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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扇子，原是怀袖之物，往空中一打，就成一条马鞭，这是关羽上马，再往前一指，空中腾起杀气，这是张飞耍大刀
每周一早上10点，彭嘉志准时在广州文化公园棋艺馆的讲古场出现。一声醒木响，这天，他讲的是《三国演义》，台下散坐着十多位听众。彭嘉志一身长衫，挺直腰杆，做威严状，并顺势拿起醒木，“啪”一声，先是一串粤语，“哎呀呀，刘备吓死来啊，俾曹操识穿左添，佢话天下英雄只有我同佢啊。（刘备吓死了，居然被曹操识破了，说天下英雄只有自己和他）”突然来一句北方腔，“吓死宝宝咯！”台下一位六十多岁的观众也被逗笑。
每一场需要脱稿讲2.4万字，平均每分钟200字，一次讲两个小时，其间基本不离台，也不喝水。粤语评书不用喉音，全靠丹田，早期艺人多在街头或茶楼讲古，皆为空旷嘈杂之地。
人物受到刺激，心肝欲裂时，要用破音，紧迫而急切；说到体弱多病的老人，或者人物胆战心惊、悲伤饮泣时，说书先生会用颤音；少女的声音是圆润柔和的，这时候用音较高，用气舒展；青年的声音是朝气蓬勃的，发音时，舌稍向前抬高，口齿要灵活。
快慢也有学问，比如方言谐语，说得轻快才能引人发笑，而读祭文或者病危遗言，要放慢，留有情绪的余地，说赵云一把白翎箭射出去，“嗖——”，右手食指与中指并拢，徐徐指向前，抬望眼，仿佛千军万马在远处，声音造出一个慢镜头，这是以慢说快，惊险的场景更有波澜。
说书期间，彭嘉志做过两年电视节目导演，常常要设计场景。久而久之，悟出来了：说书其实是一个自导自演的过程，只不过说书的导演无需考虑镜头，但是要考虑人物的错位。“你一个眼神的转换，一个侧身，能在舞台上形成明显的两个人，功夫才算行。”请他比划两下，他坐在一把圈椅上，身不动，却怒目如钟馗，顺眉像老管家，三秒一换，如同川剧变脸，一个面孔立住一个人。
决定讲某个题材后，彭嘉志通常都会看三到五个该题材不同版本的话本材料。准备《隋唐英雄传》时，彭嘉志找专家补课，聊了一晚上古代兵器的发展；讲《龙津路》前，他实地走了四回；要讲水浒，他尽可能地搜集水浒流传在民间的故事。说书先生做的是加法，彭嘉志要比所有人都明白，武松是怎么走到酒家，怎么将这十五碗酒喝尽，景阳冈什么样子，老虎什么样子……书里短短一段话，说书先生可以说上一个小时。
流传的故事千千万，但要确定自己故事里的人物形象甚至构建情节并不容易，每一个说书先生其实都是一个创作者。比如《说唐》里，一百个读者眼里就有一百个秦叔宝。彭嘉志的理解是：“水浒是看谁最惨，三国是看谁最奸，西游是看谁最有本领，说唐就是看哪个兄弟最有情义。”彭嘉志的《说唐》里，单雄信与秦叔宝是生死之交，但二人后来分道扬镳，秦琼终身保唐，单雄信则抗唐到底，因此，单雄信的死就要朝着这个方向去设计：为了成全自己的兄弟，让他们跟随新的主公成就霸业，单雄信选择偷偷自杀，刚好这个时候秦叔宝又不在，兄弟情谊与个人名节，都得以保全。
不仅要创作故事，还要设计动作。比如关云长来到镇国寺，卞喜摆下酒席，以砸杯为号，准备偷袭关云长。在这里，关云长拿刀的动作就有很多种设计，有些说书先生是让他一手拿过来，彭嘉志则是由老兵抛刀，他一手接住，然后定住，大喝一声“休走！”英雄气概溢于言表。
定了故事，还要在舞台上随时跳出故事。秦琼卖马没带钱，他调侃，如果现在带个手机就可以了，刘备自不量力要应战，这不就是三胖子对着美国叫嚣吗？讲赌钱输了，他调侃观众，谁昨晚买了欧洲杯，肯定有同感。讲通奸被抓，娱乐圈里多的是现成的料。
在舞台上，彭嘉志不带妆，一切都要靠神韵去传达，合格的说书先生能调动一切去触发听众的想象力。一把扇子，原是怀袖之物，往空中一打，就成一条马鞭，这是关羽上马，再往前一指，空中腾起杀气，这是张飞耍大刀。
要想学精，更难。琢磨功架功夫，单单一个捋胡子，讲究颇多。曹操是满胡，关云长是五绺胡，单雄信的鼻毛和胡子缠绕，叫作渣。不同的人捋胡子，就有不同的动作。单雄信在二贤庄初见秦叔宝，称赞秦叔宝的马好，胡子不能乱扯，必须是撕。关云长灞桥挑袍，拿青龙偃月刀，胡子应该是挑起来。这些功架功夫不是自己设计的，而是严格遵守粤剧舞台的规定，为此，彭嘉志研究粤剧，拜师粤剧名伶白云峰。
粤语说书难学，还在于没办法量化，细节性的东西要反复练习，师傅一看，是这个感觉，就算是到位了。但行内规矩，比如拍醒木，就有严格规定。必须用中指压住，手夹紧往下打，确保打下的醒木不再弹起。说书过程中，有时会夹杂诗歌，醒木就只能在诗歌中打，不能打到句外，那是关外的打法。“为什么？没有为什么，这就是纪律。”
彭嘉志生于广州，外婆是西关小姐，祖上是清代富户，两百大洋买下一栋竹筒屋，天光斜斜。外婆讲战争：日本人轰炸广州，飞机低低掠过，途经房子天窗，吸力巨大，人的头发被直直扯起；讲命运吊诡：姨婆兴冲冲去一德路，打算熔一枚金戒指做金器，国民党架起高射炮打日本飞机，飞机坠毁在一德路圣心大教堂旁，高兴劲还未散，姨婆从此没了。
外公是乡绅，此前当过乞丐、厨师，甚至做过情报工作，他讲阴森夜晚，村民用火将水鬼烧死；讲古代秀才戏弄皇帝，九五之尊无奈吞下大便；讲自己幼年在大榕树下听故事，脑袋一歪睡得死死，被醒着的小伙伴捉弄；讲番薯烤熟后反手套在牛角上，趁牛角受热变软，赶紧削尖，斗牛必胜。
彭嘉志小小年纪就成了故事的箩筐，再后来，看《俗话广州》，“我觉得我应该把这些故事记住”，听《清宫秘史》，他想讲出来，于是学校午睡结束的昏昏辰光里，他讲的故事让同学们精神起来。
而此时，广州讲古的颓势一发不可收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到处可见讲古佬身影和里三层外三层的“打古钉（听古不给钱的人）”，“在白云山丢块石头下去，砸死的十有八九是说书人。现在你在北京路或天河城试试，一万个人里面也没有一个说书人。”从1980年代末开始，广州陆续关闭讲古坛，到了2001年，最后一个讲古场所也被取消。彭嘉志的师父，当时是职业艺人的颜志图，不得不暂停自己的讲古事业，以教螳螂拳为生，而这螳螂拳，是当年为了讲好短打书而学。
直到2003年，讲古在广州的生存状态引发媒体关注，借由舆论的力量，广州老城区的讲古坛才起死回生，被媒体称为“广州最后一位讲古佬”的颜志图也复出讲古。
听到这个消息的彭嘉志央求母亲带他拜师。那是一个雨天，讲完古的颜志图没有带伞，就在茶馆门口和服务员闲谈，看这少年有礼，想学，他自然也就愿教。
十多年后的今天，看《百鸟朝凤》，彭嘉志全程哭到尾，仿佛自己的故事重现。高中课业繁忙，下课鈴响，别人是先收拾书包，他是先戴上耳机听故事，一边听故事一边走路，路过文具店，付了钱却不记得拿笔。回到家一边吃饭一边听，姥爷问：彭嘉志啊，饭是什么味道你知不知。写完作业后，彭嘉志跟着师父说书的音频，把故事一字一句默下来，然后对着镜子练习每一个喜怒哀乐，一练就是三四个小时。
与北方师徒关系不同，粤语说书师徒关系松散，颜志图人也随和，对徒弟不打不骂，“师父的想法就是，有人学就不错了，师父也不敢得罪徒弟，他会跟你说，学这个呢，以后可能会比较艰难。不过只要你愿意学，他就愿意教。”
但是彭嘉志给自己很大压力。“最后一个讲古佬”的称呼笼罩在头顶，彭嘉志不服，“我不信这样一个东西被人看不起，相声虽然也后继无人，但起码受到关注，我们说书为什么霉成这样，我就一定要把这门艺术继承起来。”那个时候开书场，别人不给钱，颜志图和弟子还得求着别人给演出机会，不然徒弟们没得练。“就是《霸王别姬》里那句话，想在人前显贵，就要人后受罪，我不要这样求别人演出，我要别人求我演出。”
如今，彭嘉志在伦文叙状元广场和文化公园开设书场，也收了徒弟15人。早期去茶楼说书，台下有人说，“下去吧，你在上面说，我们下面连话都听不清。”彭嘉志不理睬，“每一行有每一行的规矩，对于说书人来说，我就是来说书的，我就得把它说完。”在粤语说书最低谷的时候，彭嘉志成为“最后一个讲古佬”的徒弟，十多年来，不算热烈的风吹了又止，但对于彭嘉志来说，“无论低潮还是高潮，上了舞台，就不能随便下来。”
自导自演
每周一早上10点，彭嘉志准时在广州文化公园棋艺馆的讲古场出现。一声醒木响，这天，他讲的是《三国演义》，台下散坐着十多位听众。彭嘉志一身长衫，挺直腰杆，做威严状，并顺势拿起醒木，“啪”一声，先是一串粤语，“哎呀呀，刘备吓死来啊，俾曹操识穿左添，佢话天下英雄只有我同佢啊。（刘备吓死了，居然被曹操识破了，说天下英雄只有自己和他）”突然来一句北方腔，“吓死宝宝咯！”台下一位六十多岁的观众也被逗笑。
每一场需要脱稿讲2.4万字，平均每分钟200字，一次讲两个小时，其间基本不离台，也不喝水。粤语评书不用喉音，全靠丹田，早期艺人多在街头或茶楼讲古，皆为空旷嘈杂之地。
人物受到刺激，心肝欲裂时，要用破音，紧迫而急切；说到体弱多病的老人，或者人物胆战心惊、悲伤饮泣时，说书先生会用颤音；少女的声音是圆润柔和的，这时候用音较高，用气舒展；青年的声音是朝气蓬勃的，发音时，舌稍向前抬高，口齿要灵活。
快慢也有学问，比如方言谐语，说得轻快才能引人发笑，而读祭文或者病危遗言，要放慢，留有情绪的余地，说赵云一把白翎箭射出去，“嗖——”，右手食指与中指并拢，徐徐指向前，抬望眼，仿佛千军万马在远处，声音造出一个慢镜头，这是以慢说快，惊险的场景更有波澜。
说书期间，彭嘉志做过两年电视节目导演，常常要设计场景。久而久之，悟出来了：说书其实是一个自导自演的过程，只不过说书的导演无需考虑镜头，但是要考虑人物的错位。“你一个眼神的转换，一个侧身，能在舞台上形成明显的两个人，功夫才算行。”请他比划两下，他坐在一把圈椅上，身不动，却怒目如钟馗，顺眉像老管家，三秒一换，如同川剧变脸，一个面孔立住一个人。
决定讲某个题材后，彭嘉志通常都会看三到五个该题材不同版本的话本材料。准备《隋唐英雄传》时，彭嘉志找专家补课，聊了一晚上古代兵器的发展；讲《龙津路》前，他实地走了四回；要讲水浒，他尽可能地搜集水浒流传在民间的故事。说书先生做的是加法，彭嘉志要比所有人都明白，武松是怎么走到酒家，怎么将这十五碗酒喝尽，景阳冈什么样子，老虎什么样子……书里短短一段话，说书先生可以说上一个小时。
流传的故事千千万，但要确定自己故事里的人物形象甚至构建情节并不容易，每一个说书先生其实都是一个创作者。比如《说唐》里，一百个读者眼里就有一百个秦叔宝。彭嘉志的理解是：“水浒是看谁最惨，三国是看谁最奸，西游是看谁最有本领，说唐就是看哪个兄弟最有情义。”彭嘉志的《说唐》里，单雄信与秦叔宝是生死之交，但二人后来分道扬镳，秦琼终身保唐，单雄信则抗唐到底，因此，单雄信的死就要朝着这个方向去设计：为了成全自己的兄弟，让他们跟随新的主公成就霸业，单雄信选择偷偷自杀，刚好这个时候秦叔宝又不在，兄弟情谊与个人名节，都得以保全。
不仅要创作故事，还要设计动作。比如关云长来到镇国寺，卞喜摆下酒席，以砸杯为号，准备偷袭关云长。在这里，关云长拿刀的动作就有很多种设计，有些说书先生是让他一手拿过来，彭嘉志则是由老兵抛刀，他一手接住，然后定住，大喝一声“休走！”英雄气概溢于言表。
定了故事，还要在舞台上随时跳出故事。秦琼卖马没带钱，他调侃，如果现在带个手机就可以了，刘备自不量力要应战，这不就是三胖子对着美国叫嚣吗？讲赌钱输了，他调侃观众，谁昨晚买了欧洲杯，肯定有同感。讲通奸被抓，娱乐圈里多的是现成的料。
在舞台上，彭嘉志不带妆，一切都要靠神韵去传达，合格的说书先生能调动一切去触发听众的想象力。一把扇子，原是怀袖之物，往空中一打，就成一条马鞭，这是关羽上马，再往前一指，空中腾起杀气，这是张飞耍大刀。
要想学精，更难。琢磨功架功夫，单单一个捋胡子，讲究颇多。曹操是满胡，关云长是五绺胡，单雄信的鼻毛和胡子缠绕，叫作渣。不同的人捋胡子，就有不同的动作。单雄信在二贤庄初见秦叔宝，称赞秦叔宝的马好，胡子不能乱扯，必须是撕。关云长灞桥挑袍，拿青龙偃月刀，胡子应该是挑起来。这些功架功夫不是自己设计的，而是严格遵守粤剧舞台的规定，为此，彭嘉志研究粤剧，拜师粤剧名伶白云峰。
粤语说书难学，还在于没办法量化，细节性的东西要反复练习，师傅一看，是这个感觉，就算是到位了。但行内规矩，比如拍醒木，就有严格规定。必须用中指压住，手夹紧往下打，确保打下的醒木不再弹起。说书过程中，有时会夹杂诗歌，醒木就只能在诗歌中打，不能打到句外，那是关外的打法。“为什么？没有为什么，这就是纪律。”
上了舞台，就不能随便下来
彭嘉志生于广州，外婆是西关小姐，祖上是清代富户，两百大洋买下一栋竹筒屋，天光斜斜。外婆讲战争：日本人轰炸广州，飞机低低掠过，途经房子天窗，吸力巨大，人的头发被直直扯起；讲命运吊诡：姨婆兴冲冲去一德路，打算熔一枚金戒指做金器，国民党架起高射炮打日本飞机，飞机坠毁在一德路圣心大教堂旁，高兴劲还未散，姨婆从此没了。
外公是乡绅，此前当过乞丐、厨师，甚至做过情报工作，他讲阴森夜晚，村民用火将水鬼烧死；讲古代秀才戏弄皇帝，九五之尊无奈吞下大便；讲自己幼年在大榕树下听故事，脑袋一歪睡得死死，被醒着的小伙伴捉弄；讲番薯烤熟后反手套在牛角上，趁牛角受热变软，赶紧削尖，斗牛必胜。
彭嘉志小小年纪就成了故事的箩筐，再后来，看《俗话广州》，“我觉得我应该把这些故事记住”，听《清宫秘史》，他想讲出来，于是学校午睡结束的昏昏辰光里，他讲的故事让同学们精神起来。
而此时，广州讲古的颓势一发不可收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到处可见讲古佬身影和里三层外三层的“打古钉（听古不给钱的人）”，“在白云山丢块石头下去，砸死的十有八九是说书人。现在你在北京路或天河城试试，一万个人里面也没有一个说书人。”从1980年代末开始，广州陆续关闭讲古坛，到了2001年，最后一个讲古场所也被取消。彭嘉志的师父，当时是职业艺人的颜志图，不得不暂停自己的讲古事业，以教螳螂拳为生，而这螳螂拳，是当年为了讲好短打书而学。
直到2003年，讲古在广州的生存状态引发媒体关注，借由舆论的力量，广州老城区的讲古坛才起死回生，被媒体称为“广州最后一位讲古佬”的颜志图也复出讲古。
听到这个消息的彭嘉志央求母亲带他拜师。那是一个雨天，讲完古的颜志图没有带伞，就在茶馆门口和服务员闲谈，看这少年有礼，想学，他自然也就愿教。
十多年后的今天，看《百鸟朝凤》，彭嘉志全程哭到尾，仿佛自己的故事重现。高中课业繁忙，下课鈴响，别人是先收拾书包，他是先戴上耳机听故事，一边听故事一边走路，路过文具店，付了钱却不记得拿笔。回到家一边吃饭一边听，姥爷问：彭嘉志啊，饭是什么味道你知不知。写完作业后，彭嘉志跟着师父说书的音频，把故事一字一句默下来，然后对着镜子练习每一个喜怒哀乐，一练就是三四个小时。
与北方师徒关系不同，粤语说书师徒关系松散，颜志图人也随和，对徒弟不打不骂，“师父的想法就是，有人学就不错了，师父也不敢得罪徒弟，他会跟你说，学这个呢，以后可能会比较艰难。不过只要你愿意学，他就愿意教。”
但是彭嘉志给自己很大压力。“最后一个讲古佬”的称呼笼罩在头顶，彭嘉志不服，“我不信这样一个东西被人看不起，相声虽然也后继无人，但起码受到关注，我们说书为什么霉成这样，我就一定要把这门艺术继承起来。”那个时候开书场，别人不给钱，颜志图和弟子还得求着别人给演出机会，不然徒弟们没得练。“就是《霸王别姬》里那句话，想在人前显贵，就要人后受罪，我不要这样求别人演出，我要别人求我演出。”
如今，彭嘉志在伦文叙状元广场和文化公园开设书场，也收了徒弟15人。早期去茶楼说书，台下有人说，“下去吧，你在上面说，我们下面连话都听不清。”彭嘉志不理睬，“每一行有每一行的规矩，对于说书人来说，我就是来说书的，我就得把它说完。”在粤语说书最低谷的时候，彭嘉志成为“最后一个讲古佬”的徒弟，十多年来，不算热烈的风吹了又止，但对于彭嘉志来说，“无论低潮还是高潮，上了舞台，就不能随便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