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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始终不忘人民。他曾谆谆告诫全党：“为群众服务，这就是处处要想到群众，为群众打算，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心系群众的故事，至今仍在人民群众中流传。
心系群众生活
在战争年代，毛泽东把“组织革命战争、改善群众生活”并列为革命的两大任务，教育干部要经常关心群众生活，及时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他自己更是以身作则，大到领导贫苦工农打土豪，分田地，建政权，小到为群众修桥补路，办学打井，处处为大家树立榜样。
1929年10月，在闽西永定、上杭等地养病的毛泽东从上杭县城转移到该县苏家坡村。苏家坡村虽然环境优美，村民却户户贫穷，没有人识字。毛泽东了解后，与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商量，将特委办公用的“树槐堂”大厅腾出，请来一位先生当老师，办起了村中第一所平民小学。开学第一天，毛泽东给孩子们上了第一课，还送给他们每人一支铅笔，勉励他们好好学习。从此，苏家坡村传出了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
1933年4月，毛泽东随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中央军委迁到江西瑞金城外一个叫沙洲坝的小村子。一天，毛泽东见一位老乡挑着一担浑浊的水从身边经过，浊水中竟有小虫在蠕动，忙关切地问：“没有更干净一点儿的水吗？”老乡叹口气：“唉，毛主席，不瞒你说，我们沙洲坝就是缺水呀！全村人吃、浇地、洗衣、洗菜，全靠那口池塘的水。自从中央政府机关搬来后，村子里一下多了那么多人，吃水就更困难了。”听后，毛泽东彻夜难眠。为了彻底解决群众的吃水问题，毛泽东决定在村子里打井。可村里的老人都说：祖上传说沙洲坝是条旱龙，打井会破坏龙脉，村里的人命中注定要喝塘水，也都习惯了。毛泽东笑起来：“老人家，什么旱龙不旱龙，那都是迷信，旧思想。打井不会破坏龙脉的，如果真破坏了，龙王爷怪罪下来，叫它先找我毛泽东好了。”这样，大家才同意试试看。选定地方后，不到半天时间，井底便渗出了清水。但因这个位置的水离坟地很近，群众不愿意用，毛泽东又找村干部商量在村子附近重新寻找井位。不久，中央政府警卫连又在村口另外打了一口井，人们称之为“红军井”。
认真对待人民来信
毛泽东关心群众疾苦，始终非常重视人民群众反映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他专门组织了一个为他处理人民来信的秘书室。秘书室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把人民群众的大量来信按照情由、问题和要求逐件办理，并定期写“综合反映”向他汇报。毛泽东经常阅读人民群众写给他的来信的摘要，重要的来信，还要仔细阅读原信全文，并规定每天至少亲自看10封这种来信。
1950年，毛泽东收到江苏省无锡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教员吴启瑞的来信，信中吴启瑞陈述了自己的情况：八个孩子都还年幼，生活困难，孩子们营养不良，影响了正常发育。毛泽东亲笔复信，予以宽慰，同时又给苏南区党委领导写了信，请当地有关方面给以帮助。
1951年10月，北京师范大学某教授的遗孀写信给毛泽东，说丈夫不幸去世后，留下三女二子，大的15岁，小的刚刚8个月；她本人无职业，没了丈夫的薪水，她们家马上就要断炊了。希望可以让五个孩子免费入托、入学，给她本人安排工作。毛泽东把信批给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田家英，让他去看望来信人，并去北师大找单位领导谈一下。在毛泽东的关怀下，这件事情得到了妥善处理。
为民兴修水利
兴修水利历来都是治国安邦的大事。毛泽东是从战略的高度来重视水利建设的。
1950年6月至7月，淮河发大水，灾情严重。毛泽东看到一封关于人避水逃到树上，有的在树上被毒蛇咬死的电报，落了眼泪。短短一个多月，毛泽东接连给周恩来写了三个批示，提出并督促治理淮河。毛泽东还借鉴历史经验，從政治高度出发，强调了根治淮河水患的重要性。据钱正英回忆，当时毛泽东认为，中国历史上好几个开国皇帝都出在淮河流域，其原因在于淮河流域天灾人祸多，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温床。为了新中国的安定，必须先把淮河治好。8月25日至9月12日，在周恩来直接指导下，水利部召开治淮会议，具体落实毛泽东关于治理淮河的批示，确定了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并制定了治淮的具体步骤。当年11月，在正在进行抗美援朝、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国家拨出治淮工程款原粮四亿五千万斤、小麦两千万斤，保证治淮工程按时开工。治理淮河工程，是新中国第一个全流域、多目标的水利工程。经过八个年头的不懈治理，到1957年冬，治理淮河工程初见成效。
毛泽东还多次到黄河、海河、长江等流域实地考察、指导工作。三门峡水库、荆江分洪工程、葛洲坝水利枢纽、官厅水库、十三陵水库等水利工程的兴建，都倾注了毛泽东的心血。
毛泽东也十分重视和支持兴修灌渠、抗旱打井等工作。通过流域治理、兴修灌渠、抗旱打井等综合治理的措施，对改变农业生产条件，提高粮食产量，改善民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心群众身体健康
作为人民领袖，毛泽东还十分关心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1944年的一天，担任中共延安市委书记的张汉武突然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毛主席有紧急事情要找他谈话。张汉武心想，一定是有关战争或大生产运动的大事或急事。于是立即赶到枣园毛泽东的住处，见面就问有什么任务。毛泽东问他是否知道侯家沟有两个村庄的妇女不生孩儿。张汉武回答说，有这么回事，但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不清楚。毛泽东告诉张汉武，他在接待群众来访时听群众反映这个问题，他本人也到侯家沟的两个小村庄实地调查过，这两个小村庄的村民生育率极低，有可能是由于生活饮用水不好。毛泽东接着说：是不是请中央医院去把水化验一下。张汉武半信半疑地说，好是好，只怕这种小事医院不干。毛泽东严肃地指出：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人民的疾苦绝非小事！应当让医院派人去。过了没几天，毛泽东就给中央医院打了招呼，要求他们一定要到侯家沟去化验水质。经过化验，发现水中含有大量影响生育的有害物质。中央医院立刻指导群众对水进行了无害化处理，并帮助群众治病。一年后，这两个小村庄终于传出了婴儿的啼哭声。
解放前，血吸虫病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疫区遍及江南的350个县，患者1000余万人，受感染威胁的人口达1亿以上。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非常重视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限期消灭血吸虫病，还到湖北疫区视察，在杭州亲自制定防治规划。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用头版头条报道了江西省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这个消息。毛泽东读后，“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次日便写下七律二首《送瘟神》，表达了他对长年饱受血吸虫病折磨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深切同情，以及经过广大医护工作者的努力，最终送走横行一方的“瘟神”——血吸虫病的无比畅快。这两首诗将毛泽东体贴、关爱人民群众的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成为毛泽东诗词中的佳作而为人熟知。
（责编/郭建民）
心系群众生活
在战争年代，毛泽东把“组织革命战争、改善群众生活”并列为革命的两大任务，教育干部要经常关心群众生活，及时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他自己更是以身作则，大到领导贫苦工农打土豪，分田地，建政权，小到为群众修桥补路，办学打井，处处为大家树立榜样。
1929年10月，在闽西永定、上杭等地养病的毛泽东从上杭县城转移到该县苏家坡村。苏家坡村虽然环境优美，村民却户户贫穷，没有人识字。毛泽东了解后，与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商量，将特委办公用的“树槐堂”大厅腾出，请来一位先生当老师，办起了村中第一所平民小学。开学第一天，毛泽东给孩子们上了第一课，还送给他们每人一支铅笔，勉励他们好好学习。从此，苏家坡村传出了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
1933年4月，毛泽东随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中央军委迁到江西瑞金城外一个叫沙洲坝的小村子。一天，毛泽东见一位老乡挑着一担浑浊的水从身边经过，浊水中竟有小虫在蠕动，忙关切地问：“没有更干净一点儿的水吗？”老乡叹口气：“唉，毛主席，不瞒你说，我们沙洲坝就是缺水呀！全村人吃、浇地、洗衣、洗菜，全靠那口池塘的水。自从中央政府机关搬来后，村子里一下多了那么多人，吃水就更困难了。”听后，毛泽东彻夜难眠。为了彻底解决群众的吃水问题，毛泽东决定在村子里打井。可村里的老人都说：祖上传说沙洲坝是条旱龙，打井会破坏龙脉，村里的人命中注定要喝塘水，也都习惯了。毛泽东笑起来：“老人家，什么旱龙不旱龙，那都是迷信，旧思想。打井不会破坏龙脉的，如果真破坏了，龙王爷怪罪下来，叫它先找我毛泽东好了。”这样，大家才同意试试看。选定地方后，不到半天时间，井底便渗出了清水。但因这个位置的水离坟地很近，群众不愿意用，毛泽东又找村干部商量在村子附近重新寻找井位。不久，中央政府警卫连又在村口另外打了一口井，人们称之为“红军井”。
认真对待人民来信
毛泽东关心群众疾苦，始终非常重视人民群众反映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他专门组织了一个为他处理人民来信的秘书室。秘书室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把人民群众的大量来信按照情由、问题和要求逐件办理，并定期写“综合反映”向他汇报。毛泽东经常阅读人民群众写给他的来信的摘要，重要的来信，还要仔细阅读原信全文，并规定每天至少亲自看10封这种来信。
1950年，毛泽东收到江苏省无锡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教员吴启瑞的来信，信中吴启瑞陈述了自己的情况：八个孩子都还年幼，生活困难，孩子们营养不良，影响了正常发育。毛泽东亲笔复信，予以宽慰，同时又给苏南区党委领导写了信，请当地有关方面给以帮助。
1951年10月，北京师范大学某教授的遗孀写信给毛泽东，说丈夫不幸去世后，留下三女二子，大的15岁，小的刚刚8个月；她本人无职业，没了丈夫的薪水，她们家马上就要断炊了。希望可以让五个孩子免费入托、入学，给她本人安排工作。毛泽东把信批给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田家英，让他去看望来信人，并去北师大找单位领导谈一下。在毛泽东的关怀下，这件事情得到了妥善处理。
为民兴修水利
兴修水利历来都是治国安邦的大事。毛泽东是从战略的高度来重视水利建设的。
1950年6月至7月，淮河发大水，灾情严重。毛泽东看到一封关于人避水逃到树上，有的在树上被毒蛇咬死的电报，落了眼泪。短短一个多月，毛泽东接连给周恩来写了三个批示，提出并督促治理淮河。毛泽东还借鉴历史经验，從政治高度出发，强调了根治淮河水患的重要性。据钱正英回忆，当时毛泽东认为，中国历史上好几个开国皇帝都出在淮河流域，其原因在于淮河流域天灾人祸多，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温床。为了新中国的安定，必须先把淮河治好。8月25日至9月12日，在周恩来直接指导下，水利部召开治淮会议，具体落实毛泽东关于治理淮河的批示，确定了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并制定了治淮的具体步骤。当年11月，在正在进行抗美援朝、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国家拨出治淮工程款原粮四亿五千万斤、小麦两千万斤，保证治淮工程按时开工。治理淮河工程，是新中国第一个全流域、多目标的水利工程。经过八个年头的不懈治理，到1957年冬，治理淮河工程初见成效。
毛泽东还多次到黄河、海河、长江等流域实地考察、指导工作。三门峡水库、荆江分洪工程、葛洲坝水利枢纽、官厅水库、十三陵水库等水利工程的兴建，都倾注了毛泽东的心血。
毛泽东也十分重视和支持兴修灌渠、抗旱打井等工作。通过流域治理、兴修灌渠、抗旱打井等综合治理的措施，对改变农业生产条件，提高粮食产量，改善民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心群众身体健康
作为人民领袖，毛泽东还十分关心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1944年的一天，担任中共延安市委书记的张汉武突然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毛主席有紧急事情要找他谈话。张汉武心想，一定是有关战争或大生产运动的大事或急事。于是立即赶到枣园毛泽东的住处，见面就问有什么任务。毛泽东问他是否知道侯家沟有两个村庄的妇女不生孩儿。张汉武回答说，有这么回事，但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不清楚。毛泽东告诉张汉武，他在接待群众来访时听群众反映这个问题，他本人也到侯家沟的两个小村庄实地调查过，这两个小村庄的村民生育率极低，有可能是由于生活饮用水不好。毛泽东接着说：是不是请中央医院去把水化验一下。张汉武半信半疑地说，好是好，只怕这种小事医院不干。毛泽东严肃地指出：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人民的疾苦绝非小事！应当让医院派人去。过了没几天，毛泽东就给中央医院打了招呼，要求他们一定要到侯家沟去化验水质。经过化验，发现水中含有大量影响生育的有害物质。中央医院立刻指导群众对水进行了无害化处理，并帮助群众治病。一年后，这两个小村庄终于传出了婴儿的啼哭声。
解放前，血吸虫病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疫区遍及江南的350个县，患者1000余万人，受感染威胁的人口达1亿以上。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非常重视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限期消灭血吸虫病，还到湖北疫区视察，在杭州亲自制定防治规划。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用头版头条报道了江西省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这个消息。毛泽东读后，“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次日便写下七律二首《送瘟神》，表达了他对长年饱受血吸虫病折磨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深切同情，以及经过广大医护工作者的努力，最终送走横行一方的“瘟神”——血吸虫病的无比畅快。这两首诗将毛泽东体贴、关爱人民群众的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成为毛泽东诗词中的佳作而为人熟知。
（责编/郭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