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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改革初期的难度更多地集中在人们的思想认识上，重点是突破思想上的束缚，那么中国改革新出发的难度，则更多地集中在利益调整上面……
□利益调整这个关口，无论怎样艰险也必须得过，否则，改革就会失去群众支持，改革的意义就会打折扣，改革本身也会停滞下来。
□只有突破这道难关，才能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的惠及全体人民。这样，中国改革新出发所激荡起来的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力，就更加可观了。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标志着中国改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迈开了新出发的大步子，表明更加科学地领导和推进改革，已成为我们党进行国家治理的常态化工作，成为续写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的重要段落。把这轮改革新出发放到中国改革历史进程这个大背景上来分析，可以看出其新之所在的三个特点。
中国改革是分阶段展开的过程。这轮改革新出发的突出标志是提出并明确了改革开放总目标
由于中国改革是一个长时期的历史进程，其向前推进的鲜明特点必然是以问题为导向，分阶段深化。在30多年的改革进程中，我们党始终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大体属于对改革总目标的一种表述。党的十八大后的改革新出发，一个突出的标志，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改革“总目标”这个概念，并且规定了它的具体内涵，这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还要求在2020年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贡献，更是改革新出发的突出亮点。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自然会涉及更广泛也更具体的制度和体制问题，可以期待，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改革的总目标，将呈现出更加清晰的路线图。
改革新出发为什么要提出并且能够提出这个总目标？为什么明确要求在2020年取得改革的决定性成果？从背景上看，起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邓小平很强调把有成效的改革措施转化为制度，并在1992年表示，我们再过30年也就是说到了2020年前后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可见，制度的完善、成熟和定型，一开始就包含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构想和探索之中。二是经过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探索，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经济体制改革只是中国改革的一个重点领域，不是中国改革的全部，没有其他方面成熟体制的支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很难单独完善起来，同样，也只有把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领域的改革放在一个大盘子里来统筹设计，整体推进，全面改革才能深化下去。三是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在建党100周年即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的指标，不只是经济上的，还包括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的要求，没有各方面更加成熟定型的制度体系和制度执行能力，全面小康社会很难说是完备的和令人满意的。
总的来说，中国改革在每个阶段，都是从需要解决的最突出的问题下手，设立具体目标，明确重点任务。这种循序渐进的改革进程，是一个真正愿意改革，有能力领导改革，并且是为国家发展稳定高度负责来推进改革的政党，所必然选择的改革前进方式。这样的历史进程，也同中国改革的国情背景密切相关。如果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在创造着当代中国的历史，那么，它不是随心所欲地在创造，而是在它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历史条件下来创造的。提出并明确改革的总目标，所依据的是中国的国情和自己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正确理解这个总目标，最关键的是要把握好、处理好“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两句话的关系。前一句讲改革总目标的根本性质和方向，揭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有原则有前提的，绝不能把现代化理解为西方化；后一句讲改革总目标的实现形式和基本途径，说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具体要求和具体落点的。如果把这两句话割裂开来，总目标就不是完整和全面的了。处理好了二者的关系，改革新出发就会扎实前进，避免出现大的偏差和大的折腾。
中国改革是不断总结经验的过程。这轮改革新出发体现了我们党对改革开放前进规律的认识和运用，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中国改革采用分阶段的前进方式，是因为它在整体上是一次前无古人的探索，没有可供查询的手册，没有可为依据的先例。改革的内容很多，不可能一蹴而就，眉毛胡子一把抓往往成不了事，不能不分轻重缓急。对改什么，怎么改，在什么时候改才能改出好的面貌，必然要有一个积累经验和积累共识的过程。事实上，我们从30多年来的中国改革进程中，不难发现，有的改革举措实施后总要沉淀一段时间，才能看出它的实际效果；有的改革举措在实施的时候是必要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效用的边界局限就出来了，因此要完善它；有的是这个领域的事情解决了，那个领域的问题又冒出来了；有的是老问题解决了又出现新问题；凡此等等，不一而足，总的来说很复杂。所以中国改革有一个方法论，叫“摸着石头过河”，什么意思呢？可以用邓小平讲的四句话来解释：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不足的要加把劲，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这四句话讲的就是怎样总结经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正是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要求新一轮改革既要全面，又要深化，并且内容具体，针对性强，体现和落实了邓小平这四句话的精神，表明我们党对改革前进规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举一个例子。我们在上个世纪90年代曾经认为，只要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发展，做大蛋糕，许多社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和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问题更加频繁地冒了出来，诸如老百姓最关心的住房、医疗、教育、拆迁问题，还有政府审批制度的问题，基层民主选举中出现的问题，等等。这表明我们在缺少经验的情况下，曾经更多地关注市场经济的优点，还不可能很清楚地体会到它的弊端。新问题新情况的出现，要求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同时，必须全面深化改革。要实现改革的总目标，零打碎敲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在顶层设计上，要有一个全面的配套的改革方案，如果只是在某一个领域、某一个方面单向突进，很难获得良好效果。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轮改革新出发，不难发现它有这样几个鲜明特点。一是顶层设计方案全面而配套。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防军队、党的建设各个方面，共有60项改革任务，而且诸多改革措施事实上是同如何发展、如何稳定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二是推进和领导改革注重协调统筹。比如从中央到省区市，都建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协调和统筹，而不是靠一个或几个部门在那里力不从心地摸索和推动。三是在方法论上，特别强调“摸着石头过河”主要是摸规律，并且要同顶层设计结合起来。前不久制定的2014年到2020年改革举措的实施规划，等于是在顶层设计方面有了可以操作的路线图和时间表。这些，都表明我们党对改革规律的认识大大深化了，推进和领导改革的自信和能力大大增强了。唯其如此，改革新出发启动时间虽然不长，却已经出台了不少力度很大的举措。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在8个月的时间里，就召开了四次会议，先后审议或通过了文化、司法、财税、户籍、央企高管薪酬、考试招生、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等方面的体制和制度改革方案。在改革的重心，即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方面，国务院即已取消下放行政审批等事项632项，新设的自贸区对企业还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方式。在社会领域，户籍制度改革开始打破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涉及到几亿人的利益。在行政管理上，实行公车改革。在党的建设方面，加大自我净化的力度，加大执行中央巡视制度的力度，并在党的建设制度的改革上有了新的构想。凡此等等，不一而足，体现了这轮改革新出发既全面又深化的特点，彰显了中国改革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力度，说明中国共产党通过总结经验，提高了运用改革规律来领导和推进改革实践的能力水平。
中国改革是先易后难进行利益调整的过程。这轮改革新出发要突破的难关也是改革的重点，是协调利益分化，破除利益固化，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
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是一个先易后难，越来越明显地成为调整社会利益格局的过程。我们把改革新出发形象比喻为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意思是这轮改革遇到的难度和复杂程度是此前没有遇到过的。所谓“攻坚”，是从难易角度讲，好改的、见效快的、利益增量式的和普遍受惠的改革，绝大多数都进行了，剩下的大多是难啃的“硬骨头”，涉及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所谓“深水”，是从复杂性上讲，需要改革的内容不少涉及深层次的社会矛盾，根本上涉及到对社会群体利益格局进行协调，对业已形成的利益藩篱予以破除。改革新出发，凝聚共识的难度之大，可以想见。
如果说改革初期的难度更多地集中在人们的思想认识上，重点是突破思想上的束缚，那么中国改革新出发的难度，则更多地集中在利益调整上面。利益调整为什么是件难事？西方有一句格言说得好：“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而当今中国社会，事实上出现了利益分化和利益固化的情况。所谓利益分化，是指社会群层多样化了，每个群层都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即使是同一个群层，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也并不完全相同。所谓利益固化，则是指一些群体获得和维护他们的利益的方式渠道，已经形成相应机制，甚至出现利益群层相对固化的现象。改革初期那种皆大欢喜的普惠式改革，空间已经越来越小了，深化改革必然触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某些人群的既得利益，甚至触动他们的灵魂。制定和实施一些改革措施，也常常面临两难甚至多难境地。
但是，利益调整这个关口，无论怎样艰险也必须得过，否则，改革就会失去群众支持，改革的意义就会打折扣，改革本身也会停滞下来。对这种情况，事实上邓小平早在1993年就预见到了。他说，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十二亿人口怎样共同富裕，财富怎样分配，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我们要利用各种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改革新出发，明确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提出要“破除利益固化的藩篱”，就是为了解决邓小平此前预见到的利益分配和调整这个难题。妥善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是中国改革新出发的根本目的之一。具体说来，就是要逐步解决在发展、收入分配、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等方面存在的权利、机会和规则不公平、不正义的问题。只有突破这道难关，才能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使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那时候，中国改革新出发所激荡起来的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力，就更加可观了；人民群众的人生出彩的机会，就更多了。中国改革新出发也就在这种情况下，同人民群众实现中国梦的追求，更加紧密地衔接在了一起。
（作者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利益调整这个关口，无论怎样艰险也必须得过，否则，改革就会失去群众支持，改革的意义就会打折扣，改革本身也会停滞下来。
□只有突破这道难关，才能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的惠及全体人民。这样，中国改革新出发所激荡起来的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力，就更加可观了。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标志着中国改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迈开了新出发的大步子，表明更加科学地领导和推进改革，已成为我们党进行国家治理的常态化工作，成为续写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的重要段落。把这轮改革新出发放到中国改革历史进程这个大背景上来分析，可以看出其新之所在的三个特点。
中国改革是分阶段展开的过程。这轮改革新出发的突出标志是提出并明确了改革开放总目标
由于中国改革是一个长时期的历史进程，其向前推进的鲜明特点必然是以问题为导向，分阶段深化。在30多年的改革进程中，我们党始终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大体属于对改革总目标的一种表述。党的十八大后的改革新出发，一个突出的标志，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改革“总目标”这个概念，并且规定了它的具体内涵，这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还要求在2020年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贡献，更是改革新出发的突出亮点。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自然会涉及更广泛也更具体的制度和体制问题，可以期待，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改革的总目标，将呈现出更加清晰的路线图。
改革新出发为什么要提出并且能够提出这个总目标？为什么明确要求在2020年取得改革的决定性成果？从背景上看，起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邓小平很强调把有成效的改革措施转化为制度，并在1992年表示，我们再过30年也就是说到了2020年前后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可见，制度的完善、成熟和定型，一开始就包含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构想和探索之中。二是经过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探索，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经济体制改革只是中国改革的一个重点领域，不是中国改革的全部，没有其他方面成熟体制的支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很难单独完善起来，同样，也只有把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领域的改革放在一个大盘子里来统筹设计，整体推进，全面改革才能深化下去。三是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在建党100周年即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的指标，不只是经济上的，还包括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的要求，没有各方面更加成熟定型的制度体系和制度执行能力，全面小康社会很难说是完备的和令人满意的。
总的来说，中国改革在每个阶段，都是从需要解决的最突出的问题下手，设立具体目标，明确重点任务。这种循序渐进的改革进程，是一个真正愿意改革，有能力领导改革，并且是为国家发展稳定高度负责来推进改革的政党，所必然选择的改革前进方式。这样的历史进程，也同中国改革的国情背景密切相关。如果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在创造着当代中国的历史，那么，它不是随心所欲地在创造，而是在它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历史条件下来创造的。提出并明确改革的总目标，所依据的是中国的国情和自己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正确理解这个总目标，最关键的是要把握好、处理好“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两句话的关系。前一句讲改革总目标的根本性质和方向，揭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有原则有前提的，绝不能把现代化理解为西方化；后一句讲改革总目标的实现形式和基本途径，说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具体要求和具体落点的。如果把这两句话割裂开来，总目标就不是完整和全面的了。处理好了二者的关系，改革新出发就会扎实前进，避免出现大的偏差和大的折腾。
中国改革是不断总结经验的过程。这轮改革新出发体现了我们党对改革开放前进规律的认识和运用，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中国改革采用分阶段的前进方式，是因为它在整体上是一次前无古人的探索，没有可供查询的手册，没有可为依据的先例。改革的内容很多，不可能一蹴而就，眉毛胡子一把抓往往成不了事，不能不分轻重缓急。对改什么，怎么改，在什么时候改才能改出好的面貌，必然要有一个积累经验和积累共识的过程。事实上，我们从30多年来的中国改革进程中，不难发现，有的改革举措实施后总要沉淀一段时间，才能看出它的实际效果；有的改革举措在实施的时候是必要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效用的边界局限就出来了，因此要完善它；有的是这个领域的事情解决了，那个领域的问题又冒出来了；有的是老问题解决了又出现新问题；凡此等等，不一而足，总的来说很复杂。所以中国改革有一个方法论，叫“摸着石头过河”，什么意思呢？可以用邓小平讲的四句话来解释：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不足的要加把劲，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这四句话讲的就是怎样总结经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正是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要求新一轮改革既要全面，又要深化，并且内容具体，针对性强，体现和落实了邓小平这四句话的精神，表明我们党对改革前进规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举一个例子。我们在上个世纪90年代曾经认为，只要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发展，做大蛋糕，许多社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和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问题更加频繁地冒了出来，诸如老百姓最关心的住房、医疗、教育、拆迁问题，还有政府审批制度的问题，基层民主选举中出现的问题，等等。这表明我们在缺少经验的情况下，曾经更多地关注市场经济的优点，还不可能很清楚地体会到它的弊端。新问题新情况的出现，要求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同时，必须全面深化改革。要实现改革的总目标，零打碎敲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在顶层设计上，要有一个全面的配套的改革方案，如果只是在某一个领域、某一个方面单向突进，很难获得良好效果。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轮改革新出发，不难发现它有这样几个鲜明特点。一是顶层设计方案全面而配套。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防军队、党的建设各个方面，共有60项改革任务，而且诸多改革措施事实上是同如何发展、如何稳定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二是推进和领导改革注重协调统筹。比如从中央到省区市，都建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协调和统筹，而不是靠一个或几个部门在那里力不从心地摸索和推动。三是在方法论上，特别强调“摸着石头过河”主要是摸规律，并且要同顶层设计结合起来。前不久制定的2014年到2020年改革举措的实施规划，等于是在顶层设计方面有了可以操作的路线图和时间表。这些，都表明我们党对改革规律的认识大大深化了，推进和领导改革的自信和能力大大增强了。唯其如此，改革新出发启动时间虽然不长，却已经出台了不少力度很大的举措。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在8个月的时间里，就召开了四次会议，先后审议或通过了文化、司法、财税、户籍、央企高管薪酬、考试招生、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等方面的体制和制度改革方案。在改革的重心，即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方面，国务院即已取消下放行政审批等事项632项，新设的自贸区对企业还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方式。在社会领域，户籍制度改革开始打破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涉及到几亿人的利益。在行政管理上，实行公车改革。在党的建设方面，加大自我净化的力度，加大执行中央巡视制度的力度，并在党的建设制度的改革上有了新的构想。凡此等等，不一而足，体现了这轮改革新出发既全面又深化的特点，彰显了中国改革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力度，说明中国共产党通过总结经验，提高了运用改革规律来领导和推进改革实践的能力水平。
中国改革是先易后难进行利益调整的过程。这轮改革新出发要突破的难关也是改革的重点，是协调利益分化，破除利益固化，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
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是一个先易后难，越来越明显地成为调整社会利益格局的过程。我们把改革新出发形象比喻为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意思是这轮改革遇到的难度和复杂程度是此前没有遇到过的。所谓“攻坚”，是从难易角度讲，好改的、见效快的、利益增量式的和普遍受惠的改革，绝大多数都进行了，剩下的大多是难啃的“硬骨头”，涉及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所谓“深水”，是从复杂性上讲，需要改革的内容不少涉及深层次的社会矛盾，根本上涉及到对社会群体利益格局进行协调，对业已形成的利益藩篱予以破除。改革新出发，凝聚共识的难度之大，可以想见。
如果说改革初期的难度更多地集中在人们的思想认识上，重点是突破思想上的束缚，那么中国改革新出发的难度，则更多地集中在利益调整上面。利益调整为什么是件难事？西方有一句格言说得好：“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而当今中国社会，事实上出现了利益分化和利益固化的情况。所谓利益分化，是指社会群层多样化了，每个群层都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即使是同一个群层，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也并不完全相同。所谓利益固化，则是指一些群体获得和维护他们的利益的方式渠道，已经形成相应机制，甚至出现利益群层相对固化的现象。改革初期那种皆大欢喜的普惠式改革，空间已经越来越小了，深化改革必然触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某些人群的既得利益，甚至触动他们的灵魂。制定和实施一些改革措施，也常常面临两难甚至多难境地。
但是，利益调整这个关口，无论怎样艰险也必须得过，否则，改革就会失去群众支持，改革的意义就会打折扣，改革本身也会停滞下来。对这种情况，事实上邓小平早在1993年就预见到了。他说，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十二亿人口怎样共同富裕，财富怎样分配，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我们要利用各种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改革新出发，明确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提出要“破除利益固化的藩篱”，就是为了解决邓小平此前预见到的利益分配和调整这个难题。妥善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是中国改革新出发的根本目的之一。具体说来，就是要逐步解决在发展、收入分配、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等方面存在的权利、机会和规则不公平、不正义的问题。只有突破这道难关，才能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使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那时候，中国改革新出发所激荡起来的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力，就更加可观了；人民群众的人生出彩的机会，就更多了。中国改革新出发也就在这种情况下，同人民群众实现中国梦的追求，更加紧密地衔接在了一起。
（作者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