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在经济全球化与对外开放进程中，英、美、日以成为世界大国为核心目标，把经济全球化视为机遇，制定了积极的全球化战略，积极追求地区主导地位。三国凭借成功的经济发展、贸易发展战略，实现了人口、GDP、人均收入、劳动生产率、技术、对外贸易等高增长。尽管英美日的大国进程各有特色，开放路径不一，但共同点在于：顺应经济全球化、地区一体化潮流，以拓展本国战略利益为出发点，抓住历史发展机遇，以开放立国、技术立国、产业立国、贸易立国、军事立国、地缘立国为基本战略趋向，以崛起为世界性大国为战略目标。
关键词：对外开放；英国；美国；日本；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D502；F1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08）06-0063-11
一、经济全球化与对外开放
对外开放古已有之。经济全球化是对外开放新的动力源，经过地理大发现的促动，工业革命在欧洲兴起，欧洲各国最早进入大规模物质生产时期。尤其是工业革命产生了剩余资本，工业化的欧洲需要为剩余资本、制造品寻找原料产地和来源，成为欧洲庞大的殖民系统在亚非地区得以建立的主要原因。当欧洲的资本、技术和不发达地区的原料、劳动力相结合，首次产生出完整的世界经济，世界生产率无法估量地提高了。尽管19世纪的经济活动不像现在这样联系紧密，各国生产活动尚处孤立状态，但对外开放的意识已经萌生并发挥效应，关税水平降低就是一个历史明证。
进入19世纪20年代，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和欧洲各国在全球殖民活动的日益频繁，欧洲进入开放度增强的时代，其表现就是关税水平的降低和贸易比重的增加。1830年，世界关税达到峰值，此后逐步下降直至1860年。这个阶段是英国霸权上升的时代，而商业领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就是走向自由贸易。英国自19世纪20年代开始降低关税，1846年废除《谷物法》，1849年废除《航海法》，1860年与法国签署《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由此启动一系列双边减税协议。英国的这些举措导致的积极结果是，“以一种比较悠闲的方式使自由贸易近乎迅速地向前发展”［1］（P216）。继英国率先降低关税之后，在随后的1／4世纪里，法国、德国、意大利相继直接和间接通过双边协议降低关税。且不管英国的自由运动是完全出于自身利益还是为了影响公共物品的供给、和平和黄金标准，与自由贸易运动相关的是，自由贸易政策一直在起作用，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1］（P217）。
尽管1860年～1880年间世界关税水平有所振荡和回升，但英国却一直保持低关税水平。可以说，英国明确坚持了支持国际贸易体系开放的政策，促进了世界整体的贸易开放水平，促使自由贸易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黄金规则［2］。当然，此时自由贸易的影响力多限于英国霸权的势力范围，作为新兴工业大国的美国甚至都没有参与其中。
随着欧洲各国力量逐渐趋于均衡，英国推动自由贸易的能力开始下降，尤其是1880年～1900年，欧洲进入相对封闭的时代，其标志就是关税增加和大部分国家的贸易比重有所下降，尤其是英国人均收入、经济规模和占世界贸易比重均下降了。但是，直至1913年，英国并没有从根本上放弃自由贸易原则，欧洲也在1900年～1913年迎来了更大开放的阶段，尽管当时关税水平基本上没有变化，但美国之外所有大国的贸易比重都有所增加。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经济全球化遭受波折，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成为抗拒全球化潮流的强大力量，世界也进入了封闭的时代，其基本表现是关税水平持续增加，各国贸易比重下降，贸易更具有地区化特征，且非关税壁垒自20世纪30年代起开始盛行［3］。
19世纪末，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经济强国，但美国决策者甚少努力开放本国市场及其贸易体系，制造业关税水平更是居高不下。当然，在保护本国市场的同时，美国却积极推动其他地区开放，尤以自1899年起推行对华“门户开放政策”为重要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迎来了新一波全球化浪潮，随着美国世界霸权地位的确立，美国占世界贸易、投资的比重开始与英国相当，在促进自由贸易方面开始发挥领先作用，成为对外开放的积极促进者，世界关税水平进入持续下降时期（除20世纪50年代小幅回升外），跨国贸易迎来了黄金时期，国际贸易体系持续开放。1945年至今，世界主要贸易国进行了9轮全球性关税减免谈判，从关贸总协定（GATT）到世界贸易组织（WTO），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成为不可逆转的世界性开放潮流。这一波全球化浪潮催生了诸多新大国，尤其是德国和日本重新崛起，其世界贸易大国地位迅速确立；亚洲迎来了日本、“四小龙”、中国、印度等此起彼伏的崛起，尤其是中国1978年之后抓住经济全球化、新兴工业经济体（尤其是“亚洲四小龙”）及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新一波浪潮，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获益者之一，也成为对外开放的领先者。
追溯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历史，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基本的发展趋势，但是并不是直线发展的，世界贸易呈现出市场开放与市场封闭、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和平与战争的交替过程，而最终结果是更大的市场开放、更充分的自由贸易、更多的和平发展占据主流，可以说，经济全球化就是这一趋势的背后逻辑。面对经济全球化潮流，一个国家有不同的选择，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主动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其中，就会获得更大的、更长远的国家利益；反之，闭关自守，消极应对，则会丧失最大的发展机会。那些发展成功的国家就是成功利用经济全球化的国家，也是对外开放最成功的国家。
二、对外开放与英美日大国进程
英、美、日均以成长为世界大国为核心目标，把经济全球化视为机遇，并制定了积极的全球化战略，同时也积极追求地区主导地位。三国凭借成功的经济发展、贸易发展战略，实现了人口高增长、GDP高增长、人均收入高增长、劳动生产率高增长、技术高增长、对外贸易高增长。但鉴于实际情势不同，各国发展战略不同，开放路径不一，战略成效各异。
资料来源：Angus Maddison，Monitoring the World Economy 1820-1992，Paris:OECD，1995，p.255.
英国是致力于实现商业资本主义利益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先驱，也是经济全球化的最早获益者之一。17世纪英国废除上议院（1660年恢复），国家治理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到17世纪末期，英国经济政策领域的政府管理实现了现代化。经过一系列变革之后，18世纪的英国已经成功建立起稳健的公共财政体系［4］（P83-84）。进入19世纪，英国的外交政策和商业政策采取均势政策以平衡欧洲格局，以自由贸易为旗帜，向全球进行殖民扩张。1860年前后，英国进入鼎盛时期，人口占全世界的2％，工业能力却相当于世界的40％～60％，生产全世界53％的铁、50％的煤，商业产值占全世界的1/5，占制成品贸易的2/5。力量决定利益，利益促动变革，英国迅速成为全球自由贸易的开创者、积极促动者。拿破仑战争之后，英国自由贸易派占据主流，即使在劳工和社会问题上采取防御姿态的保守党也倾向于贸易开放［5］（P133），国内共识由此建立起来。以1846年废除《谷物法》为标志，英国贸易开放的目标得以实现，世界经济随之进入新的增长和一体化阶段。英国的自由贸易战略成功实现了促进国际贸易开放的目标，从而确立了海洋霸权和贸易霸权地位，尤以制海权为其全球霸权的基础，并凭借这一地位奠定了开放和自由经济秩序的基础。
1870年之后，英国受到北美和欧洲贸易伙伴的挑战，未能继续坚持自由贸易体制，并于1898年建立了“帝国特惠制”。这一政策调整表明，英国把殖民帝国势力范围视为其国家主义和地区主义的最后堡垒，也视之为自由贸易的最后堡垒。1931年，英国正式决定提高关税，次年明确放弃了自由贸易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彻底丧失了世界霸权国的地位，殖民体系也迅速解体。鉴于长期作为世界霸权的积淀成本（Sunk Cost），英国迟迟不愿意加入德法领导的欧洲地区合作主流，甚至另组松散的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与之分庭抗礼。这一思想源于英国与欧洲长期的博弈历史，邱吉尔曾经用最简捷的语言论述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与欧陆相联，但并不包容在里面。我们是和欧洲在一起（with），而不是属于它（of）。我们同它利害与共，但并不被它所吸纳”［6］。英国对欧洲联合的政策以抗衡开始，以妥协和加入结束，延迟加入欧洲一体化进程成为其帝国衰落的成本。
美国自身就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作为世界上最早、最大的移民国家，美国必然获得全球化红利最多，获得其他国家对外开放的红利也最多。南北战争摧毁了南部奴隶制度，扫除了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美国进入重建时期，政治经济走向统一。此后，美国资本主义在广度和深度上加速发展，广度上突出表现在西部的开拓与移民洪流的涌入，而深度上则体现在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美国由此进入了“镀金时代”，从近代美国迈向现代美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19世纪60年代，美国是尚未摆脱对欧洲经济依附的农业国，到90年代末已经拥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7］（P77）。从1860年到1890年，美国工业产值增长9倍；从1873到1913年，美国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19世纪70年代，美国超过英国成为最强大、最先进的经济体，尽管远在美洲大陆，但是这种发展及其持续增长并没有破坏美国与欧洲大国关系的稳定。19世纪90年代，美国工业产值接近英、法、德三大强国之和。1900年，美国的工业产值已经是英国的两倍多［8］（P216），占世界制造业总产量的30％，1907年更是达到35％。在几乎每一项重要的工业数字上，美国都已经明显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9］。
美国成长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国内市场，成为唯一由国内市场支撑实现现代化的经济体［10］，也使得关税保护具有浓厚的国内基础。实际上，从殖民地到独立共和国，美国一直实行高关税政策，尤其是制造业关税水平位居世界最前列。美国保护主义者第一个重大胜利就是1824年《关税法案》（The Tariff Act），充分提高进口关税，而最强烈支持提高关税的是东北部的新兴制造业［5］（P78）。美国在19世纪基本上是一个贸易保护主义国家，1914年之前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关税降低［2］。1857年，美国的关税率为19％，1890年提高到50％以上，1897年更是高达57％，形成了美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高关税壁垒。高关税政策大大提高了美国产品在国内市场的比重，从1860年的60％上升到1900年的97％，有力地保证了美国迅速成为世界工业大国［7］（P203-205）。
在加强国内贸易保护的同时，美国并没有放弃在其他地区寻求和支持自由贸易的机会，“门户开放政策”成为美国力图主导亚洲进程的先声。鉴于美国崛起期间，欧洲正居于世界政治经济领导地位，美国则以门罗主义为主体思想，着力经营周边，迅速成为美洲政治和安全事务的主导者。第二次世界大战赋予美国获取世界霸权地位的机遇，迅速成为自由贸易最为坚定的支持者、推动者。美国承接英国开创的自由经济秩序，并将之扩展到全球，使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成为世界主导思潮。当然，美国在催促其他国家、地区开放的同时，从未放弃过贸易保护主义的自私策略。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寻求美洲经济地区主义，与其他国家开展双边自由贸易区谈判，把对外开放和对内保护视为国家战略利益并行不悖的手段。
如同整个亚洲一样，日本也曾是经济全球化的落伍者。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Matthew Perry）“黑船叩关”，揭开了日本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序幕，日本称之为“第一次开国”。1867年，日本开始变革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努力促进技术转移和应用，迅速创造了庞大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11］。1867年底，明治天皇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废除幕府。1868年3月，新政府颁布施政纲领《五条誓文》，1868年4月颁布《政体书》，建立了中央集权式的政治体制，改革身份制度，废除了封建俸禄，改革土地制度，实施新地税，“殖产兴业”，推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日本开始在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上西方学习，致力于“文明开化”，为经济发展和军事崛起提供了制度条件。
应该说，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一系列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改革，推动了日本走向资本主义道路，避免了本国沦为殖民地的命运，实现了经济发展。然而，作为现代世界的后来者，日本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当时盛行的弱肉强食逻辑，在本身尚未完全摆脱欧美国家不平等条约之际，就已经策划并开始向亚洲邻国进行侵略扩张。在这样的情势下，日本不可能遵循自由贸易规则，反而公然宣扬民族主义，强调贸易是打垮外国人的一个手段［8］（P270）。在政治军事上，日本侵略朝鲜，进攻中国，进而寻求确立地区霸权，力图通过军事征服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遭受了可耻的失败。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再次成为拥抱全球化浪潮的亚洲领先者，日本“第二次开国”。1952年日本制定了“贸易立国”的发展战略，尤其是1955年加入关贸总协定，从外部环境上推动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同时，日本不断提升在国际组织中的贸易、外汇自由化力度，如1963年从关贸总协定的第12条国家上升到第11条国家（即不能以国际收支为借口实施进口限制），1964年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12条国家上升为第8条国家（即禁止以国际收支为理由实施外汇限制），从而建立了开放性的经济体制，进一步推动了经济高速增长，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日本在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方面无疑是领先者，也是最大的获益者，但日本一直未能在东亚地区主义上确立积极有效的战略，尤其是迄今依旧缺乏对其历史罪行的深刻认识，决定了日本难以把全球优势及时转化为地区主导地位，在抓住地区主义潮流上已经落后于中国。
三、英美日大国进程的实证总结
英美日大国进程各有特色，其共同点在于：顺应经济全球化、地区一体化潮流，以拓展本国战略利益为出发点，抓住历史发展机遇，以开放立国、技术立国、产业立国、贸易立国、军事立国、地缘立国为基本战略趋向，以崛起为世界性大国为战略目标。
（一）开放立国
作为新兴大国，英美日在崛起阶段都采取了对外开放与对内保护并举、国内开放与国外开拓并举的战略，把开放立国定为国策。一般而言，新兴国家的必然特征是开放，只有衰落者才会强调保护。当然，这个过程并非没有保护，寻求通过法律法规手段进行保护是必要的；开放是既定的，但如何开放却需要根据本国国情灵活变革，避免把单一的政策措施（如降低关税）视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唯一砝码。应该说，各国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采取的政策并不完全是开放和支持自由贸易的政策，如英国在19世纪经济高速发展时期采取了自由贸易的政策，而美国在19世纪后期工业化进程中采取了对制造业实施高进口关税的政策，1900年之后的日本亦如此［12］。但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采取的政策表明，世界性大国的地位需要以开放经济秩序为依托，而主导大国则必然采取促进开放的政策；1950年之后的日本成为开放经济秩序的最大获益者之一，并一直实行低关税政策。
从英美日对开放的秉持中，我们也看到了不同，英美在推进国际开放过程中，促进了国内开放，促使世界经济自由化和一体化的进程加快，在建立世界霸权的过程中成为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缔造者、维护者；日本则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争取享受国际开放的红利，而没有加快国内开放的步伐，因而是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获益者、搭便车者，这也是目前日本着力于“第三次开国”的历史背景。
（二）技术立国
现代历史上英美霸权的确立均与掌握技术的先机直接相关。从20世纪中叶开始，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航天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等促成了新一轮的技术革命热潮，成为权力转移新时代到来的界标。高新技术的迅速扩散促成了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托夫勒指出，权力由暴力、财富和知识组成，前两者是过去时代的权力基础，而现在，知识经济作为一种爆炸性的新力量，“削弱了旧权力系统的每一个支柱，最终改变着家庭生活、商业、政治、民族国家以及全球权力本身的结构”［13］。在这样的情势下，技术成为一种核心权力，“对创新性的价值生产模式和新知识的领先拥有，已经变得甚至比钢铁、煤炭和水泥等传统的经济权力基础更为关键。”［14］
技术创新是先进工业化国家实力增长最重要的来源和主要动力［15］。从技术来源看，国家大致可分为发明者和采用者两种类型，二者并不一定迭合，发明者以技术创新取胜，采用者以市场创新领先。从技术水平看，国家大致可分为领先者和跟进者，跟进者可能会追上领先者并取而代之。从三大国崛起进程来看，英国技术领先达两个世纪，后美国取而代之达一个多世纪，后来日本也步入领先者行列。我们注意到，技术跟进者先后成为发达国家，有的还成为领先者。正如西里尔·布莱克所指出的，“英国取得欧洲的技术领先地位，首先主要不是依赖自己的大量发明，而是依靠率先利用其它国家的发明，明治时期的日本与此相似”，“日本则是依靠有选择地采用其它国家创造的思想和技术迅速进入现代世界的。”［16］（327；332）鉴于此，“技术立国”不仅是大国进程的必由之路，而且是从技术跟进者成为领先者的必由之路。
资料来源：William R.Thompson and Lawrence Vescera，Growth Waves，Systemic Openness，and Protectio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6，No.2，Spring 1992，pp.493-532.
英国是19世纪拥有最高生产率水平的国家，承担了世界向新技术领域推进的主要责任。在整个19世纪，甚至直到1913年，英国的生产率水平都居于欧洲所有其他国家的水平之上，其他国家与英国的平均技术差距甚大［11］（P12）。到1850年，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其先进的技术水平功不可没。英国1820年～1913年人均收入增长超过以往任何时代，是1820年～1870年人均收入的3倍，人均收入提高的根本原因在于技术进步的积累，以及伴随的物质资本的迅速增长、教育和劳动技能的改进。
美国在建国初期的100年里，主要依靠大量引进先进的欧洲技术和设备完成了工业化进程，自19世纪末实现工业化之后，美国在技术创新上就一路领先，主要依靠本国的科学技术推动国家实力的增长。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世界技术创新的动力出现变化，其特征是个人发明者的作用降低，美国开创的应用研究推动了技术创新制度化，为成长为世界领先者发挥了主导作用。1913年，美国制造业中大约有370个研究单位，雇佣了3500名员工。1946年，则有2300个研究机构，雇员达到118000人，即每1000个雇员中有4名科技工作者［4］（P215）。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是信息革命的最大受惠国，在信息技术领域遥遥领先，它以强大的经济和人才优势控制着信息领域的核心技术，掌握着制定有关技术之国际标准和规范的实际权力，并按照自己的战略利益设定技术壁垒［17］。美国在研发方面的支出几乎相当于紧随其后的7个最富裕国家的总和，并理所当然地成为高科技产品标准的制订者。据估计，科学技术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左右，位居各国之首［18］（P82-85）。
（三）教育立国
人才是技术创新最为强大的推动力，也是技术创新的关键，而教育是培育人才的基础途径，教育立国对大国进程而言，是基础条件，更是关键要素。从就业者平均教育年限可以看出，教育对大国进程所具有的重要性。
注：就业者年龄取15岁~64岁；初等教育赋权为1，中等教育赋权为1.4，高等教育赋权为2，以上数据为初等教育的等量年。
资料来源：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172～173页。中国数据为作者核算。
16世纪末17世纪初，英国在上层阶级教育结构之下，较早产生了平民教育制度。17世纪，英国的知识生活已经非常活跃和世俗化了。在英国技术和教育启蒙的世纪，许多知名学者如霍布斯（Thomas Hobbes）、洛克（John Locke）、培根（Francis Bacon）、牛顿（Isaac Newton）都参加了公共政策的实际事务，并对技术进步产生了重要影响［4］（P84）。英国迅速增长具有重大意义的要素是民众识字率的提高，1770年农村青年男子能读写的人已经占50％，此外苏格兰采用合理而实用的教育制度，向英格兰输送了大批专家和技术人员［16］（P339-340）。从19世纪到1913年，英国的生产力水平高于所有其他欧洲国家，同时期英国平均受教育年限也高于其他国家。
到1776年时，拥有250万人口的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已经有了9所大学和熟悉欧洲情况的知识精英阶层。独立战争后，美国开始改革依靠私人、教会和慈善机构办教育的传统欧洲模式，逐步建立适合于年轻共和国需要的教育制度。19世纪初，公费学校的概念付诸实践，美国整个国家开始向义务教育制度过渡，尤其是适应工业化进展，自然科学专业在高等院校中发展迅速，为工业革命的进行提供了积极的动力［19］（P390-397）。1820年美国人均教育年数相当于英国的87.5％，1870年提高到88.3％，1913年进一步提高到91.2％。在这93年间，欧洲向全世界输出移民6000多万人，有3000多万人移居美国。美国获得人口流动的红利最大，尤其是大量新移民来自工业化的欧洲，对美国工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如英国移民高度集中在工业部门，推动了美国制造业的迅速发展［19］（P323）。据统计，目前美国的留学生超过50万人，占世界留学生总数的1／3以上，留学生获得学位之后，多留在美国工作和生活，成为美国科技发展的最大动力源之一。美国许多的重要科技成果——如核技术、计算机技术、航天计划、生物材料等——都是在移民科学家的主导或参与下实现的。美国以不到世界1／20的人口创造了1／4以上的财富，其主要原因在于人力资源优势是美国保持强国地位的不竭动力［20］。
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将国民教育作为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始终致力于普及、发展教育。1871年，日本设立负责教育行政的文部省，1872年颁布《学制》，致力于“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的目标；此后颁布的《教育令》，强化中央政府对教育内容和学校运营的管理，规定最低教育年限。与此同时，日本大力发展高等教育，1877年成立最早的综合性大学东京大学，政府向海外大批派遣留学生，同时邀请西方学者担任外籍教师，以充实高等教育。另一方面，具有西方色彩的私立学校乃至大学迅速建立起来，如庆应义塾大学、明治大学、早稻田大学、同志社大学的前身均在19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陆续开办。1913年，日本人均受教育年数相当于美国的68.2％，1950年增至80.8％，随后进一步提高，1992年增至美国的82.4％，而其绝对值的增长更为引人注目。1820年至1992年，美国和日本的平均人力资本均提高了10倍。
（四）产业立国
主导产业的领导地位是世界性大国的重要标志，构成一个时期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石。1780年～1980年之间，世界经济主要的增长领域为棉纺织、铁、钢、化工产品、汽车。英国在18世纪末期到1880年一直保持着领先地位，1880年～1900年为过渡时期；19世纪中期，美国超过法德成为世界第二大生产国，1900年取代英国在五个领域均占据主导地位，并保持至20世纪70年代初，之后在80年代曾一度遭受挑战并进入过渡时期，90年代之后美国的至高地位继续稳固；其间，日本在制造业领域的追赶战略也是颇为引人注目的［21］。
从经济发展的历程看，几乎所有通过赶超战略发展起来的国家都坚持对本国新兴产业实行灵活但有效的保护。例如，美国政府在本国制造业崛起的初期，推动通过关税立法确立了对制造业的保护，从而形成了从英国引进资本、技术但排斥英国产品的基本格局。1913年，美国工业产值已经是世界第一，但其制造业关税依旧高达44％。
资料来源：Paul Bairoch，International Industrialization Levels from 1750 to 1980，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Vol.11，No.2，Fall 1982，pp.269-335；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 2006，CD-ROM.
（五）贸易立国
英国、美国都长期居于世界第一贸易大国的地位，日本更是将“贸易立国”定为基本国策，贸易地位因之位居世界前列。
资料来源：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146页、第162～165页；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1～263页。
英国通过自由贸易政策促进了技术变革成果的扩散，形成了“大进大出”的贸易结构。英国吸收了大约1/4的世界进口，主要是食品和原材料，其出口则主要是制造业产品，并成为与贸易相关的劳务——如船运、短期贸易融资和保险等——的最大供给者［11］（P33）。繁荣的海上贸易促进了英国经济，刺激了航海业和造船业的发展，为国家财政提供了资金，同时还是英国通向殖民地的生命线。堪为佐证的是，英国海外投资从1870年起大幅度增加，1914年英国海外资产相当于本国GDP的1.5倍左右。1860年～1914年，美国出口额增加了7倍以上（从3.34亿美元增加到23.65亿美元），进口量只增加了4倍（从3.56亿美元增长到18.96亿美元）对国内市场的保护由此可见一斑。截至20世纪初，由于美国经济发展有着庞大的国内市场支撑，对外贸易在美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占的比重甚小（1913年外贸占GDP的8％，而英国为26％），但美国经济对其他国家的冲击是不可忽视的。美国传统上出口原材料（尤其是棉花），进口成品，以出口黄金弥补贸易亏空。南北战争之后，工业化迅速改变了这一模式，美国开始大量出口农机、钢铁成品、机床、电器产品等，很快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品生产国［22］。
（六）军事立国
军事立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大国崛起的基本路径。最终胜负依靠战争决定也成为欧洲主导国际关系时期的黄金规则，这一规则的效应波及美国和日本，二者均有通过战争实现主导目标的历史记录。二战后，大国战略从军事立国转变为优势立国，尤其是作为二战罪魁和战争失败者的德国、日本均向和平主义转变，走上了和平发展之路。但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国家的大国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了西方国家崛起的基本历程，其中战争、霸权、主导是其大国进程的核心要素。
1900年，英国的势力范围和帝国版图覆盖亚洲、非洲、部分美洲、大洋洲，拥有50块殖民地，总人口超过3.45亿，陆地面积达1160平方英里，是英国本土的96倍，其统治的人口和陆地面积超过了法国、德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意大利、奥匈帝国、丹麦、俄罗斯、土耳其、中国和美国的总和［8］（P37）。英国霸权地位的获得，自然是凭借坚船利炮进行军事侵略和征服的结果。美国建国被视为对英国霸权的挑战，标志着英国丧失了在北美大陆的主导地位［23］。美国从地区霸权走向全球霸权的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1898年美西战争之前，美国处于北美大陆扩张阶段；美西战争之后，美国进入全球海洋扩张阶段，开始染指欧洲之外的其他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美国霸权步入全球扩张阶段，即操控欧陆局势、夺取世界霸权［18］（P102）。对日本而言，经济实力和陆海军实力是同步发展的。然而，与其他工业化国家相比，日本基本处于末流大国的地位，在工业和金融方面更是无足轻重。但是，明治时代使日本成为一流国家的野心助长了日本的扩张主义。同时，日本帝国主义的根本动机之一就是控制东亚的原料和市场，确立原料基地和出口基地。因此，日本对外政策无论是政治方面还是经济方面都富有侵略性。1876年，日本强迫朝鲜签署商务条约，1894年～1895年发动第一次中日战争并攫取台湾，1902年与英国缔结军事同盟，1904年～1905年幸运地战胜俄罗斯，1910年吞并朝鲜。特别是全面侵华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并发动太平洋战争，最终以无条件投降和非军事化为日本臭名昭著的军事大国地位划上了句号。
（七）地缘立国
地缘政治因素的重要性并不因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而减少，相反因地区主义的勃兴而日趋重要。大国往往既是地区一体化的积极推动者，也是最大获益者。
欧洲在长期战事中，以均势思想为主脉络，形成了大致实力均衡的战略格局。英国未能成为欧陆的主导者，遂以平衡之术操弄欧陆政治，并扬威海外，建立了世界性殖民帝国，可谓盛极一时。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却未能及时融入欧洲一体化，可谓收之东隅、失之桑榆。
美国在其大国进程中首先提出了地区主导的政治观念“门罗主义”，在世界霸权的护持过程中既着力于其他地区的战略布局，又及时引领着北美地区的经济合作进程。美国霸权战略通过国际制度布局创造一个全球性的政治经济合作体系，这个体系以美国为中心，以美洲为基础，将欧亚大陆裹胁其中。可以说，美国的霸权地位是由一个覆盖全球的同盟所组成的精细体系来支撑的，而防止欧亚大陆再出现一个能够向美国挑战的强权依旧是其战略布局的核心目标。
日本通过军事手段确立地区霸权的图谋遭到惨败，二战后通过经济措施建立地区优势的努力虽获部分成功，但因美国的战略干预、中国的全面崛起、东盟的联合自强，日本既没有成为地区一体化的积极推动者，也不是地区一体化的最大获益者，未来主导地区合作的能力也有待观察。
总结英美日大国进程的经验，国际战略一直被视为辅助性手段，但在经济全球化与地区一体化的双重冲击之下，国家利益在全球范围内拓展，使国际战略的地位上升成为必然。于是，国内战略和国际战略的一体化是任何大国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面临的挑战，也是世界性大国成长的必由之路。随着国家利益的拓展，对外开放已经成为一种寻求共同利益的途径，而不仅仅是维护自我利益的手段。这样，把开放主义视为基本的价值观，以本国为基础，着力提高国家能力；以全球和地区为支柱，促进共同利益的汇聚，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国谋求崛起的内在要求和必然方式。
四、对中国崛起进程的战略启示
抓住经济全球化浪潮、实行对外开放是大国进程的关键步骤。率先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经验表明，把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置于世界经济之中，是其经济成功发展的重要保障。与此同时，对外开放都是在国家政府的强力主导下进行的，尤其是对后发国家而言，越是融入经济全球化，越是对外开放，越是受到外国冲击，越需要提高应对负面影响的能力和提高利用国际资源的能力。国家实力和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必然需要国家能力与之相匹配，国家越开放，对安全的重视程度越高，为了保证安全，政府发挥的作用越强，二者的互动进一步提高了国家主义的战略价值。英美日大国进程表明，国家、地区与全球之间存在着互动，应根据本国国情特征和国际环境确定适宜的开放战略，建构基于三者之间动态平衡的国家战略体系，以实现国家的顺利崛起。
总结英美日三大国开放进程的经验教训，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确立适合国情、适合世情的开放战略的必要性。一方面，对外开放是一条单行道，关键时机有所迟疑必然损伤其核心国家利益，英国面对欧洲一体化的迟疑、日本面对东亚一体化的迟疑所造成的战略失误是无法弥补的。随着中国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全球各种生产要素在中国“集结”，以中国为基地，制造面向全球市场的产品，这决定了中国必然要进一步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另一方面，在对外开放进程中，国际战略不再仅仅作为国内战略的辅助，国家利益的拓展必然要求国际战略地位的提升。美英日大国进程充分揭示，实现国内战略和国际战略的平衡，建构以国际战略、地区战略与国家战略相辅相成的国家战略体系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美］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STEPHEN D.KRASNER．State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J］．World Politics，1976，（2）.
［3］胡鞍钢．全球化挑战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7．
［4］［英］安格斯·麦迪逊．世界经济千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美］迈科尔·希思考克斯．国际贸易与政治冲突——贸易、联盟与要素流动程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6］陈乐民．欧洲——分与合，衰落与中兴［M］//资中筠．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上）．北京：三联书店，2000：364．
［7］丁则民．美国通史（第3卷）：美国内战与镀金年代（1861～19世纪末）［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8］［美］罗伯特·帕斯特．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9］［法］法利德·扎卡里亚．从财富到权力［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195．
［10］周茂清．不同类型国家对外开放政策的比较［J］．中国工业经济，2003，（10）．
［11］［英］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M］．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
［12］KEVIN H.O'ROURKE．Tariffs and Growth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J］．The Economic Journal，2000，(463).
［13］［美］阿尔温·托夫勒．权力的转移［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6．
［14］FREDERIC PEARSON，MARTIN ROCHESTER．International Politics (4th Edition)［M］．New York: McGrew-Hill，1998：4-97.
［15］DANIEL DREZNER．State Structure，Technological Leadership and the Maintenance of Hegemony［J］．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001，（1）.
［16］［美］西里尔·布莱克．比较现代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
［17］黄凤志．知识霸权与美国的世界新秩序［J］．当代亚太，2003，（8）．
［18］门洪华．霸权之翼：美国国际制度战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9］张友伦．美国通史（第2卷）：美国的独立和初步繁荣（1775～1860）［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0］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课题组．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205．
［21］WILLIAM R. THOMPSON，LAWRENCE VESCERA．Growth Waves，Systemic Openness，and Protection［J］．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92，（2）．
［22］［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236-237.
［23］SAMUELP.HUNTINGTON．The Lonely Superpower［J］．Foreign Affairs， 1999，（2）.
责任编辑：李 放
关键词：对外开放；英国；美国；日本；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D502；F1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08）06-0063-11
一、经济全球化与对外开放
对外开放古已有之。经济全球化是对外开放新的动力源，经过地理大发现的促动，工业革命在欧洲兴起，欧洲各国最早进入大规模物质生产时期。尤其是工业革命产生了剩余资本，工业化的欧洲需要为剩余资本、制造品寻找原料产地和来源，成为欧洲庞大的殖民系统在亚非地区得以建立的主要原因。当欧洲的资本、技术和不发达地区的原料、劳动力相结合，首次产生出完整的世界经济，世界生产率无法估量地提高了。尽管19世纪的经济活动不像现在这样联系紧密，各国生产活动尚处孤立状态，但对外开放的意识已经萌生并发挥效应，关税水平降低就是一个历史明证。
进入19世纪20年代，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和欧洲各国在全球殖民活动的日益频繁，欧洲进入开放度增强的时代，其表现就是关税水平的降低和贸易比重的增加。1830年，世界关税达到峰值，此后逐步下降直至1860年。这个阶段是英国霸权上升的时代，而商业领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就是走向自由贸易。英国自19世纪20年代开始降低关税，1846年废除《谷物法》，1849年废除《航海法》，1860年与法国签署《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由此启动一系列双边减税协议。英国的这些举措导致的积极结果是，“以一种比较悠闲的方式使自由贸易近乎迅速地向前发展”［1］（P216）。继英国率先降低关税之后，在随后的1／4世纪里，法国、德国、意大利相继直接和间接通过双边协议降低关税。且不管英国的自由运动是完全出于自身利益还是为了影响公共物品的供给、和平和黄金标准，与自由贸易运动相关的是，自由贸易政策一直在起作用，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1］（P217）。
尽管1860年～1880年间世界关税水平有所振荡和回升，但英国却一直保持低关税水平。可以说，英国明确坚持了支持国际贸易体系开放的政策，促进了世界整体的贸易开放水平，促使自由贸易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黄金规则［2］。当然，此时自由贸易的影响力多限于英国霸权的势力范围，作为新兴工业大国的美国甚至都没有参与其中。
随着欧洲各国力量逐渐趋于均衡，英国推动自由贸易的能力开始下降，尤其是1880年～1900年，欧洲进入相对封闭的时代，其标志就是关税增加和大部分国家的贸易比重有所下降，尤其是英国人均收入、经济规模和占世界贸易比重均下降了。但是，直至1913年，英国并没有从根本上放弃自由贸易原则，欧洲也在1900年～1913年迎来了更大开放的阶段，尽管当时关税水平基本上没有变化，但美国之外所有大国的贸易比重都有所增加。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经济全球化遭受波折，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成为抗拒全球化潮流的强大力量，世界也进入了封闭的时代，其基本表现是关税水平持续增加，各国贸易比重下降，贸易更具有地区化特征，且非关税壁垒自20世纪30年代起开始盛行［3］。
19世纪末，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经济强国，但美国决策者甚少努力开放本国市场及其贸易体系，制造业关税水平更是居高不下。当然，在保护本国市场的同时，美国却积极推动其他地区开放，尤以自1899年起推行对华“门户开放政策”为重要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迎来了新一波全球化浪潮，随着美国世界霸权地位的确立，美国占世界贸易、投资的比重开始与英国相当，在促进自由贸易方面开始发挥领先作用，成为对外开放的积极促进者，世界关税水平进入持续下降时期（除20世纪50年代小幅回升外），跨国贸易迎来了黄金时期，国际贸易体系持续开放。1945年至今，世界主要贸易国进行了9轮全球性关税减免谈判，从关贸总协定（GATT）到世界贸易组织（WTO），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成为不可逆转的世界性开放潮流。这一波全球化浪潮催生了诸多新大国，尤其是德国和日本重新崛起，其世界贸易大国地位迅速确立；亚洲迎来了日本、“四小龙”、中国、印度等此起彼伏的崛起，尤其是中国1978年之后抓住经济全球化、新兴工业经济体（尤其是“亚洲四小龙”）及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新一波浪潮，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获益者之一，也成为对外开放的领先者。
追溯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历史，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基本的发展趋势，但是并不是直线发展的，世界贸易呈现出市场开放与市场封闭、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和平与战争的交替过程，而最终结果是更大的市场开放、更充分的自由贸易、更多的和平发展占据主流，可以说，经济全球化就是这一趋势的背后逻辑。面对经济全球化潮流，一个国家有不同的选择，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主动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其中，就会获得更大的、更长远的国家利益；反之，闭关自守，消极应对，则会丧失最大的发展机会。那些发展成功的国家就是成功利用经济全球化的国家，也是对外开放最成功的国家。
二、对外开放与英美日大国进程
英、美、日均以成长为世界大国为核心目标，把经济全球化视为机遇，并制定了积极的全球化战略，同时也积极追求地区主导地位。三国凭借成功的经济发展、贸易发展战略，实现了人口高增长、GDP高增长、人均收入高增长、劳动生产率高增长、技术高增长、对外贸易高增长。但鉴于实际情势不同，各国发展战略不同，开放路径不一，战略成效各异。
资料来源：Angus Maddison，Monitoring the World Economy 1820-1992，Paris:OECD，1995，p.255.
英国是致力于实现商业资本主义利益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先驱，也是经济全球化的最早获益者之一。17世纪英国废除上议院（1660年恢复），国家治理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到17世纪末期，英国经济政策领域的政府管理实现了现代化。经过一系列变革之后，18世纪的英国已经成功建立起稳健的公共财政体系［4］（P83-84）。进入19世纪，英国的外交政策和商业政策采取均势政策以平衡欧洲格局，以自由贸易为旗帜，向全球进行殖民扩张。1860年前后，英国进入鼎盛时期，人口占全世界的2％，工业能力却相当于世界的40％～60％，生产全世界53％的铁、50％的煤，商业产值占全世界的1/5，占制成品贸易的2/5。力量决定利益，利益促动变革，英国迅速成为全球自由贸易的开创者、积极促动者。拿破仑战争之后，英国自由贸易派占据主流，即使在劳工和社会问题上采取防御姿态的保守党也倾向于贸易开放［5］（P133），国内共识由此建立起来。以1846年废除《谷物法》为标志，英国贸易开放的目标得以实现，世界经济随之进入新的增长和一体化阶段。英国的自由贸易战略成功实现了促进国际贸易开放的目标，从而确立了海洋霸权和贸易霸权地位，尤以制海权为其全球霸权的基础，并凭借这一地位奠定了开放和自由经济秩序的基础。
1870年之后，英国受到北美和欧洲贸易伙伴的挑战，未能继续坚持自由贸易体制，并于1898年建立了“帝国特惠制”。这一政策调整表明，英国把殖民帝国势力范围视为其国家主义和地区主义的最后堡垒，也视之为自由贸易的最后堡垒。1931年，英国正式决定提高关税，次年明确放弃了自由贸易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彻底丧失了世界霸权国的地位，殖民体系也迅速解体。鉴于长期作为世界霸权的积淀成本（Sunk Cost），英国迟迟不愿意加入德法领导的欧洲地区合作主流，甚至另组松散的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与之分庭抗礼。这一思想源于英国与欧洲长期的博弈历史，邱吉尔曾经用最简捷的语言论述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与欧陆相联，但并不包容在里面。我们是和欧洲在一起（with），而不是属于它（of）。我们同它利害与共，但并不被它所吸纳”［6］。英国对欧洲联合的政策以抗衡开始，以妥协和加入结束，延迟加入欧洲一体化进程成为其帝国衰落的成本。
美国自身就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作为世界上最早、最大的移民国家，美国必然获得全球化红利最多，获得其他国家对外开放的红利也最多。南北战争摧毁了南部奴隶制度，扫除了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美国进入重建时期，政治经济走向统一。此后，美国资本主义在广度和深度上加速发展，广度上突出表现在西部的开拓与移民洪流的涌入，而深度上则体现在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美国由此进入了“镀金时代”，从近代美国迈向现代美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19世纪60年代，美国是尚未摆脱对欧洲经济依附的农业国，到90年代末已经拥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7］（P77）。从1860年到1890年，美国工业产值增长9倍；从1873到1913年，美国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19世纪70年代，美国超过英国成为最强大、最先进的经济体，尽管远在美洲大陆，但是这种发展及其持续增长并没有破坏美国与欧洲大国关系的稳定。19世纪90年代，美国工业产值接近英、法、德三大强国之和。1900年，美国的工业产值已经是英国的两倍多［8］（P216），占世界制造业总产量的30％，1907年更是达到35％。在几乎每一项重要的工业数字上，美国都已经明显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9］。
美国成长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国内市场，成为唯一由国内市场支撑实现现代化的经济体［10］，也使得关税保护具有浓厚的国内基础。实际上，从殖民地到独立共和国，美国一直实行高关税政策，尤其是制造业关税水平位居世界最前列。美国保护主义者第一个重大胜利就是1824年《关税法案》（The Tariff Act），充分提高进口关税，而最强烈支持提高关税的是东北部的新兴制造业［5］（P78）。美国在19世纪基本上是一个贸易保护主义国家，1914年之前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关税降低［2］。1857年，美国的关税率为19％，1890年提高到50％以上，1897年更是高达57％，形成了美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高关税壁垒。高关税政策大大提高了美国产品在国内市场的比重，从1860年的60％上升到1900年的97％，有力地保证了美国迅速成为世界工业大国［7］（P203-205）。
在加强国内贸易保护的同时，美国并没有放弃在其他地区寻求和支持自由贸易的机会，“门户开放政策”成为美国力图主导亚洲进程的先声。鉴于美国崛起期间，欧洲正居于世界政治经济领导地位，美国则以门罗主义为主体思想，着力经营周边，迅速成为美洲政治和安全事务的主导者。第二次世界大战赋予美国获取世界霸权地位的机遇，迅速成为自由贸易最为坚定的支持者、推动者。美国承接英国开创的自由经济秩序，并将之扩展到全球，使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成为世界主导思潮。当然，美国在催促其他国家、地区开放的同时，从未放弃过贸易保护主义的自私策略。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寻求美洲经济地区主义，与其他国家开展双边自由贸易区谈判，把对外开放和对内保护视为国家战略利益并行不悖的手段。
如同整个亚洲一样，日本也曾是经济全球化的落伍者。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Matthew Perry）“黑船叩关”，揭开了日本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序幕，日本称之为“第一次开国”。1867年，日本开始变革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努力促进技术转移和应用，迅速创造了庞大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11］。1867年底，明治天皇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废除幕府。1868年3月，新政府颁布施政纲领《五条誓文》，1868年4月颁布《政体书》，建立了中央集权式的政治体制，改革身份制度，废除了封建俸禄，改革土地制度，实施新地税，“殖产兴业”，推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日本开始在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上西方学习，致力于“文明开化”，为经济发展和军事崛起提供了制度条件。
应该说，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一系列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改革，推动了日本走向资本主义道路，避免了本国沦为殖民地的命运，实现了经济发展。然而，作为现代世界的后来者，日本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当时盛行的弱肉强食逻辑，在本身尚未完全摆脱欧美国家不平等条约之际，就已经策划并开始向亚洲邻国进行侵略扩张。在这样的情势下，日本不可能遵循自由贸易规则，反而公然宣扬民族主义，强调贸易是打垮外国人的一个手段［8］（P270）。在政治军事上，日本侵略朝鲜，进攻中国，进而寻求确立地区霸权，力图通过军事征服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遭受了可耻的失败。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再次成为拥抱全球化浪潮的亚洲领先者，日本“第二次开国”。1952年日本制定了“贸易立国”的发展战略，尤其是1955年加入关贸总协定，从外部环境上推动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同时，日本不断提升在国际组织中的贸易、外汇自由化力度，如1963年从关贸总协定的第12条国家上升到第11条国家（即不能以国际收支为借口实施进口限制），1964年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12条国家上升为第8条国家（即禁止以国际收支为理由实施外汇限制），从而建立了开放性的经济体制，进一步推动了经济高速增长，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日本在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方面无疑是领先者，也是最大的获益者，但日本一直未能在东亚地区主义上确立积极有效的战略，尤其是迄今依旧缺乏对其历史罪行的深刻认识，决定了日本难以把全球优势及时转化为地区主导地位，在抓住地区主义潮流上已经落后于中国。
三、英美日大国进程的实证总结
英美日大国进程各有特色，其共同点在于：顺应经济全球化、地区一体化潮流，以拓展本国战略利益为出发点，抓住历史发展机遇，以开放立国、技术立国、产业立国、贸易立国、军事立国、地缘立国为基本战略趋向，以崛起为世界性大国为战略目标。
（一）开放立国
作为新兴大国，英美日在崛起阶段都采取了对外开放与对内保护并举、国内开放与国外开拓并举的战略，把开放立国定为国策。一般而言，新兴国家的必然特征是开放，只有衰落者才会强调保护。当然，这个过程并非没有保护，寻求通过法律法规手段进行保护是必要的；开放是既定的，但如何开放却需要根据本国国情灵活变革，避免把单一的政策措施（如降低关税）视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唯一砝码。应该说，各国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采取的政策并不完全是开放和支持自由贸易的政策，如英国在19世纪经济高速发展时期采取了自由贸易的政策，而美国在19世纪后期工业化进程中采取了对制造业实施高进口关税的政策，1900年之后的日本亦如此［12］。但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采取的政策表明，世界性大国的地位需要以开放经济秩序为依托，而主导大国则必然采取促进开放的政策；1950年之后的日本成为开放经济秩序的最大获益者之一，并一直实行低关税政策。
从英美日对开放的秉持中，我们也看到了不同，英美在推进国际开放过程中，促进了国内开放，促使世界经济自由化和一体化的进程加快，在建立世界霸权的过程中成为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缔造者、维护者；日本则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争取享受国际开放的红利，而没有加快国内开放的步伐，因而是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获益者、搭便车者，这也是目前日本着力于“第三次开国”的历史背景。
（二）技术立国
现代历史上英美霸权的确立均与掌握技术的先机直接相关。从20世纪中叶开始，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航天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等促成了新一轮的技术革命热潮，成为权力转移新时代到来的界标。高新技术的迅速扩散促成了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托夫勒指出，权力由暴力、财富和知识组成，前两者是过去时代的权力基础，而现在，知识经济作为一种爆炸性的新力量，“削弱了旧权力系统的每一个支柱，最终改变着家庭生活、商业、政治、民族国家以及全球权力本身的结构”［13］。在这样的情势下，技术成为一种核心权力，“对创新性的价值生产模式和新知识的领先拥有，已经变得甚至比钢铁、煤炭和水泥等传统的经济权力基础更为关键。”［14］
技术创新是先进工业化国家实力增长最重要的来源和主要动力［15］。从技术来源看，国家大致可分为发明者和采用者两种类型，二者并不一定迭合，发明者以技术创新取胜，采用者以市场创新领先。从技术水平看，国家大致可分为领先者和跟进者，跟进者可能会追上领先者并取而代之。从三大国崛起进程来看，英国技术领先达两个世纪，后美国取而代之达一个多世纪，后来日本也步入领先者行列。我们注意到，技术跟进者先后成为发达国家，有的还成为领先者。正如西里尔·布莱克所指出的，“英国取得欧洲的技术领先地位，首先主要不是依赖自己的大量发明，而是依靠率先利用其它国家的发明，明治时期的日本与此相似”，“日本则是依靠有选择地采用其它国家创造的思想和技术迅速进入现代世界的。”［16］（327；332）鉴于此，“技术立国”不仅是大国进程的必由之路，而且是从技术跟进者成为领先者的必由之路。
资料来源：William R.Thompson and Lawrence Vescera，Growth Waves，Systemic Openness，and Protectio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6，No.2，Spring 1992，pp.493-532.
英国是19世纪拥有最高生产率水平的国家，承担了世界向新技术领域推进的主要责任。在整个19世纪，甚至直到1913年，英国的生产率水平都居于欧洲所有其他国家的水平之上，其他国家与英国的平均技术差距甚大［11］（P12）。到1850年，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其先进的技术水平功不可没。英国1820年～1913年人均收入增长超过以往任何时代，是1820年～1870年人均收入的3倍，人均收入提高的根本原因在于技术进步的积累，以及伴随的物质资本的迅速增长、教育和劳动技能的改进。
美国在建国初期的100年里，主要依靠大量引进先进的欧洲技术和设备完成了工业化进程，自19世纪末实现工业化之后，美国在技术创新上就一路领先，主要依靠本国的科学技术推动国家实力的增长。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世界技术创新的动力出现变化，其特征是个人发明者的作用降低，美国开创的应用研究推动了技术创新制度化，为成长为世界领先者发挥了主导作用。1913年，美国制造业中大约有370个研究单位，雇佣了3500名员工。1946年，则有2300个研究机构，雇员达到118000人，即每1000个雇员中有4名科技工作者［4］（P215）。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是信息革命的最大受惠国，在信息技术领域遥遥领先，它以强大的经济和人才优势控制着信息领域的核心技术，掌握着制定有关技术之国际标准和规范的实际权力，并按照自己的战略利益设定技术壁垒［17］。美国在研发方面的支出几乎相当于紧随其后的7个最富裕国家的总和，并理所当然地成为高科技产品标准的制订者。据估计，科学技术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左右，位居各国之首［18］（P82-85）。
（三）教育立国
人才是技术创新最为强大的推动力，也是技术创新的关键，而教育是培育人才的基础途径，教育立国对大国进程而言，是基础条件，更是关键要素。从就业者平均教育年限可以看出，教育对大国进程所具有的重要性。
注：就业者年龄取15岁~64岁；初等教育赋权为1，中等教育赋权为1.4，高等教育赋权为2，以上数据为初等教育的等量年。
资料来源：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172～173页。中国数据为作者核算。
16世纪末17世纪初，英国在上层阶级教育结构之下，较早产生了平民教育制度。17世纪，英国的知识生活已经非常活跃和世俗化了。在英国技术和教育启蒙的世纪，许多知名学者如霍布斯（Thomas Hobbes）、洛克（John Locke）、培根（Francis Bacon）、牛顿（Isaac Newton）都参加了公共政策的实际事务，并对技术进步产生了重要影响［4］（P84）。英国迅速增长具有重大意义的要素是民众识字率的提高，1770年农村青年男子能读写的人已经占50％，此外苏格兰采用合理而实用的教育制度，向英格兰输送了大批专家和技术人员［16］（P339-340）。从19世纪到1913年，英国的生产力水平高于所有其他欧洲国家，同时期英国平均受教育年限也高于其他国家。
到1776年时，拥有250万人口的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已经有了9所大学和熟悉欧洲情况的知识精英阶层。独立战争后，美国开始改革依靠私人、教会和慈善机构办教育的传统欧洲模式，逐步建立适合于年轻共和国需要的教育制度。19世纪初，公费学校的概念付诸实践，美国整个国家开始向义务教育制度过渡，尤其是适应工业化进展，自然科学专业在高等院校中发展迅速，为工业革命的进行提供了积极的动力［19］（P390-397）。1820年美国人均教育年数相当于英国的87.5％，1870年提高到88.3％，1913年进一步提高到91.2％。在这93年间，欧洲向全世界输出移民6000多万人，有3000多万人移居美国。美国获得人口流动的红利最大，尤其是大量新移民来自工业化的欧洲，对美国工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如英国移民高度集中在工业部门，推动了美国制造业的迅速发展［19］（P323）。据统计，目前美国的留学生超过50万人，占世界留学生总数的1／3以上，留学生获得学位之后，多留在美国工作和生活，成为美国科技发展的最大动力源之一。美国许多的重要科技成果——如核技术、计算机技术、航天计划、生物材料等——都是在移民科学家的主导或参与下实现的。美国以不到世界1／20的人口创造了1／4以上的财富，其主要原因在于人力资源优势是美国保持强国地位的不竭动力［20］。
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将国民教育作为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始终致力于普及、发展教育。1871年，日本设立负责教育行政的文部省，1872年颁布《学制》，致力于“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的目标；此后颁布的《教育令》，强化中央政府对教育内容和学校运营的管理，规定最低教育年限。与此同时，日本大力发展高等教育，1877年成立最早的综合性大学东京大学，政府向海外大批派遣留学生，同时邀请西方学者担任外籍教师，以充实高等教育。另一方面，具有西方色彩的私立学校乃至大学迅速建立起来，如庆应义塾大学、明治大学、早稻田大学、同志社大学的前身均在19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陆续开办。1913年，日本人均受教育年数相当于美国的68.2％，1950年增至80.8％，随后进一步提高，1992年增至美国的82.4％，而其绝对值的增长更为引人注目。1820年至1992年，美国和日本的平均人力资本均提高了10倍。
（四）产业立国
主导产业的领导地位是世界性大国的重要标志，构成一个时期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石。1780年～1980年之间，世界经济主要的增长领域为棉纺织、铁、钢、化工产品、汽车。英国在18世纪末期到1880年一直保持着领先地位，1880年～1900年为过渡时期；19世纪中期，美国超过法德成为世界第二大生产国，1900年取代英国在五个领域均占据主导地位，并保持至20世纪70年代初，之后在80年代曾一度遭受挑战并进入过渡时期，90年代之后美国的至高地位继续稳固；其间，日本在制造业领域的追赶战略也是颇为引人注目的［21］。
从经济发展的历程看，几乎所有通过赶超战略发展起来的国家都坚持对本国新兴产业实行灵活但有效的保护。例如，美国政府在本国制造业崛起的初期，推动通过关税立法确立了对制造业的保护，从而形成了从英国引进资本、技术但排斥英国产品的基本格局。1913年，美国工业产值已经是世界第一，但其制造业关税依旧高达44％。
资料来源：Paul Bairoch，International Industrialization Levels from 1750 to 1980，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Vol.11，No.2，Fall 1982，pp.269-335；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 2006，CD-ROM.
（五）贸易立国
英国、美国都长期居于世界第一贸易大国的地位，日本更是将“贸易立国”定为基本国策，贸易地位因之位居世界前列。
资料来源：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146页、第162～165页；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1～263页。
英国通过自由贸易政策促进了技术变革成果的扩散，形成了“大进大出”的贸易结构。英国吸收了大约1/4的世界进口，主要是食品和原材料，其出口则主要是制造业产品，并成为与贸易相关的劳务——如船运、短期贸易融资和保险等——的最大供给者［11］（P33）。繁荣的海上贸易促进了英国经济，刺激了航海业和造船业的发展，为国家财政提供了资金，同时还是英国通向殖民地的生命线。堪为佐证的是，英国海外投资从1870年起大幅度增加，1914年英国海外资产相当于本国GDP的1.5倍左右。1860年～1914年，美国出口额增加了7倍以上（从3.34亿美元增加到23.65亿美元），进口量只增加了4倍（从3.56亿美元增长到18.96亿美元）对国内市场的保护由此可见一斑。截至20世纪初，由于美国经济发展有着庞大的国内市场支撑，对外贸易在美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占的比重甚小（1913年外贸占GDP的8％，而英国为26％），但美国经济对其他国家的冲击是不可忽视的。美国传统上出口原材料（尤其是棉花），进口成品，以出口黄金弥补贸易亏空。南北战争之后，工业化迅速改变了这一模式，美国开始大量出口农机、钢铁成品、机床、电器产品等，很快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品生产国［22］。
（六）军事立国
军事立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大国崛起的基本路径。最终胜负依靠战争决定也成为欧洲主导国际关系时期的黄金规则，这一规则的效应波及美国和日本，二者均有通过战争实现主导目标的历史记录。二战后，大国战略从军事立国转变为优势立国，尤其是作为二战罪魁和战争失败者的德国、日本均向和平主义转变，走上了和平发展之路。但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国家的大国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了西方国家崛起的基本历程，其中战争、霸权、主导是其大国进程的核心要素。
1900年，英国的势力范围和帝国版图覆盖亚洲、非洲、部分美洲、大洋洲，拥有50块殖民地，总人口超过3.45亿，陆地面积达1160平方英里，是英国本土的96倍，其统治的人口和陆地面积超过了法国、德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意大利、奥匈帝国、丹麦、俄罗斯、土耳其、中国和美国的总和［8］（P37）。英国霸权地位的获得，自然是凭借坚船利炮进行军事侵略和征服的结果。美国建国被视为对英国霸权的挑战，标志着英国丧失了在北美大陆的主导地位［23］。美国从地区霸权走向全球霸权的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1898年美西战争之前，美国处于北美大陆扩张阶段；美西战争之后，美国进入全球海洋扩张阶段，开始染指欧洲之外的其他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美国霸权步入全球扩张阶段，即操控欧陆局势、夺取世界霸权［18］（P102）。对日本而言，经济实力和陆海军实力是同步发展的。然而，与其他工业化国家相比，日本基本处于末流大国的地位，在工业和金融方面更是无足轻重。但是，明治时代使日本成为一流国家的野心助长了日本的扩张主义。同时，日本帝国主义的根本动机之一就是控制东亚的原料和市场，确立原料基地和出口基地。因此，日本对外政策无论是政治方面还是经济方面都富有侵略性。1876年，日本强迫朝鲜签署商务条约，1894年～1895年发动第一次中日战争并攫取台湾，1902年与英国缔结军事同盟，1904年～1905年幸运地战胜俄罗斯，1910年吞并朝鲜。特别是全面侵华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并发动太平洋战争，最终以无条件投降和非军事化为日本臭名昭著的军事大国地位划上了句号。
（七）地缘立国
地缘政治因素的重要性并不因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而减少，相反因地区主义的勃兴而日趋重要。大国往往既是地区一体化的积极推动者，也是最大获益者。
欧洲在长期战事中，以均势思想为主脉络，形成了大致实力均衡的战略格局。英国未能成为欧陆的主导者，遂以平衡之术操弄欧陆政治，并扬威海外，建立了世界性殖民帝国，可谓盛极一时。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却未能及时融入欧洲一体化，可谓收之东隅、失之桑榆。
美国在其大国进程中首先提出了地区主导的政治观念“门罗主义”，在世界霸权的护持过程中既着力于其他地区的战略布局，又及时引领着北美地区的经济合作进程。美国霸权战略通过国际制度布局创造一个全球性的政治经济合作体系，这个体系以美国为中心，以美洲为基础，将欧亚大陆裹胁其中。可以说，美国的霸权地位是由一个覆盖全球的同盟所组成的精细体系来支撑的，而防止欧亚大陆再出现一个能够向美国挑战的强权依旧是其战略布局的核心目标。
日本通过军事手段确立地区霸权的图谋遭到惨败，二战后通过经济措施建立地区优势的努力虽获部分成功，但因美国的战略干预、中国的全面崛起、东盟的联合自强，日本既没有成为地区一体化的积极推动者，也不是地区一体化的最大获益者，未来主导地区合作的能力也有待观察。
总结英美日大国进程的经验，国际战略一直被视为辅助性手段，但在经济全球化与地区一体化的双重冲击之下，国家利益在全球范围内拓展，使国际战略的地位上升成为必然。于是，国内战略和国际战略的一体化是任何大国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面临的挑战，也是世界性大国成长的必由之路。随着国家利益的拓展，对外开放已经成为一种寻求共同利益的途径，而不仅仅是维护自我利益的手段。这样，把开放主义视为基本的价值观，以本国为基础，着力提高国家能力；以全球和地区为支柱，促进共同利益的汇聚，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国谋求崛起的内在要求和必然方式。
四、对中国崛起进程的战略启示
抓住经济全球化浪潮、实行对外开放是大国进程的关键步骤。率先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经验表明，把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置于世界经济之中，是其经济成功发展的重要保障。与此同时，对外开放都是在国家政府的强力主导下进行的，尤其是对后发国家而言，越是融入经济全球化，越是对外开放，越是受到外国冲击，越需要提高应对负面影响的能力和提高利用国际资源的能力。国家实力和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必然需要国家能力与之相匹配，国家越开放，对安全的重视程度越高，为了保证安全，政府发挥的作用越强，二者的互动进一步提高了国家主义的战略价值。英美日大国进程表明，国家、地区与全球之间存在着互动，应根据本国国情特征和国际环境确定适宜的开放战略，建构基于三者之间动态平衡的国家战略体系，以实现国家的顺利崛起。
总结英美日三大国开放进程的经验教训，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确立适合国情、适合世情的开放战略的必要性。一方面，对外开放是一条单行道，关键时机有所迟疑必然损伤其核心国家利益，英国面对欧洲一体化的迟疑、日本面对东亚一体化的迟疑所造成的战略失误是无法弥补的。随着中国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全球各种生产要素在中国“集结”，以中国为基地，制造面向全球市场的产品，这决定了中国必然要进一步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另一方面，在对外开放进程中，国际战略不再仅仅作为国内战略的辅助，国家利益的拓展必然要求国际战略地位的提升。美英日大国进程充分揭示，实现国内战略和国际战略的平衡，建构以国际战略、地区战略与国家战略相辅相成的国家战略体系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美］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STEPHEN D.KRASNER．State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J］．World Politics，1976，（2）.
［3］胡鞍钢．全球化挑战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7．
［4］［英］安格斯·麦迪逊．世界经济千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美］迈科尔·希思考克斯．国际贸易与政治冲突——贸易、联盟与要素流动程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6］陈乐民．欧洲——分与合，衰落与中兴［M］//资中筠．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上）．北京：三联书店，2000：364．
［7］丁则民．美国通史（第3卷）：美国内战与镀金年代（1861～19世纪末）［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8］［美］罗伯特·帕斯特．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9］［法］法利德·扎卡里亚．从财富到权力［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195．
［10］周茂清．不同类型国家对外开放政策的比较［J］．中国工业经济，2003，（10）．
［11］［英］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M］．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
［12］KEVIN H.O'ROURKE．Tariffs and Growth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J］．The Economic Journal，2000，(463).
［13］［美］阿尔温·托夫勒．权力的转移［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6．
［14］FREDERIC PEARSON，MARTIN ROCHESTER．International Politics (4th Edition)［M］．New York: McGrew-Hill，1998：4-97.
［15］DANIEL DREZNER．State Structure，Technological Leadership and the Maintenance of Hegemony［J］．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001，（1）.
［16］［美］西里尔·布莱克．比较现代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
［17］黄凤志．知识霸权与美国的世界新秩序［J］．当代亚太，2003，（8）．
［18］门洪华．霸权之翼：美国国际制度战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9］张友伦．美国通史（第2卷）：美国的独立和初步繁荣（1775～1860）［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0］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课题组．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205．
［21］WILLIAM R. THOMPSON，LAWRENCE VESCERA．Growth Waves，Systemic Openness，and Protection［J］．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92，（2）．
［22］［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236-237.
［23］SAMUELP.HUNTINGTON．The Lonely Superpower［J］．Foreign Affairs， 1999，（2）.
责任编辑：李 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