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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与群像
《老寨》的基本价值观是通过一个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与四季劳作，折射处于转折期的老寨历史变迁和侗族文化的传承危机。
这条思路来源于纪录片《归途列车》的启示。在那个故事中，导演范立欣用极为平凡细腻的视角，讲述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一个平凡打工家庭回家的故事。影片在令我动容的同时，也让我思考：当这座深山里的老寨即将被开发为旅游景点后，现代化浪潮会给这里的本土文化与世代务农的侗族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正处于转折期的普通家庭生活现状如何？
因此，在前期筹备过程中，我对被摄对象提出了四个设想：
首先，这个家庭必须是典型的侗族人家，对侗族文化有着强烈的认可度；其次，主人公必须具备较强的故事性，这种故事性与整部影片的主题意义相关； 再次，讲述真实的故事，以情动人，尽可能把导演的痕迹藏在镜头后面；最后，不要激烈的矛盾冲突，整体影像风格平淡朴实自然。
黄岗侗寨是一个纯粹的农耕社会。除去短暂的农闲时节，农耕劳作几乎占据了当地人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只有将镜头对准这个村子的日常劳作与春耕秋收，才能把这个寨子的文化根基和普通人家的命运悲欢展现出来，所以，在筹备之初，我拟订了三次拍摄计划：
2012年10月，修路、秋收等；2013年1—2月，冬日祭祀、鼓楼对歌和家庭生活等；2013年3月，春耕劳作等内容。
由于在筹备前，我已经在2012年夏天完成了六月十五“喊天节”那部分内容的拍摄，所以夏天没有列入计划。结合之前积累的素材，走访多户人家之后，吴正国一家进入了我的视野。
吴正国一家
吴正国老人今年73岁，世代居住黄岗村，由于常年从事繁重的体力劳作，驼背已近90度。老人一生结过两次婚，与现任妻子吴培业育有两女一男，女儿出嫁之后，就和唯一的儿子生活在一起。虽然只有小学文化，可在那个年代，已是知识分子了，所以，凭借着他勤奋踏实的性格，在黄岗先后做过小学教师、村长、书记和寨佬等职务，带领黄岗村民开疆拓土，挖田修路，让鱼塘和稻田遍布山野。“文革”后，时任村支书的吴正国老人向上级申请，恢复了侗族传统的信仰习俗和民族活动，修建了五座侗族的标志性建筑—鼓楼。直到现在，吴正国老人依然主持着黄岗侗寨重要的祭祀活动和重大节日，在群众当中有着极高的威望。
吴再光是吴正国老人唯一的儿子。老人曾对吴再光抱有极高的期望，培养他一直念到了黔东南州黎平师范学校。吴再光曾是整个寨子文化水平最高的人。毕业后吴再光在外乡教书，后来因家中父母年老，调回本村任教，在教书的同时帮衬家中劳作。
儿媳吴松花也是黄岗人，幼时家贫，加上当地重男轻女思想，没有入过学堂，所以到现在也听不懂也不会说普通话—当然，这在寨子里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这里三十岁以上妇女，90%以上都是文盲，不懂汉话。
2000年左右，经双方父母包办，吴松花与吴再光结婚。婚后不久，先后有了两个女儿，大女儿名叫吴平芝，小女儿名叫吴平香，日子过得平淡而宁静。直到拍摄《老寨》时，他们家的小女儿6岁，大女儿12岁，快上初中了。
这三代同堂的家庭与别的村民一样过着平凡而朴实的生活，但2007年，家中唯一的经济来源和劳动力吴再光被糖尿病剥夺了劳动能力，每年还得支出大笔医疗费用。从此只有儿媳在艰难地支撑着这个家……
创作与反思
纪录片创作是一个十分艰辛的过程，是对创作者体力、脑力和创造力的集中考验，但是它又非常有魅力，这种魅力体现在纪录片的真实性和创作过程的不确定性。除了一些可预测的事件外，从细节层面来说，你永远不可能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正是这种不确定性给了我创作惊喜。
由于影片拍摄地路途遥远，制作周期长，预算吃紧，所以摄制团队人员很少，有时甚至就我一个人。在不影响拍摄的前提下，我把器材精简到了极致：一台索尼PMW-EX1数字高清摄影机及其附属存储卡和电池，一个三脚架，一支416话筒以及一台笔记本电脑。
现在反思整个创作过程，总结出了以下几条经验：
首先，少数民族题材的纪录片创作，必须具备一定的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了解当地的历史信仰、生产生活习俗及其背后的文化学意义。
我曾经在中央民族大学的学习，使我学会用一种平等、包容和欣赏的眼光来看待少数民族文化。因为与中央民族大学的侗族研究专家栗文清老师有着多年的交往（她在侗族研究领域有着深刻与独到的见解），通过与她的交流，我确立起对侗族人和信仰的基本认识：人们高度统一在“萨岁女神”的周围。她是侗族人对天、太阳、大自然、祖先、母性、生育等复杂崇拜神格化的结果，通过在日常劳作、节日庆典和侗族大歌中对萨岁女神的祭祀与歌颂来规范人们的思想、言行和人际关系。对萨岁女神的崇拜是侗族文化的基石，侗族的哲学思想、生命意识、自然观念和生产劳作，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石之上。
在明白侗族的核心价值观后，再来理解和拍摄影片中提到的“喊天节”、“鸡卦断吉凶”、“鼓楼对歌”甚至饮食起居都不再困难了。
第二，沟通的重要性。在纪录片创作过程中，没有彼此的沟通、了解和信任，就不会有纪录片创作。纪录片的特殊性决定了创作者必须掌握与人沟通的技巧，在拍摄过程中，只有用心观察，平等交流，让被摄者忽略摄影机的存在，才能拍到真正想要的东西。
第三，对影片主人公的采访成败决定影片的成功与否。在采访过程中，为了尽可能真实还原人物情绪和采访环境，我很少让被摄者直面镜头。为了增加单位时间内镜头语言的信息含量，很多采访都处理成画外音。
围绕影片主题和对被访者的了解，事先列出采访提纲非常有必要，只要是与主人公相关的问题，事无巨细，都可涉及。有时抛出十多个问题，最后能用的只有一个，但这个回答含金量非常大。
最后，要带着剪辑思路拍摄。由于纪录片的特殊性，不可能像故事片一样事先设计好情节剧本，然后围绕剧本进行创作，但是纪录片要有主题，沿着这条主题思路，相关联的人和事都可拍摄，然后确保每场戏的镜头数量：特写、近景、中景、全景、切入、切出等，尽可能都拍摄到，为后期剪辑提供更多有效画面。 最后一次拍摄是在今年的3月份。影片主人公吴再光病情加重，住进了湖南怀化的靖州医院。因为3月的老寨正值农忙，妻子吴松花必须在家犁田耙田，只得由老父亲照顾。当时吴再光已住院十多天了。我觉得这个事件非常重要，立刻预订了从北京飞往长沙的机票，然后倒两次火车到达靖州医院。
在医院的三天，我拍摄到老人艰难而又细心地照顾自己的儿子，采访到他对家庭真实的想法。然后陪伴他们出院，穿过湘黔边界回到了黄岗村，采访和拍摄了吴松花犁田耙田，采访到了她对家庭的期待。剪辑时这部分内容最流畅，情感也最真挚，占了整个影片近三分之一的时长。
如果没有最后一次拍摄，整部影片很难成立。看来，萨岁女神还是比较眷顾，给了我最后一次机会。
剪辑的二次构思
整个剪辑过程，前后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我在这期间征求了多方意见，经历了多次颠覆性修改和重构。整个剪辑主要包括画面剪辑、声音剪辑和主题音乐三个部分，由于整个影片基本都是同期声，所以后期空间不是很大，重点主要放在了画面编辑上。
剪辑思路是：以修路为契机，吴正国一家的命运为叙事主线，将寨子里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融入其中。
原本我希望把拍摄到的老人去世葬礼和小孩出生命名仪式都加进去，但无法将这两个事件与影片叙事主线建立关联。如葬礼非常具有侗族特点，很能体现侗族人对生与死的看法，但它片中任何一个位置，都会让人感觉是某个主人公去世了，所以只能忍痛割爱。
剪辑过程中，除了展现主人公的日常劳作之外，我还加入了织染侗布的线索。因为侗布制作工序繁杂，技术考究，有着很强的形式美感和文化底蕴，最能展现侗族妇女的精神气质和美学追求。这也很好地体现出了吴松花的家庭顶梁作用，因为在男耕女织的传统农业社会，女人是不会去犁田的。但吴松华却在丈夫病倒后，肩负起了农耕和织布双重使命，同时扮演了男人和女人双重角色。
为了引导观众理解影片，我邀请北京电影学院影视中心的黄凯恩老师帮我录制少量引导性解说词，然后为声音做了音量平衡和立体声处理，以及少量音效创作，使整个观影感受更加流畅和自然。
略带哀伤的主题音乐是由当地歌师吴显良吟唱的一首情歌，邀请王浩作曲，配上钢琴旋律，使整部影片多了几分空灵，对渲染人物情绪有很大帮助。
结语
回顾近一年的创作过程，我把几乎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老寨》中，包括2013年的农历春节，我都是在寨子里度过，整个过程艰辛而孤单。从北京到那个寨子即使坐飞机也得两天时间。而从贵阳到黄岗村最快也得六七个小时，扛着笨重的摄影器材，长途跋涉，其中艰辛唯有自知，如无师友帮助和村民们的热情，很难坚持到最后。
纪录片创作是一个长期修炼的过程，导演对事件观察的细致程度和对问题思考的深度与广度，往往决定了影片最后的呈现出来的效果。囿于时间的限制，我无法将全部想法都在影片当中展现出来，对人物情感挖掘、主题掌控等方面都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希望能在下次创作当中有所改进和提高。
《老寨》的基本价值观是通过一个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与四季劳作，折射处于转折期的老寨历史变迁和侗族文化的传承危机。
这条思路来源于纪录片《归途列车》的启示。在那个故事中，导演范立欣用极为平凡细腻的视角，讲述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一个平凡打工家庭回家的故事。影片在令我动容的同时，也让我思考：当这座深山里的老寨即将被开发为旅游景点后，现代化浪潮会给这里的本土文化与世代务农的侗族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正处于转折期的普通家庭生活现状如何？
因此，在前期筹备过程中，我对被摄对象提出了四个设想：
首先，这个家庭必须是典型的侗族人家，对侗族文化有着强烈的认可度；其次，主人公必须具备较强的故事性，这种故事性与整部影片的主题意义相关； 再次，讲述真实的故事，以情动人，尽可能把导演的痕迹藏在镜头后面；最后，不要激烈的矛盾冲突，整体影像风格平淡朴实自然。
黄岗侗寨是一个纯粹的农耕社会。除去短暂的农闲时节，农耕劳作几乎占据了当地人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只有将镜头对准这个村子的日常劳作与春耕秋收，才能把这个寨子的文化根基和普通人家的命运悲欢展现出来，所以，在筹备之初，我拟订了三次拍摄计划：
2012年10月，修路、秋收等；2013年1—2月，冬日祭祀、鼓楼对歌和家庭生活等；2013年3月，春耕劳作等内容。
由于在筹备前，我已经在2012年夏天完成了六月十五“喊天节”那部分内容的拍摄，所以夏天没有列入计划。结合之前积累的素材，走访多户人家之后，吴正国一家进入了我的视野。
吴正国一家
吴正国老人今年73岁，世代居住黄岗村，由于常年从事繁重的体力劳作，驼背已近90度。老人一生结过两次婚，与现任妻子吴培业育有两女一男，女儿出嫁之后，就和唯一的儿子生活在一起。虽然只有小学文化，可在那个年代，已是知识分子了，所以，凭借着他勤奋踏实的性格，在黄岗先后做过小学教师、村长、书记和寨佬等职务，带领黄岗村民开疆拓土，挖田修路，让鱼塘和稻田遍布山野。“文革”后，时任村支书的吴正国老人向上级申请，恢复了侗族传统的信仰习俗和民族活动，修建了五座侗族的标志性建筑—鼓楼。直到现在，吴正国老人依然主持着黄岗侗寨重要的祭祀活动和重大节日，在群众当中有着极高的威望。
吴再光是吴正国老人唯一的儿子。老人曾对吴再光抱有极高的期望，培养他一直念到了黔东南州黎平师范学校。吴再光曾是整个寨子文化水平最高的人。毕业后吴再光在外乡教书，后来因家中父母年老，调回本村任教，在教书的同时帮衬家中劳作。
儿媳吴松花也是黄岗人，幼时家贫，加上当地重男轻女思想，没有入过学堂，所以到现在也听不懂也不会说普通话—当然，这在寨子里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这里三十岁以上妇女，90%以上都是文盲，不懂汉话。
2000年左右，经双方父母包办，吴松花与吴再光结婚。婚后不久，先后有了两个女儿，大女儿名叫吴平芝，小女儿名叫吴平香，日子过得平淡而宁静。直到拍摄《老寨》时，他们家的小女儿6岁，大女儿12岁，快上初中了。
这三代同堂的家庭与别的村民一样过着平凡而朴实的生活，但2007年，家中唯一的经济来源和劳动力吴再光被糖尿病剥夺了劳动能力，每年还得支出大笔医疗费用。从此只有儿媳在艰难地支撑着这个家……
创作与反思
纪录片创作是一个十分艰辛的过程，是对创作者体力、脑力和创造力的集中考验，但是它又非常有魅力，这种魅力体现在纪录片的真实性和创作过程的不确定性。除了一些可预测的事件外，从细节层面来说，你永远不可能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正是这种不确定性给了我创作惊喜。
由于影片拍摄地路途遥远，制作周期长，预算吃紧，所以摄制团队人员很少，有时甚至就我一个人。在不影响拍摄的前提下，我把器材精简到了极致：一台索尼PMW-EX1数字高清摄影机及其附属存储卡和电池，一个三脚架，一支416话筒以及一台笔记本电脑。
现在反思整个创作过程，总结出了以下几条经验：
首先，少数民族题材的纪录片创作，必须具备一定的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了解当地的历史信仰、生产生活习俗及其背后的文化学意义。
我曾经在中央民族大学的学习，使我学会用一种平等、包容和欣赏的眼光来看待少数民族文化。因为与中央民族大学的侗族研究专家栗文清老师有着多年的交往（她在侗族研究领域有着深刻与独到的见解），通过与她的交流，我确立起对侗族人和信仰的基本认识：人们高度统一在“萨岁女神”的周围。她是侗族人对天、太阳、大自然、祖先、母性、生育等复杂崇拜神格化的结果，通过在日常劳作、节日庆典和侗族大歌中对萨岁女神的祭祀与歌颂来规范人们的思想、言行和人际关系。对萨岁女神的崇拜是侗族文化的基石，侗族的哲学思想、生命意识、自然观念和生产劳作，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石之上。
在明白侗族的核心价值观后，再来理解和拍摄影片中提到的“喊天节”、“鸡卦断吉凶”、“鼓楼对歌”甚至饮食起居都不再困难了。
第二，沟通的重要性。在纪录片创作过程中，没有彼此的沟通、了解和信任，就不会有纪录片创作。纪录片的特殊性决定了创作者必须掌握与人沟通的技巧，在拍摄过程中，只有用心观察，平等交流，让被摄者忽略摄影机的存在，才能拍到真正想要的东西。
第三，对影片主人公的采访成败决定影片的成功与否。在采访过程中，为了尽可能真实还原人物情绪和采访环境，我很少让被摄者直面镜头。为了增加单位时间内镜头语言的信息含量，很多采访都处理成画外音。
围绕影片主题和对被访者的了解，事先列出采访提纲非常有必要，只要是与主人公相关的问题，事无巨细，都可涉及。有时抛出十多个问题，最后能用的只有一个，但这个回答含金量非常大。
最后，要带着剪辑思路拍摄。由于纪录片的特殊性，不可能像故事片一样事先设计好情节剧本，然后围绕剧本进行创作，但是纪录片要有主题，沿着这条主题思路，相关联的人和事都可拍摄，然后确保每场戏的镜头数量：特写、近景、中景、全景、切入、切出等，尽可能都拍摄到，为后期剪辑提供更多有效画面。 最后一次拍摄是在今年的3月份。影片主人公吴再光病情加重，住进了湖南怀化的靖州医院。因为3月的老寨正值农忙，妻子吴松花必须在家犁田耙田，只得由老父亲照顾。当时吴再光已住院十多天了。我觉得这个事件非常重要，立刻预订了从北京飞往长沙的机票，然后倒两次火车到达靖州医院。
在医院的三天，我拍摄到老人艰难而又细心地照顾自己的儿子，采访到他对家庭真实的想法。然后陪伴他们出院，穿过湘黔边界回到了黄岗村，采访和拍摄了吴松花犁田耙田，采访到了她对家庭的期待。剪辑时这部分内容最流畅，情感也最真挚，占了整个影片近三分之一的时长。
如果没有最后一次拍摄，整部影片很难成立。看来，萨岁女神还是比较眷顾，给了我最后一次机会。
剪辑的二次构思
整个剪辑过程，前后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我在这期间征求了多方意见，经历了多次颠覆性修改和重构。整个剪辑主要包括画面剪辑、声音剪辑和主题音乐三个部分，由于整个影片基本都是同期声，所以后期空间不是很大，重点主要放在了画面编辑上。
剪辑思路是：以修路为契机，吴正国一家的命运为叙事主线，将寨子里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融入其中。
原本我希望把拍摄到的老人去世葬礼和小孩出生命名仪式都加进去，但无法将这两个事件与影片叙事主线建立关联。如葬礼非常具有侗族特点，很能体现侗族人对生与死的看法，但它片中任何一个位置，都会让人感觉是某个主人公去世了，所以只能忍痛割爱。
剪辑过程中，除了展现主人公的日常劳作之外，我还加入了织染侗布的线索。因为侗布制作工序繁杂，技术考究，有着很强的形式美感和文化底蕴，最能展现侗族妇女的精神气质和美学追求。这也很好地体现出了吴松花的家庭顶梁作用，因为在男耕女织的传统农业社会，女人是不会去犁田的。但吴松华却在丈夫病倒后，肩负起了农耕和织布双重使命，同时扮演了男人和女人双重角色。
为了引导观众理解影片，我邀请北京电影学院影视中心的黄凯恩老师帮我录制少量引导性解说词，然后为声音做了音量平衡和立体声处理，以及少量音效创作，使整个观影感受更加流畅和自然。
略带哀伤的主题音乐是由当地歌师吴显良吟唱的一首情歌，邀请王浩作曲，配上钢琴旋律，使整部影片多了几分空灵，对渲染人物情绪有很大帮助。
结语
回顾近一年的创作过程，我把几乎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老寨》中，包括2013年的农历春节，我都是在寨子里度过，整个过程艰辛而孤单。从北京到那个寨子即使坐飞机也得两天时间。而从贵阳到黄岗村最快也得六七个小时，扛着笨重的摄影器材，长途跋涉，其中艰辛唯有自知，如无师友帮助和村民们的热情，很难坚持到最后。
纪录片创作是一个长期修炼的过程，导演对事件观察的细致程度和对问题思考的深度与广度，往往决定了影片最后的呈现出来的效果。囿于时间的限制，我无法将全部想法都在影片当中展现出来，对人物情感挖掘、主题掌控等方面都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希望能在下次创作当中有所改进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