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２年至１９８５年间，为出版武汉军区司令员张才千将军的革命回忆录《留守陇东》，我请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肖劲光大将审核史实并作序，后又应他要求编写《八路军留守兵团革命回忆录》（上、中、下三辑）和《八路军留守兵团史》。这使我有幸１８次同肖劲光大将畅谈历史与现实。
　　一次，肖劲光将军集中谈了对一国两制的认识与体会。他是在问过我到深圳、沙头角与香港的情况后，放开思想谈话的。
　　听说我是在原广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詹才芳中将的女儿詹扬的陪同下去沙头角等地的，他十分感兴趣，话也很多。他说：
　　“詹才芳可是当过公安军司令员的。１９５６年２月我曾随贺龙和罗荣桓两位元帅，还有粟裕大将，一起去南方视察广州军区管辖的公安军边防口岸的具体配置与部署。我们去过罗湖桥和珠海的拱北边防前哨。两位元帅就向陪同我们的公安军司令员詹才芳中将和第十师政治委员周绍明大校传达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对待台、港、澳的政策意见。其中，专门讲到了毛泽东主席说的‘等待时机、和平方式’的方略。方略中提出了两条重要思想观点：一是可以允许这些地方保留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活方式，也可以发展他们的资本主义经济；二是可以允许这些地方保留他们自己的军事装备及军队。这就是典型的一国两制。
　　“你们这一代青年，不知道香港为什么形成现在的局面吧？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４日广州解放，当时陈赓率领的第四兵团，是有两个军已在广州外围的。李成芳的第十四军已到了海边上，秦基伟的第十五军也到了海边上。还有进广州的第四十三军，另准备去广西的部队，差不多有４个军。香港当时兵力也不多，许多财团老板已飞去外国了。下面部队和军委一些人，也要求打掉香港。会议讨论中，毛泽东主席说，暂时不打吧，留着有用的。打是可以打下来的，却会惹起麻烦：洋人有人在那里呀！还有我们是要拦住国民党西南一坨人马不要窜去外国呀！毛主席还说，大家不必着急，不必担心，只要是中国版图的地方，将来都会进入中国版图的。军事家要有长远的政治眼光。”
　　肖劲光将军接着讲了一国两制问题。他说：
　　“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是个重要的战略思想，这代表小平同志有智慧、有方法、很英明。但是，我们的宣传上有不足之处。不少人没有历史知识。有的连我们党的历史知识也十分贫乏！比如，这些天，讲什么一国两制是首创，是小平同志开天辟地提出了这个构想。这种提法，就不是实事求是了。小平同志自己也要求全党、全国、全军必须讲准确性、客观性和科学性的！
　　“我对你讲几个事实吧：我在莫斯科学习，俄国有本书，就讲到中东靠近欧洲的一个很小的国家，在几千年前，因本国的实际利益，就出现过一个国家存在两种制度的情况。可以说，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国两制。至少也可以说，是一国两制的雏型，或最古老时代的一种尝试。你们可以去查查世界历史，是可查出这个事例的。再说我们中国。１９２７年‘八七会议’之后，毛泽东的武装斗争思想已深入人心。１９３０年６月在光山县王湾成立的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可以说是当时中国大地上——不管你蒋介石承认与否——都实际上存在的一国两制了。１９３１年１１月正式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更是在中国大地上建造一个国家两个制度的先例。再说轰动了全世界的延安。当时，红军与白军（即国民党军）就并存于陕甘宁边区，苏维埃的共产主义革命制度与蒋介石代表的国民党反动专制主义的制度，就并存于中国国土。周恩来副主席代表党与蒋介石在庐山会谈，周恩来就提出了特区的观念，毛泽东也提出了同一国土可并存两种制度的思维。蒋介石同意了。中华民国对共产党和红军及革命根据地实行了‘一国两制’，我是亲历者。在国民党军队与我领导的留守兵团部队闹摩擦、制造流血事件时，我亲自去了驿马关，去了西峰镇。这个地区，更是红、白、黑、黄、灰５股势力都并存的‘自由区’。我当时对谈判对手钟竟成提出了批评。我就讲了：蒋委员长给了特区政府，我又是正规的由中华民国政府与国防部下命令的延安八路军留守主任，你们怎能不服从？一个国可容两个党和军队并存，为一个抗日救国目标，你怎么如此地猖狂破坏？岂有此理？钟竟成羞得面红耳赤。可见当时国家平民和军队官兵对‘一国两制’都是家喻户晓的。”
　　讲到这里，肖劲光将军笑了笑，说：
　　“小平同志讲改革开放、建立深圳特区等经济措施时，公开说：叫特区好，学延安特区的方法。他甚至要求深圳也如延安一样，成为新时代的党的经济作战的中心。这就足以说明邓小平同志提出一国两制的措施，也是学了党的一贯的传统思想与战略决策。”
　　肖劲光嘱告我，在适当时候，可以发表他的这段言论。我当时就很激动：一个重病在身的老人，仍在时时关心国家大事！而尤其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他像陈云曾号召的那样：不唯书，不唯上，实事求是，敢于秉正说心里话。因此，我对肖劲光大将充满了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