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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那些舞台前的导演不一样，滕华涛总是把自己置放在作品的后面，他的影视作品的观众，总是远远多于熟悉这个名字的人。他说话轻轻的，说到电影对现实的反思时，他就会后退一百步，谦逊地说：“我只是观察和体现而已。”
而看看他观察的结果吧 ——蜗居、小三、男闺蜜 ……一个个都成了社会的热词，人们从他的电影里，找到了诠释自己和身边那些人的话语。由此说来，滕华涛可算是中国最接地气的导演了。
12月，全国各地的 PM2.5爆表，在年关将至的时候，大家说的是要远遁到哪个地方去、旅游、移民；在这个全民悬而未决的时候，滕华涛拿出了他最新的作品《等风来》，讨论的正是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基本生存需求和幸福指数。
只有敏锐的观察者，才能在适当的时候撞上现实。这是滕华涛作为创作者的嗅觉。
可不是吗？在漫天雾霾里，我们只能等风来。
为什么大家都不开心？
2011年底，《失恋 33天》以小演员、小成本和小故事的黑马姿态创造了 3亿多的票房奇迹，对于电影圈来说不只是惊喜，还是惊吓。时间倒退到这部电影后期制作时，主创们可没有那么淡定。
滕华涛说，他自己对《失恋 33天》是很有信心的，因为这样的模式他在电视剧里已经尝试过很多次，证明是成功的。但出去开会或谈事时，很多人认为这是不靠谱的。在不看好的声音里，滕华涛陷入焦虑的状态。
有一天，滕华涛和编剧鲍鲸鲸聊天，说下一部要拍什么。他们就想，下一部要拍身边的人。滕华涛忍不住吐槽说：“我们想拍的就是身边的人，但是我们身边的人都不太高兴，没有钱的人还能理解，但是有钱的人也不高兴。反正就是大家都不开心，集体特别焦虑，就是不满足，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们更开心一点。我觉得现在大家的生活也都改善了，都有房，有车了，还沉浸在一个不开心的状态里。 ”
正好在这个时候，滕华涛看到一个全球幸福指数的报道，其中尼泊尔排名很靠前。他就想，为什么一个挺穷的地方，就在我们隔壁，它会是那样一个状态？
他萌生了去尼泊尔看看的念头。就这样，本来一心想着下部片可以去马尔代夫的鲍鲸鲸，被发配到尼泊尔去了。他们想说一个中国旅游团到尼泊尔去的故事。
鲍鲸鲸去了尼泊尔三次，每次回来都跟滕华涛抱怨，被骗啦、被吓到啦、拉肚子啦，跟幸福没半毛钱关系。直到有一次，鲍鲸鲸说了一个事儿：她去雪山玩滑翔。滑翔伞要靠风才能飞起来。她千辛万苦上到山顶，却没有风，只能焦躁地干等着。教练看到了，就对她说，你现在冲不出去，急也没有用啊。只能等风来。
等风来这句话，一下子击中了滕华涛。对于电影焦虑和不确定的他，顿时豁然开朗起来。
太阳下山，就跳起舞来
“我不是想说一个人去尼泊尔旅行，然后发现那边的人有多淳朴的故事。当时我就跟鲍鲸鲸说，这个故事里有两件事是不能发生的。第一是爱情不太可能发生，在尼泊尔旅行十几天就产生爱情，这的确是有点儿扯；第二就是不能发生大彻大悟的人生，十几天的旅行只能有一些微小的变化。”
刹那间改变人生的狗血剧情，很难发生在现实里。平常的偶遇，却可能让人偏离自己的轨道一点点；哪怕只游离一点点，从远处看看自己的处境，也是好的。滕华涛也经历了这样的微震荡，他开始想自己拍电影需不需要有那么强的目的性？
“等风来对我来说就是，你可有时间闲下来去走一走，去做一做完全跟你工作无关的事情。旅行啊看本闲书啊，听听音乐，去博物馆。可能这对你明天的工作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对你的生活是有改善的。（拍电影）是一个关于创作、关于你写什么东西的一个事儿，其实和多少票房没有多大关系。”
等到电影正式开拍，滕华涛才第一次到尼泊尔。他说他们取景的那些山区特别穷，但是当地人看起来都特别高兴，“没有看见有特别愁眉苦脸的人。太阳下山了，就放点音乐，大家就跳起舞来了。然后就觉得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尼泊尔有许多庙宇，当地人没事就进去拜一拜，也不是祈求些什么，这只是他们生活习惯的一部分而已。“他们以印度教为主，还有佛教之类的，两个宗教之间互相也没有冲突。有了宗教，人们会有一颗敬畏之心，觉得一切东西都是有神灵的，不敢随心所欲。所以他们就不太会没有底线地做一些事。”
闯进了牛魔王的世界
上世纪 60年代，尼泊尔是西方嬉皮士的精神天堂，他们聚集在加德满都的街头巷尾，晒太阳、飞天。现在尼泊尔最多的却是中国游客，除了买纪念品和拍照，很多人会去庙里祈福。《等风来》旅行团里有个大姐就是大众游客的缩影，进庙就问“佛牌管不管用，能不能保佑我儿子”。
滕华涛带着剧组进入尼泊尔的山区和森林，经历的事情却比一般游客要丰富得多。尼泊尔不是热门的取景地，此前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 1987年香港剧组到尼泊尔拍摄《卫斯里传奇》，许冠杰因此患上高山症，差点丧命。可见当地拍电影条件之艰辛。
有一次滕华涛在森林里拍戏，发现当地政府居然派了一个军队来。滕华涛就不理解，在森林也没人围观，为什么要劳动军队？后来他们才知道，在拍摄地不到50米的地方，上周有一只老虎吃掉了两个人。
而即使在这种原始的危险里，大家也没太恐慌。森林里随处可见野生动物， “野牛的每个角都有盘旋，真像电影里的牛魔王，如果冲过来当然是危险的。他们的说法是这是人家的地方，我们这些人才是外来的人，所以人家要愤怒你也没办法，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
《等风来》剧组里有一半是尼泊尔当地人，从司机到导演组都有当地人的身影，沟通是剧组里的重大课题。中国剧组讲究效率，尼泊尔人就常常说：急什么呢？慢慢地大家都进入这种节奏里。
不急的尼泊尔人、随时闯进剧组里的野生动物、不听话的风，种种不确定性就这样成为了电影的一部分。
把自己交给天空
滕华涛印象最深的，还是 “等风来 ”那场戏。到现在他还能记住拍摄的细节：“我们拍第一场戏的时候，因为要拍特别壮观的雪山作为背景，剧组一大早就要登山。那场雪山的戏要拍的是七点钟到十点钟的时候。我们半夜四点钟就从驻地出发，演员要三点钟起床，因为要化妆。我们坐一个半小时的车到半山腰，然后再转车，因为往上没有正常的路了，需要靠那种四驱越野车才能分头把人和设备拉上去。我们准备设备，从七点左右开拍，结果到时间了我们发现拍不成，天气不行。于是第二天还是要接着上山。这场戏我们拍了 5天。 ”
滕华涛回忆说，他们的背景就是雪山，壮观得让人感动。他们一筹莫展地等着天气变好时，切身地感受到了“等风来”的意义。
最后在场的人，都试了滑翔伞的感觉。滕华涛说，这其实没什么危险，只是感觉有点晕。不过在等待过程里，在奔跑和踏出山崖的那一步，却是要把自己交出去的。
滕华涛也试了。他说在空中的时候，像鸟。
而看看他观察的结果吧 ——蜗居、小三、男闺蜜 ……一个个都成了社会的热词，人们从他的电影里，找到了诠释自己和身边那些人的话语。由此说来，滕华涛可算是中国最接地气的导演了。
12月，全国各地的 PM2.5爆表，在年关将至的时候，大家说的是要远遁到哪个地方去、旅游、移民；在这个全民悬而未决的时候，滕华涛拿出了他最新的作品《等风来》，讨论的正是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基本生存需求和幸福指数。
只有敏锐的观察者，才能在适当的时候撞上现实。这是滕华涛作为创作者的嗅觉。
可不是吗？在漫天雾霾里，我们只能等风来。
为什么大家都不开心？
2011年底，《失恋 33天》以小演员、小成本和小故事的黑马姿态创造了 3亿多的票房奇迹，对于电影圈来说不只是惊喜，还是惊吓。时间倒退到这部电影后期制作时，主创们可没有那么淡定。
滕华涛说，他自己对《失恋 33天》是很有信心的，因为这样的模式他在电视剧里已经尝试过很多次，证明是成功的。但出去开会或谈事时，很多人认为这是不靠谱的。在不看好的声音里，滕华涛陷入焦虑的状态。
有一天，滕华涛和编剧鲍鲸鲸聊天，说下一部要拍什么。他们就想，下一部要拍身边的人。滕华涛忍不住吐槽说：“我们想拍的就是身边的人，但是我们身边的人都不太高兴，没有钱的人还能理解，但是有钱的人也不高兴。反正就是大家都不开心，集体特别焦虑，就是不满足，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们更开心一点。我觉得现在大家的生活也都改善了，都有房，有车了，还沉浸在一个不开心的状态里。 ”
正好在这个时候，滕华涛看到一个全球幸福指数的报道，其中尼泊尔排名很靠前。他就想，为什么一个挺穷的地方，就在我们隔壁，它会是那样一个状态？
他萌生了去尼泊尔看看的念头。就这样，本来一心想着下部片可以去马尔代夫的鲍鲸鲸，被发配到尼泊尔去了。他们想说一个中国旅游团到尼泊尔去的故事。
鲍鲸鲸去了尼泊尔三次，每次回来都跟滕华涛抱怨，被骗啦、被吓到啦、拉肚子啦，跟幸福没半毛钱关系。直到有一次，鲍鲸鲸说了一个事儿：她去雪山玩滑翔。滑翔伞要靠风才能飞起来。她千辛万苦上到山顶，却没有风，只能焦躁地干等着。教练看到了，就对她说，你现在冲不出去，急也没有用啊。只能等风来。
等风来这句话，一下子击中了滕华涛。对于电影焦虑和不确定的他，顿时豁然开朗起来。
太阳下山，就跳起舞来
“我不是想说一个人去尼泊尔旅行，然后发现那边的人有多淳朴的故事。当时我就跟鲍鲸鲸说，这个故事里有两件事是不能发生的。第一是爱情不太可能发生，在尼泊尔旅行十几天就产生爱情，这的确是有点儿扯；第二就是不能发生大彻大悟的人生，十几天的旅行只能有一些微小的变化。”
刹那间改变人生的狗血剧情，很难发生在现实里。平常的偶遇，却可能让人偏离自己的轨道一点点；哪怕只游离一点点，从远处看看自己的处境，也是好的。滕华涛也经历了这样的微震荡，他开始想自己拍电影需不需要有那么强的目的性？
“等风来对我来说就是，你可有时间闲下来去走一走，去做一做完全跟你工作无关的事情。旅行啊看本闲书啊，听听音乐，去博物馆。可能这对你明天的工作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对你的生活是有改善的。（拍电影）是一个关于创作、关于你写什么东西的一个事儿，其实和多少票房没有多大关系。”
等到电影正式开拍，滕华涛才第一次到尼泊尔。他说他们取景的那些山区特别穷，但是当地人看起来都特别高兴，“没有看见有特别愁眉苦脸的人。太阳下山了，就放点音乐，大家就跳起舞来了。然后就觉得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尼泊尔有许多庙宇，当地人没事就进去拜一拜，也不是祈求些什么，这只是他们生活习惯的一部分而已。“他们以印度教为主，还有佛教之类的，两个宗教之间互相也没有冲突。有了宗教，人们会有一颗敬畏之心，觉得一切东西都是有神灵的，不敢随心所欲。所以他们就不太会没有底线地做一些事。”
闯进了牛魔王的世界
上世纪 60年代，尼泊尔是西方嬉皮士的精神天堂，他们聚集在加德满都的街头巷尾，晒太阳、飞天。现在尼泊尔最多的却是中国游客，除了买纪念品和拍照，很多人会去庙里祈福。《等风来》旅行团里有个大姐就是大众游客的缩影，进庙就问“佛牌管不管用，能不能保佑我儿子”。
滕华涛带着剧组进入尼泊尔的山区和森林，经历的事情却比一般游客要丰富得多。尼泊尔不是热门的取景地，此前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 1987年香港剧组到尼泊尔拍摄《卫斯里传奇》，许冠杰因此患上高山症，差点丧命。可见当地拍电影条件之艰辛。
有一次滕华涛在森林里拍戏，发现当地政府居然派了一个军队来。滕华涛就不理解，在森林也没人围观，为什么要劳动军队？后来他们才知道，在拍摄地不到50米的地方，上周有一只老虎吃掉了两个人。
而即使在这种原始的危险里，大家也没太恐慌。森林里随处可见野生动物， “野牛的每个角都有盘旋，真像电影里的牛魔王，如果冲过来当然是危险的。他们的说法是这是人家的地方，我们这些人才是外来的人，所以人家要愤怒你也没办法，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
《等风来》剧组里有一半是尼泊尔当地人，从司机到导演组都有当地人的身影，沟通是剧组里的重大课题。中国剧组讲究效率，尼泊尔人就常常说：急什么呢？慢慢地大家都进入这种节奏里。
不急的尼泊尔人、随时闯进剧组里的野生动物、不听话的风，种种不确定性就这样成为了电影的一部分。
把自己交给天空
滕华涛印象最深的，还是 “等风来 ”那场戏。到现在他还能记住拍摄的细节：“我们拍第一场戏的时候，因为要拍特别壮观的雪山作为背景，剧组一大早就要登山。那场雪山的戏要拍的是七点钟到十点钟的时候。我们半夜四点钟就从驻地出发，演员要三点钟起床，因为要化妆。我们坐一个半小时的车到半山腰，然后再转车，因为往上没有正常的路了，需要靠那种四驱越野车才能分头把人和设备拉上去。我们准备设备，从七点左右开拍，结果到时间了我们发现拍不成，天气不行。于是第二天还是要接着上山。这场戏我们拍了 5天。 ”
滕华涛回忆说，他们的背景就是雪山，壮观得让人感动。他们一筹莫展地等着天气变好时，切身地感受到了“等风来”的意义。
最后在场的人，都试了滑翔伞的感觉。滕华涛说，这其实没什么危险，只是感觉有点晕。不过在等待过程里，在奔跑和踏出山崖的那一步，却是要把自己交出去的。
滕华涛也试了。他说在空中的时候，像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