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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我去四川绵阳参加全国第一届残疾人作家笔会，会议期间，主办方组织大家去九寨沟采风。蜀道之难，步步惊心，又值经行的很多路段正在施工。一面是绝壁高山，一面是湍急的河流，施工的民工为避让车辆，远远看见车来，双手攀住头顶上的钢缆，身体悬空，大巴车紧擦着他们的身体蹭过去。尽管导游一再声明开车的是老司机，我的心还是提到了嗓子眼儿。有的人不敢往外面张望，索性阖上眼睛。车子开过去了，我站起身，透过后车窗，看着那些仍悬在临江一侧钢缆上的民工，我们的车子没走多远，后面的车子又跟了上来……
从一个点可以画出多少条直线，世界上就有多少种繁重的苦役。那些民工一天要重复多少次这样的高难动作？会不会就真有人掌心打滑，撑不住劲，掉进江水里？
一路上，数次遇见这样的场面。车窗外，悬吊着的民工嘴巴紧闭，瞪大眼睛看着我们，交错之际，脸几乎贴在窗玻璃上，汗渍渍的面孔，有的淳朴，有的坚忍，有的苦楚，有的，也带着一点狡黠……他们扭着头目送我们，我们走远了，他们才可以把自己放下来，接着干活。
那一次，我们的汽车在大山里穿行，那些原生态的深山，如果不是有平坦的路面，我真的会以为从宇宙洪荒开始，它们就一直如此。旅程像是一场穿越之旅，我们一群现代人，仿佛要急忙地向远古进发。天渐渐暗下来，忽然车上骚动起来：“快看，快看哪！”我揉揉眼睛，循声望去，只见车的前方有一个背着书包的小姑娘，她闪到路的一旁，冲着我们的车子举手行礼。还没看清她的面庞，我们的车子就过去了。我在车厢的座位上站起身，回头看她，见她转过身，站在原地，仍然保持着敬礼的姿势，目送着我们的大巴车直到我们在她的视线中消失。
一路上，这样的情景一再出现，有时是两个孩子，有时是三个，有女孩，也有男孩。导游见我们议论纷纷，哑着嗓子用别在衣服上的小麦克风向我们解释：“这些贫困山区的孩子，老师经常教育他们，平常遇见大巴车一定要行礼，要目送大巴车的客人，因为，他们身上的衣服、书包里的文具等很可能就有大巴车里的客人们捐献的。”
大巴车里一下子安静下来。
显然，这些孩子此时身边并没有老师，世上也绝少有这样的巧合。我们捐赠过钱物给贫困山区的孩子吗？捐赠了多少？他们的学校在哪里？他们的家在哪里？每天上学放学要走多远的路？
又一年，丹桂飘香时节，我随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去河北省蔚县，率队的是主席冯骥才，此行的主旨是授予该县“全国剪纸之乡”荣誉称号。从北京吃过午饭后出发，一路北行，天快黑的时候才到达县界。车子停了下来，前来迎接的负责人早已等候在那里。然后，车子重新发动，以更快的速度疾驰，又开了近两个小时，才到达宾馆。
几天的研讨活动结束，当地专门为我们举办了“打烁花”表演。“打烁花”又名“打树花”，作为一种古老而原始的烟火活动，按例要在每年元宵节晚上举行，为了参与那次活动，主办者特意将“打烁花”的高手们从打工的外地召集回乡。
那天晚上，大巴车将我们由住地载向观赏“打烁花”的北关堡时，我才发现，那一晚整個蔚县的居民倾城而出，黑压压齐聚于古城墙两侧。照明灯将空地前照得亮如白昼，空地上矗立着一座两米高的冶铁炉，火花飞溅，鼓风机嗡嗡作响。老早就有人向炉里填充废生铁，冶成的铁水将炉口映得通红。
“打烁花”开始。炉前四名训练有素的翻砂匠，头戴湿毡帽，身穿翻皮袄（为防烫伤），往来穿梭。但见其中两名壮汉，手执丈余长的泡湿柳木柄铁勺，舀起铁水，飞快地泼向不远处堡门上方的砖墙，炽热的铁水碰到坚硬的墙砖，顿时炸裂溅射开来，形成树冠形状的火花，从半空流泻而下，宛如光瀑奔腾，匝地生莲，腾起一层光怪陆离的银波细浪，仿佛金山漫溢，活泼泼地，熠熠生辉。
精彩绝伦的“打烁花”表演，一直持续了四十分钟。
演出结束的时候，我们鱼贯登上大巴车。一起观看表演的当地百姓站着，谁都没有动，静静地等我们的车子开动。蔚县是一座古城，街道很窄，人们尽可能地往后靠，为我们让出道路。不知何故，大巴车迟迟没有开动，路两旁的人仍一动不动，没有一个人离开，安静地看着我们。
我隔着窗玻璃看着他们，目光掠过一张张脸庞，他们在用沉默为我们送别，气氛凝重得令人有些窒息。时间骤然显得漫长无比，我仿佛在领受一份不配接受的大礼。
我觉得，数万人静静地目送我们离开，给我心灵的震动已经超过了“打烁花”表演。那一刻，我甚至有一种冲动，想留下来，生活在他们中间，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从此过一种与以往不同的生活。那一刻，我感到，他们与他们的目光在涤荡着我心灵深处的不洁。
目送，是送给离人最珍贵的礼物。
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我第一时间就想起了，那些筑路的民工，那些站在路边行礼目送我们的孩子——他们是否安然无恙？
我也时常会想起那些以敬重的目光送别我们的蔚县人。目光与目光的交会，就是心灵与心灵的握手，甚至是灵魂与灵魂的拥抱。在渺茫无涯的时空中，是目光与目光的相遇，让心灵在心灵上留下了投影。人生没有真正的孤独，因为即便在无穷的远方，仍有无数的人将会与你息息相关。
责任编辑：田静
从一个点可以画出多少条直线，世界上就有多少种繁重的苦役。那些民工一天要重复多少次这样的高难动作？会不会就真有人掌心打滑，撑不住劲，掉进江水里？
一路上，数次遇见这样的场面。车窗外，悬吊着的民工嘴巴紧闭，瞪大眼睛看着我们，交错之际，脸几乎贴在窗玻璃上，汗渍渍的面孔，有的淳朴，有的坚忍，有的苦楚，有的，也带着一点狡黠……他们扭着头目送我们，我们走远了，他们才可以把自己放下来，接着干活。
那一次，我们的汽车在大山里穿行，那些原生态的深山，如果不是有平坦的路面，我真的会以为从宇宙洪荒开始，它们就一直如此。旅程像是一场穿越之旅，我们一群现代人，仿佛要急忙地向远古进发。天渐渐暗下来，忽然车上骚动起来：“快看，快看哪！”我揉揉眼睛，循声望去，只见车的前方有一个背着书包的小姑娘，她闪到路的一旁，冲着我们的车子举手行礼。还没看清她的面庞，我们的车子就过去了。我在车厢的座位上站起身，回头看她，见她转过身，站在原地，仍然保持着敬礼的姿势，目送着我们的大巴车直到我们在她的视线中消失。
一路上，这样的情景一再出现，有时是两个孩子，有时是三个，有女孩，也有男孩。导游见我们议论纷纷，哑着嗓子用别在衣服上的小麦克风向我们解释：“这些贫困山区的孩子，老师经常教育他们，平常遇见大巴车一定要行礼，要目送大巴车的客人，因为，他们身上的衣服、书包里的文具等很可能就有大巴车里的客人们捐献的。”
大巴车里一下子安静下来。
显然，这些孩子此时身边并没有老师，世上也绝少有这样的巧合。我们捐赠过钱物给贫困山区的孩子吗？捐赠了多少？他们的学校在哪里？他们的家在哪里？每天上学放学要走多远的路？
又一年，丹桂飘香时节，我随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去河北省蔚县，率队的是主席冯骥才，此行的主旨是授予该县“全国剪纸之乡”荣誉称号。从北京吃过午饭后出发，一路北行，天快黑的时候才到达县界。车子停了下来，前来迎接的负责人早已等候在那里。然后，车子重新发动，以更快的速度疾驰，又开了近两个小时，才到达宾馆。
几天的研讨活动结束，当地专门为我们举办了“打烁花”表演。“打烁花”又名“打树花”，作为一种古老而原始的烟火活动，按例要在每年元宵节晚上举行，为了参与那次活动，主办者特意将“打烁花”的高手们从打工的外地召集回乡。
那天晚上，大巴车将我们由住地载向观赏“打烁花”的北关堡时，我才发现，那一晚整個蔚县的居民倾城而出，黑压压齐聚于古城墙两侧。照明灯将空地前照得亮如白昼，空地上矗立着一座两米高的冶铁炉，火花飞溅，鼓风机嗡嗡作响。老早就有人向炉里填充废生铁，冶成的铁水将炉口映得通红。
“打烁花”开始。炉前四名训练有素的翻砂匠，头戴湿毡帽，身穿翻皮袄（为防烫伤），往来穿梭。但见其中两名壮汉，手执丈余长的泡湿柳木柄铁勺，舀起铁水，飞快地泼向不远处堡门上方的砖墙，炽热的铁水碰到坚硬的墙砖，顿时炸裂溅射开来，形成树冠形状的火花，从半空流泻而下，宛如光瀑奔腾，匝地生莲，腾起一层光怪陆离的银波细浪，仿佛金山漫溢，活泼泼地，熠熠生辉。
精彩绝伦的“打烁花”表演，一直持续了四十分钟。
演出结束的时候，我们鱼贯登上大巴车。一起观看表演的当地百姓站着，谁都没有动，静静地等我们的车子开动。蔚县是一座古城，街道很窄，人们尽可能地往后靠，为我们让出道路。不知何故，大巴车迟迟没有开动，路两旁的人仍一动不动，没有一个人离开，安静地看着我们。
我隔着窗玻璃看着他们，目光掠过一张张脸庞，他们在用沉默为我们送别，气氛凝重得令人有些窒息。时间骤然显得漫长无比，我仿佛在领受一份不配接受的大礼。
我觉得，数万人静静地目送我们离开，给我心灵的震动已经超过了“打烁花”表演。那一刻，我甚至有一种冲动，想留下来，生活在他们中间，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从此过一种与以往不同的生活。那一刻，我感到，他们与他们的目光在涤荡着我心灵深处的不洁。
目送，是送给离人最珍贵的礼物。
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我第一时间就想起了，那些筑路的民工，那些站在路边行礼目送我们的孩子——他们是否安然无恙？
我也时常会想起那些以敬重的目光送别我们的蔚县人。目光与目光的交会，就是心灵与心灵的握手，甚至是灵魂与灵魂的拥抱。在渺茫无涯的时空中，是目光与目光的相遇，让心灵在心灵上留下了投影。人生没有真正的孤独，因为即便在无穷的远方，仍有无数的人将会与你息息相关。
责任编辑：田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