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长当官，没什么稀奇的，蔡元培、艾森豪威尔，这都是著名的例子。
　　但是，拿大学校长当作官员培养集中地，就只能看眼下的中国了。
　　最近一份由官方公布的名单显示，有14名省部级官员都是大学校长或书记出身，这还是不完全的名单。
　　其中，类似原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周济去了中国工程院当院长，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杜玉波担任教育部副部长—这种看上去还挺正常，但一些委任则很怪—比如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的书记去国家计生委当副主任，而清华大学的党委书记则成为了中组部副部长……这节奏完全乱了。
　　按照国际上通行的逻辑，校长首先是学者，是一所学校的精神领袖，他们指引着学校乃至一个国家、世界的教育发展的方向与潮流。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医学学者去搞计划生育或者去替党培养干部，这事看起来那么可笑。但是，在中国，人们却见怪不怪了—中国的大学本身就在一个官僚体系中，重点大学的校长都是副部级，普通高校校长也是司局级。而校长的选拔通常有组织任免，并非看你的学术地位、发表论文数或者校内民主选举，所以，他们在本质上是官员，而非学者，给外界留下的印象也是如此。
　　然而，高校的行政化坏处是很多的。
　　最明显也最表层的现象是腐败。最近的一起是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蔡荣生案，在被带走调查之前，他曾尝试用假护照逃往加拿大。而该校另一则轰动的新闻则是教育学院执行院长胡娟涉嫌文凭造假和论文剽窃。此二人与原人大校长纪宝成均有渊源，蔡荣生曾师从纪宝成读博，胡娟曾是纪宝成的秘书。后者39岁就担任学院院长，曾是人大20多个学院中最年轻的院长。
　　几年前，武汉大学也因腐败案而引发轰动，原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原党委常务副书记龙小乐，因涉嫌在基建工程中巨额受贿被批捕。高校腐败案多发，类似的新闻几年来一直接连不断，多集中在基建、学术和招生领域。大学的校长官员们已经置身于特殊利益集团，这造成一些人利用手中资源以各种方式捞钱、大兴土木搞政绩，他们必须顺从上级部门的指挥棒。
　　在一个政府干预过多的学术组织中，这种激励和提拔方式影响了学术繁荣。中国大学校长的任期通常为4至5年，这与地方政府官员任期长度相近，而美国大学校长的任期平均长达12年，他们不会过分追求短期成绩，而着眼于学校品牌的长期建立。学校有董事会，负责监督校长。而美国高校即便是公立大学，除政府拨款和学生学费外，也有多种收入来源，比如捐款、投资和各种文体活动收入等。
　　反观中国高校，现在也在喊要求自主招生，也开始学耶鲁等大学搞教育基金会进行投资，但是，在一个由行政主导的不透明并缺乏监督的体系之下，与钱和利益沾边的事就很容易变成腐败的温床，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能制约它的手段。
　　高校内部的腐败对中国高校教育的影响显然是非常负面的。假如从校长和校领导开始就不求学术，上梁不正又如何让它们所培养的毕业生成为栋梁。
　　外界关于高校去除官本位的呼吁之声一直存在。这一届三中全会也确实提到了高校去行政化的问题，但这显然不是把校长官衔去掉就能简单解决的问题。
　　就像一些校长抱怨的：“没有级别，你怎么获得经费和资源啊”、“高校等级评审是政府做出的，不圈地造楼，怎么进‘211’？”
　　高校领导与官僚体系已经浑然一体。要真正去行政化，恐怕得把这一代高校领导者中，按官员培养的、处在官僚体系中的人全置换掉才可以，同时还要改变整套高校管理机制。这真的能做得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