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1906～1908年，法国探险家和汉学家伯希和在对西域的科考和探险活动中，几乎穿越了整个新疆，经济富庶和文明璀璨的库车地区，更是他考察的重中之重。对于古龟兹文明的探索，也是这次活动的目的之一。伯希和科考探险团通过发掘和收购而获的大量文物资料，长期在法国入藏于法国集美博物馆（文物）和巴黎国家图书馆（文字资料）。伯希和西域探险团留下的最重要的文字文献，即伯希和沿途亲笔所记的实录性《西域探险日记》，却在长时间内未全文公诸于世，原手稿始终封尘于集美博物馆。直到2008年，在伯希和结束西域探险百周年祭的时候，法国集美博物馆才由当时的馆长和法国科学院院士贾立基主持编辑出版了《伯希和西域探险日记》。这部在百年间秘而不宣的文献面世之后，对于西域的历史、地理、民族、文化、古迹、物产、人口、宗教和艺术诸方面的研究，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关键词]《伯希和西域探险日记》；西域文化；龟兹文明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22-0005-05
一
1906～1908年，法国探险家和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年）完成了一次西域科考和探险活动。伯希和一行几乎从西到东地穿越了整个新疆，其中喀什、温宿（阿克苏）焉耆和吐鲁番是他们的三大科考主攻区。经济富庶和文明璀璨的阿克苏（学术界更习惯于称之为库车）地区，是伯希和一行考察的重中之重；对于古龟兹文明的探索，更是他们此行的目的之一。他们除了对图木舒克、苏巴什和都勒都尔—阿乎尔作了长时间的考察发掘之外，还对古龟兹地区的阿克苏、新和、温宿、沙雅、拜城、库车、乌什、阿瓦提与柯坪诸县作了不同程度的发掘、考察和调查。
当然，现在从行政区划分上看，图木舒克属于喀什地区，但其文化与库车文化既属于同一时代，又属于同一文化圈或同一文化类型，或者是称之为“吐火罗文化圈”。所以，它与库东地区的联系很密切。
伯希和西域探险团留下的最重要的文字文献，即伯希和沿途亲笔所记的实录性《西域探险日记》，却在长时间内未全文公诸于世，原手稿始终封尘于集美博物馆。法兰西学院仅简单地摘要发表了伯希和在图木舒克（1906年9月23日—12月12日）④以及都勒都尔—阿乎尔和苏巴什的考古
非常遗憾，伯希和在库车绿洲前三个月期间，以及在乌鲁木齐两段活动期间的笔记本，均已丢失，也可能是被其他人借阅未还。当然，伯希和在乌鲁木齐那段活动，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探险活动，他只忙于与清政府的谪居旧官僚、当地官吏和外国领事官们的社交，也可能根本就未曾写过日记。但他有关库车绿洲的那本笔记本，本应该是他整个西域探险期间非常精彩的一本，丢失掉实为一大损失。但伯希和有关库车地区各县的日记，以及他发自库车的一批信札，仍是研究古老龟兹文明的宝贵资料。
《伯希和西域探险日记》洋洋60余万言，从1906年7月15日自萨玛尔罕起，先到安集延，再到泽拉夫善河流域起，遍访西域以及甘、陕两省部分地区，直到他于1908年10月1日到达河南郑州的京汉铁路线为止。书中除了日记之外，还有伯希和沿途写给法国西域考察活动的发起人、法国科学院院士和法国地理学会主席色纳尔（Emile Sénart，1847～1928年）等人的书信30通，另有几札他与瓦
二
伯希和探险团于1906年12月21日到达阿克苏汉人城，也就是所谓的“新城”或依干其城（Yangi-chahr）。他们立即投帖拜访了阿克苏汉城的官吏——59岁的姚文林。姚文林原籍湖南，曾两次在北京受到大清皇帝的召见，也曾长期留京作散官。他曾相继在陕西和甘肃任官，此时正与其妻子、长子、儿媳和7岁的幼子居住在阿克苏。当时在阿克苏城设有一个很大的驿站。姚文林将一大批信件转交给了伯希和，其中包括马继业和马达汉写给伯希和的信件。依靠当地官方，从驿站接收由俄国领事馆等方面转来的邮件，是伯希和一行于沿途的惯例。
法国探险家李默德（Fernand Grenard）于其发表吕推（J.-L. Dutreuil de Rhins，1846～1894年）于1891～1894年间的《高地亚洲探险记》中，⑦将玄奘所说的跋禄迦国（Baluka）考证为拜城县的亚恰—艾日克（Yaqa-aryq，Yakka-aryq），这曾挑起了国际汉学界的一场争论。伯希和经过一番详细考证之后，坚决摒弃了这种说法。
1907年4月1日，伯希和去拜访了当时正在阿克苏城的库车县长袁彦勋和某位李副县长。他在袁府又偶遇布古尔县（轮台县）的县长荫铣。荫铣因一名造假币的汉人在阿克苏被判刑后死于狱中，特别奉命前来察验。伯希和从他那里调查了有关轮台县的许多情况。袁县长过去曾陪同肃亲王善耆于1906年视察伊犁，考察在那里修建一条铁路线的可能性，这引起了伯希和的极大兴趣。修铁路是伯希和终生念念不忘之事，其考据学名著《交广印度两道考》就是为法国修建从越南到广东的铁路而写成的。
伯希和一行于1907年2月6日，便开始对喀朗古（Qaranghou，喀让古）作考察。那里不仅有窣堵波和麻扎，而且还有一片完全被烧毁的佛寺遗址。佛寺的生坯苇草地基、洞壁上的柴泥抹层和壁画残余、建筑物的石膏装饰，尚大量残存。由于该地区盐碱化程度不太严重，所以那里的几间祈祷室和僧房，在当时尚保存完好。他们对该遗址作了简单的发掘和测量，其记述可能是有关喀朗古遗址的最早文献。
伯希和将考察团的大营扎在了库车城内，四处从事调查发掘。他们再次拜访了库车县长袁彦勋、李副县长和一名驻军武官。该武官也是因镇压太平军军功卓著而被晋升的湘人。当时库车每年要向国库交纳1万 Tsien Léang。这里究竟是指1万千两白银，还是1万“钱粮”，我们尚无法断定。县长还是一位当地文化的爱好者。他家的“镇宅之宝”正是新疆藩台王树楠的《陶庐丛刻》经检索（伯希和误作《陶庐业稿》）。该丛书中有一部涉及法国的书。伯希和未指出书名，但它实际上应为《欧洲族类源流考》或《欧洲列国战事本末》。县长很重视这本书。这说明当时在偏僻的库车，仍有人关心遥远欧洲的局势。伯希和对这件事感到非常好奇。 对于喀什和库车地区的阿卜达尔人和作为多览葛人后裔的多浪人，伯希和在1907年后就已经作了详细研究，曾有专门论文发表。⑧他在当地向阿卜达尔人和多浪人作了口头调查，是从事这些小部族研究的先驱性学者。
伯希和探险团于1907年4月16日，共雇佣25名民工对库木吐拉作了发掘。但由于德国人于此之前作了“疯狂掠夺式”的发掘，严重地破坏了石窟与壁画，伯希和严厉地批评了德国人，认为他们的“唯一功德”，便是拍摄了一批高质量的和完整的石窟照片。伯希和自己也在那里有新发现，如一方有关某位中原艺术家在石窟中从事装饰工作的题识。他在另一座石窟的题识中，又发现了“金沙寺”的汉文寺名。它们使法国人后来研究库木吐拉石窟与佛教艺术，受益匪浅。
伯希和在都勒都尔—阿乎尔的发掘成果非常丰富，有五铢钱、婆罗谜文题记残片、婆罗谜文宗教文献残卷、⑨桦树皮写卷和织锦便鞋。其中最丰富的收获出现在4月24日，伯希和等人发掘到了都勒都尔—阿乎尔的“藏经室”。它侥幸逃脱了火灾的焚烧。大批纸本写卷虽被倒塌的墙壁搞乱了，散落在黄沙与卵石之间，虽然它们都已经有所腐烂并严重浸水，但毕竟还是被保留下来了。这批写本中的汉文写本，已由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的童丕先生于2000年整理发表。它们共有分成249个号的212件文书（DA.M.1-156、157.1-7、201-249号）。另外有两件被编入“伯希和龟兹文特藏”中。所以，全部文书应该是214件。⑩其年代最早可以上溯到690～705年（DA.M.52号），因为文书中出现了武则天的“新字”。最晚的应为784年（建中五年，DA.M.104-106号）。这正好相当于从唐军于697年大败吐蕃军队并驻军龟兹到790～791年间这段时期。但由于法国对这批文书的收藏单位将原始编号搞乱，索性把它们统统编入了DA.M.（都勒都尔—阿乎尔写本）中。事实上，现已考证出其中的12件文书发掘自苏巴什。
当伯希和一行对都勒都尔—阿乎尔作发掘时，瓦阳测绘了夏克吐尔或玉其吐尔的平面图。他们5月25日用梯子登上了德国人未曾进入的那里两个石窟，并且发现在渭干河岸最高处，还有某些无法进入的石窟。最有意义的是，伯希和于其中捡到了一些小立方体的木块和泥块，它们是印度佛像或佛经的“活字印版”。由于这些字模应该与那些写本是同时代的，即8世纪末叶之前，所以它们应该比敦煌藏经洞发现的那些“字模”更早一些，比那些西夏文字模更要早得多。由此推断，库车也可能是最早从事活版印刷的地区。
这三把玉斧曾在西方学术界引起过广泛关注。许多东方学家，包括伯希和本人，都对它们作过专门研究并有专题论文发表。它们至今也是法国集美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伯希和过去出于各种原因，只笼统地称它们是由他自西域探险中携归的。伯希和日记的公布，多少也算揭开了这三把玉斧的神秘面纱。
三
1907年5月10日，伯希和一行考察了地处今阿克苏新和县境内的塔吉克库尔（Tadjik-qaraoul，塔吉克卡子，哨卡或卡伦）。他们特别考察了卡子附近的一座小寺，发掘了几个石窟，也从中发现了活字或活版印模和塑像残片。他们于5月14日去考察通古斯巴西古城遗址，在当地的霍加吐鲁斯收购到了一枚大印，还有一枚被制成形态严肃狮子状的印鉴。
伯希和在他于1907年4月25日致色纳尔的信中提到，他在库木吐拉地区的发掘共有三大目标：对库木吐拉千佛洞和渭干河右岸都勒都尔—阿乎尔的发掘、对该地区东部的荒废古城通古斯巴西和乌什喀特等遗址的发掘。但他只完成了前两项计划。由于第三项工程的工作量特大，他基本上未下功夫去作。所以，通古斯巴西和乌什喀特古城，未被发掘而保存下来了，直到由黄文弼先生于20世纪上半时从事部分发掘为止。
对于夏克吐尔遗址，由于德国人先前已对那里的一座大寺作了发掘，所以伯希和科考探险团只在那里找到了几支简和几枚建中年间的钱币。
在塔吉克库尔与通古斯巴西之间，有一座克孜尔古城（Qyzyl Chahr），本意为“红色古城”，城中有多座佛寺。伯希和探险团都勒都尔—阿乎尔的考古报告中，已经发表了出自其中的许多照片和文字资料。
伯希和对于柘厥关问题非常感兴趣。他于1907年2月3日致色纳尔先生的信中指出，Chalderang11大峡谷在汉文文献中就出现过，位于屈支国（龟兹）与跋禄迦国之间。根据种种迹象，Charderang就应该是柘厥关，它在贾耽的夷道中就已经出现了。伯希和为此还专门托人从乌鲁木齐查阅有关柘厥关的汉文资料。
佛塔起源于印度，它过去在印度文化系统中被称为“stupa”（窣堵波），在法文文献中作“tour”，汉文中叫作“塔”。大约从19世纪起，在西方文献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名词“Pagode”，后又几乎通行于所有的西方语言中。伯希和在西域考察了大量窣堵波之后，认为西方语言中的“Pagode”，源出于汉文中的“白骨塔”，而且还有可能是从西域向西方传播出去的。无论这种看法是否完全可能站得住，总算可备一说了。
伯希和于1907年5月28日，在都勒都尔—阿乎尔度过了他29岁的生日，于6月15日在苏巴什纪念了他们离开法国一周年。他的30岁的生日是于1908年5月28日在敦煌千佛洞度过的。
伯希和探险团对古龟兹文明的考察成果，会激励我们作多方位的思考。
这些成果证明了古龟兹的悠久历史和璀璨文明，而且它们繁荣发达持续了数世纪之久。
对于古龟兹文明的崛起、繁荣和落伍的原因，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些文物而作深入探讨。
古龟兹的文物大量外流，这是令人感到非常遗憾和痛心的事。但它们重见天日之后，国内外学者都可以利用它们从事研究，并且以此为契机而促进中外学术交流。
我们通过中国文物于清季大量外流的教训，也可为当代的文物保护提供许多正反两方面的借鉴。
[关键词]《伯希和西域探险日记》；西域文化；龟兹文明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22-0005-05
一
1906～1908年，法国探险家和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年）完成了一次西域科考和探险活动。伯希和一行几乎从西到东地穿越了整个新疆，其中喀什、温宿（阿克苏）焉耆和吐鲁番是他们的三大科考主攻区。经济富庶和文明璀璨的阿克苏（学术界更习惯于称之为库车）地区，是伯希和一行考察的重中之重；对于古龟兹文明的探索，更是他们此行的目的之一。他们除了对图木舒克、苏巴什和都勒都尔—阿乎尔作了长时间的考察发掘之外，还对古龟兹地区的阿克苏、新和、温宿、沙雅、拜城、库车、乌什、阿瓦提与柯坪诸县作了不同程度的发掘、考察和调查。
当然，现在从行政区划分上看，图木舒克属于喀什地区，但其文化与库车文化既属于同一时代，又属于同一文化圈或同一文化类型，或者是称之为“吐火罗文化圈”。所以，它与库东地区的联系很密切。
伯希和西域探险团留下的最重要的文字文献，即伯希和沿途亲笔所记的实录性《西域探险日记》，却在长时间内未全文公诸于世，原手稿始终封尘于集美博物馆。法兰西学院仅简单地摘要发表了伯希和在图木舒克（1906年9月23日—12月12日）④以及都勒都尔—阿乎尔和苏巴什的考古
非常遗憾，伯希和在库车绿洲前三个月期间，以及在乌鲁木齐两段活动期间的笔记本，均已丢失，也可能是被其他人借阅未还。当然，伯希和在乌鲁木齐那段活动，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探险活动，他只忙于与清政府的谪居旧官僚、当地官吏和外国领事官们的社交，也可能根本就未曾写过日记。但他有关库车绿洲的那本笔记本，本应该是他整个西域探险期间非常精彩的一本，丢失掉实为一大损失。但伯希和有关库车地区各县的日记，以及他发自库车的一批信札，仍是研究古老龟兹文明的宝贵资料。
《伯希和西域探险日记》洋洋60余万言，从1906年7月15日自萨玛尔罕起，先到安集延，再到泽拉夫善河流域起，遍访西域以及甘、陕两省部分地区，直到他于1908年10月1日到达河南郑州的京汉铁路线为止。书中除了日记之外，还有伯希和沿途写给法国西域考察活动的发起人、法国科学院院士和法国地理学会主席色纳尔（Emile Sénart，1847～1928年）等人的书信30通，另有几札他与瓦
二
伯希和探险团于1906年12月21日到达阿克苏汉人城，也就是所谓的“新城”或依干其城（Yangi-chahr）。他们立即投帖拜访了阿克苏汉城的官吏——59岁的姚文林。姚文林原籍湖南，曾两次在北京受到大清皇帝的召见，也曾长期留京作散官。他曾相继在陕西和甘肃任官，此时正与其妻子、长子、儿媳和7岁的幼子居住在阿克苏。当时在阿克苏城设有一个很大的驿站。姚文林将一大批信件转交给了伯希和，其中包括马继业和马达汉写给伯希和的信件。依靠当地官方，从驿站接收由俄国领事馆等方面转来的邮件，是伯希和一行于沿途的惯例。
法国探险家李默德（Fernand Grenard）于其发表吕推（J.-L. Dutreuil de Rhins，1846～1894年）于1891～1894年间的《高地亚洲探险记》中，⑦将玄奘所说的跋禄迦国（Baluka）考证为拜城县的亚恰—艾日克（Yaqa-aryq，Yakka-aryq），这曾挑起了国际汉学界的一场争论。伯希和经过一番详细考证之后，坚决摒弃了这种说法。
1907年4月1日，伯希和去拜访了当时正在阿克苏城的库车县长袁彦勋和某位李副县长。他在袁府又偶遇布古尔县（轮台县）的县长荫铣。荫铣因一名造假币的汉人在阿克苏被判刑后死于狱中，特别奉命前来察验。伯希和从他那里调查了有关轮台县的许多情况。袁县长过去曾陪同肃亲王善耆于1906年视察伊犁，考察在那里修建一条铁路线的可能性，这引起了伯希和的极大兴趣。修铁路是伯希和终生念念不忘之事，其考据学名著《交广印度两道考》就是为法国修建从越南到广东的铁路而写成的。
伯希和一行于1907年2月6日，便开始对喀朗古（Qaranghou，喀让古）作考察。那里不仅有窣堵波和麻扎，而且还有一片完全被烧毁的佛寺遗址。佛寺的生坯苇草地基、洞壁上的柴泥抹层和壁画残余、建筑物的石膏装饰，尚大量残存。由于该地区盐碱化程度不太严重，所以那里的几间祈祷室和僧房，在当时尚保存完好。他们对该遗址作了简单的发掘和测量，其记述可能是有关喀朗古遗址的最早文献。
伯希和将考察团的大营扎在了库车城内，四处从事调查发掘。他们再次拜访了库车县长袁彦勋、李副县长和一名驻军武官。该武官也是因镇压太平军军功卓著而被晋升的湘人。当时库车每年要向国库交纳1万 Tsien Léang。这里究竟是指1万千两白银，还是1万“钱粮”，我们尚无法断定。县长还是一位当地文化的爱好者。他家的“镇宅之宝”正是新疆藩台王树楠的《陶庐丛刻》经检索（伯希和误作《陶庐业稿》）。该丛书中有一部涉及法国的书。伯希和未指出书名，但它实际上应为《欧洲族类源流考》或《欧洲列国战事本末》。县长很重视这本书。这说明当时在偏僻的库车，仍有人关心遥远欧洲的局势。伯希和对这件事感到非常好奇。 对于喀什和库车地区的阿卜达尔人和作为多览葛人后裔的多浪人，伯希和在1907年后就已经作了详细研究，曾有专门论文发表。⑧他在当地向阿卜达尔人和多浪人作了口头调查，是从事这些小部族研究的先驱性学者。
伯希和探险团于1907年4月16日，共雇佣25名民工对库木吐拉作了发掘。但由于德国人于此之前作了“疯狂掠夺式”的发掘，严重地破坏了石窟与壁画，伯希和严厉地批评了德国人，认为他们的“唯一功德”，便是拍摄了一批高质量的和完整的石窟照片。伯希和自己也在那里有新发现，如一方有关某位中原艺术家在石窟中从事装饰工作的题识。他在另一座石窟的题识中，又发现了“金沙寺”的汉文寺名。它们使法国人后来研究库木吐拉石窟与佛教艺术，受益匪浅。
伯希和在都勒都尔—阿乎尔的发掘成果非常丰富，有五铢钱、婆罗谜文题记残片、婆罗谜文宗教文献残卷、⑨桦树皮写卷和织锦便鞋。其中最丰富的收获出现在4月24日，伯希和等人发掘到了都勒都尔—阿乎尔的“藏经室”。它侥幸逃脱了火灾的焚烧。大批纸本写卷虽被倒塌的墙壁搞乱了，散落在黄沙与卵石之间，虽然它们都已经有所腐烂并严重浸水，但毕竟还是被保留下来了。这批写本中的汉文写本，已由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的童丕先生于2000年整理发表。它们共有分成249个号的212件文书（DA.M.1-156、157.1-7、201-249号）。另外有两件被编入“伯希和龟兹文特藏”中。所以，全部文书应该是214件。⑩其年代最早可以上溯到690～705年（DA.M.52号），因为文书中出现了武则天的“新字”。最晚的应为784年（建中五年，DA.M.104-106号）。这正好相当于从唐军于697年大败吐蕃军队并驻军龟兹到790～791年间这段时期。但由于法国对这批文书的收藏单位将原始编号搞乱，索性把它们统统编入了DA.M.（都勒都尔—阿乎尔写本）中。事实上，现已考证出其中的12件文书发掘自苏巴什。
当伯希和一行对都勒都尔—阿乎尔作发掘时，瓦阳测绘了夏克吐尔或玉其吐尔的平面图。他们5月25日用梯子登上了德国人未曾进入的那里两个石窟，并且发现在渭干河岸最高处，还有某些无法进入的石窟。最有意义的是，伯希和于其中捡到了一些小立方体的木块和泥块，它们是印度佛像或佛经的“活字印版”。由于这些字模应该与那些写本是同时代的，即8世纪末叶之前，所以它们应该比敦煌藏经洞发现的那些“字模”更早一些，比那些西夏文字模更要早得多。由此推断，库车也可能是最早从事活版印刷的地区。
这三把玉斧曾在西方学术界引起过广泛关注。许多东方学家，包括伯希和本人，都对它们作过专门研究并有专题论文发表。它们至今也是法国集美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伯希和过去出于各种原因，只笼统地称它们是由他自西域探险中携归的。伯希和日记的公布，多少也算揭开了这三把玉斧的神秘面纱。
三
1907年5月10日，伯希和一行考察了地处今阿克苏新和县境内的塔吉克库尔（Tadjik-qaraoul，塔吉克卡子，哨卡或卡伦）。他们特别考察了卡子附近的一座小寺，发掘了几个石窟，也从中发现了活字或活版印模和塑像残片。他们于5月14日去考察通古斯巴西古城遗址，在当地的霍加吐鲁斯收购到了一枚大印，还有一枚被制成形态严肃狮子状的印鉴。
伯希和在他于1907年4月25日致色纳尔的信中提到，他在库木吐拉地区的发掘共有三大目标：对库木吐拉千佛洞和渭干河右岸都勒都尔—阿乎尔的发掘、对该地区东部的荒废古城通古斯巴西和乌什喀特等遗址的发掘。但他只完成了前两项计划。由于第三项工程的工作量特大，他基本上未下功夫去作。所以，通古斯巴西和乌什喀特古城，未被发掘而保存下来了，直到由黄文弼先生于20世纪上半时从事部分发掘为止。
对于夏克吐尔遗址，由于德国人先前已对那里的一座大寺作了发掘，所以伯希和科考探险团只在那里找到了几支简和几枚建中年间的钱币。
在塔吉克库尔与通古斯巴西之间，有一座克孜尔古城（Qyzyl Chahr），本意为“红色古城”，城中有多座佛寺。伯希和探险团都勒都尔—阿乎尔的考古报告中，已经发表了出自其中的许多照片和文字资料。
伯希和对于柘厥关问题非常感兴趣。他于1907年2月3日致色纳尔先生的信中指出，Chalderang11大峡谷在汉文文献中就出现过，位于屈支国（龟兹）与跋禄迦国之间。根据种种迹象，Charderang就应该是柘厥关，它在贾耽的夷道中就已经出现了。伯希和为此还专门托人从乌鲁木齐查阅有关柘厥关的汉文资料。
佛塔起源于印度，它过去在印度文化系统中被称为“stupa”（窣堵波），在法文文献中作“tour”，汉文中叫作“塔”。大约从19世纪起，在西方文献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名词“Pagode”，后又几乎通行于所有的西方语言中。伯希和在西域考察了大量窣堵波之后，认为西方语言中的“Pagode”，源出于汉文中的“白骨塔”，而且还有可能是从西域向西方传播出去的。无论这种看法是否完全可能站得住，总算可备一说了。
伯希和于1907年5月28日，在都勒都尔—阿乎尔度过了他29岁的生日，于6月15日在苏巴什纪念了他们离开法国一周年。他的30岁的生日是于1908年5月28日在敦煌千佛洞度过的。
伯希和探险团对古龟兹文明的考察成果，会激励我们作多方位的思考。
这些成果证明了古龟兹的悠久历史和璀璨文明，而且它们繁荣发达持续了数世纪之久。
对于古龟兹文明的崛起、繁荣和落伍的原因，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些文物而作深入探讨。
古龟兹的文物大量外流，这是令人感到非常遗憾和痛心的事。但它们重见天日之后，国内外学者都可以利用它们从事研究，并且以此为契机而促进中外学术交流。
我们通过中国文物于清季大量外流的教训，也可为当代的文物保护提供许多正反两方面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