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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18~21日,日本首相菅义伟奔赴东南亚,访问了越南和印尼两国。这是这位以前长期负责日本内政事务的“内向型”首相首次亮相国际舞台。
出访东南亚两国目的几何
越南与印尼都是东盟中有影响力的国家。越南是全球近年来经济增速较快的国家之一,也是今年新冠疫情控制效果比较显著的国家之一,同时又是南海周边重要国家之一。而印尼是东盟人口最多、非常有影响力的国家之一,又是二十国集团(G20)中仅有的东盟国家。菅义伟出访这两个国家,显然是精心挑选、刻意布局的行为。
首先,打出“菅外交”旗号,为形成“菅外交”特色做好铺垫。
访问越南期间,菅义伟特意选在河内日越大学发表了题为《共创印太未来》的重要演讲,这是菅义伟此访的重头戏,主要目的就是为构建“菅外交”服务。越南是今年东盟轮值主席国,并将在不久后将承办年度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抢在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召开前夕在河内发表外交演讲,应该是希望快速搭建起“菅外交”的框架。演讲地点在越南,内容却是针对整个东盟的。从演讲中人们可以窥出“菅外交”的一些玄机。
菅义伟河内演讲的主要内容包括:日本将以法治、开放、自由、透明与包容等共同价值观为纽带,继续深化和拓展与东盟各国的经贸关系与各领域合作;支持东盟提出的“印太展望”;反对南海地区出现与法治、自由、开放相背离的动向以及使南海紧张形势升级的行为;主张解决南海问题不应诉诸强力与胁迫,而应基于国际法和平解决;日本与东盟双方携手合作建设“法治海洋”;共同努力推进实现印太地区的自由开放,等等。
分析菅义伟演讲主要内容,可以总结出核心要义:一是今后日本要继续加强与东盟的关系,二是高度关注南海局势,三是以价值观为日本—东盟深化合作的切入点,四是推动日本—东盟海上安保合作,五是日本—东盟共同建设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
第二,充实“印太构想”内涵,扩大日本外交影响力。
“印太构想”是安倍时代日本谋划的重大外交战略。东南亚处在印太两大洋的结合部,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缘地位,自然成为日本“印太构想”的重要施展地区。作为安倍外交的继承者,菅义伟无法忽视“印太构想”在日本外交整体战略中的重要地位。
第三,彰显日本是“国际海洋法治模范”,在全球海洋治理领域突出日本特点。
菅义伟与两国领导人都谈及了构建自由、开放的法治海洋的重要性。日本一直以身为海洋大国而自豪,自认为在海洋治理领域经验丰富,长期以来都想在国际海洋领域彰显影响力,在与东盟国家在海洋治理领域的交流中有天然的优越感。越南与印尼都是海洋国家,与日本在海洋领域有合作的动力与需求。
第四,在印太地区关键航线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力,确保日本海洋安全。
越南与印尼都是印太两洋航线的重要国家,占有极端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特别是印尼,国土由众多岛屿组成,境内有多条沟通两洋的重要航线,如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龙目海峡、望加锡海峡、马鲁古海峡等,它们不仅是印尼与各国进行沟通的航运要道,也是日本进出往来于亚欧非等地商船的必经通道。加强与印尼等印太沿线国家的关系,可以保障日本海洋安全,以便在海上航线一旦出现突发不测事件时,与沿线国家合力应对解决问题。
第五,提升与东盟经贸合作的层次和水平,为后疫情时代日本经济复苏做好准备。
访问期间,菅义伟向两国领导人表明要强化后疫情时代供应链的安全。在新冠疫情肆虐的背景下,日本已经感到供应链的极端重要性,为了避免再次出现疫情初期供应链捉襟见肘的窘境,日本须做长远打算。更重要的是,在后疫情时代,重振日本经济更显紧迫。东盟可能是后疫情时代恢复经济增长的重要地区之一,紧紧抓住与东盟经贸合作的机会,提升与东盟经贸合作水平,可以为后疫情时代日本走出经济低迷起到一定的作用。
第六,借南海问题牵制中国发展。
菅义伟在两国大量谈及南海形势,主要目的不外乎借个别东盟国家想要放大南海问题的由头,以平衡和牵制中国在南海地区不断壮大的影响力。
第七,不得不顾及日美同盟关系,为美国印太战略“摇旗呐喊”。
碍于美国大选,菅义伟首访赴美无法成行,但为了给美国面子,在访问东南亚时就多涉及一些南海问题,从侧面给美国印太战略提供“声援”,以呼应配合美国军舰在南海周边的各项演习。
第八,吸纳东盟加入正谋划成型的美日印澳四国机制。
就在菅义伟出访前夕,10月6日,由美国牵头、日本做东,在东京举办了美日印澳四国外长会议,这次会议被认为是美国想要拉拢日印澳等国,构建所谓亚太版“小北约”的一次举动。美国还想吸纳更多的印太国家加入这个框架。越南与印尼近年来都与美国保持了较近的关系,所以菅义伟在河内发表以印太为主题的演讲,也有吸引更多东盟国家加入这个由美国主导的四边安保框架的战略考量。
“菅外交”推行下去面临的阻力
10月26日菅义伟在日本国会发表第一份施政演说。他明确提出,今后应与东盟、澳大利亚、印度、欧盟等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和地区一起,为实现基于法治、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而携手努力。可见,菅义伟刚刚访问过的东盟地区,正是“菅外交”倡导的价值观同盟地区。
不过,以“价值观”为共同依归、以实现“印太构想”为目标,真能够成为“菅外交”推行下去的推力吗?
首先,以“共享共同价值观”作为日本与东盟交往的共同依归,能否维持长久,尚有很大疑问。东盟各国在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方面并不一致,比如越南和老挝与其他东盟国家在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领域就截然不同。东盟尚且无法达成政治一体化,日本想用价值观作为经营“印太构想”的长期推力,只能是一种“奢望”。
其次,日本希望与东盟加强海上安保合作,并且谋划向部分东盟国家出口防务装备品,试图在安保领域提升自身的存在感。安保合作高度敏感,个中原因非常复杂,但有一点很明显:一些东盟国家不愿在防卫合作方面与日本走得过近,因为那有联合日本共同对付中国的“嫌疑”。
再次,在南海问题上,日本可以呼吁个别东盟国家一起主张南海要“自由出入”,但是,在是否“选边站队”问题上,东盟很难会配合日本。东盟与中国保持了非常密切的关系,因南海问题而怠慢中国,是东盟无法承受的。南海问题本不属于中国与东盟间的问题,而是中国与一些东盟国家的问题。
最后,日本的“印太构想”与东盟的“印太展望”出发点與落脚点都不尽相同,这限制了日本扩展在东盟影响力的空间。日本版的“印太构想”以地缘政治为视角,突出价值观一致,以扩展日本在印太影响力为目的,最终服务于日本大国战略。东盟版的“印太展望”以追求经济发展为出发点,不以竞争性与排他性为目的,最终服务于东盟这个地区国际组织。双方的诉求不同,可知日本“印太构想”想要在东盟地区得到共鸣与呼应决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