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看弗洛姆是怎么说的。

目标：摆脱孤寂

　　现代个体意味着原子化，人与人失联，也与自己失联，于是产生孤寂感，进而诱发恐惧感，恐惧感无法长期忍受。弗洛姆认为，要摆脱孤寂感，就是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统一（建立坚强的纽带），这有几种方法。
　　一是“不同形式的纵欲”。“在短暂的极度兴奋中，世界消失了，与世隔绝的感觉也随之消失。”
　　今天看来，最扎眼的是酒精、毒品与性交，在世界各国的商场、官场、娱乐圈等上流社会中随时引爆。而最为常见也显得温和的形式是尼尔·波兹曼所说的“娱乐至死”，每一个人都在一闪一闪的刺激与挑逗中忘记现实。

有助于消灭孤寂的爱，是成熟的爱，它的特征是要真诚地、不功利地去给予，我爱你，所以我需要你，而不是我需要你，所以我爱你。

　　纵欲这一方式的特点是激烈且需要不断重复，事实上是持续地麻醉与忘却，因而实现的统一是暂时的。
　　二是“同一组人结合”，个体顺从一个或大或小的共同体，接受它的统治。小到某种亚文化圈，大到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
　　“参加者为了使自己属于这一组人而失去了大部分个性”，然而“他们生活在一种幻觉中，以为自己是按照个人的意愿行事，是具有个性的人，是经过大脑的思考形成自己的看法”。这就会让人想起弗洛姆的另一本著作《逃避自由》，以及古斯塔夫·勒庞所细致研究过的“乌合之众”。
　　这样达到的统一，是一种假统一。
　　三是“创造性的劳动”。这本来是具有促成人的完整性的功能的，但弗洛姆指出，它只适用于自己计划、进行并看到成果的劳动。“在一个职员、一个流水作业线上的工人的现代化工作程序中几乎已经不存在劳动的这种特性。劳动者成为机器或官僚组织的一部分，他不再是‘自我’。”
　　而今天，创造性的劳动已经非常稀缺，最典型的是工匠基本被消灭，而文学家、艺术家也很大程度上被织入了现代商业流程，成为其中的部件。我们知道，这并不是选择的结果，而是社会机制的强迫。现代生活让人们基本不再有生存之虞，但同时也让人们为了生理性和社会性的生存，必须一刻不停地工作，成为机器化的人，在一个现代社会几乎没有人会被饿死，但却越来越多的人年纪轻轻就猝死。
　　弗洛姆认为，在这种劳动状态下，多数人还是单纯地适应社会，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统一”。
　　以上三种摆脱孤寂的办法，事实上都是在努力掩藏恐惧，而无助于消灭恐惧，恐惧的程度还会报复性地加深。因此人的行为事实上是与自己的真实需要进一步对立的。
　　一一梳理和批评之后，弗洛姆给了结论：“对人类存在问题的真正的和全面的回答是要在爱中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统一。”
　　而有助于消灭孤寂的爱，是成熟的爱，它的特征是要真诚地、不功利地去给予，我爱你，所以我需要你，而不是我需要你，所以我爱你。人们“把他内心有生命力的东西给予别人，同别人分享他的欢乐、兴趣、理解力、知識、幽默和悲伤—简而言之，一切在他身上有生命力的东西。通过他的给，它丰富了他人，同时在他提高自己的生命感的同时，他也提高了对方的生命感。他给并不是为了得，但是通过他的给，不可避免地会在对方身上唤起某种有生命力的东西。因此他的给同时也包括了使接受者也成为一个给的人，而双方都会因为唤醒了内心的某种生命力而充满快乐”。
　　爱情，就是两个有生命力的内心之间的彼此成全，合二为一，让彼此完整，不再孤寂，不再恐惧。

能力的消失

　　弗洛姆认为，前三者都无法实现摆脱孤寂的目的，唯有不功利的爱才可以。后者当然是我们向往的东西，但它的要求太高了，因此它只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
　　事实上，困难正埋藏在分析当中。那无法奏效的前三者，早已经成为了当代社会的常态，大部分人都可以对号入座，这就是我们前面说异化状态已经溢出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原因所在。而这三者的日常化，更会让人们丧失爱的能力。
　　纵欲让人失真，顺从令人致愚，异化劳动使人变成工具，这些都会消解和杀死“内心的生命力”。所以，即便是无限的恋爱自由，也让人们之间难以建立有效的连接，反而在寻求连接这一十分依赖人的能动性的行为里，暴露出人的僵化。今天的人，最擅长的本领就是沉默。

现代社会男女从内到外被社会现实所规训出来的枯燥的相似性，让爱情的火花更难迸发出来，同时也更容易彼此厌倦。

　　还应该看到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逻辑：纵欲、顺从和异化劳动，这些试图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统一的方式，目的是消除孤寂，并不是实现爱和爱情。相反，在对抗孤寂与恐惧这一意义上，前三者还是爱和爱情的替代品。也就是说，有了前三者，人们对爱和爱情的需求就会削弱。
　　今天几乎没有任何力量能把人从这三种状态中驱赶或者解放出来，因此对爱和爱情就进入了一种低欲望状态。现代主义精神总会时不时怀念传统社会，就是因为那时这三者在多数人的生活里都不存在，正常情况下人们只能通过爱和爱情来摆脱孤寂和恐惧。这三者越是稀少，人们的互爱就越强，理想主义者设想社会应当是“互爱的人们的自由联合”，就带着原始公有制时代的影子。
　　纵欲、顺从和异化劳动，让人与人之间丧失了差别性。尽管现代社会宣称它的方向恰恰相反，是建立了一个多元社会，身份多元，价值多元，但那只是一袋大小、颜色有别的玻璃珠。就像一百个人可能喜欢一百个不同的明星，但共同特点都是娱乐的、失真的纵欲者；一百个人可能分属一百个不同的小组织，但都是逃避自由、客观乌合的顺从者；一百个人可能身在一百个不同的行业，但都是从事异化劳动的人肉机器。
　　丧失了差别性的状态又被解释为平等，弗洛姆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天的平等指的是机器—也就是失去个性的人的平等。平等意味着‘一个模式’而不是‘统一’。这是一个抽象体的同一模式，是做同样的工作、寻求同样的享受，读同样的报纸，有同样的思想感情的人的模式。” 　　他紧接着的分析，暗合了我自己的观察和思考：“我在这里没有必要强调我并不反对男女平等；但在争取男女平等方面取得的一些积极成果不应该遮住我们的眼目。妇女之所以与男子平等，是因为男女之间的差别消失了……性别的两极消失了，以这两极为基础的性爱也随之消失了。”
　　事实上，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依赖差别，差别产生“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动力。爱情也一样，两个人之间产生真实的吸引力，是彼此承认对方身上具有某种我所缺乏并让我陶醉的品质—所谓魅力，这其实就是弗洛姆所说的“内心的生命力”。然而现代社会男女从内到外被社会现实所规训出来的枯燥的相似性，让爱情的火花更難迸发出来，同时也更容易彼此厌倦。

外患之不存

　　如果人们更难从对方身上找到魅力，感受到“有生命力的内心”，就会更多地转向自己，表现为一种自恋，从而加倍地相互排斥。
　　逻辑分析让我觉察到，在追星的青年男女当中很可能存在更大比例的单身者。我不掌握这种专门的统计数据，即便有可能也不可靠，但在搜索引擎上发现，“为什么追星女孩大多单身”这个题目占满了屏幕，大约也算一种弱佐证。追星实际上就是一种自恋的行为，通过树立一个想象的、虚拟的标准，来告诉身边真实的人自己有现实中不存在的高要求—事实上在明星身上也不存在。
　　追星大致上也可算是纵欲替代的一种，因为它被商业娱乐机制所撬动。越是自恋的人，就越感受不到真实的自由恋爱世界里存在的威胁，而沉溺在一种虚幻的自信当中。自由恋爱的对接变得越发艰难，其中一个原因正是因为人们感受不到存在“外患”。
　　外患会加强内部团结，一旦外患消失，内部矛盾就会凸显，这是规律。对一个共同体如此，对一对恋人也是如此。

爱与不爱都太轻易，因为它有太多的替代品来让自己虚假地远离孤寂。一句网络上的戏谑性话语其实很有概括力：为什么谈恋爱，手机和电脑不好玩吗？

　　自由，在什么情况下才真正显得宝贵？答案是：当社会上存在普遍的不自由的时候。正因如此，我们所熟知的那些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故事，都产生在恋爱不自由的时代。焦仲卿与刘兰芝，梁山伯与祝英台，崔莺莺与张君瑞，杜丽娘与柳梦梅，白娘子与许仙，牛郎与织女，瓦伦丁与典狱长的女儿，罗密欧与朱丽叶……
　　在不自由的情况下，自由的爱情就具有一种强大的自我实现的冲动。所以那些经典爱情故事，感人之处往往不是爱情本身，而是其抗争性。
　　当自由变为一种日常的时候，抗争不再必要，爱情的神圣感也就随之下降。而人们因为自恋而自信，为了实现爱情而去解决一切障碍的冲动，为了维系爱情而去付出更大努力的意愿，也会跟着削弱。举一个现实的例子，两地分居的恋人可能会强韧地相爱，但当他们终于会合于一地之后，却可能很快就分开。更普遍的情况是，没能遇到一个合适的对象，那就等待；短时间的相处之后发现彼此某些生活习惯不融合，那就放弃；结合之后感觉一些性格、行为需要协调，而协调有一定难度，那就散伙。
　　我们常常听到有年轻男女会说自己“不相信爱情”，除了少数遇到骗子的情形，多数情况下就是因为现代爱情太脆弱，而人们爱与不爱都太轻易，因为它有太多的替代品来让自己虚假地远离孤寂。一句网络上的戏谑性话语其实很有概括力：为什么谈恋爱，手机和电脑不好玩吗？
　　我想，有必要再强调一下自己绝不反对自由恋爱的立场，但同样也要重申，在其他社会现实的作用下，自由恋爱越来越无法解决问题，甚至成为问题的组成部分。由父母代理的局部挑战自由恋爱的相亲角，就是因此而生。
　　我也不鄙视曾经存在千年的包办婚姻，因为那并不是想象中的地狱。战争与天灾必定是地狱，但在当时被视为正常的社会生活不可能是，就像今天人们不恋爱也不会身陷地狱一样。归根到底，人都有嵌入某种秩序从而让自己不孤寂、不恐惧的需求，并且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嵌入方式。
　　尽管极其艰难，但还是祝福当下的人们能回到弗洛姆，重拾爱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