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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近代义和团运动的口号由“反清复明”到“扶清灭洋”，最后演化到“扫清灭洋”。以民族主义为视角分析其主客观原因，主要体现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民族矛盾、团民的民族思想认识以及具体的革命策略的运用等方面。
【关健词】民族主义；义和团；革命口号
当一个国家和民族面临外部压力和危机时,可以诉诸于本国和本民族的光荣历史、文化、勇气和智慧，激发民众的民族情感，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起而捍卫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和尊严。1义和团运动正是在帝国主义对中国无情掠夺，洋教在华“种种妄为，几难尽述”2的背景下，在民族主义的驱动和催化下爆发的。它在对抗帝国主义以及其清朝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长期革命实践中，义和团先后提出了不同的口号。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则是“反清复明”、“扶清灭洋”、“扫清灭洋”3三大革命口号。这三大口号不仅反映出义和团革命的三个不同时期，而且体现出义和团运动民族主义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演化与执行。从民族主义的视角分析义和团运动三大口号的演化的内在原因，应该从主客观上对当时历史条件下民族矛盾的更替、团民的民族思想认识以及具体的革命策略的运用等方面进行探索。
一、不同时期的民族主要矛盾
近代中国民族矛盾的变化直接影响着民族革命的性质与任务。义和团运动历程发展紧紧与民族矛盾联系着，其口号的更改也是围绕着民族矛盾的变化进行。在帝国主义入侵前，中国民族内部矛盾为主要矛盾；当列强入华后，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清政府不断沦落为西方列强的代理人又使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带上了一定的复杂性。主要矛盾以及其过程的复杂性就是造成义和团口号不断更改的客观原因。
1、满汉矛盾
早在清嘉庆元年，由于不满意于满洲“异族”统治4，白莲教在陕西、四川、湖北一带发动了以“反清复明”为口号的武装暴动。暴动失败以后，义军队伍流落各省继续进行反清活动，遂出现了最早的义和拳。“反清复明”的口号旨在反对清朝统治,光复“大明”江山,这是表现对过去明王朝的民族忠诚和怀念，反对满洲贵族统治的民族主义的心态。这样的主张，来源于清朝时期中国内部的民族矛盾冲突激烈，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对汉人思想禁锢使得满汉冲突埋藏着火种。早在清军入关不久，清廷就开始了对中华文化的压迫摧残。思想文化上实行文化专制政策，大兴文字狱，对反满思想严加镇压。清廷规定：“自今闱中墨牍必经词臣造订，礼臣校阅，方许刊行，其余房社杂稿概行禁止”，这就是最早的言论审查专制。与其后的雍正、乾隆两朝相比，康熙朝的文字狱还不算非常严重，但是也杀戮了大批文人。
其次，在朝廷内部也存在着满汉矛盾冲突。就以1894年为例，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满洲朝廷主要依靠的军事力量是李鸿章及其淮系集团。但李鸿章不仅在甲午战争中对抗日本，而且是时刻提防满洲朝廷对他的猜测与疑忌，其处境之尴尬事难以用语言说清楚的，诚如梁启超在《李文忠公事略》中所指出的，清廷对于李鸿章，“非深信者，不宁惟是，且常以猜疑憎忌之眼待之，不过因外部之压迫，排难解纷，非彼不能，故不得已而用之耳。”5这已经是后期清政府面临内外困境的时候的做法，更何况在此之前，可以想象排除汉族的程度。
因此，满族自入关以来对汉人的压制以及满汉由来已久的民族矛盾是义和团初期“反清复明”口号提出的客观原因。以反抗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宗教压迫而爆发于山东、河北等地进而遍及全国的农民自发的义和团,可以说是下层民众民族主义情感的一次爆发。
2、中外矛盾代替满汉矛盾
如果说“反清复明”的口号的提出是基于满汉由来已久的冲突，那么“扶清灭洋”体现了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加剧,反帝日益突出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关于义和团由“反清复明”到“扶清灭洋”的转变，毛泽东在《矛盾论》里指出：“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在矛盾发展的一定过程或一定阶段上，主要方面属于甲方，非主要方面属于乙方；到了另一发展阶段或另一发展过程时，就互易其位置。……中国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一九○○年代义和团战争和目前的中日战争，都有这种情形。”6具体来说，主次矛盾的更替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洋教势力乘坐着殖民主义的战车，以大炮为后盾，借不平等条约为保护，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不断“分布教士，散处各邑，名为传教，实勘地形”，“向商贾收税，苛虐异常”，“作奸犯科，无所不知”。二是汉族与满族之间的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如果再以“反清复明”为口号，这样的历史行为违背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将使义和团被人民大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滚滚潮流所淹没。
所以说，“扶清灭洋”的口号符合当时中国的民族革命形势，具有时代的特点，也是符合规律的。从这一点来说，有利于义和团革命运动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团结了清政府，使其在一定时期内反对帝国主义。
3、中外矛盾中的复杂性
自《辛丑条约》的签订,清政府为了奉行“条约义务”,连年颁发禁止“灭洋仇教”的谕令,镇压人民反帝爱国运动。血淋淋的事实使得中国人民更深刻地认识到清政府是洋人的政府，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御用工具，反帝而不反清是历次反洋教斗争失败的根本原因。到后期，由于清王朝实际上成为了西方列强的工具，是洋人在中华的代理。民族矛盾已经不是之前的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了，而更显复杂性。这时，已经演化成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及其代理的清王朝之间的矛盾了。所以，要进行民族解放运动，也必然要推翻腐朽的满清政府。
二、民族思想认识的转变
一个解放运动的爆发，是基于当时的历史背景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运动的人们的思想觉悟、思想转变等，将是影响人们运动的兴衰的主观因素。对于义和团来说，团民的民族思想以及对民族解放对象、敌人真是面目的认识，是其指导思想正确性的依据。而其指导思想随着认识深入的更改，直观上体现在口号的演化之上。
1、坚守“汉族中心”
根据上文的分析，“反清复明”的思想是基于满汉之间的矛盾而提出的。学者梁启超将民族主义划分为小民族主义和大民族主义7，而义和团此阶段的只是一种小民族主义的范畴，是狭隘的民族认同传统的“民族主义”。
自古的华夏民族就形成了“尊王攘夷”的思想，满族以暴力入主中原的事实使得“严夷夏之防”的情绪更加深入民心。“反清复明”就是民族思潮从古代继承下来的旗帜，即本着“汉族中心”、“夷夏大防”的思想武器表现对过去明王朝的民族忠诚和怀念。义和团运动的第一个历史时期正是体现了这一民族主义的特点。但是很明显，口号运用的是 “汉族中心”、“夷夏大防”的古老教条，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近代民族主义的表现，尽管其中也体现了被统治民族对统治民族的不满。但从口号的内涵和实践情况来看，这只是对过去封建旧王朝留恋的一种民族忠诚，与近代的反对外来侵略反对封建主义的时代主流格格不入，背离了民族独立、民族进步的历史方向。
2、矛头转向
当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上升到社会的主要矛盾的时候，“扶清灭洋”口号的提出让义和团从之前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转变为具有时代特点的大民族主义。分析该口号，我们可以探究到其集中体现了反帝爱国的民族主义思潮，也就是这种认同感与反帝爱国思潮，使得义和团口号发生转变。
首先，义和团对国家的认同感是“扶清灭洋”提出的主观因素之一 。“扶保中华大清,逐去外洋”是这一时期义和团政治思想的核心,又是其对外来人侵势力的认识的总结。他们在自己的观念中,把对国家的振兴和拯救,与“灭洋”、“排外”联系起来。当然,由于 “大清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掌握国家政权的是皇室及其官僚机构。对国家的认同,其中也包括了对清朝统治的认同。尽管这种认同还是非常笼统的,才只是历史发展中的新因素，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族主义的精神。
其次，反帝爱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是“扶清灭洋”口号的提出另一个主观因素。由于当时西方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已经上升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封建统治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暂时降到了次要的地位。义和团革命在实践中就要自发的顺应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潮流，反对不平等条约，打击洋人，抵制洋货。究其“灭洋”根源，与反帝爱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密不可分。
作为义和团运动高涨时期革命口号，虽然以后的事实证明“扶清灭洋”的口号对义和团起到了一定的负面作用，但从当时的情况而言，这一口号确实起到了很大的号召与指导作用。正如列宁所说的：“每一个的口号都应该根据一定的政治局势的整个特点来提出。”“扶清灭洋”的提出就是从当时的政治局势而产生的。
3、扬弃与综合
但是，当运动遭受重创的时候，义和团不再坚守之前的口号。 他们第一次把反帝和反封并列起来，打着“扫清灭洋”这鲜艳夺目的革命旗帜，继续民族解放运动。 “扫清”意味着扫除清朝封建专制主义；“灭洋”当属推翻西方帝国主义在华统治势力的革命范畴，这应当是义和团革命的一面最为鲜艳夺目的革命旗帜。它不仅具有更加明确的反帝爱国性质,而且也体现出义和团运动增添了反封建主义的革命内容。这表明义和团已将斗争矛头直接指向了中外反动势力,体现出义和团战士对清政府的本质已从感性认识上升到了理性认识阶段,标志着义和团革命已将中国农民战争推向了一个历史颠峰。
可见，义和团口号不断的演化过程，不单单只是口号的更改，更是一个运动的指导思想的转变。也正是有这样的改变，即从矛头指向由清政府到洋人，对前两个口号的扬弃综合，才能使义和团随着时代的发展慢慢地成长。
三、民族革命策略的需要
从义和团三大口号的演化，我们可以注意到义和团对清政府的态度从之前的“反清”到“扶清”转变到最后“扫清”的变化。从本质来说，义和团与清政府的立场是敌对的。这样的敌对在三大口号中的“反清复明”与“扫清灭洋”中体现出来。如果是前期的“反清”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话，那么，后期的“扫清”可谓是由之前对清政府本质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民族独立与解放的角度看，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农民阶级的力量与是代表着以自身统治地位的巩固利益为之上的清政府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清政府与人民大众的民族独立的背离决定了义和团与清政府本质上是对立的。
然而，为了能够“吸引反教群众加入义和团……势力愈益扩张”，达到最后“力求从封建桎梏与外国压迫下获得解放”10的最终目的，义和团提出的“扶清灭洋”一定程度上是义和团反封反帝策略的具体实施。
不过，这里的策略更多的是体现在另一个方面，就是义和团试图利用清政府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来到达先“灭洋”后由“扶清”改为“灭清”。
我们从胡绳先生的说法中可以得到证明：“固然，忠顺的奴才才对主子爷常不是绝无怨恨之心；而当时帝国主义者对于无能的清政府已极表示不满，且有表同情于康梁维新党的，也是事实。在慈溪太后和端王等守旧顽固更不满意洋鬼子。”11农民本身有它的落后性，但是其策略是值得称赞的。范文澜先生曾经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从义和团当时的乩语”可笑胡儿不知羞，何人保你万万秋，但等莲花遍地开，五羊赶你出幽州“中可以看出其“扶清”的真实意图，反清的意志和行动时时待机而发的。虽然最后被镇压，但是“扶清灭洋”的策略思想是影响义和团口号不断变更的主观原因之一。
义和团运动口号的演化过程实质上就是中国近代民族主要矛盾演变的过程，这也是义和团运动口号、指导思想不断变化的客观因素。纵观义和团的发展始末，其口号的更改，是随着团民对革命形势认识的不断深化，对清政府进化过程的把握和运动策略的需要而进行的。义和团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运动的光辉的一页。在我国近代的民族独立、民族自由以及民族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着不会忽视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陈振、江程：《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
［2］卞修跃：《义和团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3］路遥：《义和团运动》，巴蜀书社，1985年11月第1版。
［4］齐鲁书社编辑部：《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82年4月第1版。
［5］杨星胜：《最后的呐喊——义和团运动》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
［6］李卫朝：《从义和团观看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12月。
［7］吴燕凌：《从义和团事件看清末中国民众社会心态》，《南方论刊》，2007第11期。
［8］刘建军：《略论义和团反帝排外思想中的几个问题》，《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6月。
［9］钟康模：《农民战争的名誉和弄明的局限性——太平天国及义和团运动失败的教训》，《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4月。
［10］何孔蛟：《义和团运动后的民间秘密结社与反洋教斗争》，《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5月。
［11］高强：《试论甲午战争期间的满汉矛盾》，《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6年4月。
作者简介：
蔡泽娟，女，汉族，广东潮州人，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本科生
姚建钿，男，汉族，广东潮州人，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本科生
责任编辑：丁晓清
【关健词】民族主义；义和团；革命口号
当一个国家和民族面临外部压力和危机时,可以诉诸于本国和本民族的光荣历史、文化、勇气和智慧，激发民众的民族情感，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起而捍卫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和尊严。1义和团运动正是在帝国主义对中国无情掠夺，洋教在华“种种妄为，几难尽述”2的背景下，在民族主义的驱动和催化下爆发的。它在对抗帝国主义以及其清朝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长期革命实践中，义和团先后提出了不同的口号。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则是“反清复明”、“扶清灭洋”、“扫清灭洋”3三大革命口号。这三大口号不仅反映出义和团革命的三个不同时期，而且体现出义和团运动民族主义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演化与执行。从民族主义的视角分析义和团运动三大口号的演化的内在原因，应该从主客观上对当时历史条件下民族矛盾的更替、团民的民族思想认识以及具体的革命策略的运用等方面进行探索。
一、不同时期的民族主要矛盾
近代中国民族矛盾的变化直接影响着民族革命的性质与任务。义和团运动历程发展紧紧与民族矛盾联系着，其口号的更改也是围绕着民族矛盾的变化进行。在帝国主义入侵前，中国民族内部矛盾为主要矛盾；当列强入华后，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清政府不断沦落为西方列强的代理人又使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带上了一定的复杂性。主要矛盾以及其过程的复杂性就是造成义和团口号不断更改的客观原因。
1、满汉矛盾
早在清嘉庆元年，由于不满意于满洲“异族”统治4，白莲教在陕西、四川、湖北一带发动了以“反清复明”为口号的武装暴动。暴动失败以后，义军队伍流落各省继续进行反清活动，遂出现了最早的义和拳。“反清复明”的口号旨在反对清朝统治,光复“大明”江山,这是表现对过去明王朝的民族忠诚和怀念，反对满洲贵族统治的民族主义的心态。这样的主张，来源于清朝时期中国内部的民族矛盾冲突激烈，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对汉人思想禁锢使得满汉冲突埋藏着火种。早在清军入关不久，清廷就开始了对中华文化的压迫摧残。思想文化上实行文化专制政策，大兴文字狱，对反满思想严加镇压。清廷规定：“自今闱中墨牍必经词臣造订，礼臣校阅，方许刊行，其余房社杂稿概行禁止”，这就是最早的言论审查专制。与其后的雍正、乾隆两朝相比，康熙朝的文字狱还不算非常严重，但是也杀戮了大批文人。
其次，在朝廷内部也存在着满汉矛盾冲突。就以1894年为例，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满洲朝廷主要依靠的军事力量是李鸿章及其淮系集团。但李鸿章不仅在甲午战争中对抗日本，而且是时刻提防满洲朝廷对他的猜测与疑忌，其处境之尴尬事难以用语言说清楚的，诚如梁启超在《李文忠公事略》中所指出的，清廷对于李鸿章，“非深信者，不宁惟是，且常以猜疑憎忌之眼待之，不过因外部之压迫，排难解纷，非彼不能，故不得已而用之耳。”5这已经是后期清政府面临内外困境的时候的做法，更何况在此之前，可以想象排除汉族的程度。
因此，满族自入关以来对汉人的压制以及满汉由来已久的民族矛盾是义和团初期“反清复明”口号提出的客观原因。以反抗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宗教压迫而爆发于山东、河北等地进而遍及全国的农民自发的义和团,可以说是下层民众民族主义情感的一次爆发。
2、中外矛盾代替满汉矛盾
如果说“反清复明”的口号的提出是基于满汉由来已久的冲突，那么“扶清灭洋”体现了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加剧,反帝日益突出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关于义和团由“反清复明”到“扶清灭洋”的转变，毛泽东在《矛盾论》里指出：“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在矛盾发展的一定过程或一定阶段上，主要方面属于甲方，非主要方面属于乙方；到了另一发展阶段或另一发展过程时，就互易其位置。……中国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一九○○年代义和团战争和目前的中日战争，都有这种情形。”6具体来说，主次矛盾的更替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洋教势力乘坐着殖民主义的战车，以大炮为后盾，借不平等条约为保护，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不断“分布教士，散处各邑，名为传教，实勘地形”，“向商贾收税，苛虐异常”，“作奸犯科，无所不知”。二是汉族与满族之间的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如果再以“反清复明”为口号，这样的历史行为违背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将使义和团被人民大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滚滚潮流所淹没。
所以说，“扶清灭洋”的口号符合当时中国的民族革命形势，具有时代的特点，也是符合规律的。从这一点来说，有利于义和团革命运动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团结了清政府，使其在一定时期内反对帝国主义。
3、中外矛盾中的复杂性
自《辛丑条约》的签订,清政府为了奉行“条约义务”,连年颁发禁止“灭洋仇教”的谕令,镇压人民反帝爱国运动。血淋淋的事实使得中国人民更深刻地认识到清政府是洋人的政府，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御用工具，反帝而不反清是历次反洋教斗争失败的根本原因。到后期，由于清王朝实际上成为了西方列强的工具，是洋人在中华的代理。民族矛盾已经不是之前的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了，而更显复杂性。这时，已经演化成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及其代理的清王朝之间的矛盾了。所以，要进行民族解放运动，也必然要推翻腐朽的满清政府。
二、民族思想认识的转变
一个解放运动的爆发，是基于当时的历史背景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运动的人们的思想觉悟、思想转变等，将是影响人们运动的兴衰的主观因素。对于义和团来说，团民的民族思想以及对民族解放对象、敌人真是面目的认识，是其指导思想正确性的依据。而其指导思想随着认识深入的更改，直观上体现在口号的演化之上。
1、坚守“汉族中心”
根据上文的分析，“反清复明”的思想是基于满汉之间的矛盾而提出的。学者梁启超将民族主义划分为小民族主义和大民族主义7，而义和团此阶段的只是一种小民族主义的范畴，是狭隘的民族认同传统的“民族主义”。
自古的华夏民族就形成了“尊王攘夷”的思想，满族以暴力入主中原的事实使得“严夷夏之防”的情绪更加深入民心。“反清复明”就是民族思潮从古代继承下来的旗帜，即本着“汉族中心”、“夷夏大防”的思想武器表现对过去明王朝的民族忠诚和怀念。义和团运动的第一个历史时期正是体现了这一民族主义的特点。但是很明显，口号运用的是 “汉族中心”、“夷夏大防”的古老教条，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近代民族主义的表现，尽管其中也体现了被统治民族对统治民族的不满。但从口号的内涵和实践情况来看，这只是对过去封建旧王朝留恋的一种民族忠诚，与近代的反对外来侵略反对封建主义的时代主流格格不入，背离了民族独立、民族进步的历史方向。
2、矛头转向
当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上升到社会的主要矛盾的时候，“扶清灭洋”口号的提出让义和团从之前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转变为具有时代特点的大民族主义。分析该口号，我们可以探究到其集中体现了反帝爱国的民族主义思潮，也就是这种认同感与反帝爱国思潮，使得义和团口号发生转变。
首先，义和团对国家的认同感是“扶清灭洋”提出的主观因素之一 。“扶保中华大清,逐去外洋”是这一时期义和团政治思想的核心,又是其对外来人侵势力的认识的总结。他们在自己的观念中,把对国家的振兴和拯救,与“灭洋”、“排外”联系起来。当然,由于 “大清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掌握国家政权的是皇室及其官僚机构。对国家的认同,其中也包括了对清朝统治的认同。尽管这种认同还是非常笼统的,才只是历史发展中的新因素，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族主义的精神。
其次，反帝爱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是“扶清灭洋”口号的提出另一个主观因素。由于当时西方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已经上升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封建统治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暂时降到了次要的地位。义和团革命在实践中就要自发的顺应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潮流，反对不平等条约，打击洋人，抵制洋货。究其“灭洋”根源，与反帝爱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密不可分。
作为义和团运动高涨时期革命口号，虽然以后的事实证明“扶清灭洋”的口号对义和团起到了一定的负面作用，但从当时的情况而言，这一口号确实起到了很大的号召与指导作用。正如列宁所说的：“每一个的口号都应该根据一定的政治局势的整个特点来提出。”“扶清灭洋”的提出就是从当时的政治局势而产生的。
3、扬弃与综合
但是，当运动遭受重创的时候，义和团不再坚守之前的口号。 他们第一次把反帝和反封并列起来，打着“扫清灭洋”这鲜艳夺目的革命旗帜，继续民族解放运动。 “扫清”意味着扫除清朝封建专制主义；“灭洋”当属推翻西方帝国主义在华统治势力的革命范畴，这应当是义和团革命的一面最为鲜艳夺目的革命旗帜。它不仅具有更加明确的反帝爱国性质,而且也体现出义和团运动增添了反封建主义的革命内容。这表明义和团已将斗争矛头直接指向了中外反动势力,体现出义和团战士对清政府的本质已从感性认识上升到了理性认识阶段,标志着义和团革命已将中国农民战争推向了一个历史颠峰。
可见，义和团口号不断的演化过程，不单单只是口号的更改，更是一个运动的指导思想的转变。也正是有这样的改变，即从矛头指向由清政府到洋人，对前两个口号的扬弃综合，才能使义和团随着时代的发展慢慢地成长。
三、民族革命策略的需要
从义和团三大口号的演化，我们可以注意到义和团对清政府的态度从之前的“反清”到“扶清”转变到最后“扫清”的变化。从本质来说，义和团与清政府的立场是敌对的。这样的敌对在三大口号中的“反清复明”与“扫清灭洋”中体现出来。如果是前期的“反清”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话，那么，后期的“扫清”可谓是由之前对清政府本质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民族独立与解放的角度看，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农民阶级的力量与是代表着以自身统治地位的巩固利益为之上的清政府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清政府与人民大众的民族独立的背离决定了义和团与清政府本质上是对立的。
然而，为了能够“吸引反教群众加入义和团……势力愈益扩张”，达到最后“力求从封建桎梏与外国压迫下获得解放”10的最终目的，义和团提出的“扶清灭洋”一定程度上是义和团反封反帝策略的具体实施。
不过，这里的策略更多的是体现在另一个方面，就是义和团试图利用清政府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来到达先“灭洋”后由“扶清”改为“灭清”。
我们从胡绳先生的说法中可以得到证明：“固然，忠顺的奴才才对主子爷常不是绝无怨恨之心；而当时帝国主义者对于无能的清政府已极表示不满，且有表同情于康梁维新党的，也是事实。在慈溪太后和端王等守旧顽固更不满意洋鬼子。”11农民本身有它的落后性，但是其策略是值得称赞的。范文澜先生曾经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从义和团当时的乩语”可笑胡儿不知羞，何人保你万万秋，但等莲花遍地开，五羊赶你出幽州“中可以看出其“扶清”的真实意图，反清的意志和行动时时待机而发的。虽然最后被镇压，但是“扶清灭洋”的策略思想是影响义和团口号不断变更的主观原因之一。
义和团运动口号的演化过程实质上就是中国近代民族主要矛盾演变的过程，这也是义和团运动口号、指导思想不断变化的客观因素。纵观义和团的发展始末，其口号的更改，是随着团民对革命形势认识的不断深化，对清政府进化过程的把握和运动策略的需要而进行的。义和团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运动的光辉的一页。在我国近代的民族独立、民族自由以及民族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着不会忽视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陈振、江程：《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
［2］卞修跃：《义和团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3］路遥：《义和团运动》，巴蜀书社，1985年11月第1版。
［4］齐鲁书社编辑部：《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82年4月第1版。
［5］杨星胜：《最后的呐喊——义和团运动》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
［6］李卫朝：《从义和团观看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12月。
［7］吴燕凌：《从义和团事件看清末中国民众社会心态》，《南方论刊》，2007第11期。
［8］刘建军：《略论义和团反帝排外思想中的几个问题》，《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6月。
［9］钟康模：《农民战争的名誉和弄明的局限性——太平天国及义和团运动失败的教训》，《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4月。
［10］何孔蛟：《义和团运动后的民间秘密结社与反洋教斗争》，《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5月。
［11］高强：《试论甲午战争期间的满汉矛盾》，《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6年4月。
作者简介：
蔡泽娟，女，汉族，广东潮州人，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本科生
姚建钿，男，汉族，广东潮州人，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本科生
责任编辑：丁晓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