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斯文·贝克特著
　　徐轶杰等译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9年4月
　　19世紀末，英国裁缝查尔斯·沃斯在他位于伦敦的沙龙上，首次让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法国女郎玛丽·弗内展示他设计的服装，服装模特就此诞生。
　　这个看似偶然的发明，实际有着某些必然，其意义不仅在于大大提升了人类衣着文明段位，同时还折射出人们衣着文化从传统意义上的满足刚需，转入更具观赏意义的审美情趣。而为这个转变提供强大动力的，正是全球棉花和棉织品的放量增长。或者可以这样说，模特是棉花帝国崛起的产物。
　　这是一部通过棉花视角，管窥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历程的史书。2015年，本书荣获美国班克罗夫特奖。作者哈佛历史学教授斯文·贝克特在这部跨越400年、涉及七大洲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著作中，勾勒了商人、商业资本家、经纪人、代理人、国家官僚、工业资本家、佃农、自耕农、奴隶等诸多角色。这些人的命运与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同时又在参与中塑造了现在这个存在着巨大不平等的世界。
　　贝克特通过剖析棉花帝国崛起的战争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全球资本主义三个阶段，让读者清晰地看到资本主义史如何与民族国家史、殖民史、贩奴贸易史密切联系在一起，从而打开“现代世界”之门。

为什么是棉花

　　为什么是棉花？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棉花与人类社会息息相关：从身上穿的，到家里用的，棉织品无所不在。
　　诚然，今天的服装原材料不局限于棉花，还有麻、丝、毛、化纤织品等，但世界人口也在持续增长，人类对棉花的需求仍旧保持历史高位。人口增长，从最基本的生存角度看离不开两大产品，即粮食和衣物。
　　据估计，2019年全球棉花产量将创下历史第二高。棉花产量的高企，表明人类对棉织品仍旧存在倾向性依赖。从非洲的撒哈拉大沙漠，到欧美炫丽的时装T台，尽管服饰不一，但各地人们对原材料棉花并不拒绝。在贝克特看来，今日棉花及其产业的发展成就，正是棉花帝国形成的历史遗产。
　　为什么是棉花在“现代世界起源”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也很有趣的问题。按理说，人类历史上一直为摆脱饥饿问题所困扰，甚至因此发生了诸多流血战争。但同时不能否认的是，人类至今对粮食的概念，始终没有达到相对统一到单一物种的高度，有的以肉为主食，有的偏重谷类，有的则钟情小麦、玉米、土豆等，总之品种繁多，不一而足。一些民族出于宗教或传统习俗，对某一方面的食物有所禁忌，但至目前，没有人会出于类似原因而拒绝棉花。棉花就像是全球通行的“硬通货”。
　　棉花的优越性是所有粮食作物不可比拟的。大约5000年前，在印度次大陆，生活在印度河谷的农民发现可以用棉花纤维纺线。经过人类数千年的干预驯化，棉花提高了产量质量，植株早就没有先前的高大，更易于采摘。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功试种后，棉花成功实现了跨洲际跨国界跨民族跨人种。今天，除了南极洲，世界其他六大洲都有棉花种植。生产加工方面同样如此，在棉花帝国的全球化历程中，纺织技术早就普及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
　　贝克特指出，“从公元1000年至1900年，大约900年的时间里，棉花产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制造业。”棉花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功，是因为它“将不同大陆连接在一起”，创造了“一个关于土地、劳动力、运输、生产和销售的全球性网络”。当棉花像一条体系庞大的纽带，将越来越多的人联系在一起时，其地位自然与日俱增，并逐渐侵入各地人们的生活，凝聚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棉花之所以能够“将不同大陆连接在一起”，既因为人类对这一农作物的普遍认同，更因为资本不断寻找低成本。
　　18世纪以前，全球没有出现任何显著的棉花单一种植，即便像印度这样最早使用棉织品的国家，农民也只是在粮食作物旁套种一些棉花。甘地曾说，当印度给欧洲供应棉花时，欧洲人自己“还沉浸在野蛮、无知和粗野之中”。至少从衣着上看，16世纪前，绝大部分欧洲人身上穿的是粗糙的亚麻织品，羊毛和丝绸则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18世纪是贝克特描述棉花帝国的一个重要开端，从这个时间开始，全球棉花种植突然发力。贝克特认为，棉花种植的突然崛起至少离不开两大历史事件：一个是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另一个则是1497年达·伽马绕行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哥伦布发现的美洲大陆，后来成为全球主要棉产区。达·伽马从欧洲成功直达印度，直接将此前在东西方间从事贸易的阿拉伯商人晾在一边，欧亚从此进入“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新时代。
　　肇始于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不仅仅大大拓展了人类知识视野，同时也为资本不断寻找更低成本和更多利润提供了更多可能。不过，欧洲人对地理大发现的溢美之词，无法掩盖其血腥而又肮脏的历史。换言之，如果不是武装力量介入，他们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尝所愿。就此，贝克特批评说，“埋葬死者几乎是一个工业化的过程”。
　　早期，棉花有两个劳动力密集的生产阶段，一个位于农田，另一个位于纺织。在棉花收割机于20世纪40年代诞生前，“棉花种植一直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而在19世纪珍妮纺织机发明前，“世界各地的棉花生产也始于家族组织”。
　　资本主义不断压降棉花产业链成本的方案既简单而又粗暴，第一阶段是暴力和胁迫，第二阶段是恩威并施。解决棉花种植的土地和劳动力问题，欧洲人主要通过战争，一方面将原住民比如美洲大陆的印第安人消灭或者赶走;另一方面从非洲贩卖大量黑人奴隶，“仅1500年后的三个世纪里，超过800万奴隶从非洲被贩运到美洲”。有了几乎白拿的土地和低廉的劳动力，北美在19世纪一跃成为世界主要棉产区和棉织品生产地自然顺理成章。 　　资本家降低成本的方式还有很多。比如殖民：“棉花帝国在美国、中亚、埃及和朝鲜等地的领土扩张是巨大的”;比如迫使殖民地农民种植更低收益的棉花，同时明火执仗地打压他们试图振兴的民族棉工业;比如设置关税壁垒：17世纪末18世纪初，英国、法國、西班牙、奥斯曼等国均大幅提高了进口印度棉织品的关税;比如技术创新：珍妮纺织机的出现、内燃机的发明等等，都为棉花的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技术优势往往可以覆盖日益走高的人力成本。虽然19世纪印度的人力成本远比美国低，但因为美国铁路系统比印度好得多，所以美国棉花更有竞争力。
　　在贝克特看来，正是资本家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18世纪末，工业化国家和未工业化国家、殖民国家与殖民地国家、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出现明显分野，史称南北“大分流”。

缔造新世界

　　18世纪末的“大分流”，不仅是全球贫富的真实写照，同时也是全球话语力量重塑的重要节点。尽管全球形成了越来越多的棉花生产与纺织中心，但“大分流”后，欧洲棉花中心的地位显而易见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贝克特指出，棉花帝国一开始便驶入全球化的轨道。资本具有流水习性，总是向低成本的贫穷国家流动，以投资当地的棉花种植。在资本力量的主导下，棉花在全球的大规模种植，必定重塑棉花以及其他农作物种植版图，也必将大量劳动力迁入工厂，其中相当一部分失地农民后来成为“无产者”。与此同时，棉花种植面积的飚增，又会打破原有农作物种植结构，陡增粮食安全隐患。历史上，埃及、印度等殖民国家，都曾发生过严重的饥荒，死亡人数在棉产区更为集中。还有，棉纺工厂的兴起需要巨大劳动力，一开始吸引的是男性，后来是女性，再后来包括儿童，像中国这样妇女不外出工作的传统也被打破。
　　事实上，棉花帝国的资本家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们会紧紧依靠国家力量。国家主义最直接的好处是，可以借助比别国强得多的军事力量，快速达成目标，前提是对方屈服或者流血后被征服;国家可以有效保障棉花稳定的种植面积;国家“发起的基础设施项目加速了货物流动”;“国家政府同时使用政治权力和军事力量，保护自己（资本家）进入国外市场”;国家可以通过建立多样化的劳动制度，为社会分工的细化创造更多有利条件……这一切，自然有利于资本家降低棉花种植和棉织品的生产成本。
　　棉花帝国的所向披靡确实为落后国家带来了先进知识，但往往也强人所难。以埃及为例，18世纪前，在埃及强有力的统治之下，该国种植着落后的棉花品种。这显然不符合欧洲资本家的利益，结果被欧洲人纳入通过战争殖民的目标。甚至可以说，在资本家眼里，世界只有利润，没有世外桃源，没有田园牧歌。
　　贝克特并不认为，国家于资本家只有利益。一方面资本家紧紧依靠国家力量，寻找到更低的生产成本，实现了更多利润。另一方面，“因为工人可以利用进入国家政府机会，来改善自己的工作条件和工资”，同时还会在政治上与资本家形成新的博弈。如许多殖民地的棉花工人后来成长为独立运动的中坚力量——所有的重塑，无一例外均源自个体话语权的改变。
　　贝克特最后说，“棉花帝国继续推动着一场巨大的探底竞争，唯一的限制是地球空间的局限。”事实上，在全球化的市场经济时代，这样的竞争不单单属于棉花，而是所有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