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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沟岭上，纷白如雪的荞麦花把我惊住了。
是农历六月中旬，山风恣意。荞麦花从山腰一直铺排到山顶，跨沟过涧，纵横捭阖，成为季节的主调。因为山形地势的原因，它们又是各自成片的，东一团，西一团，大片的有两三亩，小的只有几张席的样子，像无数的补丁，并不像平地的庄禾连片无涯。因为各自为体，彼此斗彩，更显抖擞。
这里是迭部县洛大乡，荞麦是这里人们的主粮。
接我们上山的三轮车司机叫马彪，壮硕的藏族青年，脸上两团淡淡高原红，胳膊上的腱子肉要从短袖的衣管里挣脱出来。与我对藏族男人的想象不同，他一头浓密的头发一根也不卷曲，黑到泛釉。在陡峭盘绕的山道上，他把三轮车开到了四五十迈，在一个接着一个的拐弯处，车身几乎侧飞起来。他是矿上的专职司机，工人们上山下山，矿石和生活所需一出一入，都由他来完成。
这儿的荞麦主要是苦荞。马彪指着对面山顶说，山越高，苦荞越好。我猜想，他说的好，一定是指荞麦的品质而非长势。远处的山巅直插云雾，天地相接处，有星星点点的牦牛吃草。那里已没有了荞花身影。马彪说他们也不清楚自家牦牛的数量，一年半载上去看一次，多了，就是生了崽，少了，就是被狼吃了吧。
说话间，矿山到了。
这座锑矿规模小，只有七个工人：五个洞内工，一个外勤，一个厨师。工头在山下乡里租房住，带着一个情人。老板在武都市区有另外的工作。他们一个月或两个月上山一次。
这是我见过的体量最小的矿山，但工作难度一点也不小。
三立方气压的柴动空气压缩机工作了太多年份，缸体已严重老损，以致每工作三天就要冲坏一次缸垫。矿洞延伸到了百多米，已經不敢再延伸了，再往前，山体就要穿了，那边是藏民们的神山。因为沿矿体一直往高处开采，洞道跟着垫起来，变得陡急狭窄，车子一起步像过山车俯冲，需要两个人在后面用力拉拽减速。
原来的两个爆破工已经工作了半年，有严重的矽肺病，一个要休息，一个不能再干。我和小康接手他们。小康是我的徒弟，安康人，我们相识于天水，后来一起辗转过很多地方，他从一个少年变成了一个青年，我则从小陈变为老陈。
一半废弃的渣坡被山民们见缝插针地种上了荞麦，得炸药的药末滋养，枝叶异常壮硕，它们顺着坡势一直爬到洞口边。洞内每爆破时，巨大的气浪卷着尘屑冲出洞口，在荞花上撒一层粉灰，然而过上一夜，它们就又清洁如初了。这是因为山高，夜夜都有疾风吹过。
每天，在等待洞内爆破后尘埃落定的时间里，我和小康就坐在坡边看荞花。
荞麦花并不都是白色的，也有粉红色的，它的粉红又与桃花的粉红不同：桃花的粉有些轻佻，有些炫耀，似乎是为了别人而开的;荞花的粉则显得心无旁骛，完全是为了传粉结籽而存在。荞花没有谎花，一朵花一定会结出一串籽粒。荞麦花期很长，从农历的五月一直开到十月，但具体到每一朵，寿命又是短暂的。早开的荞花已经籽粒成熟，后面的还在次第开放。连绵的花开给了人们一种永不凋败的错觉。
爆破是技术活，时间充裕，我和小康把渣坡上的荞麦分了一片，东边归我，西边归他。为了让西边的荞麦压过东边的长势，小康偷偷拎出炸药撒在荞麦地里，为它们增肥。炸药属爆破工的内包材料，也就是说，他在撒我俩共同的钱。我毫不犹豫扣了他一天工资。
只是东边的荞麦再也不是西边的对手了。
奇怪的是，我们很少看到这些荞麦地的主人，藏民们居住在更高的高处，或者更远的远处，生活在自己的方式和节奏里。偶尔看到他们骑着摩托车在盘山土路上梦一样飘过。而荞麦也一直按照自己的秩序和节律生长、成熟，从不因为无人照顾而荒疏。
矿场扩容，活承包给了马彪。
干活的是一群当地妇女，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是妇女干活，而且是重体力活。她们带来了两辆架子车，几把镐，几只锨，任务是把一片缓坡铲平。原来的矿场满了，选厂正维修设备，需要新的矿场来囤积矿石。对于只有体力的一群女人而言，这是一个不小的工程。
她们前后干了一个月才完成，每天中午在我们灶上吃一顿饭。
每天早上，她们每人带着一包干粮一瓶水，那是劳动中的加餐，重体力活，干一阵子就饿了，没有人能顶到饭时。水是白开水，干粮就五花八门了，最常见的是两种：荞面饺子、荞面糕。豆绿豆绿的，干得累了，坐下来，烧一堆干草火，围坐着大口大口地吃。
小学时我尝过这种荞面糕，是大哥的初中同学带来的。一个周日的下午，他们带着干粮来学校，不知道什么原因学校突然放两天假，他们要回去，就把干粮袋寄存在我家，他们住在更高的山上，而我家离学校只有两里远。我在其中的一只袋里悄悄掰下来一小块，指甲大小。记得清香里有一股淡淡的苦味，严格意义上说，我其实并没有吃过荞面食物。
所有的活计里，挖土、铲土、砸碎石头都不难，难的是拉车，一车土上千斤，而山势又陡峭，控制不住车子会翻下山坡，下面是看不到底的沟。拉车的女人叫苦荞，是其中唯一会说普通话的人。饭熟了，厨师站在门上喊：“苦荞，苦荞，吃饭啦！”苦荞应一声：“哎，听见啦！”大家丢下家什，一拥而上。
两辆架子车轮换着装土，这一车拉走，那一车又满上了，苦荞专门拉车倒土，永远有使不完的力气。车到坡边，两臂猛地一抬，腰身猛挺，一车土哗地就倒下了山坡，车子停止得恰到好处，不前一寸不后一寸，再一拧背，车子就收了回来。她总包一顶荞麦花点的绿色头巾，汗气沿着头巾边缘冒出来。
干重活的人都能吃，工人灶上主要吃米饭，炒土豆丝或拌黄瓜下饭，女人们都能吃两碗，菜总是不够。苦荞不好意思去抢菜，端一碗白米饭坐在角落吃。爆破工有专门的菜盘，我和小康吃不了，就招呼她来夹菜，她好久不敢伸一下筷子，越劝越不敢动，嘴也不敢大张。她眉宇那地方，有一粒痣，也因羞怯而变得更红了。
马彪说苦荞是个苦命的女人。三年前，丈夫在合作市做建筑工，腰上套一根绳子，给高楼刷墙外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绳子断了，人摔成了饼。工头跑了路，没有赔到一分钱。她有一个女儿在迭部县城读初中，成绩年年班上第一。
八月十五，荞麦熟了，矿场也完工了。
藏民们从四面八方下来收割荞麦，他们赶着牛车，开着三轮，骑着摩托，从地下冒出来的似的。深秋了，甘南的山色依旧苍绿，山雾已不再那么厚重，山巅从云里露出来，矮小的高山植物、牦牛群朦胧又清晰，仿佛天外之物。据说，山那边一侧，就是千丈雄关铁尺梁。
割倒晾干的荞堆上依旧荞花如雪，它们星星点点，从根至梢。到了十月，山风彻底把它们风干，经过碾压，它们彻底与荞粒分离开，成为牛羊越冬的头等饲料。
我感冒了，烧到了四十摄氏度，自己挂了两天吊瓶，粒米不进。晚间醒来时浑身汗透。外面一阵三轮车突突声响，小康推门进来，一片清辉也跟着他挤进来。他拎着一个头巾包裹的包，说是苦荞专门托人送来的。打开来，是一卷荞面卷，一瓶荞花茶。荞面卷纤薄，掺了鸡蛋和葱花，渗透在墨绿的荞面颗粒里。玻璃瓶里的茶还温热，荞花在茶杯里浮沉游荡，依然保持着总状花序的姿态。我咬了一口饼，喝一口荞花茶，有一股说不出的清香和一丝苦涩。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真正尝到荞麦的味道，它出自一个善良而苦命的女人之手。
我们一群异乡人在西沟岭上一直工作和生活到了第二年四月。时光荏苒，而今，那轮仿佛近在咫尺、美得无可比拟的月亮依旧常在我的眼前，而那漫山开放的荞花，就是西沟岭上的另一片月光。
责任编辑：田静
是农历六月中旬，山风恣意。荞麦花从山腰一直铺排到山顶，跨沟过涧，纵横捭阖，成为季节的主调。因为山形地势的原因，它们又是各自成片的，东一团，西一团，大片的有两三亩，小的只有几张席的样子，像无数的补丁，并不像平地的庄禾连片无涯。因为各自为体，彼此斗彩，更显抖擞。
这里是迭部县洛大乡，荞麦是这里人们的主粮。
接我们上山的三轮车司机叫马彪，壮硕的藏族青年，脸上两团淡淡高原红，胳膊上的腱子肉要从短袖的衣管里挣脱出来。与我对藏族男人的想象不同，他一头浓密的头发一根也不卷曲，黑到泛釉。在陡峭盘绕的山道上，他把三轮车开到了四五十迈，在一个接着一个的拐弯处，车身几乎侧飞起来。他是矿上的专职司机，工人们上山下山，矿石和生活所需一出一入，都由他来完成。
这儿的荞麦主要是苦荞。马彪指着对面山顶说，山越高，苦荞越好。我猜想，他说的好，一定是指荞麦的品质而非长势。远处的山巅直插云雾，天地相接处，有星星点点的牦牛吃草。那里已没有了荞花身影。马彪说他们也不清楚自家牦牛的数量，一年半载上去看一次，多了，就是生了崽，少了，就是被狼吃了吧。
说话间，矿山到了。
这座锑矿规模小，只有七个工人：五个洞内工，一个外勤，一个厨师。工头在山下乡里租房住，带着一个情人。老板在武都市区有另外的工作。他们一个月或两个月上山一次。
这是我见过的体量最小的矿山，但工作难度一点也不小。
三立方气压的柴动空气压缩机工作了太多年份，缸体已严重老损，以致每工作三天就要冲坏一次缸垫。矿洞延伸到了百多米，已經不敢再延伸了，再往前，山体就要穿了，那边是藏民们的神山。因为沿矿体一直往高处开采，洞道跟着垫起来，变得陡急狭窄，车子一起步像过山车俯冲，需要两个人在后面用力拉拽减速。
原来的两个爆破工已经工作了半年，有严重的矽肺病，一个要休息，一个不能再干。我和小康接手他们。小康是我的徒弟，安康人，我们相识于天水，后来一起辗转过很多地方，他从一个少年变成了一个青年，我则从小陈变为老陈。
一半废弃的渣坡被山民们见缝插针地种上了荞麦，得炸药的药末滋养，枝叶异常壮硕，它们顺着坡势一直爬到洞口边。洞内每爆破时，巨大的气浪卷着尘屑冲出洞口，在荞花上撒一层粉灰，然而过上一夜，它们就又清洁如初了。这是因为山高，夜夜都有疾风吹过。
每天，在等待洞内爆破后尘埃落定的时间里，我和小康就坐在坡边看荞花。
荞麦花并不都是白色的，也有粉红色的，它的粉红又与桃花的粉红不同：桃花的粉有些轻佻，有些炫耀，似乎是为了别人而开的;荞花的粉则显得心无旁骛，完全是为了传粉结籽而存在。荞花没有谎花，一朵花一定会结出一串籽粒。荞麦花期很长，从农历的五月一直开到十月，但具体到每一朵，寿命又是短暂的。早开的荞花已经籽粒成熟，后面的还在次第开放。连绵的花开给了人们一种永不凋败的错觉。
爆破是技术活，时间充裕，我和小康把渣坡上的荞麦分了一片，东边归我，西边归他。为了让西边的荞麦压过东边的长势，小康偷偷拎出炸药撒在荞麦地里，为它们增肥。炸药属爆破工的内包材料，也就是说，他在撒我俩共同的钱。我毫不犹豫扣了他一天工资。
只是东边的荞麦再也不是西边的对手了。
奇怪的是，我们很少看到这些荞麦地的主人，藏民们居住在更高的高处，或者更远的远处，生活在自己的方式和节奏里。偶尔看到他们骑着摩托车在盘山土路上梦一样飘过。而荞麦也一直按照自己的秩序和节律生长、成熟，从不因为无人照顾而荒疏。
矿场扩容，活承包给了马彪。
干活的是一群当地妇女，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是妇女干活，而且是重体力活。她们带来了两辆架子车，几把镐，几只锨，任务是把一片缓坡铲平。原来的矿场满了，选厂正维修设备，需要新的矿场来囤积矿石。对于只有体力的一群女人而言，这是一个不小的工程。
她们前后干了一个月才完成，每天中午在我们灶上吃一顿饭。
每天早上，她们每人带着一包干粮一瓶水，那是劳动中的加餐，重体力活，干一阵子就饿了，没有人能顶到饭时。水是白开水，干粮就五花八门了，最常见的是两种：荞面饺子、荞面糕。豆绿豆绿的，干得累了，坐下来，烧一堆干草火，围坐着大口大口地吃。
小学时我尝过这种荞面糕，是大哥的初中同学带来的。一个周日的下午，他们带着干粮来学校，不知道什么原因学校突然放两天假，他们要回去，就把干粮袋寄存在我家，他们住在更高的山上，而我家离学校只有两里远。我在其中的一只袋里悄悄掰下来一小块，指甲大小。记得清香里有一股淡淡的苦味，严格意义上说，我其实并没有吃过荞面食物。
所有的活计里，挖土、铲土、砸碎石头都不难，难的是拉车，一车土上千斤，而山势又陡峭，控制不住车子会翻下山坡，下面是看不到底的沟。拉车的女人叫苦荞，是其中唯一会说普通话的人。饭熟了，厨师站在门上喊：“苦荞，苦荞，吃饭啦！”苦荞应一声：“哎，听见啦！”大家丢下家什，一拥而上。
两辆架子车轮换着装土，这一车拉走，那一车又满上了，苦荞专门拉车倒土，永远有使不完的力气。车到坡边，两臂猛地一抬，腰身猛挺，一车土哗地就倒下了山坡，车子停止得恰到好处，不前一寸不后一寸，再一拧背，车子就收了回来。她总包一顶荞麦花点的绿色头巾，汗气沿着头巾边缘冒出来。
干重活的人都能吃，工人灶上主要吃米饭，炒土豆丝或拌黄瓜下饭，女人们都能吃两碗，菜总是不够。苦荞不好意思去抢菜，端一碗白米饭坐在角落吃。爆破工有专门的菜盘，我和小康吃不了，就招呼她来夹菜，她好久不敢伸一下筷子，越劝越不敢动，嘴也不敢大张。她眉宇那地方，有一粒痣，也因羞怯而变得更红了。
马彪说苦荞是个苦命的女人。三年前，丈夫在合作市做建筑工，腰上套一根绳子，给高楼刷墙外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绳子断了，人摔成了饼。工头跑了路，没有赔到一分钱。她有一个女儿在迭部县城读初中，成绩年年班上第一。
八月十五，荞麦熟了，矿场也完工了。
藏民们从四面八方下来收割荞麦，他们赶着牛车，开着三轮，骑着摩托，从地下冒出来的似的。深秋了，甘南的山色依旧苍绿，山雾已不再那么厚重，山巅从云里露出来，矮小的高山植物、牦牛群朦胧又清晰，仿佛天外之物。据说，山那边一侧，就是千丈雄关铁尺梁。
割倒晾干的荞堆上依旧荞花如雪，它们星星点点，从根至梢。到了十月，山风彻底把它们风干，经过碾压，它们彻底与荞粒分离开，成为牛羊越冬的头等饲料。
我感冒了，烧到了四十摄氏度，自己挂了两天吊瓶，粒米不进。晚间醒来时浑身汗透。外面一阵三轮车突突声响，小康推门进来，一片清辉也跟着他挤进来。他拎着一个头巾包裹的包，说是苦荞专门托人送来的。打开来，是一卷荞面卷，一瓶荞花茶。荞面卷纤薄，掺了鸡蛋和葱花，渗透在墨绿的荞面颗粒里。玻璃瓶里的茶还温热，荞花在茶杯里浮沉游荡，依然保持着总状花序的姿态。我咬了一口饼，喝一口荞花茶，有一股说不出的清香和一丝苦涩。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真正尝到荞麦的味道，它出自一个善良而苦命的女人之手。
我们一群异乡人在西沟岭上一直工作和生活到了第二年四月。时光荏苒，而今，那轮仿佛近在咫尺、美得无可比拟的月亮依旧常在我的眼前，而那漫山开放的荞花，就是西沟岭上的另一片月光。
责任编辑：田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