将重心放在翻译几本毛主席的重要著作，编译几本有关美国的工具书，编译几本有关解放区基本政策的小册子，就是为这些事花一二年工夫都要得。”11月10日的信中又称：“编译方面，译毛、刘著作望仍照原计划进行，勿停勿懈。编小册子，目前只能编写解放战争及土改两种，今冬明春要将解放战争写出就很好。美国手册，能在明春编成就很好。”总理还考虑到外事组干部相当一部分是年轻同志，只参加过地下工作或学生工作，没有在基层群众中工作过，没有经过锻炼和考验，因此特别指出，“你们应以三分之一的人数轮流参加土地改革”，“应准备以半年时间参加土地改革，到群众中去锻炼”。当时，中央外事组就是根据总理的这些指示安排工作的。
　　1949年外交部成立初期，根据毛主席“另起炉灶”的精神调了几个方面的干部来，主要是有丰富军事斗争经验的军队高中级将领、有全面工作经验的地方领导干部，再就是外事组干部和一批新参加工作的懂外语的大学生。前两种多担任领导职务，后一种直接从事外交业务。此外，周总理还任命了一些国民党时期的国际法学者、专家担任条约委员会顾问、专员等职。实践证明，周总理的远见，给我国外交工作从一开始就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和业务基础。
　　
　　第一篇对外事干部的
　　较为全面的指示
　　
　　随着战局的发展，解放战争进入到反攻阶段。1948年春，中央外事组随着中央主要机关一起，转移到现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村，外事组就在西柏坡村附近的柏里村住下来。这一年间，各项工作都根据总理的安排继续进行。
　　到了１９４９年１月，忽然有一天接到通知，外事组科长以上干部由王炳南同志带领到西柏坡听报告。这是外事组成立以来，总理第一次向大家作报告。这一次，总理讲了很多，长达两个多小时，除了简单分析战场形势，指出解放军就要向天津发起总攻，大家应做好准备前往天津外，讲的都是进城后如何做好外事工作的问题。在我的记忆里，这篇讲话可能是总理对外事干部就有关外交工作所作的第一篇较为全面的指示。
　　这篇讲话可惜没有记录留下来，根据回忆所及，内容主要是两部分：
　　第一，外事政策方面。报告没有全面分析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主要是讲进城后的涉外问题。强调进城后，首先要稳定局势，涉外工作要为这一目的服务。对帝国主义分子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要加以区分，对原帝国主义国家使领馆的外交官，在未和我建交前，均按侨民对待。对外国人的财产要保护，不没收，并提到河北省献县天主教堂神父受保护，土改时就没有动他们的财产。对外商企业可以允许其营业，但要接受我们的管理。这些大的原则定下来，体现了在外交工作上的区别对待精神，在外交斗争中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给初期外交工作的开展，打下了良好基础，也规范了一些重大的方针性问题。
　　第二，外事工作干部本身应注意的事项。总理当时特别强调纪律问题，外事干部遇事要多请示报告，外事干部就是文职的解放军，外事工作对外影响大，所以外交无小事，外交大权在中央，各地不得擅自行事。总理对外事干部的要求，以后又发展为十六字的完整表述：“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这成为外事干部的基本守则。
　　
　　在新中国外交部的
　　第一篇报告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11月8日，外交部举行成立大会。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新中国从此有了自己的外交部。那天晚上，周恩来总理偕同李克农副部长、办公厅王炳南主任一起来到大礼堂。当时，第一副部长王稼祥因已派任首任驻苏大使，另一副部长章汉夫在上海主持外事工作，均未到场。在场的约有170人。大家见总理来了，都很高兴，热烈鼓掌，由于人数并不太多，会场并不像现在开大会时的那种布置——上面是领导席，下面一排排座位是干部，而是大家都围坐在桌子四周，总理和部领导自然坐在前面，这样安排座位一下子就把领导和群众拉得很近，气氛非常亲切。炳南同志逐一介绍了科长以上的干部名单（当时业务司下直辖科，上世纪６０年代初才改为处），并简单报告了外交部筹备工作的进展情况。接着，周总理发表了长篇讲话。这是总理在新中国外交部成立后对外交部干部作的第一篇报告。
　　报告首先从当时的国际形势出发，分析了两大阵营的发展趋势，指明了各自的前途和工作的基本方针。这些当然随着以后国际形势的发展而有了变化，但报告中有几点对外交工作却具有长期的指导意义。其中印象特别深刻的有：
　　一、区别旧中国和新中国的外交。指出“中国一百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们要有独立的精神，要认清帝国主义本质，要争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
　　二、要重视外交上的具体斗争，要认真仔细，分析研究。“对每一件事情，都要重视，都要有信心，不要怕，但也不要盲目冲动，否则就会产生盲目排外的情绪。外交不能乱搞，遇事要仔细想，要看是属于哪一类性质，好的、坏的方面都要分析，要培养思考的能力，头脑不仅要记忆，还要多思考，要多看书，多实践，才能善于斗争”。“外交工作比其他工作困难。做群众工作犯了错误，群众还可以原谅，外交工作则不同，被人家抓住弱点，便要被打回来”。
　　三、强调外交工作的纪律性。“外交同军事一样，不过是‘文打’而已。我们说一句话，做一件事，都可能影响战斗，必须要有严格的纪律，一切都要事先请示、商讨，批准后再做，做完后要报告，这一点很重要”。“一切事情在一定组织范围内都可提出来讨论，想问题，提意见，纠正缺点，都可以谈，但对外必须要一致”。
　　四、针对当时外交部新同志较多的情况（根据当时统计，抗战以后参加工作的算新干部，占72％），强调干部要锻炼、要磨练自己。“在座的大半是30岁以下的青年，刚从学校出来，没有做过社会工作，只有学生斗争经验，责任重大”。“要求每一个同志都应当在工作中锻炼培养，一切从学习出发，不要骄傲，不要急躁，不要气馁”。“工作是做出来的，经验是积累而成的，必须磨练自己”。
　　五、指出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的相似性。“毛主席在军事上发挥了马列主义斗争的方法，同样的方法也可用于外交，相异的就是流血不流血的区别”。外交人员就是“文装的解放军”。“要将军队干部调到外交岗位上来，他们有很多实际斗争经验”。
　　总理的这些思想对于外交部日后工作的发展、干部的配备和成长、工作作风的培养和形成，都有着很大的指导意义和积极影响。
　　外交部成立后，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中国的外交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国积极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方针，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并进而取得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打开中美、中日、中法等大国关系的一系列胜利。
　　抚今思昔，在欢庆我国今天外交成就的同时，更加怀念周总理对中国外交工作的亲切关怀、领导和做出的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