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东亚正面临着空前伟大的历史巨变，对人类社会产生着日益重要的影响。在历史上，东亚地区曾经存在着一个独特的国际关系结构，构成一个完整的东亚世界，作为世界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区域，不仅内部联系密切，而且与外部世界也有普遍的、经常的联系。从大历史的视野来看，东亚经济圈同东亚的历史一样悠久，并且远比世界其他地区内容丰富和复杂多样。进入近代以后，西方国家的殖民入侵使这一体系彻底解体。

东亚经济圈的形成和发展

　　古代东亚经济圈的形成，与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深刻影响密切相关。秦汉时期中国形成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对东亚经济圈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它开辟了中国与东部南部临近地区国家的关系，建立了以中国为中心，以日本、朝鲜半岛和东南亚为外围的交通与贸易联系。中国虽与中亚、西亚以至地中海区域也建立了商业联系，但是中国向西发展受到严酷地理环境的限制。与之相比，东亚国家在地理空间上比较接近，海陆通道相对易于开辟，彼此间的接触交流更为便利，这有利于在东亚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西太平洋贸易网，通过区域内部贸易交流构成了古代东亚经济圈。
　　汉帝国崩溃后中国北方陷入近400年的分裂与动荡。但是在黄河流域经济受到重创时，长江流域的经济得到迅猛发展，开拓了后来成为中国经济中心的江南地区，因此中国作为东亚经济中心的地位没有改变，东南沿海与南方对外交流不断扩大，对东南亚、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贸易与人员往来增多。根据韩国学者统计，自东晋至隋唐300年间，高句丽来中国朝贡173次，百济朝贡45次，新罗朝贡19次。
　　隋唐帝国的建立把中国和东亚的历史带到一个新的阶段。中国作为东亚经济中心的国际地位得到加强。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中国保持了在东亚乃至世界的先进地位和对其他国家的巨大优势，国力影响远超东亚，及于南亚、西亚以至欧洲。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远距离交易得以开展，唐代中期以后货币经济已超越国界有了广泛的发展。
　　隋唐至宋元，对外贸易完全走向世界，一个世界性海上贸易圈已经形成。陆路交通和海路交通把中国和日本列岛、朝鲜、南洋各国、印度、伊斯兰世界以至欧洲联系在一起。

　　7世纪新罗统一朝鲜后，中朝贸易与文化交流进一步发展。国内许多城市都有朝鲜商人，带来的商品有人参、马匹、药材、金、银、毛皮、水果和饰物，从中国购回的商品有书籍、瓷器、铜镜、绢、谷物、食品、染料和药材等。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之间也因地理毗邻的优势，物质文化交流活动频繁。海上风浪与航海技术条件上的限制并没有阻止东亚国家间的交往，源源不断的彼此交流使各国在短时间内共同受益，促进了社会的整体发展，也促使东亚经济圈走向鼎盛与成熟，其主要表现为对外贸易区域的扩大、经贸活动向域外的传播和扩展、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国际贸易中心的形成。广州、交州、泉州、扬州、明州等都成为著名的国际贸易港口。公元7世纪阿拉伯帝国兴起后，阿拉伯商人大举东来，足迹遍及中国与南洋各地，有力地衔接东北亚、东南亚、印度洋以至红海和波斯湾的贸易及文化联系，推动了以中国为中心的西太平洋贸易圈的发展。
　　进入宋代以后，中国政治经济中心南移，对外贸易向海洋方向发展，出现海洋贸易兴盛的局面，“市舶之利”已成为国家经济的主要来源。由于对外国商客采取了宽大的政策，许多港口成为外国商客的栖息之所，形成许多“蕃坊”。宋代虽然有北方辽、西夏政权的侵扰，但国内经济还是有了长足的发展，粮食产量增加，耕地面积扩大，人口达到一亿之数。南方许多地区成为中国对外出口的生产基地。总体来说，宋代的城市发展与社会文明程度走在世界各国的前面。
　　得益于指南針等科技成果的应用，宋代的造船与航运技术是世界一流的。中国商船远航于南海、印度洋、波斯湾和非洲东部海岸。科技进步直接促成对外交往的扩大与便利，从广州至阇婆国（今印尼爪哇），“顺风连昏旦，一月可到”。阿拉伯商人前来东南亚贸易者络绎于途，将本国所产带到东南亚的三佛齐（今印尼苏门答腊），然后再贩卖到中国，以图厚利。据《岭外代答》《诸蕃志》等宋代史料记载，两宋时期中国对外交往通商的国家与地区达四五十个。
　　元代对外贸易与交通持续发展，规模超过前代，交通范围东起日本、朝鲜经南洋，西至非洲东海岸的广大地区。中央政府采取了开放的政策，中国商船抵达亚非数十个国家，也有大量的外国人进入中国从事商业贸易活动。西太平洋地区的巨大的贸易网络不仅使东亚各国联成一体，也有力地强化了与区域外部世界的联系。文明的交流带来东亚社会的整体发展，使文明的成果在短期内为各国共享。
　　明清时期东亚经济圈的发展、与域外地区的贸易往来，以及作为经济贸易重要载体的朝贡制度，发展到又一个新的阶段。郑和下西洋后中西商道大开，出现数十个国家与中国进行贸易交流的情况。清代中期以后由于人口急剧增加，对粮食需求日益增长，雍正、乾隆时期对来自泰国等南洋各国的粮食贸易实施了奖励政策，广东、福建各省还根据商人购入米量的多少授予职衔和顶戴。东南亚国家同中国、日本有频繁的经贸关系。17世纪，华商在东起日本、经朝鲜半岛到东南亚的广阔区域从事多角贸易。明清时期曾多次实行海禁政策，沉重打击了中国商人的海外贸易，但并没有能从根本上限制住东南沿海各地商人以走私等方式进行的贸易活动。
　　从明至清代前期，中国作为东亚经济中心的国际地位是无与匹敌的，但社会发展已经明显缓慢。相比之下，欧洲在生产和科学技术上处于逐渐上升的趋势。这是因为欧洲在走出漫长的中世纪后已经逐渐产生活力，东西方关系开始发生变化。清代前期，1750年中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份额为32.8%，印度为24.5%，整个欧洲为23.2%;到1800年情况发生一些变化，中国为33.3%，印度为19.7%，整个欧洲上升到28.1%。 　　在清代前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日本经济也有了相当的发展。日本国内陆路、海路交通网密布，商品经济获得发展，江户、京都和大阪成为全国最为发达的城市。在对外贸易方面，江户时代（1603?1868年）出现对东南亚国家的朱印船贸易（持有幕府颁发的“朱印状”即官方许可证的贸易）。幕府为增加收入，对海外贸易具有特殊的兴趣。1604?1635年间幕府共颁发300多张朱印状，朱印船达350?360只，航行的港口多达30多个，遍布赤道以北南洋各岛，尤以越南、柬埔寨、泰国、菲律宾为多，盛极一时。在日华商、英国人和荷兰人也都能得到朱印状，参加东亚区域贸易。暹罗（今泰国）、爪哇、旧港（在印尼苏门答腊）各地船只也北上日本进行交易。中国商船和荷兰商船担当了对外贸易的主要角色，到达朝鲜、东南亚、印度和欧洲等地。在近世时期日本虽然“锁国”，但并没有中断与中国、荷兰、朝鲜、琉球等国的对外关系。
　　朱印船贸易的出现符合16世纪以来世界各大区域逐渐被整合到近代资本主义市场与体系的急剧扩张当中。从经济的角度看，江户时代日本经济达到了一定的发展程度，可视为日本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烂熟阶段。

西方世界的兴起与东亚经济圈的衰落

　　新航路开辟后，西方早期殖民者很快来到东亚。1510年葡萄牙人占领印度果阿，1511年占领马六甲王国，1537年来到中国澳门。以葡萄牙人东来为嚆矢，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联翩来到中华帝国的外围，东亚传统的政治经济秩序受到欧洲殖民主义的最初冲击。起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欧洲殖民者力量弱小，无力与东方国家进行竞争，不得不进入东亚经济圈，与东方国家进行有限的贸易。他们被限制在几个海岛及其沿岸地区。到19世纪这一情况才发生根本性改变。
　　1602年欧洲一流海上强国荷兰成立东印度公司。他们在东南亚站稳脚跟后继续北上，占领中国台湾，独霸与日本的贸易，后被郑成功逐出台湾，又遭到英法有力竞争。到19世纪，英国已占领马来亚、新加坡、文莱、缅甸等国，法国占领越南、老挝和柬埔寨，荷兰控制印度尼西亚群岛，葡萄牙占领东帝汶，西班牙占领菲律宾，整个东南亚地区被欧洲列强瓜分完毕。欧洲列强通过各种途径使东南亚政治、经济、文化与外交从属于西方。
　　东南亚的沦失使古代东亚经济圈遭到破坏，内外贸易急剧萎缩。原由东方人开辟的古代海上香料丝绸贸易航路为近代欧洲人所垄断，东方商人也沦入欧洲商人的从属地位。欧洲人开辟的地中海、大西洋、印度洋及西太平洋的贸易把东亚与世界紧密地联系起来，构成西方主导、东方附庸的世界性统一市场的条件已经形成。中华帝国对外交往被局限在朝鲜、日本等少数几个亚洲国家，对外贸易处于锐减之中。

　　西方殖民者东来造成与中国近300年的贸易冲突。例如中日之间的贸易额迅速减少，从顺治元年（1644年）到康熙22年（1684年）的40年间，前往日本长崎的中国商船共有1584艘，平均每年不到40艘，其中最少的年份仅为9艘，最多的年份也只有76艘。有日本学者写道，打开国门的日本迎来了以欧美列强新型蒸汽船只为代表的先进技术的登陆，导致前往长崎的“唐船”丧失了竞争力，在国际贸易舞台上迅速消失。
　　殖民主义在东亚进行了一个多世纪的掠夺性开发，无止境的财富外流使东亚各国付出了沉重代价，以至造成人口锐减。例如爪哇岛1815年人口减少7%，1890年减少3%。在经济方面，仅英国统治下的缅甸每年被掠走的柚木就有27万吨，约占世界总产量的70%;英资公司在缅甸垄断的石油达75%。
　　面对欧洲殖民主义力量的日益发展，中国封建王朝已不能发挥大国作用。东南亚传统的国际秩序被打破后，中国也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被纳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在痛苦与挣扎中与世界“接轨”，而与周边国家的传统关系日益疏远与松弛，东亚古老的国际关系结构逐渐瓦解。到19世纪后期，越南、朝鲜相继脱离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关系，传统的东亚国际关系体系彻底解体，东方世界被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抛向世界边缘。据统计，1830年中国工业生产占世界总额的29.8%，尚可称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80年代下降到世界总额的12.5%。这与蒸蒸日上的欧洲形成鲜明对照。一降一升，判然有别。相对于欧洲和北美，东亚任何一个国家都优势丧尽。从东亚输出的商品来看，一般以茶叶、瓷器、陶器、古董、药材、香料、书籍等生活消费品为主，西方国家对中国输出的商品一般是工业革命后的商品，或经过工业革命后的思想、文化与科技。以中国在近代的命运而言，决定一个国家胜负的不仅仅是经济的规模与质量，武器的优劣固然重要，但与武器同等重要的还有国民精神与国民对国家的重大关切。
　　亚洲诸国除了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实现了国家崛起外，其他国家都处在停滞甚至倒退当中，作为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而成为宗主国的附庸。总体上看，东亚国家经济增长极为缓慢，科技增長率也处于极低的发展水平;农业、畜牧业和人力技术仅能为社会提供非常有限的剩余产品，许多方面出现某些停滞的趋势，社会政治、经济、科技以及文化领域缺少新的因素，社会发展低水平运行。以海上运输的船舶为例，19世纪美国航行在大西洋上的商船每天可航行436英里，而东方各国仍在使用帆船，其昼夜兼行平均时速为18.5海里。“1500年以前，是世界冲击欧洲;1500年以后，是欧洲冲击世界。”长期落后的西方在经济、技术、军事、文化等方面实现了快速发展，完成了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到19世纪获得了对非西方世界的统治优势。
　　相比之下，东方国家大都仍然处于农业文明的阶段，缺乏抗拒西方冲击的力量，在东西方较量中普遍落伍，形成工业西方与农业东方的天然分野，拉大了东西方的发展差距。工业文明已成为社会文明的主宰力量，新的生产方式带动的社会变革全面加速，提高了国家的整体竞争水平。中国、印度、奥斯曼帝国等都处在急剧衰落之中。
　　历史悠久的东亚经济圈已难逃解体命运。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本文作者所著《东方外交史》将于近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