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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青瓷之魁”的汝瓷，是宋代“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之首，尤其专为宫廷烧造御用器的“汝官窑”，其独具梦幻般的天青之色，面若美玉、玛瑙入釉、芝麻钉满釉裹足支烧工艺和细如蝉翼的开片，更具素雅高贵的皇家之气。据史料记载，汝官窑仅在宋哲宗元祐年至宋徽宗崇宁五年(公元1086—1106年)烧造了20年，后由于金兵入侵、宋廷南迁的原因，汝官窑及汝瓷的烧制工艺，或埋入地下，或湮灭人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汝窑及其制作工艺成为历史的谜团。近百年来，寻访汝官窑窑址所在，探秘其辉煌的烧造工艺成为世界陶瓷界的重大课题。
2000年10月，中国考古界对全世界宣布：历经新中国三代考古工作者前后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经过科学考古发掘证实，北宋汝官窑中心烧造区确切地址位于河南省宝丰县大营镇清凉寺村，终于揭开了汝官窑的窑址和烧造的神秘面纱。
寻找汝官窑址的过程是艰苦和漫长的。关于汝窑窑址的所在，历来传说是在河南临汝县境内，过去，以产地为名是瓷器命名的惯例，如定窑、钧窑、龙泉窑、磁州窑……均莫过如此。汝窑顾名思义应该在汝州，即现在的河南省临汝县境内，所以，寻找汝窑的重点历来都在临汝县范围内，但是经过中外学者多方考察迄未寻见。
早在20世纪30年代以来，老一辈古陶瓷研究界的泰斗，包括北京故宫博物院陈万里先生、孙瀛洲先生，以及傅振伦先生，曾经高度重视属于稀世珍宝的御用汝瓷的研究。他们详细查阅文献资料，到各大博物馆鉴赏、观察汝窑藏品，还多次前往河南临汝一带，进行实地考察，并撰写了不少有关汝窑的文章，包括《中国青瓷史略》《汝窑的我见》《禹州之行》《河北平原二省占窑址调查报告》《谈当阳峪窑》等。但由于历史条件所限，终未如愿找到汝官窑遗址。
20世纪50年代以来，著名陶瓷专家冯先铭先生，陶瓷世家、中央美院的叶喆民教授也曾深入河南临汝、宝丰、鲁山一带，考察、探寻汝窑窑址，并先后发表《河南省临汝县宋代汝窑遗址调查》和《河南省禹县古窑址调查记略》等诸多文章，但最终也没有找到典型的汝官窑瓷片。
从上世纪60年代起，河南考古工作者又对遍布河南全境的300多处古窑址进行了全面调查，掌握了宋金时期窑址分布的大量一手资料，尤其对临汝县范围内的古窑址进行排查，虽然发现了不少具有汝窑特点的窑址，出土了不少汝民窑的瓷片，但对汝官窑的寻觅却也终未有建树。
那么汝官窑究竟在哪里呢?难道它不在临汝县?经过对文献和地方志反复的比对，发现现在的临汝县和宋代的汝州辖区并不完全一致，现在临汝县的东面和南面，包括宝丰一带过去都属宋代汝州管辖，汝官窑是不是会在这几个地方呢?
1977年4月，叶喆民教授为编写《中国陶瓷史》，再赴豫南一带进行考察，在距临汝县东南的宝丰县清凉寺一带，看到河沟两岸堆秘的瓷片与窑具高约一丈，断断续续长达三五百米，堪与河北定窑相媲美，并偶于窑址附近寻得一片典型的汝窑天青釉瓷片。经过上海硅酸盐研究所郭演仪先生的化验，证明与该所所长周仁先生20年前对北京故宫所藏汝窑盘的化验数据基本相同。他回京后写出了《钧汝二窑摭遗》论文，可惜当时未能公开发表，几经曲折，直到1985年在“中国古陶瓷研究会郑州年会”上，该论文才公之于众，并随后在其《钧窑与汝窑》论文中进行了较全面的阐述。叶喆民先生首次提出“宝丰清凉寺是一条寻觅汝窑窑址的有力线索。联想先父叶麟趾教授当年发现定窑窑址的思维方法，建议寻觅汝窑也不妨打开思路，因为地理上的历史沿革多有变迁”。至此，汝官窑的面目初现端倪。
1986年10月底在“古陶瓷研究会西安年会”上，宝丰县代表邓城宝、王留现给与会专家带来了两件新征集到的天青釉笔洗，这是宝丰大营镇清凉寺农民翻地时偶然发现的。在场的几位著名的古陶瓷专家鉴定后极为震惊，一致认为与故宫等单位收藏的汝窑传世品在造型、胎釉结合、釉色、开片及烧造工艺上完全一致。时任古陶瓷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博物馆副馆长的汪庆正回忆说：“我当时惊得目瞪口呆，似乎有一种失重的感觉”。正因为如此，汪庆正未等会议结束，便提前返回了上海。回沪后，上海博物馆立即派遣陶瓷组最能干的范冬青、周丽丽两位，火速赶往河南宝丰清凉寺，在当地干部群众的协助下，经过11月、12月两次扎实的实地调查，在宝丰清凉寺村外的田野里采集了数百瓷片，其中典型的汝官窑瓷片42件，窑具3件。回沪后，上海博物馆以最快的速度写出了调查报告，并出版了著名的《汝窑的发现》一书，抢先向世人宣称：据出土的典型瓷片和窑具证实，汝官窑窑口所在的千古之谜已经找到答案，汝官窑的窑址就在宝丰清凉寺，但具体情况还有赖于进一步的考古发掘。
上海博物馆的速度，让河南省考古界倍感压力，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也派出精干考古人员到宝丰清凉寺进行了现场调查和钻探，初步摸清了清凉寺的基本情况：清凉寺窑址位于河南宝丰县西部20公里的大营镇西南隅，地处丘陵，窑址坐落在丘陵中间的盆地上。从清凉寺村直至相隔一公里外的韩庄，有一条小河由西北向东南穿过，山沟、河畔，窑具瓷片堆积如山，村头、田间，瓷片俯拾皆是，面积达100万平方米。遗址该如何发掘呢?当时河南考古所做了一个预算，向省文化厅、文物局申请考古发掘经费，可得到的答复是：这次钱不多，不超过一万元钱，只能先进行试掘，如果试掘成功，可以列入以后的年度计划，以后每年都可以拨款。
1987年，由河南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赵青云带队，赵青云、毛宝亮、赵文军三人小组开始了第一次科学考古发掘，按当时的预算1万元，只能够试掘10×10米的两个探方，这真是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考古发掘中，探方就是把发掘区划分为若干相等的正方格，依方格为单位，分工发掘。试掘探方，多用来决定整个发掘的范围)。也可以说，两个探方就决定着这次试掘的命运……这两个探方如何布呢?赵青云和专家们几经计划，决定在清凉寺村南靠村子比较近、地势稍高的地方进行试掘。根据以前田野考古的经验，两个探方不能和以往一样连在一起，而是有意识地把这两个探方拉开，相距30米，这样就等于扩大了试掘的范围，把两个探方布在最可能出成果的地方，结果天遂人愿，这两个探方挖的都是地方。
由于选点精确，命中率高，在仅仅200平方米的试掘范围内，除发现2座窑炉、2个作坊和1段排水渠等重要遗迹外，还在一个作坊的拐角处，发现了一个直径不到1米的小窖藏坑，一次就出土了20多件各种不同形状的完整瓷器，其中有7件是完整的御用汝瓷，包括天青釉盘口折肩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天青釉小口细颈瓶、粉青釉莲瓣茶盏托、天青釉外裹足盘等，件件都是汝官窑瓷的佼佼者。这次试掘极为成功，所发现的重要遗迹，特别是这批完整的汝官窑瓷的出土，使埋没千年的汝官窑，终于露出了庐山真面目，千古之谜，初步揭开。至此，清 凉寺被考古专家确认为汝官窑遗址。
1988年1月，河南省文物局召开“关于宝丰清凉寺汝官窑址的考古新发现”新闻发布会，通过各大媒体宣告我国陶瓷史上一大悬案正式破解。宋代汝官窑址在宝丰清凉寺的发现，入选本年度“中国考古十大新发现”。
初战告捷，汝窑千年之谜得以大白于天下，但由于试掘面积过小，对汝窑的历史全貌，有待进一步科学发掘。自1988—2000年，河南考古研究所在所长孙新民、赵青云等人的带领下，先后对宝丰清凉寺汝官窑遗址进行了6次发掘，1988年、1989年的两次较大规模的发掘均不理想，既没有发现窑炉，出土的御用汝瓷片也不多，汝窑窑址的中心烧造区仍没找到，以致对清凉寺汝窑的发掘工作停滞了好几年。
但是在1989年3月29日，却传来了另外一个好消息：在距清凉寺村西北5公里的蛮子营村，几位农民在村东侧取土时，发现了一窖藏瓷器坑。县文管所闻讯后，马上派人到现场收集调查，并向群众反复宣传文物法和政策，促使群众将出土的47件窖藏汝瓷珍品献交国家保存。经调查，该处原为寺院遗址，此批窖藏应该系人为保存。该窖藏距地表仅1米深，瓷器上下叠放在一起，最上用大板沿洗覆盖，然后用土封起来。窖藏瓷器共计47件，包括笔洗、板沿洗、碗、盘、铎、盂、瓶，均为汝瓷，经过与清凉寺出土汝官窑瓷片比对，这批瓷器的釉色、烧造工艺，与清凉寺汝官窑一脉相承，显然是清凉寺窑场生产，这对研究清凉寺窑的创制发展与兴盛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1998年，经过总结经验并调整思路，第四次发掘又取得f一些新的进展，出土了200余件汝官窑瓷片，特别是典型的天青釉御用汝瓷杯残件。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99年的第五次发掘，根据清凉寺村民提供的线索和多年积累的发掘经验，考古专家把寻找的目光锁定在清凉寺村内的村民居住区。在一居民院内，开了两个探方，在70平方米的面积里，出土了上千片汝官瓷片，能复原的器型20多种，在0.1米厚的宋代文化堆积层中，全系汝窑御用品，还出土了大量的匣钵、垫饼、支钉、火照(试烧片)等窑具和大型建筑构件，潜心寻找多年的汝官窑中心烧造区终于被确定r——就在清凉寺村内。
2000年6月至10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省文物局和宝丰县政府协调，动员搬迁了4户居民，对清凉寺汝窑址进行了第六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科学考古发掘，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共开了5×5米的探方19个，面积475平方米，共发现窑炉15座，作坊2座，大型澄滤池2座，排列有序的陶瓮10个，大口缸4个，釉料坑1个，灰坑22个，水井1口，出土有宋代“元丰通宝”铜钱，并获得了多组重要的地层叠压关系资料，数以万计的汝官窑瓷片堆积和各类支烧、垫烧窑具及火照、火照插座，可谓各种设施配套齐全，对揭示当年汝官窑的生产全貌，乃至生产品种、工艺技术、胎釉配方、装饰技法等均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佐证。
第六次发掘的成功，再次轰动了世界陶瓷界，2000年10月18日，河南文物局、宝丰县政府联合举办“宝丰清凉寺汝官窑考古新发现专家研讨会及新闻发布会”，来自全国和海外古陶瓷界专家集聚一堂，共庆汝官窑千古之谜终于彻底揭开，同时宣布宝丰清凉寺汝官窑遗址博物馆正式开工建设。此次成功的科学考古发掘工程，再次荣登2000年度“中国考古十大新发现”。
(责编：雨 岚)
2000年10月，中国考古界对全世界宣布：历经新中国三代考古工作者前后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经过科学考古发掘证实，北宋汝官窑中心烧造区确切地址位于河南省宝丰县大营镇清凉寺村，终于揭开了汝官窑的窑址和烧造的神秘面纱。
寻找汝官窑址的过程是艰苦和漫长的。关于汝窑窑址的所在，历来传说是在河南临汝县境内，过去，以产地为名是瓷器命名的惯例，如定窑、钧窑、龙泉窑、磁州窑……均莫过如此。汝窑顾名思义应该在汝州，即现在的河南省临汝县境内，所以，寻找汝窑的重点历来都在临汝县范围内，但是经过中外学者多方考察迄未寻见。
早在20世纪30年代以来，老一辈古陶瓷研究界的泰斗，包括北京故宫博物院陈万里先生、孙瀛洲先生，以及傅振伦先生，曾经高度重视属于稀世珍宝的御用汝瓷的研究。他们详细查阅文献资料，到各大博物馆鉴赏、观察汝窑藏品，还多次前往河南临汝一带，进行实地考察，并撰写了不少有关汝窑的文章，包括《中国青瓷史略》《汝窑的我见》《禹州之行》《河北平原二省占窑址调查报告》《谈当阳峪窑》等。但由于历史条件所限，终未如愿找到汝官窑遗址。
20世纪50年代以来，著名陶瓷专家冯先铭先生，陶瓷世家、中央美院的叶喆民教授也曾深入河南临汝、宝丰、鲁山一带，考察、探寻汝窑窑址，并先后发表《河南省临汝县宋代汝窑遗址调查》和《河南省禹县古窑址调查记略》等诸多文章，但最终也没有找到典型的汝官窑瓷片。
从上世纪60年代起，河南考古工作者又对遍布河南全境的300多处古窑址进行了全面调查，掌握了宋金时期窑址分布的大量一手资料，尤其对临汝县范围内的古窑址进行排查，虽然发现了不少具有汝窑特点的窑址，出土了不少汝民窑的瓷片，但对汝官窑的寻觅却也终未有建树。
那么汝官窑究竟在哪里呢?难道它不在临汝县?经过对文献和地方志反复的比对，发现现在的临汝县和宋代的汝州辖区并不完全一致，现在临汝县的东面和南面，包括宝丰一带过去都属宋代汝州管辖，汝官窑是不是会在这几个地方呢?
1977年4月，叶喆民教授为编写《中国陶瓷史》，再赴豫南一带进行考察，在距临汝县东南的宝丰县清凉寺一带，看到河沟两岸堆秘的瓷片与窑具高约一丈，断断续续长达三五百米，堪与河北定窑相媲美，并偶于窑址附近寻得一片典型的汝窑天青釉瓷片。经过上海硅酸盐研究所郭演仪先生的化验，证明与该所所长周仁先生20年前对北京故宫所藏汝窑盘的化验数据基本相同。他回京后写出了《钧汝二窑摭遗》论文，可惜当时未能公开发表，几经曲折，直到1985年在“中国古陶瓷研究会郑州年会”上，该论文才公之于众，并随后在其《钧窑与汝窑》论文中进行了较全面的阐述。叶喆民先生首次提出“宝丰清凉寺是一条寻觅汝窑窑址的有力线索。联想先父叶麟趾教授当年发现定窑窑址的思维方法，建议寻觅汝窑也不妨打开思路，因为地理上的历史沿革多有变迁”。至此，汝官窑的面目初现端倪。
1986年10月底在“古陶瓷研究会西安年会”上，宝丰县代表邓城宝、王留现给与会专家带来了两件新征集到的天青釉笔洗，这是宝丰大营镇清凉寺农民翻地时偶然发现的。在场的几位著名的古陶瓷专家鉴定后极为震惊，一致认为与故宫等单位收藏的汝窑传世品在造型、胎釉结合、釉色、开片及烧造工艺上完全一致。时任古陶瓷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博物馆副馆长的汪庆正回忆说：“我当时惊得目瞪口呆，似乎有一种失重的感觉”。正因为如此，汪庆正未等会议结束，便提前返回了上海。回沪后，上海博物馆立即派遣陶瓷组最能干的范冬青、周丽丽两位，火速赶往河南宝丰清凉寺，在当地干部群众的协助下，经过11月、12月两次扎实的实地调查，在宝丰清凉寺村外的田野里采集了数百瓷片，其中典型的汝官窑瓷片42件，窑具3件。回沪后，上海博物馆以最快的速度写出了调查报告，并出版了著名的《汝窑的发现》一书，抢先向世人宣称：据出土的典型瓷片和窑具证实，汝官窑窑口所在的千古之谜已经找到答案，汝官窑的窑址就在宝丰清凉寺，但具体情况还有赖于进一步的考古发掘。
上海博物馆的速度，让河南省考古界倍感压力，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也派出精干考古人员到宝丰清凉寺进行了现场调查和钻探，初步摸清了清凉寺的基本情况：清凉寺窑址位于河南宝丰县西部20公里的大营镇西南隅，地处丘陵，窑址坐落在丘陵中间的盆地上。从清凉寺村直至相隔一公里外的韩庄，有一条小河由西北向东南穿过，山沟、河畔，窑具瓷片堆积如山，村头、田间，瓷片俯拾皆是，面积达100万平方米。遗址该如何发掘呢?当时河南考古所做了一个预算，向省文化厅、文物局申请考古发掘经费，可得到的答复是：这次钱不多，不超过一万元钱，只能先进行试掘，如果试掘成功，可以列入以后的年度计划，以后每年都可以拨款。
1987年，由河南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赵青云带队，赵青云、毛宝亮、赵文军三人小组开始了第一次科学考古发掘，按当时的预算1万元，只能够试掘10×10米的两个探方，这真是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考古发掘中，探方就是把发掘区划分为若干相等的正方格，依方格为单位，分工发掘。试掘探方，多用来决定整个发掘的范围)。也可以说，两个探方就决定着这次试掘的命运……这两个探方如何布呢?赵青云和专家们几经计划，决定在清凉寺村南靠村子比较近、地势稍高的地方进行试掘。根据以前田野考古的经验，两个探方不能和以往一样连在一起，而是有意识地把这两个探方拉开，相距30米，这样就等于扩大了试掘的范围，把两个探方布在最可能出成果的地方，结果天遂人愿，这两个探方挖的都是地方。
由于选点精确，命中率高，在仅仅200平方米的试掘范围内，除发现2座窑炉、2个作坊和1段排水渠等重要遗迹外，还在一个作坊的拐角处，发现了一个直径不到1米的小窖藏坑，一次就出土了20多件各种不同形状的完整瓷器，其中有7件是完整的御用汝瓷，包括天青釉盘口折肩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天青釉小口细颈瓶、粉青釉莲瓣茶盏托、天青釉外裹足盘等，件件都是汝官窑瓷的佼佼者。这次试掘极为成功，所发现的重要遗迹，特别是这批完整的汝官窑瓷的出土，使埋没千年的汝官窑，终于露出了庐山真面目，千古之谜，初步揭开。至此，清 凉寺被考古专家确认为汝官窑遗址。
1988年1月，河南省文物局召开“关于宝丰清凉寺汝官窑址的考古新发现”新闻发布会，通过各大媒体宣告我国陶瓷史上一大悬案正式破解。宋代汝官窑址在宝丰清凉寺的发现，入选本年度“中国考古十大新发现”。
初战告捷，汝窑千年之谜得以大白于天下，但由于试掘面积过小，对汝窑的历史全貌，有待进一步科学发掘。自1988—2000年，河南考古研究所在所长孙新民、赵青云等人的带领下，先后对宝丰清凉寺汝官窑遗址进行了6次发掘，1988年、1989年的两次较大规模的发掘均不理想，既没有发现窑炉，出土的御用汝瓷片也不多，汝窑窑址的中心烧造区仍没找到，以致对清凉寺汝窑的发掘工作停滞了好几年。
但是在1989年3月29日，却传来了另外一个好消息：在距清凉寺村西北5公里的蛮子营村，几位农民在村东侧取土时，发现了一窖藏瓷器坑。县文管所闻讯后，马上派人到现场收集调查，并向群众反复宣传文物法和政策，促使群众将出土的47件窖藏汝瓷珍品献交国家保存。经调查，该处原为寺院遗址，此批窖藏应该系人为保存。该窖藏距地表仅1米深，瓷器上下叠放在一起，最上用大板沿洗覆盖，然后用土封起来。窖藏瓷器共计47件，包括笔洗、板沿洗、碗、盘、铎、盂、瓶，均为汝瓷，经过与清凉寺出土汝官窑瓷片比对，这批瓷器的釉色、烧造工艺，与清凉寺汝官窑一脉相承，显然是清凉寺窑场生产，这对研究清凉寺窑的创制发展与兴盛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1998年，经过总结经验并调整思路，第四次发掘又取得f一些新的进展，出土了200余件汝官窑瓷片，特别是典型的天青釉御用汝瓷杯残件。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99年的第五次发掘，根据清凉寺村民提供的线索和多年积累的发掘经验，考古专家把寻找的目光锁定在清凉寺村内的村民居住区。在一居民院内，开了两个探方，在70平方米的面积里，出土了上千片汝官瓷片，能复原的器型20多种，在0.1米厚的宋代文化堆积层中，全系汝窑御用品，还出土了大量的匣钵、垫饼、支钉、火照(试烧片)等窑具和大型建筑构件，潜心寻找多年的汝官窑中心烧造区终于被确定r——就在清凉寺村内。
2000年6月至10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省文物局和宝丰县政府协调，动员搬迁了4户居民，对清凉寺汝窑址进行了第六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科学考古发掘，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共开了5×5米的探方19个，面积475平方米，共发现窑炉15座，作坊2座，大型澄滤池2座，排列有序的陶瓮10个，大口缸4个，釉料坑1个，灰坑22个，水井1口，出土有宋代“元丰通宝”铜钱，并获得了多组重要的地层叠压关系资料，数以万计的汝官窑瓷片堆积和各类支烧、垫烧窑具及火照、火照插座，可谓各种设施配套齐全，对揭示当年汝官窑的生产全貌，乃至生产品种、工艺技术、胎釉配方、装饰技法等均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佐证。
第六次发掘的成功，再次轰动了世界陶瓷界，2000年10月18日，河南文物局、宝丰县政府联合举办“宝丰清凉寺汝官窑考古新发现专家研讨会及新闻发布会”，来自全国和海外古陶瓷界专家集聚一堂，共庆汝官窑千古之谜终于彻底揭开，同时宣布宝丰清凉寺汝官窑遗址博物馆正式开工建设。此次成功的科学考古发掘工程，再次荣登2000年度“中国考古十大新发现”。
(责编：雨 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