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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司马迁称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以其“不虚美、不隐恶”的态度,拥有了极高的史学价值。同时,司马迁在《史记》中展现出的极高的文学造诣也确立了《史记》的文学地位。但在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与性格鲜明的人物背后,《史记》更大的价值在于其蕴含着丰富、深远的民族精神。
一、历史人物传递的爱国精神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它是忧患精神、责任意识、团结统一等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根基。《史记》涉及的人物覆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但从平民百姓、刺客游侠到王侯将相,爱国主义精神无不贯穿其中。
其一,历代尤其是汉代名将、名臣在抵抗外族侵略、维护国家统一方面做出的贡献在《史记》中有较详细的记录。《卫将军骠骑列传》详细记述了卫青、霍去病两人抗击匈奴的英雄事迹。“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成为了历代爱国将士的精神圭臬。而对卫、霍军中的副将李广、张骞,太史公也有详尽的记载。为没有封侯的李广单独作《李将军列传》,司马迁可谓用意深婉。李广一生勇猛无畏,令敌人闻风丧胆,在抗击匈奴的战斗中作出了不朽贡献。张骞历经艰险,凿通西域。此后,历经多年的努力,汉王朝加强了与西域民族、国家的友好往来,解除了匈奴的威胁。在东汉时期,“丝绸之路”最终形成。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张骞的开拓性努力与爱国情操。
其二,仁人志士的忧患意识也是爱国主义的重要表现。《屈原贾生列传中》,屈原以其理想主义情怀书写了一曲爱国的壮歌。作为一个诗人与政治家,屈原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间,“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即使在生命的终点,屈原还在《怀沙赋》中慨叹道:“任重载盛兮,陷滞而不济;怀瑾握瑜兮,穷不得余所示。”这种忧患意识、爱国之情从未断绝。千年之后,范仲淹、张载等儒生将这种精神进一步地弘扬。“先天下之忧而忧”“为生民立命”早已不是一种个人追求,而是对延续千年的民族性格的真实反映。
其三,爱国精神从不区分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国家责任感存在于社会的各个阶层之中。《田单列传》中,田单作为一个掾吏,独自承担起抗击燕军的责任。他以智慧与勇气,展现出了极强的家国责任与爱国情怀。《平准书》中记载了平民卜式的事迹。卜式农民出身,在致富之后不忘国家。当汉王朝征伐匈奴,“卜式上书,愿输家之半县官助边。”这种小人物身上无私的爱国情怀,不求名,不求利,但这样的精神深深地感动着每一代人,且也是整个中华民族富有责任感的人民的真实写照。
二、太史公流露的进取精神
司马迁生活在西汉逐渐强盛的时代。一方面,时代环境激励着司马迁建功立业,成就功名。另一方面,家庭传统与儒学背景也促使着司马迁对“名”的追求。纵观史记全书,“名”一字出现数百次。陈涉起义前高呼“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孔子世家》《伯夷列传》《老子韩非列传》也皆引用《论语·卫灵公》中“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司马迁的这种进取的精神也在笔端流露。在《史记》中,《伯夷列传》是十分奇特的一篇。尽管普遍认为司马迁借此文表达了对“让德”的推崇,但不可否认的是,《伯夷列传》中夹杂了司马迁对许多人生问题的探讨,其中就有关于“名传后世”的思考。在这篇文章中,司马迁一方面认为,君子靠砥砺道德以成名、不朽足以使自己感到欣慰,另一方面,他又认识到了许由、务光等贤人湮没无闻的事实。所以他提出疑问:“阊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司马迁将自己视作和伯夷叔齐一样砥砺道德的人,因而他对于名声能否流传后世同样持有疑问,而这样的疑问在全文中都没有得到解答。但司马迁或许没有意识到,当他创作出《史记》,他的名声已经不只作为一个君子而流传千古。
而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更是直接提出“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其仰慕功名、追求功名的心态可见一斑。如上文所述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的议论,实质上是他对自己人生价值的探索。这种心态我们可以理解为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受这种心态影响。一方面,司马迁在《史记》中通过直接议论,展现出了他对人生价值的思考;另一方面,他又也建功立业者格外关注,且不吝赞誉之辞。纵观《史记》全书,这种建功立业、积极进取的精神贯穿始终。
三、《史记》展现的人本精神
《史记》全书无不闪现着人本精神的光芒,在一定程度上,人本精神是司马迁写作思想的核心。
在《史记》之前,《左传》以编年体纪事,《國语》以国别纪事。《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在《史记》之前的史书中,历史的创造者主要是上层政治人物。而司马迁将眼光投射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尽管《史记》的大部分篇幅仍然聚焦于上层人物,但是卜者、商人、普通儒生等也有了其在历史中的一席之地。可以说,司马迁不仅认识到了社会组成的复杂性,更认识到了不同社会组成所具有的价值。
跳出社会层面,司马迁对人历史作用的重视超越了“天道”,这是《史记》人本精神的又一体现。在《史记》中,司马迁尽管曾发出“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伯夷列传》)的质疑,但并未直接否定“天道”的存在。司马迁肯定了人的价值,并将“人助”与“天助”联系了起来。《天官书》有言“国君虽大,有德者昌;弱小,饰诈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攘,正下无之。”此即强调君主在面对“天”时“德”的重要性。
除此以外,司马迁以功绩而非名望评价历史人物(如《游侠列传》),以道德、人性来考察人物行为,皆体现了全书的人本精神。可以说,《史记》是对先秦人本思想一次推广与发扬,也是中国人本传统不可或缺的一页。
《史记》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族精神,并不止于上述几点。革新精神、创业精神等,皆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但爱国主义、进取精神、民本思想在《史记》中拥有着其核心的位置。《史记》所载人物,虽然每个个体身上都体现着差异性,但这些人物身上同时也体现着我们的民族生命和民族精神,而《史记》全书同样诠释着民族精神的丰富内涵。
一、历史人物传递的爱国精神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它是忧患精神、责任意识、团结统一等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根基。《史记》涉及的人物覆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但从平民百姓、刺客游侠到王侯将相,爱国主义精神无不贯穿其中。
其一,历代尤其是汉代名将、名臣在抵抗外族侵略、维护国家统一方面做出的贡献在《史记》中有较详细的记录。《卫将军骠骑列传》详细记述了卫青、霍去病两人抗击匈奴的英雄事迹。“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成为了历代爱国将士的精神圭臬。而对卫、霍军中的副将李广、张骞,太史公也有详尽的记载。为没有封侯的李广单独作《李将军列传》,司马迁可谓用意深婉。李广一生勇猛无畏,令敌人闻风丧胆,在抗击匈奴的战斗中作出了不朽贡献。张骞历经艰险,凿通西域。此后,历经多年的努力,汉王朝加强了与西域民族、国家的友好往来,解除了匈奴的威胁。在东汉时期,“丝绸之路”最终形成。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张骞的开拓性努力与爱国情操。
其二,仁人志士的忧患意识也是爱国主义的重要表现。《屈原贾生列传中》,屈原以其理想主义情怀书写了一曲爱国的壮歌。作为一个诗人与政治家,屈原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间,“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即使在生命的终点,屈原还在《怀沙赋》中慨叹道:“任重载盛兮,陷滞而不济;怀瑾握瑜兮,穷不得余所示。”这种忧患意识、爱国之情从未断绝。千年之后,范仲淹、张载等儒生将这种精神进一步地弘扬。“先天下之忧而忧”“为生民立命”早已不是一种个人追求,而是对延续千年的民族性格的真实反映。
其三,爱国精神从不区分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国家责任感存在于社会的各个阶层之中。《田单列传》中,田单作为一个掾吏,独自承担起抗击燕军的责任。他以智慧与勇气,展现出了极强的家国责任与爱国情怀。《平准书》中记载了平民卜式的事迹。卜式农民出身,在致富之后不忘国家。当汉王朝征伐匈奴,“卜式上书,愿输家之半县官助边。”这种小人物身上无私的爱国情怀,不求名,不求利,但这样的精神深深地感动着每一代人,且也是整个中华民族富有责任感的人民的真实写照。
二、太史公流露的进取精神
司马迁生活在西汉逐渐强盛的时代。一方面,时代环境激励着司马迁建功立业,成就功名。另一方面,家庭传统与儒学背景也促使着司马迁对“名”的追求。纵观史记全书,“名”一字出现数百次。陈涉起义前高呼“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孔子世家》《伯夷列传》《老子韩非列传》也皆引用《论语·卫灵公》中“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司马迁的这种进取的精神也在笔端流露。在《史记》中,《伯夷列传》是十分奇特的一篇。尽管普遍认为司马迁借此文表达了对“让德”的推崇,但不可否认的是,《伯夷列传》中夹杂了司马迁对许多人生问题的探讨,其中就有关于“名传后世”的思考。在这篇文章中,司马迁一方面认为,君子靠砥砺道德以成名、不朽足以使自己感到欣慰,另一方面,他又认识到了许由、务光等贤人湮没无闻的事实。所以他提出疑问:“阊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司马迁将自己视作和伯夷叔齐一样砥砺道德的人,因而他对于名声能否流传后世同样持有疑问,而这样的疑问在全文中都没有得到解答。但司马迁或许没有意识到,当他创作出《史记》,他的名声已经不只作为一个君子而流传千古。
而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更是直接提出“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其仰慕功名、追求功名的心态可见一斑。如上文所述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的议论,实质上是他对自己人生价值的探索。这种心态我们可以理解为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受这种心态影响。一方面,司马迁在《史记》中通过直接议论,展现出了他对人生价值的思考;另一方面,他又也建功立业者格外关注,且不吝赞誉之辞。纵观《史记》全书,这种建功立业、积极进取的精神贯穿始终。
三、《史记》展现的人本精神
《史记》全书无不闪现着人本精神的光芒,在一定程度上,人本精神是司马迁写作思想的核心。
在《史记》之前,《左传》以编年体纪事,《國语》以国别纪事。《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在《史记》之前的史书中,历史的创造者主要是上层政治人物。而司马迁将眼光投射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尽管《史记》的大部分篇幅仍然聚焦于上层人物,但是卜者、商人、普通儒生等也有了其在历史中的一席之地。可以说,司马迁不仅认识到了社会组成的复杂性,更认识到了不同社会组成所具有的价值。
跳出社会层面,司马迁对人历史作用的重视超越了“天道”,这是《史记》人本精神的又一体现。在《史记》中,司马迁尽管曾发出“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伯夷列传》)的质疑,但并未直接否定“天道”的存在。司马迁肯定了人的价值,并将“人助”与“天助”联系了起来。《天官书》有言“国君虽大,有德者昌;弱小,饰诈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攘,正下无之。”此即强调君主在面对“天”时“德”的重要性。
除此以外,司马迁以功绩而非名望评价历史人物(如《游侠列传》),以道德、人性来考察人物行为,皆体现了全书的人本精神。可以说,《史记》是对先秦人本思想一次推广与发扬,也是中国人本传统不可或缺的一页。
《史记》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族精神,并不止于上述几点。革新精神、创业精神等,皆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但爱国主义、进取精神、民本思想在《史记》中拥有着其核心的位置。《史记》所载人物,虽然每个个体身上都体现着差异性,但这些人物身上同时也体现着我们的民族生命和民族精神,而《史记》全书同样诠释着民族精神的丰富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