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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记事起每隔一段时间我便能见到表叔,一个外号“霍元甲”的亲戚。他每次来都喝酒,每次来受伤的部位都不同,每次来一定会对奶奶说同样的一句:“大姑,我来看看你。”
正月里的一天,太阳竟然出奇的暖和,我甩掉大棉袄跑到外面找小伙伴们玩。待我回来时,便看到房檐下靠墙放着一把椅子,一个裹着军绿色棉大衣的汉子缩着肩膀垂着脑袋,如熟睡的婴儿全身一动也不动。不用看,除了表叔还能有谁?悄悄地靠上前去,我從头到脚细细地查看了一遍,这次他又是伤在哪里呢?
表叔的头发像是田埂上的野草一般旺盛,因为疏于打理,乱蓬蓬随意地罩在脑门和耳朵上。他的眉却向着鬓角斜扬上去,又黑又亮。他的眼微微眯着,眉心却是微微皱着,像是在想心事,又像在极力忍着伤口的疼痛。终究,钻入我耳朵里的打呼噜声出卖了他。
上回来我们家还是腊月,当时他的颧骨上粘着药包。现在虽然隔了一个月,疤痕仍然清晰,原本英俊的瓜子脸上多了几分狰狞。他的下巴上的胡须倒是不多,须青的胡茬贴在腮边。那副招牌式的墨镜妥贴地挂在大衣的领口。这件军大衣应该是他混朋友时稍体面的衣服吧,从去年冬天一直披到现在。大衣的下摆和袖底粘了少许炉灰和土,那是他在窑厂值夜班留下的痕迹。窑厂离我们家有两里地,到他家才一里路,为何他下班后总喜欢往我们家跑呢?
他的左手压在右胳膊下面,似伸在怀里暖着。而他的右手竟然还紧紧夹着一支不带把的白色卷烟。这是一只怎样的手呢?夹着烟的食指和中指的第二指节已被熏得发黄,如同一截小胡萝卜似的大拇指虚搭在食指内侧,拇指和食指间的空隙几乎可以放下一枚鸽子蛋。无名指和小拇指则缩在掌心里。手背上的几根青筋,如蚯蚓一般交错着钻向袖子里去。手背上的骨节覆着一层厚厚的老茧,已看不到明显的凸起。修剪还算整齐的指甲,扁扁地紧紧地贴在指端,缝隙里隐约有一丝黑灰或是煤渣一样的东西。酱紫色粗糙的手、洁白的烟卷,烟头竟然透出丝丝鲜红的火星。此时他的前襟和劳保棉鞋已粘上了星星点点的烟灰。那支烟仅剩下食指和中指之间大约两公分的长度,火星不紧不慢地继续往上爬,眼看着就要烧到手指了。
冬天的阳光轻飘飘地洒在院子里的每一个角落。大槐树光秃秃的身影被扯到堂屋的山墙上,一群芦花鸡在慢慢悠悠地觅食,村子里传来几声鞭炮声和狗叫。院子四周各家的烟囱里陆续飘出午饭的味道。而我的表叔,一个外号叫“霍元甲”的亲人,就这么孤零零地安静地睡着了。
奶奶打完纸牌进到院子时装作没看见表叔,却“咣当”一声直接打开了厢房的门。这个时候,表叔竟然醒了。他吃力地抬着重似千斤的眼皮,发出一个干涩沙哑的声音,“大姑,我来看看你!”奶奶却没有理他,转身去了厨房帮妈妈张罗午饭。这时表叔“啊”的一声猛然从椅子上跳起来,惊得芦花鸡“咯啦啦”地往外逃命。他指间的那点点火星,连同烧得雪白的烟灰,在温暖悠扬的冬日里四散开去,半空中只剩那只连连甩动的酱紫色的粗糙大手。
吃饭时,表叔照例轻车熟路地翻出爸爸存在柜子里的酒。捏一只空饭碗,眯着眼、倾着脸,直勾勾地盯着瓶子里的酒哗哗地落进碗里。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发现他眉间莫名地舒展开来。常常菜还没上齐,他碗里的酒已去了一多半。
爸爸中午不在家,奶奶过来陪着表叔吃饭,哪知他一个人依然喝得有滋有味。我觉得他还是怵爸爸的,每次爸爸见到他总是大谈部队上的作风,而每次表兄弟俩都谈得十分不愉快,但是表叔每次都能在酒桌上找回自信。因为爸爸每顿只喝两盅,而表叔则是一定要把两瓶喝完才会摸着路回家。
倒第二碗酒的时候,表叔的脸已泛红,但是谈兴更浓了。他把今天早晨的事迹向我们做了报道。凌晨六点下了夜班,他推着脚踏车准备回家睡觉,走到十七中西面的围墙外面时,遇到了休班的小赵被五六个小青年围着。小赵瞅到表叔后胆子大了起来,说话的嗓门突然提高了许多,对方立刻殴打他。表叔把脚踏车往路边一扔立刻加入战团,用表叔的话说“一个人打五个”。奶奶却是当着我们小孩的面毫不留情地挤兑他,“我看是五个打你一个吧,看看你那手腕上是什么?脸上伤疤不疼了?”我终于在他的左手腕上发现了透着血迹的纱布。表叔便不作声,干笑着借喝酒来掩饰尴尬。我们便在哄笑声中吃完午饭。
饭后他照例点上了一支烟,往堂屋门口一坐,再从棉袄里面掏出一把崭新的票子来。轻轻用手指在上面弹了两下,再随意抽出两张来,要我们小孩去买鞭炮放。不料这一善意的举动又遭到奶奶劈头盖脸一顿骂:“有钱不去讨媳妇,不去盖新房……”直到表叔挟着大衣落荒而逃。
奶奶姐弟三人,她排行老大,舅爷爷最小。舅爷爷有三个儿子,“霍元甲”便是他家老二。舅爷爷天性敦厚,不喜与人争长短,而乡间居家诸多邻里纠葛,大表叔和小表叔身形较弱,与人争论每每吃亏,遇事多是由表叔来顶门头。自中学辍学后,表叔趁农闲一边拜师学些拳脚把式,一边四处找活挣钱。他先后做过门卫、搬运、窑工、司炉、机械厂临时工,也与人合伙贩过生意,但都不能长久。因爱打抱不平,讲义气,凡事一定要挣个脸面,宁愿自己饿着也要把钱借给朋友,宁愿自己被拘留也不连累同伴,宁愿自己拼得头破血流也要帮别人讨个说法。他不屑去偷去抢,反而遇到小偷一定出手。他曾在半夜里与偷窑厂煤的几个人打斗,直至被抬进住院。所以,直到三十多岁,他也没存到几个钱,对象倒是谈了好几个,竟一个也没成。奶奶总是说表叔犯浑,但是“霍元甲”的名号却是越来越响,跟他交往的朋友总是走了一批又来一批。
我的老家蚌埠,原来是千里长淮边上的一个小码头,早年因采珠得名,大禹治水过涂山之后文化沉淀日益丰厚,又因南北分界之所在,故尚武慕侠之风更是沿袭至今。可是我却一直怀疑表叔没有正式拜过师父,要不然怎么会经常受伤呢?电视剧里的大侠都是长剑快马,独来独往,或笑傲山林,或隐迹市井,出手豪阔,足智多谋,最重要的是武功高强,每战必胜,一个人可以轻松地放倒一大片坏蛋。
有一次跟奶奶回娘家,我抓住机会溜到表叔的屋里转了一圈,果然见到双节棍、砍刀、腊杆、拳击手套之类,零零总总有七八样,床头墙上挂的都是,屋子前面的树上还吊着一个沙包和一副吊环。 表叔经常挂在嘴边的事就是想去静海小南门霍元甲的故居走走。他高兴时总会向身边的人讲有关霍元甲的英雄事迹。他说霍元甲是他的偶像,他俩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比如在家都排行第二,都喜欢交朋友,都喜欢练武,都是要争一口气!
表叔说他的师父曾告诉他,练武是为了精神气质,为了强身健体,为了行侠仗义,为了除暴安良。练武,看起来是一个人的事情,其实是在为国培养一份希望,培养一份担当。表叔的师父说凡事总是要有人出头的,尤其是危难的时刻,都当缩头乌龟,都装烂好人,那还成什么世道?眼下新社会了,大奸大恶之人不多了,但是小偷小摸的仍然存在,遇到了,一定要出手,不枉男儿习武一场。每次说完表叔总会狠狠抹一把鼻涕。
我上初中时,表叔终于结了婚,不久之后有了一個男孩。这时我才发现表叔来我们家的次数确实少了许多。
最后一次见到表叔是在一个春天,我只记得满院散发着杨槐花甜美的气息。那次他来是借钱买饲料,说是包了鱼塘。傍晚,我放学一到家,就见一个男人正坐在杨槐树下和奶奶叙话,他们面前的小铁桌上放着两个茶杯和几盒没有拆开的糕点。
仍然是大大咧咧地坐在椅子上,仍然是不紧不慢地抽着烟,仍然是歪着嘴笑。难得周身没有再发现伤痕,素日里那副招牌式的墨镜竟然不知去向,白纸卷烟却换成带把的金叶。他的发仍然浓密,但是短了很多规矩了很多,还梳了个流行的中分发型,这与其他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们颇不一样。眉间平白地舒展开来,加之上扬的两道眉毛平添了英武之气。胡子刮得光光的,脸上的疤痕黯淡了许多,这使得整张脸显得更加白净。一件半新不旧的灰白夹克衫罩着一件褐色高领毛衣。牛仔裤配上棕色皮鞋。这般人物,在春日的斜阳照耀下倒显出几分明星的气质来。而与奶奶的谈话都是田里、鱼塘、家里等内容。也不知他之前说了什么事,哄得奶奶一个劲儿地笑。我不由得产生几分错觉,这还是当年那个“霍元甲”吗?
自那次之后我便一直没有见到表叔。毕业后我独自去南方打工,与家里的很多人和事都断了联系,偶尔从家里人电话中得知表叔家又有了一个男孩。一家两个小子,以后花钱的地方可就多了。表叔又没有什么过硬的手艺,年纪也越来越大,靠力气挣钱跑江湖的光景已过去了。往日里他帮过的交往过的那些朋友呢?会不会帮他一把呢?
有一年春节我没回家,奶奶在电话里又提到表叔。说他晚上独自照看鱼塘,白天就去市里接小活,帮装修公司用石灰粉刷墙,吃饭不定时也不肯花钱,胃出了问题。医生要他住院治疗,他打了两天的吊瓶就背着家里人偷跑到工地去了,还跟工友们说:“这点小病也值得住院?当年……”
没过多久,家里来电话说表叔去世了。四十多岁,正值壮年的他得了病,为了给家里省钱主动放弃治疗。表叔去世后,表婶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过日子,一个女人田里家里人情都得应付,过得实在不容易,但始终没有改嫁。她说这里有表叔的两个儿子,是他的家。
正月里的一天,太阳竟然出奇的暖和,我甩掉大棉袄跑到外面找小伙伴们玩。待我回来时,便看到房檐下靠墙放着一把椅子,一个裹着军绿色棉大衣的汉子缩着肩膀垂着脑袋,如熟睡的婴儿全身一动也不动。不用看,除了表叔还能有谁?悄悄地靠上前去,我從头到脚细细地查看了一遍,这次他又是伤在哪里呢?
表叔的头发像是田埂上的野草一般旺盛,因为疏于打理,乱蓬蓬随意地罩在脑门和耳朵上。他的眉却向着鬓角斜扬上去,又黑又亮。他的眼微微眯着,眉心却是微微皱着,像是在想心事,又像在极力忍着伤口的疼痛。终究,钻入我耳朵里的打呼噜声出卖了他。
上回来我们家还是腊月,当时他的颧骨上粘着药包。现在虽然隔了一个月,疤痕仍然清晰,原本英俊的瓜子脸上多了几分狰狞。他的下巴上的胡须倒是不多,须青的胡茬贴在腮边。那副招牌式的墨镜妥贴地挂在大衣的领口。这件军大衣应该是他混朋友时稍体面的衣服吧,从去年冬天一直披到现在。大衣的下摆和袖底粘了少许炉灰和土,那是他在窑厂值夜班留下的痕迹。窑厂离我们家有两里地,到他家才一里路,为何他下班后总喜欢往我们家跑呢?
他的左手压在右胳膊下面,似伸在怀里暖着。而他的右手竟然还紧紧夹着一支不带把的白色卷烟。这是一只怎样的手呢?夹着烟的食指和中指的第二指节已被熏得发黄,如同一截小胡萝卜似的大拇指虚搭在食指内侧,拇指和食指间的空隙几乎可以放下一枚鸽子蛋。无名指和小拇指则缩在掌心里。手背上的几根青筋,如蚯蚓一般交错着钻向袖子里去。手背上的骨节覆着一层厚厚的老茧,已看不到明显的凸起。修剪还算整齐的指甲,扁扁地紧紧地贴在指端,缝隙里隐约有一丝黑灰或是煤渣一样的东西。酱紫色粗糙的手、洁白的烟卷,烟头竟然透出丝丝鲜红的火星。此时他的前襟和劳保棉鞋已粘上了星星点点的烟灰。那支烟仅剩下食指和中指之间大约两公分的长度,火星不紧不慢地继续往上爬,眼看着就要烧到手指了。
冬天的阳光轻飘飘地洒在院子里的每一个角落。大槐树光秃秃的身影被扯到堂屋的山墙上,一群芦花鸡在慢慢悠悠地觅食,村子里传来几声鞭炮声和狗叫。院子四周各家的烟囱里陆续飘出午饭的味道。而我的表叔,一个外号叫“霍元甲”的亲人,就这么孤零零地安静地睡着了。
奶奶打完纸牌进到院子时装作没看见表叔,却“咣当”一声直接打开了厢房的门。这个时候,表叔竟然醒了。他吃力地抬着重似千斤的眼皮,发出一个干涩沙哑的声音,“大姑,我来看看你!”奶奶却没有理他,转身去了厨房帮妈妈张罗午饭。这时表叔“啊”的一声猛然从椅子上跳起来,惊得芦花鸡“咯啦啦”地往外逃命。他指间的那点点火星,连同烧得雪白的烟灰,在温暖悠扬的冬日里四散开去,半空中只剩那只连连甩动的酱紫色的粗糙大手。
吃饭时,表叔照例轻车熟路地翻出爸爸存在柜子里的酒。捏一只空饭碗,眯着眼、倾着脸,直勾勾地盯着瓶子里的酒哗哗地落进碗里。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发现他眉间莫名地舒展开来。常常菜还没上齐,他碗里的酒已去了一多半。
爸爸中午不在家,奶奶过来陪着表叔吃饭,哪知他一个人依然喝得有滋有味。我觉得他还是怵爸爸的,每次爸爸见到他总是大谈部队上的作风,而每次表兄弟俩都谈得十分不愉快,但是表叔每次都能在酒桌上找回自信。因为爸爸每顿只喝两盅,而表叔则是一定要把两瓶喝完才会摸着路回家。
倒第二碗酒的时候,表叔的脸已泛红,但是谈兴更浓了。他把今天早晨的事迹向我们做了报道。凌晨六点下了夜班,他推着脚踏车准备回家睡觉,走到十七中西面的围墙外面时,遇到了休班的小赵被五六个小青年围着。小赵瞅到表叔后胆子大了起来,说话的嗓门突然提高了许多,对方立刻殴打他。表叔把脚踏车往路边一扔立刻加入战团,用表叔的话说“一个人打五个”。奶奶却是当着我们小孩的面毫不留情地挤兑他,“我看是五个打你一个吧,看看你那手腕上是什么?脸上伤疤不疼了?”我终于在他的左手腕上发现了透着血迹的纱布。表叔便不作声,干笑着借喝酒来掩饰尴尬。我们便在哄笑声中吃完午饭。
饭后他照例点上了一支烟,往堂屋门口一坐,再从棉袄里面掏出一把崭新的票子来。轻轻用手指在上面弹了两下,再随意抽出两张来,要我们小孩去买鞭炮放。不料这一善意的举动又遭到奶奶劈头盖脸一顿骂:“有钱不去讨媳妇,不去盖新房……”直到表叔挟着大衣落荒而逃。
奶奶姐弟三人,她排行老大,舅爷爷最小。舅爷爷有三个儿子,“霍元甲”便是他家老二。舅爷爷天性敦厚,不喜与人争长短,而乡间居家诸多邻里纠葛,大表叔和小表叔身形较弱,与人争论每每吃亏,遇事多是由表叔来顶门头。自中学辍学后,表叔趁农闲一边拜师学些拳脚把式,一边四处找活挣钱。他先后做过门卫、搬运、窑工、司炉、机械厂临时工,也与人合伙贩过生意,但都不能长久。因爱打抱不平,讲义气,凡事一定要挣个脸面,宁愿自己饿着也要把钱借给朋友,宁愿自己被拘留也不连累同伴,宁愿自己拼得头破血流也要帮别人讨个说法。他不屑去偷去抢,反而遇到小偷一定出手。他曾在半夜里与偷窑厂煤的几个人打斗,直至被抬进住院。所以,直到三十多岁,他也没存到几个钱,对象倒是谈了好几个,竟一个也没成。奶奶总是说表叔犯浑,但是“霍元甲”的名号却是越来越响,跟他交往的朋友总是走了一批又来一批。
我的老家蚌埠,原来是千里长淮边上的一个小码头,早年因采珠得名,大禹治水过涂山之后文化沉淀日益丰厚,又因南北分界之所在,故尚武慕侠之风更是沿袭至今。可是我却一直怀疑表叔没有正式拜过师父,要不然怎么会经常受伤呢?电视剧里的大侠都是长剑快马,独来独往,或笑傲山林,或隐迹市井,出手豪阔,足智多谋,最重要的是武功高强,每战必胜,一个人可以轻松地放倒一大片坏蛋。
有一次跟奶奶回娘家,我抓住机会溜到表叔的屋里转了一圈,果然见到双节棍、砍刀、腊杆、拳击手套之类,零零总总有七八样,床头墙上挂的都是,屋子前面的树上还吊着一个沙包和一副吊环。 表叔经常挂在嘴边的事就是想去静海小南门霍元甲的故居走走。他高兴时总会向身边的人讲有关霍元甲的英雄事迹。他说霍元甲是他的偶像,他俩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比如在家都排行第二,都喜欢交朋友,都喜欢练武,都是要争一口气!
表叔说他的师父曾告诉他,练武是为了精神气质,为了强身健体,为了行侠仗义,为了除暴安良。练武,看起来是一个人的事情,其实是在为国培养一份希望,培养一份担当。表叔的师父说凡事总是要有人出头的,尤其是危难的时刻,都当缩头乌龟,都装烂好人,那还成什么世道?眼下新社会了,大奸大恶之人不多了,但是小偷小摸的仍然存在,遇到了,一定要出手,不枉男儿习武一场。每次说完表叔总会狠狠抹一把鼻涕。
我上初中时,表叔终于结了婚,不久之后有了一個男孩。这时我才发现表叔来我们家的次数确实少了许多。
最后一次见到表叔是在一个春天,我只记得满院散发着杨槐花甜美的气息。那次他来是借钱买饲料,说是包了鱼塘。傍晚,我放学一到家,就见一个男人正坐在杨槐树下和奶奶叙话,他们面前的小铁桌上放着两个茶杯和几盒没有拆开的糕点。
仍然是大大咧咧地坐在椅子上,仍然是不紧不慢地抽着烟,仍然是歪着嘴笑。难得周身没有再发现伤痕,素日里那副招牌式的墨镜竟然不知去向,白纸卷烟却换成带把的金叶。他的发仍然浓密,但是短了很多规矩了很多,还梳了个流行的中分发型,这与其他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们颇不一样。眉间平白地舒展开来,加之上扬的两道眉毛平添了英武之气。胡子刮得光光的,脸上的疤痕黯淡了许多,这使得整张脸显得更加白净。一件半新不旧的灰白夹克衫罩着一件褐色高领毛衣。牛仔裤配上棕色皮鞋。这般人物,在春日的斜阳照耀下倒显出几分明星的气质来。而与奶奶的谈话都是田里、鱼塘、家里等内容。也不知他之前说了什么事,哄得奶奶一个劲儿地笑。我不由得产生几分错觉,这还是当年那个“霍元甲”吗?
自那次之后我便一直没有见到表叔。毕业后我独自去南方打工,与家里的很多人和事都断了联系,偶尔从家里人电话中得知表叔家又有了一个男孩。一家两个小子,以后花钱的地方可就多了。表叔又没有什么过硬的手艺,年纪也越来越大,靠力气挣钱跑江湖的光景已过去了。往日里他帮过的交往过的那些朋友呢?会不会帮他一把呢?
有一年春节我没回家,奶奶在电话里又提到表叔。说他晚上独自照看鱼塘,白天就去市里接小活,帮装修公司用石灰粉刷墙,吃饭不定时也不肯花钱,胃出了问题。医生要他住院治疗,他打了两天的吊瓶就背着家里人偷跑到工地去了,还跟工友们说:“这点小病也值得住院?当年……”
没过多久,家里来电话说表叔去世了。四十多岁,正值壮年的他得了病,为了给家里省钱主动放弃治疗。表叔去世后,表婶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过日子,一个女人田里家里人情都得应付,过得实在不容易,但始终没有改嫁。她说这里有表叔的两个儿子,是他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