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个读者

　　48岁这年，薛忆沩开始重写他24岁的长篇小说《遗弃》。
　　《遗弃》出版于1989年春天，薛忆沩25岁生日前夕。薛忆沩当时已经辞职，全职在家，刚刚开始他第一轮狂热的写作。小说的主人公叫图林（对，就是计算机之父的那个Turing），和他一样，是一名生活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年轻人，一名无所事事、突然陷入“存在”危机的公务员。“世界正在遗弃我，而我也试图遗弃世界。”在扉页上，薛忆沩写下了这两行字，由它们来指导图林的命运。
　　图林与薛忆沩本人的密切关系在这本小说的日记体形式中可窥一斑。和他一样，图林也选择了主动辞职作为“遗弃”世界的第一步。接下来的一年，死亡的阴影不断地投射在图林的身边—先是他久病不愈的外公，然后是他的前领导、某处长，最后是他在前线当兵的弟弟。还有他的女友Z，他们很少见面，全靠书信联系。在唯一一次见面后，“我”得知Z已怀了“别人”的孩子，最后还成为了“别人”的妻子。
　　对于这一切悲剧，图林看起来无动于衷，死亡既不能让他伤怀，爱情有时甚至令他厌恶。相反，他在自己的心灵道路上似乎走得很远，并且最后，他似乎还找到了抵抗存在、暂时得以栖身的方式—写作。
　　薛忆沩最初将《遗弃》命名为《业余哲学家》，最后定名为《遗弃（或者关于生活的证词）》。无可否认，书里充满了他自己的影子。他想写的太多，以至于不得不在小说里安排图林再创作小说，以把他的短篇一并收进去。
　　但接踵而至的历史迫不及待地证明了《遗弃》和薛忆沩的生不逢时。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一个影子的告白》，也受到了莫名的牵连—甚至至今没有出版。今天，薛忆沩把后者称为“我那部多灾多难的作品”，他曾经说，它不出版，他的二十五岁就永远不会过去。“如今我快要五十岁了，却还在垂涎二十五岁的生日蛋糕。”他嘲弄着自己。而《遗弃》，在它出版后的八年里同样近乎销声匿迹，“不会超过17个读者。”
　　但正是凭借这本几近“失踪”的作品，1994年，薛忆沩获得了台湾《联合报》文学奖，同届的还有王小波和他的《黄金时代》。大陆对薛忆沩的“发现”则要推迟到三年之后，何怀宏在周国平家里拿到了这本书，当即惊艳，随后便在《南方周末》上大力推荐，令薛忆沩第一次进入大众的视野。《遗弃》被认为提供了一个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生活的样本，它还是少有的严肃探讨个人存在意义的小说。何怀宏将薛忆沩的探索称为“寻求永恒的最初一段旅程”，所谓“最初”，并不仅仅因为作者与主人公的异常年轻—青春的年龄段虽然看似离引发永恒话题的死亡最远，却常常是人们捕捉到死亡黑影、并隐秘地渴望永恒的最初阶段；“最初”的另一层含义是，文中的“我”与世界之间的互弃，这种看似极端空虚的生活状态恰恰是对庸常人生的激烈反抗，而这正是“寻求永恒”的最初旅程。
　　2002年，薛忆沩移居加拿大，他重新开始的写作不断被异乡的生活打断。在蒙特利尔这座法语城市，他必须学习新的语言，同时精进自己的英语，进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在撰写漫长的福克纳论文间隙保持中文写作。而在中文文坛，他成了一个短暂出没又旋即隐匿的名字。他是文学老将，却又常被当作新人；他的每一次离去都可能引发媒体的再次失忆，他的每一次回来都被命名为“重新发现”。“薛忆沩不属于文学界，他属于文学。”周国平说，而薛忆沩说：自己始终是文学的一份子，只是距离普通读者一直有一点遥远。
　　“去年在深圳书城，有一个女孩捧着《遗弃》过来找我签名，她告诉我图林很像她的弟弟。”薛忆沩问，你弟弟，还好吗？女孩说，他最后选择了自杀。
　　“我选择重写《遗弃》。它是比原创更不可思议的劳作。”薛忆沩说。除了词句的打磨，他抽掉了图林的很多作品，又让图林在那些抽空的页面上对自己的作品发表看法。用这样的方式，薛忆沩审视了从前的自己。
　　“它是一个苛刻的写作者与时间、历史、语言的角斗，是一个疲惫的中年人与虚荣、身体和心智的角斗。”

关于生活的证词

　　1964年，薛忆沩生于湖南。他被启蒙得过早，12岁就被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评主义》中引述的赫拉克利特击中了脑袋。他记得窗外是街道，打开窗就能听到百姓们的摩擦，偶尔还能听到革命的风暴。他聪明，易感，成绩太好，“一群老师围着我等我解出数学最后一题”，他是那种高出第二名32分的第一名。15岁，他的河流被爱因斯坦改变。他废寝忘食地读起了《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它与他好高骛远的天性一拍即合。爱因斯坦带来的不仅仅是相对论，还有他对艺术的热爱、对哲学（尤其是康德哲学）的痴迷、对和平的憧憬和对压抑个性的糟糕教育的讨伐。甚至爱因斯坦学生时期的“成绩平平”，在当时的薛忆沩看来都被赋上了天才的颜色。他迅速对校园生活失去了兴趣，包括对“考大学”这样的世俗目标—在成绩一落千丈之后，他考进了北航计算机系。
　　1980年春天，薛忆沩在电视上收看了萨特的葬礼。看萨特的灵枢在6万人的护送下经过爱德加·基内大街，他第一次意识到人对永恒的渴望。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位于株洲的南方动力机械公司。报到的当天他就要求调离。当时工厂里有许多年轻人都在要求调离，那是一些探到了时代脉搏的年轻人，他不是，他只是想回家写作。但工厂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在经过几个月毫无成效的努力之后，有一天他平静地走进他所在的研究所领导办公室，递给他们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他家的电话号码，他告诉他们通知他的父母尽快来收尸，因为他马上就要开始在这间办公室里绝食了。公司在20分钟后就妥协了。当人事处长气喘吁吁地跑来劝他“想开一点”的时候，他的眼泪刷地流了出来。“我不是为自己的胜利而兴奋，而是为权力的脆弱而流泪。”当天下午他就被通知去办理调动手续。接着不久，其他那些急不可待的年轻人的调离也都被批准了。 　　“他们中间不少人后来大概都成为了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吧。”薛忆沩说，许多年以后，他们还打电话向他表示他们的感激。他们误以为没有他当时的莽撞，他们就只好与国企一头走到黑了。“你看，个人主义有时候还真的是利他的呢。 ”
　　但在父母马不停蹄的安排下，薛忆沩被调回了长沙，在政府部门下的一家临时机构工作。名义上那是一家扶贫机构，有一天他们去考察一家据说账面上只有200元的小工厂。“我们在那里毫无意义地转了一通，然后就坐下来吃饭了。饭菜非常丰盛，还有人在喝酒。我当时看见外面站着许多目光呆滞的工人。我觉得自己非常羞耻。我在想，我们这一顿吃喝之后，工厂的账面上不知道还会剩下什么。
　　薛忆沩至今憎恶吃喝，或许与这一次的经历有关。他有苦行的倾向，娱乐不能令他快乐，信息也是多余。他遵循一些古老的生活准则，他把它们概括为对“不”的嗜好，他喜欢试探生活可以简化到什么程度，他拥有的物质可以少到什么程度，他的职称可以低到什么程度。“我的生活似乎是经过复杂的数学论证得来的，这种论证伸延了我关于生命卑微本质的认识。”

写作的长跑

　　薛忆沩的长跑发源自他个人生活中的一项特殊仪式。每年元旦的清晨，薛忆沩都会用一段半程马拉松的长跑来“迎新”，即使冬季气温零下三十度的蒙特利尔，他也会在冰天雪地的皇家山上跑上一个小时，以此向新一年显露他对写作的期待。
　　是卡尔维诺将这种仪式转化成了薛忆沩的日常生活，2006年，他开始写作《看不见的城市》的“观后感”《与马可·波罗同行》。“那是大脑的极限运动，因为卡尔维诺的遣词造句费尽了心机，而我也为自己的遣词造句殚精竭虑。那种极限运动几乎将人推到了理智和生命边缘，是每天下午四点钟在皇家山上剧烈的长跑稳定了我的心理，挽留了我的生命。”
　　“我的写作一直都是事倍功半的劳作。”薛忆沩说，时间之谜对他写作的耐力提出了霸道的要求。不是健康的问题，剧烈的长跑对健康并没有好处，但是，他需要它。他需要它带给他的疲劳感和成就感，“那种踏实的疲劳感足以缓解写作对大脑施加的巨大压力，那种浅显的成就感可以冲淡因为对写作的苛求而引发的绝望。”
　　在多年的异域生活里，薛忆沩平静下来。“我曾发誓只要那部该在24岁出版的小说（《一个影子的告别》）没有出版，我就拒绝接受25岁以后的全部生日。”他即将50岁，这本小说终于要来了。他同样有过用英文写作的野心，十一年前离开中国时，他心里装满的是那些跨越语言边境的伟大名字。“我用英文写了《白求恩的孩子》的初稿。”但最后，他把它翻译回了中文。小说中的“我”作为“白求恩的孩子”，走了一条与当年白求恩正好相反的道路：经香港抵达温哥华，最后定居蒙特利尔，他正在这座白求恩生活过八年的城市里经受着异乡的异化。
　　“我接受了自己的局限。”薛忆沩说。在异乡写作，他借用的是乔伊斯的三种武器—沉默、流亡和精巧。“沉默是对浮躁的颠覆，流亡是对同化的逃避，而精巧是对粗俗的反抗。在异乡，写作的自由和完整因此反而容易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