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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立20座各拥有5000万人口的超级大城市，将能实现规模经济，突破经济增长瓶颈
中国经济发展正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全球贸易前景不确定、国内消费不足、就业不足、环境恶化、自然资源匮乏等。但如果中国能通过建立超大城市（Supercity）来提高生产效率和人口分布效率、改善居住条件，则上述挑战都可以得到缓解或解决。
挑战种种
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中国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过去的成功不能保证将来的成功，中国的增长前景还面临着许多障碍。
第一，中国的增长模式是出口导向型的，对出口的依赖程度一直在上升。2000年至2006年间，中国GDP每增加1美元，出口就增加51美分，这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前景过于依赖全球贸易环境。而未来几年西方国家经济增长将会放缓，或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全球贸易环境可能恶化。
第二，中国人口结构正变得不那么有利于经济增长。五年内，中国人口抚养比会达到最低值；之后，人口变化趋势将成为经济增长的阻碍因素。未来20年内，中国老龄人口比例将达到1995年日本的水平，而正是在那时，日本失去了增长的动力。人口变化趋势也使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越发紧迫，中国必须在20年内实现工业化，否则将陷入低收入水平陷阱中。
第三，中国的生态环境已经被严重破坏，进一步破坏将引发巨大的经济成本。比如，中国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可能已经两倍于可持续发展所限定的水平。如果空气质量继续恶化，将出现严重的城市健康危机。水污染的情况与空气污染类似。为了解决这类问题，所有工厂必须安装相应的处理设备，这会增加生产成本，并减缓经济增长步伐。
第四，中国压低生产要素价格的做法是不可持续的。由于政府拥有所有关键生产要素，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推动经济增长，这些要素的价格就被压低。但没有合适的定价，这些资源将被滥用，无法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为了让资源消耗回到可持续路径上，中国可能需要把水、煤炭等自然资源的价格提高一倍到两倍。当然，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会降低。
第五，巨大的贸易顺差使中国与贸易伙伴的摩擦越来越多，这会导致对WTO体系规则的冲突，但WTO对中国出口导向的增长是非常关键的。而且，由于贸易盈余所带来的资本过剩，中国的城市化规模需要加倍。但房地产价格太高，减缓了城市化进程。
规模经济是关键
大城市的人均收入一般比中小城市更高。东京地区的人均收入比日本平均水平高60％，纽约和伦敦的情况也类似。而在发展中国家，像里约热内卢、孟买、上海这种大城市的平均收入，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的幅度要更为可观。这种现象的关键，在于规模经济。
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城市也应该更大。中国国土面积与美国相当，人口却4.3倍于美国；而且美国东西部都有海岸，中国西部却不适宜居住。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城市规模至少应该是美国的4.3倍。美国最大的城市是纽约和洛杉矶，人口超过1000万，那么，中国最大的城市应该有超过5000万人口，即超大城市。
城市越大，失业率越低。这一统计事实的背后，是规模经济上升所带来的效率。其中，最重要的效率来自人口分布。例如，一個有着5000万人口的大城市，可以让大型超市变得像便利店那样可行。高效率也让就业变得更容易。因为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大城市中每个工人的产量会更高，雇主也能雇用更多的工人。
巨大的人口会让公共交通变得有利可图。地铁在多数城市都是不赚钱的，香港和东京是极少数例外，因为它们的人口庞大而且集中。而中国的城市应该比它们更大。
公共基础设施通常都无法盈利；这种基础设施的融资可得性，经常成为城市发展速度的制约因素。而中国可以建设足够大的城市，让公共基础设施实现高额赢利，这就开启了通过发行债券来发展城市基础设施的可能性。中国正在经历资本过剩，如果资金能够投向超大城市的建设并获得利润，那么国内需求将大大增加，经济对于出口的依赖也会减少。
成百上千个城市同时追求快速增长，不会是有效的策略。中国应该挑选一些城市，赋予它们省级行政地位，并给它们发行债券来发展基础设施的权力。例如，除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大连、青岛、深圳、武汉也可以成为选择。
如何突破瓶颈
目前，有许多瓶颈因素威胁着中国的长期增长前景。首当其冲的，是环境的恶化。
超大城市在防治污染方面，也可以产生很好的规模经济。例如，垃圾处理行业就有着上升的规模经济——市场越大，处理单位废弃物所需的投资成本就越低。再循环领域也是如此。
而且，汽车废气这一最明显的城市污染，也可以在超大城市中得到解决。因为如前所述，规模经济可以使地铁实现赢利，当地铁能够为大多数城市人口服务时，政府就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提高开汽车的成本，例如在马路上实行电子化收费，从而达到减少车辆的目的。
在与生产相关的污染方面，超大城市也是最有效的解决方式。大多数污染都来自位于小城市的小型工业；出于紧迫的就业考虑，当地政府不愿意对其施加严格的环保标准。如果这些工业靠近大城市，它们就可以最大程度地扩张其规模，由此获得的效率将使其能够承担污染控制的成本。
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二大瓶颈，是水资源匮乏。中国人均淡水拥有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更糟糕的是，中国有限的水资源已经严重污染，多数都不能饮用了。而且，北方许多地区的污染使得水资源无法支撑城市化进程。对此，目前的主要解决方案是“南水北调”。但更为可行的策略是：第一，减少水的人均消费量；第二，将人口迁移到有水的地方；第三，控制水污染。
我相信，中国大多数人口最终将居住在长江沿岸的超大城市中。沿海城市将使用脱盐技术获得其大多数水供给，长江沿岸城市则可以从江中取水。中国水供给的长期可得性，有赖于对江河与沿海水体污染的严厉控制。
水处理或脱盐产业也存在规模经济。它们需要很高的固定投资；在一个超大城市中，它们在商业上会更为可行。脱盐技术的能源可以来自核能，这也是一个高固定成本的行业。为了利用最新的技术，中国必须利用其人口数量来提高规模，从而减少每单位产出所对应的固定成本。
第三，就业不充分仍然是中国面对的一个严峻挑战。除了非熟练劳动力以外，由于大学扩招速度远快于经济增长速度，受教育劳动力也已经进入了剩余阶段。虽然近来有工资上升的迹象，但我认为中国劳动力市场仍然处于过剩状态。近年来，中国出口的爆炸式增长导致了一些地方和特定行业劳动力的短缺。但我认为，局部性的劳动力短缺在中国是周期性而非结构性的。
超大城市可以实现更广泛的劳动分工，这是劳动力市场效率的核心。中国过去鼓励小城市发展，以减少向大城市的移民。但小城市未能产生足够的工作机会，收入水平远低于大城市。中国不应再强调发展小城市，而要集中资源发展超大城市，由此带来的规模经济将解决中国的就业难题。
房地产当行低价
过去三年，由于出口驱动的流动性扩张，中国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已经超出了城市中产阶层的承受能力。虽然价格上涨吸引了投机性的买家，城市化一时有所加速，但房地产高价最终将减少需求，并让城市化放缓。而如果不能保持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国国内需求将积弱不起，迫使经济继续依赖出口。
在房地产上，中国必须回到低价格理念上。房地产建设和相关的基础设施其实并不昂贵，高价反映的是高的土地价格，而这是由地方政府增加收入的需要所导致的。除非地方政府有办法融资，否则土地将永远不会只是一种普通商品。
因此，中央政府应当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例如，省级直辖市可以享有此权力。同时，这种融资对于债券市场必须是透明的。这种发债权将导致资源集中于选定的城市。虽然这看似有些不公平，但在城市化中通过规模经济而获益，却是国家发展所必需的。
即便地方政府不再从土地中获得财政收入，房地产对于从农村移民来说也仍然太贵。中国城市中的大多数移民工人都住在工厂宿舍，或者很多人挤在租来的小平房里。没有适当的居住条件，他们和他们的后代将难以融入城市主流。中国城市化的主要目标，应该是让贫穷的移民工人也能承担房地产价格。
中央政府应该建立一个类似于美国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Fannie Mae）的全国性机构，来为低收入家庭提供抵押担保。对于购买低价房地产的低收入家庭，这一机构可以向他们提供相当于房屋价格95％或更高的借款。由于中国的债券收益非常低，这对中央政府应该是赢利的。比方说，中央政府以3.5％的利率发行十年期债券，发行成本应该不会高于0.5％，再加上0.5％的潜在损失，这一机构可以按4.5％的利率向低收入家庭提供十年期借款。
在美国早期城市化进程中，在让家庭拥有自己的房产方面，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之所以有效，是因为第一，它将许多人的信用风险集中在一起，从而降低了总体风险；第二，通过政府担保，它降低了融资成本。中国现在正需要这样一个机构来加速城市化。
“城市病”药方
大多数人都认为，大城市一定有“城市病”，比如交通堵塞和污染。但这是一个错觉，因为世界上大多数城市都不是按照现有人口设计的。例如纽约规划人口只有100万，而伦敦是为马车运输设计的。
一个规划合理的大城市，可以避免通常的城市问题。东京是在“二战”后规划的，它的情况就好得多。如果中国从一开始就按照5000万人口的规模来规划超大城市，那么就可以避免多数城市病。
另外，城市里的污染并非更严重，只是更集中。即便人们离开大城市，他们还是会污染环境，只不过污染的是更大范围的环境。
对于中国来说，如果人口集中于超大城市，污染可以得到有效处理，对环境的影响可以降到最低；如果巨大的人口扩散到无数小城市中，污染处理将变得过于昂贵。而且，如果中国人口的80％集中于20个超大城市中，其他地区将变得相对空旷，这对环境保护也是好事。人们可以时不时地去乡村游玩，享受自然。
中国经济发展正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全球贸易前景不确定、国内消费不足、就业不足、环境恶化、自然资源匮乏等。但如果中国能通过建立超大城市（Supercity）来提高生产效率和人口分布效率、改善居住条件，则上述挑战都可以得到缓解或解决。
挑战种种
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中国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过去的成功不能保证将来的成功，中国的增长前景还面临着许多障碍。
第一，中国的增长模式是出口导向型的，对出口的依赖程度一直在上升。2000年至2006年间，中国GDP每增加1美元，出口就增加51美分，这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前景过于依赖全球贸易环境。而未来几年西方国家经济增长将会放缓，或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全球贸易环境可能恶化。
第二，中国人口结构正变得不那么有利于经济增长。五年内，中国人口抚养比会达到最低值；之后，人口变化趋势将成为经济增长的阻碍因素。未来20年内，中国老龄人口比例将达到1995年日本的水平，而正是在那时，日本失去了增长的动力。人口变化趋势也使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越发紧迫，中国必须在20年内实现工业化，否则将陷入低收入水平陷阱中。
第三，中国的生态环境已经被严重破坏，进一步破坏将引发巨大的经济成本。比如，中国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可能已经两倍于可持续发展所限定的水平。如果空气质量继续恶化，将出现严重的城市健康危机。水污染的情况与空气污染类似。为了解决这类问题，所有工厂必须安装相应的处理设备，这会增加生产成本，并减缓经济增长步伐。
第四，中国压低生产要素价格的做法是不可持续的。由于政府拥有所有关键生产要素，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推动经济增长，这些要素的价格就被压低。但没有合适的定价，这些资源将被滥用，无法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为了让资源消耗回到可持续路径上，中国可能需要把水、煤炭等自然资源的价格提高一倍到两倍。当然，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会降低。
第五，巨大的贸易顺差使中国与贸易伙伴的摩擦越来越多，这会导致对WTO体系规则的冲突，但WTO对中国出口导向的增长是非常关键的。而且，由于贸易盈余所带来的资本过剩，中国的城市化规模需要加倍。但房地产价格太高，减缓了城市化进程。
规模经济是关键
大城市的人均收入一般比中小城市更高。东京地区的人均收入比日本平均水平高60％，纽约和伦敦的情况也类似。而在发展中国家，像里约热内卢、孟买、上海这种大城市的平均收入，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的幅度要更为可观。这种现象的关键，在于规模经济。
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城市也应该更大。中国国土面积与美国相当，人口却4.3倍于美国；而且美国东西部都有海岸，中国西部却不适宜居住。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城市规模至少应该是美国的4.3倍。美国最大的城市是纽约和洛杉矶，人口超过1000万，那么，中国最大的城市应该有超过5000万人口，即超大城市。
城市越大，失业率越低。这一统计事实的背后，是规模经济上升所带来的效率。其中，最重要的效率来自人口分布。例如，一個有着5000万人口的大城市，可以让大型超市变得像便利店那样可行。高效率也让就业变得更容易。因为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大城市中每个工人的产量会更高，雇主也能雇用更多的工人。
巨大的人口会让公共交通变得有利可图。地铁在多数城市都是不赚钱的，香港和东京是极少数例外，因为它们的人口庞大而且集中。而中国的城市应该比它们更大。
公共基础设施通常都无法盈利；这种基础设施的融资可得性，经常成为城市发展速度的制约因素。而中国可以建设足够大的城市，让公共基础设施实现高额赢利，这就开启了通过发行债券来发展城市基础设施的可能性。中国正在经历资本过剩，如果资金能够投向超大城市的建设并获得利润，那么国内需求将大大增加，经济对于出口的依赖也会减少。
成百上千个城市同时追求快速增长，不会是有效的策略。中国应该挑选一些城市，赋予它们省级行政地位，并给它们发行债券来发展基础设施的权力。例如，除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大连、青岛、深圳、武汉也可以成为选择。
如何突破瓶颈
目前，有许多瓶颈因素威胁着中国的长期增长前景。首当其冲的，是环境的恶化。
超大城市在防治污染方面，也可以产生很好的规模经济。例如，垃圾处理行业就有着上升的规模经济——市场越大，处理单位废弃物所需的投资成本就越低。再循环领域也是如此。
而且，汽车废气这一最明显的城市污染，也可以在超大城市中得到解决。因为如前所述，规模经济可以使地铁实现赢利，当地铁能够为大多数城市人口服务时，政府就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提高开汽车的成本，例如在马路上实行电子化收费，从而达到减少车辆的目的。
在与生产相关的污染方面，超大城市也是最有效的解决方式。大多数污染都来自位于小城市的小型工业；出于紧迫的就业考虑，当地政府不愿意对其施加严格的环保标准。如果这些工业靠近大城市，它们就可以最大程度地扩张其规模，由此获得的效率将使其能够承担污染控制的成本。
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二大瓶颈，是水资源匮乏。中国人均淡水拥有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更糟糕的是，中国有限的水资源已经严重污染，多数都不能饮用了。而且，北方许多地区的污染使得水资源无法支撑城市化进程。对此，目前的主要解决方案是“南水北调”。但更为可行的策略是：第一，减少水的人均消费量；第二，将人口迁移到有水的地方；第三，控制水污染。
我相信，中国大多数人口最终将居住在长江沿岸的超大城市中。沿海城市将使用脱盐技术获得其大多数水供给，长江沿岸城市则可以从江中取水。中国水供给的长期可得性，有赖于对江河与沿海水体污染的严厉控制。
水处理或脱盐产业也存在规模经济。它们需要很高的固定投资；在一个超大城市中，它们在商业上会更为可行。脱盐技术的能源可以来自核能，这也是一个高固定成本的行业。为了利用最新的技术，中国必须利用其人口数量来提高规模，从而减少每单位产出所对应的固定成本。
第三，就业不充分仍然是中国面对的一个严峻挑战。除了非熟练劳动力以外，由于大学扩招速度远快于经济增长速度，受教育劳动力也已经进入了剩余阶段。虽然近来有工资上升的迹象，但我认为中国劳动力市场仍然处于过剩状态。近年来，中国出口的爆炸式增长导致了一些地方和特定行业劳动力的短缺。但我认为，局部性的劳动力短缺在中国是周期性而非结构性的。
超大城市可以实现更广泛的劳动分工，这是劳动力市场效率的核心。中国过去鼓励小城市发展，以减少向大城市的移民。但小城市未能产生足够的工作机会，收入水平远低于大城市。中国不应再强调发展小城市，而要集中资源发展超大城市，由此带来的规模经济将解决中国的就业难题。
房地产当行低价
过去三年，由于出口驱动的流动性扩张，中国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已经超出了城市中产阶层的承受能力。虽然价格上涨吸引了投机性的买家，城市化一时有所加速，但房地产高价最终将减少需求，并让城市化放缓。而如果不能保持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国国内需求将积弱不起，迫使经济继续依赖出口。
在房地产上，中国必须回到低价格理念上。房地产建设和相关的基础设施其实并不昂贵，高价反映的是高的土地价格，而这是由地方政府增加收入的需要所导致的。除非地方政府有办法融资，否则土地将永远不会只是一种普通商品。
因此，中央政府应当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例如，省级直辖市可以享有此权力。同时，这种融资对于债券市场必须是透明的。这种发债权将导致资源集中于选定的城市。虽然这看似有些不公平，但在城市化中通过规模经济而获益，却是国家发展所必需的。
即便地方政府不再从土地中获得财政收入，房地产对于从农村移民来说也仍然太贵。中国城市中的大多数移民工人都住在工厂宿舍，或者很多人挤在租来的小平房里。没有适当的居住条件，他们和他们的后代将难以融入城市主流。中国城市化的主要目标，应该是让贫穷的移民工人也能承担房地产价格。
中央政府应该建立一个类似于美国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Fannie Mae）的全国性机构，来为低收入家庭提供抵押担保。对于购买低价房地产的低收入家庭，这一机构可以向他们提供相当于房屋价格95％或更高的借款。由于中国的债券收益非常低，这对中央政府应该是赢利的。比方说，中央政府以3.5％的利率发行十年期债券，发行成本应该不会高于0.5％，再加上0.5％的潜在损失，这一机构可以按4.5％的利率向低收入家庭提供十年期借款。
在美国早期城市化进程中，在让家庭拥有自己的房产方面，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之所以有效，是因为第一，它将许多人的信用风险集中在一起，从而降低了总体风险；第二，通过政府担保，它降低了融资成本。中国现在正需要这样一个机构来加速城市化。
“城市病”药方
大多数人都认为，大城市一定有“城市病”，比如交通堵塞和污染。但这是一个错觉，因为世界上大多数城市都不是按照现有人口设计的。例如纽约规划人口只有100万，而伦敦是为马车运输设计的。
一个规划合理的大城市，可以避免通常的城市问题。东京是在“二战”后规划的，它的情况就好得多。如果中国从一开始就按照5000万人口的规模来规划超大城市，那么就可以避免多数城市病。
另外，城市里的污染并非更严重，只是更集中。即便人们离开大城市，他们还是会污染环境，只不过污染的是更大范围的环境。
对于中国来说，如果人口集中于超大城市，污染可以得到有效处理，对环境的影响可以降到最低；如果巨大的人口扩散到无数小城市中，污染处理将变得过于昂贵。而且，如果中国人口的80％集中于20个超大城市中，其他地区将变得相对空旷，这对环境保护也是好事。人们可以时不时地去乡村游玩，享受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