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了，很多人听说许知远在写梁启超传。有人期待，有人观望，也有人怀疑。现在，《青年变革者：梁启超 1873—1898》正式出版，传闻终于成为现实。
　　“這是我四十年来最重要的作品”，这部书稿让不惑之年的许知远告别了新闻的碎片和互联网的短暂，进入一个更深远、广阔的领域，完成了自身的一次转型。
　　到底这是一本怎样的传记？早已成名的许知远为什么要挑战高难度的历史书写？又为什么从梁启超开始下笔？在技术革命和知识爆炸的今天，他最想说的是什么？
　　历史的现场已经面目全非
　　情绪却是相通的
　　2013 年，37 岁的许知远厌倦了新闻业。在旧金山的城市之光书店，他看到一张梁启超的照片，他与印度诗人泰戈尔和阿富汗思想家哲马鲁丁·阿富汗尼并列在一本书的封面上。
　　照片上的梁启超三十岁左右，彼时的他刚刚经历戊戌变法的失败，正动员散落在世界各处的华人商人与劳工捐献资金，希望能够重新集结力量，营救受困的光绪皇帝，建立一个富强的中国。
　　在许知远的叙述中，照片上的梁启超，鼻正口阔，短发整洁而富有光泽，由中间清晰地分开，竖领白衫浆得笔挺，系一条领带，嘴角挂有一丝骄傲，眼神尤为坚定。
　　正是这坚定的眼神击中了许知远。“为何不写一部他的传记，借此追溯近代中国的转型呢？它肯定足够辽阔与深入，也与我的个人经验紧密相连。”
　　“他至关重要却又面目模糊。”许知远在书中写。
　　梁启超是思想家、政治家，也是文学家、教育家，中国近现代的学术、思想、政治各个领域里，都留下了他的身影。
　　“他的政治与思想遗产仍强有力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他对现代中国的构建与想象还占据着公共讨论的中心，‘新民说’仍是日常语汇，流行偶像则把‘少年强则中国强’写入歌词。但他的思想与性格、希望与挫败，他的内心挣扎和与同代人的争辩，却很少得到充分的展现与分析。”
　　“在世界舞台上，他（梁启超）更是被低估的人物，他理应进入塞缪尔·约翰逊、伏尔泰、福泽谕吉与爱默生的行列，他们身处一个新旧思想与知识交替的时代，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存在，唤醒了某种沉睡的精神。”
　　100 多年前，梁启超说：“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其激越进取之精神，直到今天仍令国人振奋。青年时期梁启超的“敏锐开放、自我创造与行动欲望”，深深吸引了许知远。你能感受到作家热烈的情绪，几乎溢出纸墨。
　　“即使置于自己的时代，梁启超也该进入全球最敏锐心灵的行列。这些人看到一个技术、民族主义、全球化驱动的现代世界的到来，在希望与挣扎中摇摆，梁启超则从中国语境出发，回应了很多普遍性问题，对于科学、民族主义、个人精神都作出独特判断。”
　　两个世纪的 70 后知识分子，在这本书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作为“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者，许知远对今天的质疑和反思，在一百多年前的梁启超身上找到了共鸣：
　　“梁启超那一代人也面临一个加速度的、技术革命与知识爆炸的时代，他应对这些变革时的勇敢与迷惘，激起了我强烈的共鸣。这本书是个避难所，每当我对现实感到无奈，就躲入了另一个时空寻求慰藉。”
　　复旦大学的葛兆光教授这样评价这本书：“许知远通过将心比心的感受复活梁启超的生命历程，并尝试着以梁启超式‘笔端常带感情’的写法，写出梁启超和他的时代。”
　　这是许知远第一次写作历史人物传记。在撰写过程中，他做出艰苦的努力，最后完成的第一卷全书近 400 页，近千条注释。在搜集、阅读史料的同时，他从广东新会茶坑村，到广州万木草堂，再到北京、上海及至日本横滨，一路追寻梁启超的足迹，以寻求历史与现实之间隐秘而有韧性的关联。
　　在茶坑村散步，品尝陈皮制作的各种菜肴，夏日午后在残留的万木草堂发呆，在衰落的福州路上想象报馆与青楼林立的昔日繁盛，在夜晚的火宫殿小吃摊上，猜测梁启超抵达长沙的心情，或是在北京法源寺外闲坐，想象他与谭嗣同、夏曾佑热烈的青春……
　　历史的现场已经面目全非，想象也不可靠，但情绪是相通的。在复活时代细节与情绪上，这本书是一次少见的示范，也是我们重新进入历史、并且理解今天一个最好的入口。
　　一个大于许知远的存在
　　在四月的一个晚上，大约 11 点，许知远从一个漫长的聚会中离开。他喝得微醺，已经开始对人群感到厌倦。他迫不及待地要回到自己位于北京东边，离公司单向空间很近的公寓，再为自己倒上一杯加冰的威士忌，开始一天最重要的写作时段。他已经开始了“梁启超传”第二卷的写作。
　　过去的几年，许知远做了很多事，加入创业大潮，做播客，录《十三邀》，意外成为网红，但他说，写梁启超的传记是近期让他感到最快乐和兴奋的事——仅用 30% 的时间做节目，剩下 70% 的时间都用来写作。
　　在写作《梁启超传》期间，他的工作还包括但不仅限于公司的日常管理（部分）、公司重大活动的决策和参与、拜访投资人、新节目的筹划和录制等等。
　　但也许正是这些看似消耗的工作，却在某种意义上成就了他的写作。繁琐逼迫他沉静;现实的无力感让他不得不去历史中寻找参照;在普遍失语的当下，他让历史的人物在笔下发声;他把个人化的写作安置在传记写作的璀璨传统中，因为他相信历史和未来同样崭新。
　　也有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他会用各种方式给自己打气。比如打开手机上有一个简单的图表，上面画着三卷书的规划。其中“第一卷”已经标红，表示已经完成。“如果能把这些都完成，这将是一个多么持续的、了不起的事”，他在无数场合对身边的人说过类似的话，有时是工作会上，有时是私下聚会上。有时候朋友会忍不住打击他，但打击和鼓励他都照单全收，反正最终都会化作他继续写下去的动力。 　　写作受益于他生活的复杂性，但写作又给了他某种保护，让他更坚定地沉浸在自己世界中。以至于外界对他的各种非议甚至谩骂，从来都伤害不到他。倒不是他毫不在乎，而是他压根儿没功夫去理会。他很快就忘记了这一切，独自投入到这件重要且艱难的事中。作为作家的许知远，不必在意别人怎么看电视节目里的那个采访者。
　　就这样，他在一种近乎荒诞的分裂生活里，找到了真正的立足点。然后以此为支点，把过去和未来紧紧相连。
　　这本传记里有他真正想对这个时代说的话。它携带着一位职业作家饱满的热情、细密的考证，许知远特有的叙事风格和社会批判，以及他对梁启超生命的书写和自我情感的投射——风云变化中，每一代知识分子的选择与抗争。
　　对于这部传记，他有着富有雄心的期许：“我希望这三卷本的传记成为一部悲喜剧、一部近代中国的百科全书。我期望它能复活时代的细节与情绪，展现出几代人的焦灼与渴望、勇气与怯懦。”
　　有一天，一位从事新闻业的晚辈向许知远谈到新闻业陨落、年轻人没有机会崭露头角等问题。他忽然收敛起笑容，严肃地说：“你得学会把这些东西放一放，把自己放下来。你终究要找到一件事，这件事本身的意义，比你自己更重要。”
　　这本书，正是一个大于许知远的存在。
　　■书情
　　哲学
　　《一神论的影子》
　　作者：赵汀阳（法）阿兰·乐比雄 译者：王惠民 版本：中信出版集团 2019年3月
　　这是一本法国人类学家与中国哲学家的通信集，在诸多矛盾点中触及了东西方文化、宗教与哲学的关键命题，既达成了温情的交锋，也没有脱离日常对话的亲切感。哲学家赵汀阳，与他的老朋友阿兰·乐比雄（欧洲跨文化研究院主席），尽管他们在宗教问题上持不同观点，但一神论正是他们展开跨文化辩论的共识。
　　在当下的全球化语境中，一神论和普遍主义的结合对文化多样性越来越是一种威胁。这本书试图回答，中国的思想传统在此困境中将扮演怎样的角色。
　　文学
　　《蓝夜》
　　作者：（美）琼·狄迪恩 译者：何雨珈 版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9年5月
　　琼·狄迪恩是极具创造力的美国女作家，为亚文化定义，擅长与媒体打交道，也为新闻报道开创了新形式。她的性格充满激情。但在她的代表作中，打动人的却是痛苦与哀悼。
　　《蓝夜》是一部于2011年出版的回忆录，讲述了狄迪恩女儿逝世的故事，同时对母亲这一身份和人类不可避免的衰老发出了感叹。当然，一本优秀的回忆录绝不止于以真实方式讲述事实，她将逝者与未来，逃离与坚守等情感融为一体，语调冷静而平淡，勾勒出了一幅高于生死的、更加可贵的灵魂图景。
　　社会
　　《独异性社会：现代的结构转型》
　　作者：（德）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 译者：巩婕 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年6月
　　这几年，国内互联网公司的大数据“算法”逐步从幕后走向前台，它不再只是隐藏在APP背后的技术，而是变成一个被反思的对象。“算法”也因此成为人们去理解一些互联网公司野蛮生长的解密钥匙。“算法”的执行，一方面计算不同用户的特征、需求和偏好，以提供差别化的服务，另一方面不得不使用高度组织化、精密化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手段。前者创造个性化，后者遵循技术理性，两者是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社会结构逻辑。
　　按照德国社会学家莱克维茨的判断，当今社会正在发生一场现代的结构转型。而算法及其矛盾，亦可置于这场转型中来思考。
　　科幻
　　《科幻编年史》
　　作者：（英）盖伊·哈雷（Guy Haley） 译者：王佳音 版本：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9年6月
　　从1818年诞生的《弗兰肯斯坦》到2017年上映的《星战8》，人类科幻创作的历史已走过200年。这本书是对这段恢弘历史的一次致意与回望，全书包括200多个科幻专题，用科幻的诞生、黄金时代、原子时代与黑暗未来、继续冒险5个不同篇章作为逻辑统领，按时间顺序记录了超过2000种作品。无论对于科幻研究者还是科幻影迷、书迷，都会是一次充满趣味与惊喜的冒险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