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今日美术馆推出的“FACE 2 FACE”展览以中荷四位艺术家—陈丹青，Jan Worst，毛焰，Philip Akkerman的作品来呈现艺术史上的一个经典主题—肖像画与室内绘画—这个主题无论在荷兰还是中国绘画中都有着悠久的历史。
　　策展人Cees Hendrikse是一位关注于荷兰和中国当代艺术的收藏家。他认为，在中国，复制是与原创思想或风格相联的。复制蕴含着将模仿行为与自我拓展和社会改良相匹对的哲学。从这个角度来说还要强调，中国人认为临摹早先的艺术作品可以带来新的艺术创作。模仿的传统可以追溯到中国最重要的哲学体系：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出发点既是每个人在社会中承担特定的角色，只有每个人都正确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意味着人之间要相互尊重，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而在艺术领域的表现，则是学生必须尊敬老师而不能超越老师。而且，学生的作品越与老师作品的品质相近，越被视为最高的艺术形式。
　　西方艺术对待这一问题的方式则非常不同。英国文豪奥斯卡 · 王尔德曾直接指出：“艺术始于模仿终止之时。”在当今社会“前沿”的艺术要想被主流艺术界接受，就必须不断创新和超越大师。这也是西方艺术批评界面对中国现当代艺术时遇到的问题，在西方眼中适用的是现代西方艺术的标准。
　　中西方对“艺术与模仿”的不同认识，在本次“面对面”展览的作品中亦有体现，从而也开启了一场独特的跨文化与艺术传统的对话。3月30日，策展人Cees Hendrikse与艺术家陈丹青作客今日美术馆“马爹利今日艺术讲坛”，就“艺术与模仿”的话题，与听众分享他们的体会。
　　讲座中，Cees指出，我们不应该忘记，中国现当代艺术只有30多年的历史。随着1980年代初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开始实施，中国艺术才逐渐建立了与国际艺术界的联系。在其他国家，视觉艺术领域极少有过如此迅速的发展步伐。而这种迅猛的发展也使得中国当代艺术的风格非常多样化，甚至偶尔制造出一些令人困惑的图景，难见庐山真面目。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有更多机会去回顾过去。几条线索逐渐浮现出来。
　　熟悉中国现当代艺术的人能够在当下一代中国视觉艺术家的作品中找到两个相互关联的元素。这两个元素一个是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一个是中国自身经济文化发展与其古老文明和文化传统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国类似西方模式的迅猛经济增长和相应的文化观念变化共同阻断了新的自我身份认知的形成。同时，这种条件激发了一系列令观者感到极大困惑的当代视觉艺术作品。
　　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他评价陈丹青为“是最喜欢复制的艺术家”。但他也指出，陈的复制与一般意义上的模仿无关，他的复制完全印证了自己前面所说的“一种将模仿行为与自我拓展和社会改良相匹对的哲学”—即陈丹青之所以复制，是为了学习和探索新的事物。比如在他的“色情”绘画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这一点；他在临摹中国古书的时候，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当代视像—这是他独立精神的象征，这样的作品超越了复制本身，创造了新的视觉艺术。
　　Cees同样也以荷兰画家Jan Worst做了类似的讨论：他复制的目标不是古书，而是如今在书店到处可以买到的亮光纸印的杂志。不过他复制的理由和陈丹青又有不同，Jan Worst通过描绘室内装饰，特别是他放置在室内的人物姿势，创造出一种崭新的氛围。
　　艺术家陈丹青从自身创作的角度为自己“辩护”，他说：“我的艺术是始于模仿，终于模仿”，并以自己从艺的经历深入阐述了何谓“模仿”，何谓“抄袭”。他提醒，模仿与抄袭之间有着微妙的界限，在与观众交流的单元，他从自己的具体作品进行了分析。在谈及本次活动的主题时，主讲人也指出，本次讲座讨论的题目实则是：“真正艺术的关键词是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