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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外交官不是一件乐事趣事，甚至谈不上什么挑战。
倒不是我轻敌。从事新闻行当，采访任何人，都应该认真对待。但跟其他行业的人士相比，从事外交职业的往往最不会向记者倾吐衷肠。我把我的采访对象粗分为四大类：普通人、文艺名人、企业家、外交官。普通人很少接触新闻记者，一般都乐意回答问题，除非有特殊原因，很少会说大话或假话。演艺名人处于一个很特殊的位置：说真话的代价或许很大，可能会破坏他们的人际关系，说假话套话也不招人喜爱，会损害自己的公众形象，因此需要发明一套表面上很真诚的套话。企业家虽然没人管着，但为了企业的利益，一般不会信马由缰想说就说，你看任志强、潘石屹似乎管不住自己的大嘴，实质上句句话都在维护自己行业的利益，属于高级公关。外交官代表着各自政府的立场，不能讲充满个性的“人话”，必须“打官腔”，必须端架子。这不是外交官的个性使然，而是工作需要。在一次外交部开放日看到发言人秦刚，发现他的幽默和口才简直不亚于崔永元，但这些长处在新闻发布会上却不可能体现出来，那个场合他必须“义正辞严”，因为那时他代表着国家，而非他个人。
我在一些场合碰到各国外交官，他们都会反客为主，连连向我发问，仿佛他们才是记者。你若向他们提问，他们的回答总是那么圆滑，从任何角度审视均符合政治正确的标准。如果是正式采访，更是一套一套的官话，不管代表哪个国家，一个一个的措词造句都非常相似。你可以把一个采访的结果套在一百个人身上，基本上不会有大问题。我采访过的电影界人士远少于我采访过的外交官，但大概因为能抓住明星名导的“真我”，比如诈捐门后的章子怡采访中两度落泪，《让子弹飞》成为国产片票房冠军后姜文的意气风发，因此影响远远大于我的外交官采访。甚至某些外交官的采访连我自己都不记得了，在整理旧文时才发现原来那些国家的大使我都见过聊过。
在采写中国的省市时，我最喜欢追问的是：“你们跟其他省市的最大不同是什么?”那是因为，各个省市宣传资料的同质化非常严重，GDP、工业总产值、人均收入的数字都有着相同趋势，向海外呈现时，最关键是捕捉那个不同的点，往往也是最出彩之处。同理，我希望每个大使能说出他们国家有别于其他国家的地方。我通常把采访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外交立场，包括对中国的态度；第二部分偏向文化和地理，譬如该国跟中国的历史渊源，该国人民如何了解中国，中国民众对该国的了解是否准确，等等，更不可或缺的是该外交官本人对中国及中国文化的认知。比如，五六年前我采访当时的奥地利驻华大使，便问他是否担心我们从《音乐之声》中了解的奥地利偏离真实。
外交官虽然都打官腔，但各有所长，有些属于中国通，对中国文化或多或少有研究，尤其注重中国与该国的渊源和交流，这些人在交谈中往往能纵横捭阖，谈出一些闪光点。有些似乎是来中国度长假的，最多只能说一说自己参观游览过的中国名胜。在采访前必须做两手准备，碰上中国通就立马提高问题的难度，若遭遇外行则多问个人体验。小布什当政期间的驻华大使雷德是律师出身，但从口才到理论水平都不像我想象中的样子。我引发他谈到他早年在中国旅游的经历时，他的神情便流露出怀念之情，还有他儿子跟香港著名的武术指导袁和平学电影，这也很让他自豪。
2009年4月3日我和几个同事一起去法国驻华使馆采访苏和大使，是一个全程录像的视频采访。这个采访的新闻性比其他的大使专访略强些，因为头一年奥运火炬经过巴黎时发生了抢火炬的事件，虽然事情过了半年，但中国民众依然无法释怀。为了防止采访气氛一上来就进入紧张状态，我刻意调换了软性和硬性内容的顺序，先问文化交流的问题，第二部分才涉及跟西藏有关的话题。
我一直很反对给被采访者设陷阱，让对方说出他不想说的或者词不达意可能被曲解的话。因此，跟西藏有关的问题，我事先都反复斟酌，务必做到不带有引导倾向。我猜想，他可能会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比如“误解”啦什么的，然后强调两国之间的长期友好。出我意料，他说了一大段很符合中方需求的话，我暗自想，这采访在法国公布他一定会挨不少骂。接下来，我给了他好几个可以平衡的机会，可是他依然非常“亲华”。
视频采访结束后，中国日报网多媒体部门的工作人员开始拆除背板，我和苏和的陪同人员也接着聊天。这时，跟我一起去采访的中国日报国际部记者张海洲问了苏和一个跟西藏有关的问题，好像是请教他关于西方人认知西藏的途径，具体措辞我不记得了，但我记得苏和回答说，西方人普遍对西藏不了解，他们不知道西藏原先是“奴隶制度”。当时我稍微吃了一惊，因为他用的是“slave”(奴隶)一词，而不是我们官方惯用的“serf”(农奴)。从措辞来看，虽是同义词，但“奴隶”要比“农奴”重一些。根据英文维基百科，“serf”可以租赁土地和房屋，但“slave”连这些权利者B没有。
次日，张海洲撰写、同时署了我名字的“西方人必须了解西藏现状”的报道刊登在《中国日报》头版，开篇第一句是“法国大使苏和周五在北京说，西方人需要更了解‘西藏真实情况’，以及它60多年前仍是‘奴隶制度’的事实。”(Westerners need t0 know moreabout“the reality of Tibet”and thefact that it was a”slave society over6()years ago”，French Ambassadort0 China Herve Ladsous said inBeijing on Friday，)
一大清早，法国大使馆有人给我打电话，说苏和大使非常生气，说我们捏造了大使的话。我跟他说，虽然我没参与成文，但我碰巧听到我的同事跟大使的对话，我清晰记得大使的原话。对方见我如此回答，马上改变了策略，他不再否认大使没有说过此话，而是说，这是私下里说的话，不算正式采访。我跟他说：“那你得当时跟我们说清楚，如果你当时说明这是off the record，从职业的角度，我就不该引用大使的这段话。你是新闻官，跟媒体打交道，这是常识。”
对方接着跟张海洲通话，我听到张海洲在电话上跟他大吵。之后我听说他们要封杀《中国日报》，以后再也不会接受我们的采访云云，理由是我们不够“professional”。说穿了，不够“专业”的是他们自己，在视频部分我已经觉得苏和大使说话没有给自己留回旋余地，或许他压根没想到这个采访可能会传回他自己的国家。2010年，该采访获得了第20届中国新闻奖的国际传播三等奖。我并不觉得所谓的成绩是让法国大使说了中方喜欢听的话，而是，他有意无意中说出了他的心里话，即，就他对西藏的了解，西藏并非某些法国人想象的那样。但他一旦说了真话，在他自己国家就犯了政治不正确的错误，等到第二天见报，吃后悔药已经来不及了。我们所做的，只是通过提问让他放松“警惕”，在那一瞬间背离了官话套话的路子。
(作者系文化评论人，图片由作者提供)
倒不是我轻敌。从事新闻行当，采访任何人，都应该认真对待。但跟其他行业的人士相比，从事外交职业的往往最不会向记者倾吐衷肠。我把我的采访对象粗分为四大类：普通人、文艺名人、企业家、外交官。普通人很少接触新闻记者，一般都乐意回答问题，除非有特殊原因，很少会说大话或假话。演艺名人处于一个很特殊的位置：说真话的代价或许很大，可能会破坏他们的人际关系，说假话套话也不招人喜爱，会损害自己的公众形象，因此需要发明一套表面上很真诚的套话。企业家虽然没人管着，但为了企业的利益，一般不会信马由缰想说就说，你看任志强、潘石屹似乎管不住自己的大嘴，实质上句句话都在维护自己行业的利益，属于高级公关。外交官代表着各自政府的立场，不能讲充满个性的“人话”，必须“打官腔”，必须端架子。这不是外交官的个性使然，而是工作需要。在一次外交部开放日看到发言人秦刚，发现他的幽默和口才简直不亚于崔永元，但这些长处在新闻发布会上却不可能体现出来，那个场合他必须“义正辞严”，因为那时他代表着国家，而非他个人。
我在一些场合碰到各国外交官，他们都会反客为主，连连向我发问，仿佛他们才是记者。你若向他们提问，他们的回答总是那么圆滑，从任何角度审视均符合政治正确的标准。如果是正式采访，更是一套一套的官话，不管代表哪个国家，一个一个的措词造句都非常相似。你可以把一个采访的结果套在一百个人身上，基本上不会有大问题。我采访过的电影界人士远少于我采访过的外交官，但大概因为能抓住明星名导的“真我”，比如诈捐门后的章子怡采访中两度落泪，《让子弹飞》成为国产片票房冠军后姜文的意气风发，因此影响远远大于我的外交官采访。甚至某些外交官的采访连我自己都不记得了，在整理旧文时才发现原来那些国家的大使我都见过聊过。
在采写中国的省市时，我最喜欢追问的是：“你们跟其他省市的最大不同是什么?”那是因为，各个省市宣传资料的同质化非常严重，GDP、工业总产值、人均收入的数字都有着相同趋势，向海外呈现时，最关键是捕捉那个不同的点，往往也是最出彩之处。同理，我希望每个大使能说出他们国家有别于其他国家的地方。我通常把采访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外交立场，包括对中国的态度；第二部分偏向文化和地理，譬如该国跟中国的历史渊源，该国人民如何了解中国，中国民众对该国的了解是否准确，等等，更不可或缺的是该外交官本人对中国及中国文化的认知。比如，五六年前我采访当时的奥地利驻华大使，便问他是否担心我们从《音乐之声》中了解的奥地利偏离真实。
外交官虽然都打官腔，但各有所长，有些属于中国通，对中国文化或多或少有研究，尤其注重中国与该国的渊源和交流，这些人在交谈中往往能纵横捭阖，谈出一些闪光点。有些似乎是来中国度长假的，最多只能说一说自己参观游览过的中国名胜。在采访前必须做两手准备，碰上中国通就立马提高问题的难度，若遭遇外行则多问个人体验。小布什当政期间的驻华大使雷德是律师出身，但从口才到理论水平都不像我想象中的样子。我引发他谈到他早年在中国旅游的经历时，他的神情便流露出怀念之情，还有他儿子跟香港著名的武术指导袁和平学电影，这也很让他自豪。
2009年4月3日我和几个同事一起去法国驻华使馆采访苏和大使，是一个全程录像的视频采访。这个采访的新闻性比其他的大使专访略强些，因为头一年奥运火炬经过巴黎时发生了抢火炬的事件，虽然事情过了半年，但中国民众依然无法释怀。为了防止采访气氛一上来就进入紧张状态，我刻意调换了软性和硬性内容的顺序，先问文化交流的问题，第二部分才涉及跟西藏有关的话题。
我一直很反对给被采访者设陷阱，让对方说出他不想说的或者词不达意可能被曲解的话。因此，跟西藏有关的问题，我事先都反复斟酌，务必做到不带有引导倾向。我猜想，他可能会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比如“误解”啦什么的，然后强调两国之间的长期友好。出我意料，他说了一大段很符合中方需求的话，我暗自想，这采访在法国公布他一定会挨不少骂。接下来，我给了他好几个可以平衡的机会，可是他依然非常“亲华”。
视频采访结束后，中国日报网多媒体部门的工作人员开始拆除背板，我和苏和的陪同人员也接着聊天。这时，跟我一起去采访的中国日报国际部记者张海洲问了苏和一个跟西藏有关的问题，好像是请教他关于西方人认知西藏的途径，具体措辞我不记得了，但我记得苏和回答说，西方人普遍对西藏不了解，他们不知道西藏原先是“奴隶制度”。当时我稍微吃了一惊，因为他用的是“slave”(奴隶)一词，而不是我们官方惯用的“serf”(农奴)。从措辞来看，虽是同义词，但“奴隶”要比“农奴”重一些。根据英文维基百科，“serf”可以租赁土地和房屋，但“slave”连这些权利者B没有。
次日，张海洲撰写、同时署了我名字的“西方人必须了解西藏现状”的报道刊登在《中国日报》头版，开篇第一句是“法国大使苏和周五在北京说，西方人需要更了解‘西藏真实情况’，以及它60多年前仍是‘奴隶制度’的事实。”(Westerners need t0 know moreabout“the reality of Tibet”and thefact that it was a”slave society over6()years ago”，French Ambassadort0 China Herve Ladsous said inBeijing on Friday，)
一大清早，法国大使馆有人给我打电话，说苏和大使非常生气，说我们捏造了大使的话。我跟他说，虽然我没参与成文，但我碰巧听到我的同事跟大使的对话，我清晰记得大使的原话。对方见我如此回答，马上改变了策略，他不再否认大使没有说过此话，而是说，这是私下里说的话，不算正式采访。我跟他说：“那你得当时跟我们说清楚，如果你当时说明这是off the record，从职业的角度，我就不该引用大使的这段话。你是新闻官，跟媒体打交道，这是常识。”
对方接着跟张海洲通话，我听到张海洲在电话上跟他大吵。之后我听说他们要封杀《中国日报》，以后再也不会接受我们的采访云云，理由是我们不够“professional”。说穿了，不够“专业”的是他们自己，在视频部分我已经觉得苏和大使说话没有给自己留回旋余地，或许他压根没想到这个采访可能会传回他自己的国家。2010年，该采访获得了第20届中国新闻奖的国际传播三等奖。我并不觉得所谓的成绩是让法国大使说了中方喜欢听的话，而是，他有意无意中说出了他的心里话，即，就他对西藏的了解，西藏并非某些法国人想象的那样。但他一旦说了真话，在他自己国家就犯了政治不正确的错误，等到第二天见报，吃后悔药已经来不及了。我们所做的，只是通过提问让他放松“警惕”，在那一瞬间背离了官话套话的路子。
(作者系文化评论人，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