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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其明是从“新中国”诞生初期开始从事电影音乐创作的作曲家。在那个时期，中国电影最明显的标志是工农兵和广大人民群众真正成为了电影的主人，反映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以及反映革命斗争历史的题材成为中国电影的主体，产生了一批经典之作。吕其明的电影音乐创作是在这样的大环境当中诞生的，他的电影音乐风格也是在写作过程当中所形成的。
到“文革”前夕，吕其明共创作了20部影片，其中革命历史题材和工农业题材占了总量的近70%，初步确立了他的创作风格。
影响吕其明艺术风格的最主要因素之一，是他的独特人生经历。1940年初，年仅10岁的吕其明跟随父亲吕惠生进入淮南抗日根据地，被“新四军”二师抗敌剧团吸收为小团员。此后9年，他在部队文工团里学习成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生活不仅锻炼了他的革命意志，使他具有了深厚的生活基础和民间音乐素养，对于他以后的创作生涯也有着重大的影响。
1956年，他接受了影片《铁道游击队》的创作任务。对于影片所表现的斗争和生活他非常熟悉，因此，当我们听到游击队员们弹着用葫芦瓢做成的土琵琶，唱着具有浓郁生活气息、抒发胜利豪情的心声，就能感受到发自吕其明内心的革命情感的真挚流露。为着表达这种真情，他十分注意旋律的写作，在民族调式六声音阶上构筑的旋律具有鲜明的民族音乐特色。而他在1963年为影片《红日》写作音乐时，当年在解放大军的行列当中，走在山东大地上的真情实感化作了《谁不说俺家乡好》的细腻而质朴的歌声。这首歌的旋律采用了山东沂蒙山区山歌的曲调，但显然又不是来自哪一首具体的沂蒙山歌。这种在自己的旋律写作中融会贯通地运用民歌和民间音乐的做法，许多作曲家在创作中都曾运用过，难能可贵的是，吕其明把自己在革命队伍中的生活积累以及内心的真情流露，用最适宜、最准确的音乐语言表达了出来，使他的创作脍炙人口，至今久唱不衰。
在他写作的影片当中，对于时代音调的运用也具有独特的个性。如影片《白求恩大夫》中对抗战歌曲《游击队歌》的运用就非常成功。影片中这支歌先是出自白求恩的小警卫员，然后感染了白求恩，最后发展成雄浑的大合唱。由于时代音调本身具有鲜明的音乐形象和特定的时代特征，因此恰当地运用往往可以事半功倍，为影片大大增色。
不光是在歌曲创作方面，吕其明还始终非常注重管弦乐队的写作。由此我们就必须谈到形成他音乐风格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不断地勤奋学习。首先是进行正规的专业学习：从1959年到1965年在上海音乐学院进修了作曲系的全部专业课程后，他还继续进修指挥系的课程。正是由于这种长期坚持，使吕其明电影音乐的管弦乐写作保持了较高的水准，且不断保持着常新的活力。
长期的创作使得吕其明对电影音乐自身艺术规律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掌握。电影艺术的特殊规律决定了电影音乐与主要由表演来实现的音乐种类有很大的不同。此外，在电影的生产过程中，影片与音乐是一对互相牵制的矛盾，影片既为音乐提供了写作基础和展示空间，同时，从风格、语言、手法甚而至于段落的数量和每个段落的长度等方面又给予音乐严格的限制。吕其明电影音乐创作风格的形成，与他认真研究和熟练掌握电影音乐的独特艺术规律是分不开的。他能够根据不同影片的题材、内容以及不同导演的艺术风格来确定自己的音乐风格和创作手法。这一点也是不应当忽视的。
正是上述诸多因素，造就了吕其明大气磅礴、气势雄浑的气质，具有浓郁民族音乐特色和抒情性的音乐风格，形成了具有吕其明特色和个性的电影音乐作品。
1979年，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新时期，给中国电影带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中国电影创作的题材更加广阔，新的创作理念和创作技法大量涌入。由于吕其明坚持不懈地学习新事物、新技法，面临新的创作局面，他能够比较快地调整自己的创作思想，丰富自己的创作技法，从而使自己电影音乐创作呈现了新的面貌。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他的电影音乐创作有33部，这个数量是他“文革”前创作总量的1.6倍多。在新的题材、新的艺术风格和创作手法的影片面前，一方面坚持自己的创作风格，继续发挥自己在创作上的优势，一方面不断更新自己的创作理念，不断丰富自己的创作手法。就像他自己所说：“要防止创作定型化和老化，首先一点就是要学习，学习新的东西，学习新的手法。这里面主要是学习我们民族自己的东西，全面地提高自己的思想素养和艺术素养，到生活中间去吸取营养。同时，要重视技巧，把学习技巧提到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上来。”①
对于他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创作首先是《庐山恋》。影片在题材和内容方面都有所创新，因而对音乐提出的要求和提供的条件也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吕其明在创作中强调了清新纯美，特别在歌曲写作上吸收了当时涌现出的一批流行歌曲的作手法。如他为女声写作的《飞向遥远的故乡》等歌曲，不仅很好地表达了影片的内容和主人公的思想感情，更因引领了风气之先，而引起当时各界的广泛注意，受到广大电影观众和音乐爱好者的欢迎。
在随之而来的《城南旧事》的音乐创作中，他更是紧紧把握住影片“淡淡哀愁、沉沉相思”的艺术基调，在写作技巧上精心雕琢。虽然《送别歌》是小说原著和改编后的文学剧本提供和特别强调的，但是作曲家并没有简单地把它当作一个音乐主题来处理，而是将其作为一个时代音调，提升到了表达影片悲剧主题的象征性旋律的高度。同时，他抓住《送别歌》的大调旋律向色彩黯淡的小调转换的契机，运用非功能性和弦和调性重叠等手法，特别是采用了非常规的乐队配置，在配器手法上作了丰富的变化，使其在加强影片风格，结构剧作等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城南旧事》音乐的成功当然不能离开影片本身的成功，在这样一种散文诗风格的影片中，导演安排了大段的由音乐担任主角的段落，为作曲家提供了发挥作用的广阔天地。从而使《城南旧事》的配乐成为吕其明个人创作历程上的一部标志性作品。
在他所擅长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中，各方对于影片《焦裕禄》音乐的反响比较强烈。这部影片的基本风格不同于以往的英雄人物影片，面对当前党风中严重存在着的贪污腐败之风，影片作者强调的是一种痛切的，甚至可是说是痛心疾首的对于焦裕禄式干部的呼唤，对于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的呼唤。作曲家在河南民间戏曲旋律的基础上，写作了一个气息悠长的音乐主题，感情深切、气氛悲壮，很好地烘托了影片的气氛。 与此同时，吕其明并不满足于仅仅在电影音乐的领域中进行创作，他感到，电影音乐并不足以表现他深入生活和作品当中所获得的所思所感。因此他有意识地把独立音乐作品作为自己创作的一个重要部分。他认为，要提高电影音乐创作水平，必须要把写作独立音乐作品的构思放到电影音乐创作当中。同时，由于一些电影音乐作品已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将其从影片的语境中拿出来，作为基本音乐形象写成独立音乐作品搬上舞台，又是事半功倍的。因此，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探索交响音乐的民族化，他先后把自己的电影音乐作品《白求恩》、《铁道游击队》、《焦裕禄》、《大庆战歌》、《雷雨》等写成了不同形式的交响音乐作品，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同时，他还满怀激情，为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谱写了长达一小时，由15个乐章组成的配乐，并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交响诗《雨花祭》，后来又写出了弦乐合奏《龙华祭》，献给为解放上海牺牲的战友。
吕其明的音乐艺术人生中，最重要的代表作品当属管弦乐序曲《红旗颂》。作品诞生于1965年，在上海市音乐家协会党组会上，贺绿汀、丁善德、孟波、黄贻钧、钟望阳、瞿维和吕其明等成员对各单位报来的“上海之春”初选节目进行审查，觉得歌颂祖国和人民，歌颂党和人民军队的作品还应当加强。经过讨论，一致决定由党组中年龄最轻的“少壮派”吕其明赶写一首作品，黄贻钧先生连题目都给这部作品想好了，就叫《红旗颂》。写作时间是一个星期，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
《红旗颂》的体裁是管弦乐序曲，结构是单主题贯穿的三部曲式。全曲大体上分为这样几个部分：
1.引子；2.“红旗”主题的第一次呈示；3.一个比较大的连接部；4.快速的中间部；5.“红旗”主题的再现；6.尾声。
作曲家认为，《红旗颂》的主题要塑造红旗飘飘的形象，要让人感觉到：这是红旗！所以这个主题应是大气的，是昂扬和抒情的，它的性格是赞颂的，它既具有中国气派，又有中国民族音乐风格。这种民族音乐风格，并不是直接来自某一地区或某一民族的音乐，而是经过对中国民族音乐的融会贯通，写出的作曲家心中的红旗，人民心中的红旗。这是一个中国的主题，是一位中国的作曲家写给中国人民听的主题，是要老百姓听得懂，听得进的主题。
作曲家在“红旗”主题的刻画上，采用了中国民间音乐的徵调式，特别是经过整个音乐的发展，把主题的结束落在了旋律的五级音，即徵音上，极富民族特色。《红旗颂》集中体现了作曲家几十年的生活感受，作品所表达的对祖国、对红旗的热爱，使他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感情有了交汇点，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也因此成为了一首雅俗共赏、中外皆宜的交响音乐作品。
《红旗颂》完成后，于1965年5月在第六届“上海之春”开幕式上，由指挥家陈传熙指挥上海交响乐团、上海电影乐团和上海管乐团联合首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随后，这首乐曲逐渐走入了中国人民的音乐生活，乃至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至今，不仅几乎全国所有的交响乐团都演奏过《红旗颂》，它还登上了世界各地的交响乐舞台。
党和人民对吕其明的艺术成就给予褒奖，2012年，他获得中国音乐家协会颁发的“金钟奖终身成就奖”，《红旗颂》获得“上海之春”50周年颁发的“特别贡献奖”，他本人也获得了“上海文艺家终生成就奖”。
今天，82岁高龄的吕其明虽然已经退出了电影音乐创作的工作，但是他依然怀着火热的激情，继续进行着音乐创作。由管弦乐序曲《红旗颂》改编的合唱谱已经出版，他准备送给全国的交响乐团和合唱团。他为党的十八大召开献礼而创作的交响诗《使命》也已经如期上演。他仍在创作道路上笔耕不辍，创作不息！
参考文献
[1]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影片大典》（1949.10—1976卷），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年出版。
[2]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影片大典》（1977—1994卷），中国电影出版社1995年出版。
[3]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电影集团公司、电影频道节目中心《中国电影年鉴》2010卷。
①根据作者2012年8月2日在吕其明家中对他的采访录音整理。
许 凤 安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讲师
朱天纬 中国电影音乐学会秘书长
（责任编辑 张萌）
到“文革”前夕，吕其明共创作了20部影片，其中革命历史题材和工农业题材占了总量的近70%，初步确立了他的创作风格。
影响吕其明艺术风格的最主要因素之一，是他的独特人生经历。1940年初，年仅10岁的吕其明跟随父亲吕惠生进入淮南抗日根据地，被“新四军”二师抗敌剧团吸收为小团员。此后9年，他在部队文工团里学习成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生活不仅锻炼了他的革命意志，使他具有了深厚的生活基础和民间音乐素养，对于他以后的创作生涯也有着重大的影响。
1956年，他接受了影片《铁道游击队》的创作任务。对于影片所表现的斗争和生活他非常熟悉，因此，当我们听到游击队员们弹着用葫芦瓢做成的土琵琶，唱着具有浓郁生活气息、抒发胜利豪情的心声，就能感受到发自吕其明内心的革命情感的真挚流露。为着表达这种真情，他十分注意旋律的写作，在民族调式六声音阶上构筑的旋律具有鲜明的民族音乐特色。而他在1963年为影片《红日》写作音乐时，当年在解放大军的行列当中，走在山东大地上的真情实感化作了《谁不说俺家乡好》的细腻而质朴的歌声。这首歌的旋律采用了山东沂蒙山区山歌的曲调，但显然又不是来自哪一首具体的沂蒙山歌。这种在自己的旋律写作中融会贯通地运用民歌和民间音乐的做法，许多作曲家在创作中都曾运用过，难能可贵的是，吕其明把自己在革命队伍中的生活积累以及内心的真情流露，用最适宜、最准确的音乐语言表达了出来，使他的创作脍炙人口，至今久唱不衰。
在他写作的影片当中，对于时代音调的运用也具有独特的个性。如影片《白求恩大夫》中对抗战歌曲《游击队歌》的运用就非常成功。影片中这支歌先是出自白求恩的小警卫员，然后感染了白求恩，最后发展成雄浑的大合唱。由于时代音调本身具有鲜明的音乐形象和特定的时代特征，因此恰当地运用往往可以事半功倍，为影片大大增色。
不光是在歌曲创作方面，吕其明还始终非常注重管弦乐队的写作。由此我们就必须谈到形成他音乐风格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不断地勤奋学习。首先是进行正规的专业学习：从1959年到1965年在上海音乐学院进修了作曲系的全部专业课程后，他还继续进修指挥系的课程。正是由于这种长期坚持，使吕其明电影音乐的管弦乐写作保持了较高的水准，且不断保持着常新的活力。
长期的创作使得吕其明对电影音乐自身艺术规律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掌握。电影艺术的特殊规律决定了电影音乐与主要由表演来实现的音乐种类有很大的不同。此外，在电影的生产过程中，影片与音乐是一对互相牵制的矛盾，影片既为音乐提供了写作基础和展示空间，同时，从风格、语言、手法甚而至于段落的数量和每个段落的长度等方面又给予音乐严格的限制。吕其明电影音乐创作风格的形成，与他认真研究和熟练掌握电影音乐的独特艺术规律是分不开的。他能够根据不同影片的题材、内容以及不同导演的艺术风格来确定自己的音乐风格和创作手法。这一点也是不应当忽视的。
正是上述诸多因素，造就了吕其明大气磅礴、气势雄浑的气质，具有浓郁民族音乐特色和抒情性的音乐风格，形成了具有吕其明特色和个性的电影音乐作品。
1979年，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新时期，给中国电影带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中国电影创作的题材更加广阔，新的创作理念和创作技法大量涌入。由于吕其明坚持不懈地学习新事物、新技法，面临新的创作局面，他能够比较快地调整自己的创作思想，丰富自己的创作技法，从而使自己电影音乐创作呈现了新的面貌。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他的电影音乐创作有33部，这个数量是他“文革”前创作总量的1.6倍多。在新的题材、新的艺术风格和创作手法的影片面前，一方面坚持自己的创作风格，继续发挥自己在创作上的优势，一方面不断更新自己的创作理念，不断丰富自己的创作手法。就像他自己所说：“要防止创作定型化和老化，首先一点就是要学习，学习新的东西，学习新的手法。这里面主要是学习我们民族自己的东西，全面地提高自己的思想素养和艺术素养，到生活中间去吸取营养。同时，要重视技巧，把学习技巧提到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上来。”①
对于他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创作首先是《庐山恋》。影片在题材和内容方面都有所创新，因而对音乐提出的要求和提供的条件也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吕其明在创作中强调了清新纯美，特别在歌曲写作上吸收了当时涌现出的一批流行歌曲的作手法。如他为女声写作的《飞向遥远的故乡》等歌曲，不仅很好地表达了影片的内容和主人公的思想感情，更因引领了风气之先，而引起当时各界的广泛注意，受到广大电影观众和音乐爱好者的欢迎。
在随之而来的《城南旧事》的音乐创作中，他更是紧紧把握住影片“淡淡哀愁、沉沉相思”的艺术基调，在写作技巧上精心雕琢。虽然《送别歌》是小说原著和改编后的文学剧本提供和特别强调的，但是作曲家并没有简单地把它当作一个音乐主题来处理，而是将其作为一个时代音调，提升到了表达影片悲剧主题的象征性旋律的高度。同时，他抓住《送别歌》的大调旋律向色彩黯淡的小调转换的契机，运用非功能性和弦和调性重叠等手法，特别是采用了非常规的乐队配置，在配器手法上作了丰富的变化，使其在加强影片风格，结构剧作等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城南旧事》音乐的成功当然不能离开影片本身的成功，在这样一种散文诗风格的影片中，导演安排了大段的由音乐担任主角的段落，为作曲家提供了发挥作用的广阔天地。从而使《城南旧事》的配乐成为吕其明个人创作历程上的一部标志性作品。
在他所擅长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中，各方对于影片《焦裕禄》音乐的反响比较强烈。这部影片的基本风格不同于以往的英雄人物影片，面对当前党风中严重存在着的贪污腐败之风，影片作者强调的是一种痛切的，甚至可是说是痛心疾首的对于焦裕禄式干部的呼唤，对于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的呼唤。作曲家在河南民间戏曲旋律的基础上，写作了一个气息悠长的音乐主题，感情深切、气氛悲壮，很好地烘托了影片的气氛。 与此同时，吕其明并不满足于仅仅在电影音乐的领域中进行创作，他感到，电影音乐并不足以表现他深入生活和作品当中所获得的所思所感。因此他有意识地把独立音乐作品作为自己创作的一个重要部分。他认为，要提高电影音乐创作水平，必须要把写作独立音乐作品的构思放到电影音乐创作当中。同时，由于一些电影音乐作品已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将其从影片的语境中拿出来，作为基本音乐形象写成独立音乐作品搬上舞台，又是事半功倍的。因此，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探索交响音乐的民族化，他先后把自己的电影音乐作品《白求恩》、《铁道游击队》、《焦裕禄》、《大庆战歌》、《雷雨》等写成了不同形式的交响音乐作品，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同时，他还满怀激情，为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谱写了长达一小时，由15个乐章组成的配乐，并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交响诗《雨花祭》，后来又写出了弦乐合奏《龙华祭》，献给为解放上海牺牲的战友。
吕其明的音乐艺术人生中，最重要的代表作品当属管弦乐序曲《红旗颂》。作品诞生于1965年，在上海市音乐家协会党组会上，贺绿汀、丁善德、孟波、黄贻钧、钟望阳、瞿维和吕其明等成员对各单位报来的“上海之春”初选节目进行审查，觉得歌颂祖国和人民，歌颂党和人民军队的作品还应当加强。经过讨论，一致决定由党组中年龄最轻的“少壮派”吕其明赶写一首作品，黄贻钧先生连题目都给这部作品想好了，就叫《红旗颂》。写作时间是一个星期，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
《红旗颂》的体裁是管弦乐序曲，结构是单主题贯穿的三部曲式。全曲大体上分为这样几个部分：
1.引子；2.“红旗”主题的第一次呈示；3.一个比较大的连接部；4.快速的中间部；5.“红旗”主题的再现；6.尾声。
作曲家认为，《红旗颂》的主题要塑造红旗飘飘的形象，要让人感觉到：这是红旗！所以这个主题应是大气的，是昂扬和抒情的，它的性格是赞颂的，它既具有中国气派，又有中国民族音乐风格。这种民族音乐风格，并不是直接来自某一地区或某一民族的音乐，而是经过对中国民族音乐的融会贯通，写出的作曲家心中的红旗，人民心中的红旗。这是一个中国的主题，是一位中国的作曲家写给中国人民听的主题，是要老百姓听得懂，听得进的主题。
作曲家在“红旗”主题的刻画上，采用了中国民间音乐的徵调式，特别是经过整个音乐的发展，把主题的结束落在了旋律的五级音，即徵音上，极富民族特色。《红旗颂》集中体现了作曲家几十年的生活感受，作品所表达的对祖国、对红旗的热爱，使他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感情有了交汇点，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也因此成为了一首雅俗共赏、中外皆宜的交响音乐作品。
《红旗颂》完成后，于1965年5月在第六届“上海之春”开幕式上，由指挥家陈传熙指挥上海交响乐团、上海电影乐团和上海管乐团联合首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随后，这首乐曲逐渐走入了中国人民的音乐生活，乃至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至今，不仅几乎全国所有的交响乐团都演奏过《红旗颂》，它还登上了世界各地的交响乐舞台。
党和人民对吕其明的艺术成就给予褒奖，2012年，他获得中国音乐家协会颁发的“金钟奖终身成就奖”，《红旗颂》获得“上海之春”50周年颁发的“特别贡献奖”，他本人也获得了“上海文艺家终生成就奖”。
今天，82岁高龄的吕其明虽然已经退出了电影音乐创作的工作，但是他依然怀着火热的激情，继续进行着音乐创作。由管弦乐序曲《红旗颂》改编的合唱谱已经出版，他准备送给全国的交响乐团和合唱团。他为党的十八大召开献礼而创作的交响诗《使命》也已经如期上演。他仍在创作道路上笔耕不辍，创作不息！
参考文献
[1]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影片大典》（1949.10—1976卷），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年出版。
[2]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影片大典》（1977—1994卷），中国电影出版社1995年出版。
[3]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电影集团公司、电影频道节目中心《中国电影年鉴》2010卷。
①根据作者2012年8月2日在吕其明家中对他的采访录音整理。
许 凤 安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讲师
朱天纬 中国电影音乐学会秘书长
（责任编辑 张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