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通过电视，看了一部美国电影，1987年拍摄的Broadcast News （《电视新闻》）。电影讲述一家美国全国性电视台新闻部的一个年轻女制片人、一个男记者以及一位男主播的故事。
　　女制片聪明能干，拥有新闻理想，尽管艰难，但尽力对抗“一切为了收视率”。
　　男记者报道新闻专业出色，可惜相貌平平，缺乏明星气质。公司裁员，男记者首当其冲，无奈坐上主播台，但结果却满头大汗，狼狈不堪，他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他就是做不了主播。
　　男主播不懂新闻，不会写稿，不会问问题，但是长相有观众缘。每次做直播，女制片在导播间通过耳机抛出问题，他再淡定自信地把问题抛给被访者，被成功塑造成一个出色的主播。尤其是在一次外出访问时，对被访者的遭遇，在镜头前流下了一滴眼泪，尽管被男记者批评不专业和煽情，但却阻挡不了他更受欢迎。
　　女制片无可救药地爱上了男主播，直到发现，对方的眼泪是在采访结束后补拍的表演，抱着对爱情还有电视新闻这个行业的失望，她选择离开。男记者去了一家小型电视台，继续做记者，而留下的男主播，越来越红。
　　那个时候，我刚刚进入电视新闻行业三四年光景，对于三个角色在这个行业的遭遇，没有太多的感触，倒是三个人的情感纠结让我唏嘘不已。十多年过去，这部电影的情节，依然记得那样清晰，也许是因为自己就在这个行业里面，这个电影中的很多情节，在过去十多年，渐渐变成目睹的事实。
　　2006年去美国，深深体会到，同样是记者，做电视的显然没有做平面文字的那样受人尊敬。聊多了才知道，是因为有线电视新闻频道出现了很多明星主持，他们的谈话节目很受大众欢迎，但是同一时间，却也引发争议，尤其是对于新闻人来说，很难接受这种类型的新闻节目，反问：这算新闻节目吗？ 新闻可以这样做吗？因为这些主持人表现出非常明显的政治倾向性，以及对于新闻事实的不严谨和缺乏平衡。问题是，秉持中立的，会被观众视为没有棱角，不犀利，不真诚。
　　只是，伴随收视率而来的，是媒体公信力的丧失，从民调结果就可以看到，美国观众对于这些有线新闻网络的信任度，在逐步下跌。
　　2008年的时候，CNN的评论员卡佛蒂批评中国的言论，在中国掀起很大的反弹。其实如果了解卡佛蒂的风格，就会觉得，根本不需要太当真，听过就算，因为他本来就不是在很认真负责地评论，而是耸动的表演而已。这并不新鲜，美国导演Sidney Lumet在1976年就拍摄了电影Network（《电视网》），讽刺了电视台的新闻人，也讽刺了那些被电视控制了思维的观众。八年之后，尼尔·波兹曼写了那本著名的《娱乐至死》。对于这样的“新闻人”，你当真，就输了。
　　中国的电视新闻，应该还没有到“娱乐至死”的阶段，倒是网络开始有了这样的苗头，或者说，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那部十多年前看的电影，之所以每隔几年就会在脑海中闪现，那是因为我开始担心，是不是最终，会和那位女制片一样，无法改变和坚持，带着对这一行的失望，只有离开？
　　就在看这部电影的差不多同一时间，迷上了日剧《新闻女郎》。到现在我还记得，女主角在播报一宗交通意外，读到死者名字是自己新婚丈夫时候的强作镇定。虽然这是虚构的，却教会我如何更加专业地对待电视新闻工作。
　　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前言以两个著名的“反乌托邦”寓言开篇，一是奥威尔的《1984》，一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
　　设想一下，两者兼而有之的大环境，加上新闻报道媚俗的手法，结果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