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报纸上的募捐，社会承担起道德责任，逃避了制度性义务
　　
　　我认为人人，或至少八成的人，都该建立个名单，明白有哪些事是自己做不起的。被撞?可以；撞人?不可以。感冒?可以；非典?不可以。骨坏死?可以；肾衰竭?不可以。青光眼?可以。白血病?绝对不可以。
　　1982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日本电视剧《血疑》，从那以后，白血病在中国的名声很大。如果有人统计过白血病在电视剧中的发病率，我相信一定会得到很大的数字。二十年里，剧作家为了动员观众的同情心，用白血病袭击了千百名善良的人，其中多数是女性。这一疾病似乎是美德的代价，从来不会落到坏蛋的头上；致命而又可以治愈，从而带来悬念；高昂的费用，艰难漫长的疗程，足够使苦难主题从第七集延伸到第三十九集。
　　不要小看电视剧的力量，它在我们心里建立了模式。白血病让我们想到善良、亲情、苦难，它是人生悲剧的化身，激发同情之心的强大力量。致命而昂贵的疾病有许多，白血病并不是其中发病率最高的一种，但它是在报纸头版上出现最多的一种；在无数得了重病而治不起的人当中，白血病人得到捐助的希望还是最大的。
　　这最大的希望有多大呢?在中国，白血病的发病率是十万分之三，即每年新增患者四万多人。从目前的收入线，以及目前的医疗保障状况来看，其中大概有四万人，自己是治不起这病的。治疗白血病的费用少则二三十万，多则近百万；以三四十万元计，这四万人如果都只能靠同情者的捐款来治病，全中国每个人要捐十元钱。
　　这个数字大吗?对征税者来说，不算很大；对募捐者来说，就太大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幻想过“如果每人给我一块钱……”，或者“假如人人献出一点爱”，我只知道从来没有人得到过。中国十几亿人口，有捐款能力的不到四分之一(儿童也会捐款，但那是他们父母的钱；穷人也会捐款，但他们自己也需要援助)。而其中愿意捐款的人，又有多少呢?后一个问题不妨从另一角度来说：如果有四万病人需要在报纸上募捐来治疗，意味着在每个省，每一天有三个病例出现在报纸上。那么，读者的同情心，会足够强壮吗?
　　最近，一个叫刘利的白血病患者想出了刊登“自救广告”这个办法。他的女友联系北京的大小报纸，希望报导此事。有的报纸同意，有的拒绝。拒绝的理由之一是：刘利一事的特性不够。换句话说，他的事情，不足以既能刺激同情心，满足同情心，又能保护同情心。报纸编辑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你不能每天拿三次募捐去号召读者，每个月三次都太多。
　　何况，白血病只是众多致命而昂贵的疾病中的一种。
　　曾有一个白血病人的父亲向我说，儿子的病，使他心里总怀着惭愧。一个白血病例发生后，首先不得不去挤压患者的亲戚，然后是朋友，然后是同事、同里、同学，直到社会。在目前的情况下，每一次发病，都要在社会组织的某一区域里造成激荡，形成一次小的社会动员，涟漪会持续震荡一段时间，以致许多关系因之而调整了。
　　这位父亲说，他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一件对不起人的事。他说，如果得病的是他自己，他肯定不治了。事实上，多数白血病患者，都放弃了有效的治疗。多数昂贵的疾病的患者，也都放弃了有效的治疗。靠捐款得以治疗的人是很少的。
　　许多学校动员小学生购买一种大病保险；在有的学校，想不买都不行。但这种商业性质的大病保险，是不管白血病的，也不管另几种被认为“高发”的昂贵疾病。
　　从现状看，依赖商业保险来解决“大病”问题，无论是对保险公司，还是对多数家庭来说，并无可能。全民的医疗保障体系，说了许多年了，但要建立起来，不知会在什么时候。
　　在农村，正在试行一种保障体系，或叫“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这个方案的核心内容是中央财政每年为每人出十元，地方财政出十元，农民自己出十元。这是好的尝试，至少，它意味着农民重新被纳入福利体系。现在的问题是，地方财政该出的钱不愿意出，还总琢磨如何克扣上面分下来的钱。而农民，一提到交钱就害怕，不太愿意交那十元钱。至于这种保障体系能否应付白血病这类重病，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在很长时间里，在很大范围里，报纸还将继续是重病患者的救星。通过报纸上的募捐，社会承担起道德责任，逃避了制度性义务。在这交换中，建立可以及远的制度的压力有所缓解，而公众的良心被迫成为代价，每年若干次地接受折磨。看着过多的社会成员束手待死，是人们的同情心受不了的；而依赖同情心来解决这些问题，也是健康的社会受不了的。至少对报纸编辑来说，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锻炼身体吧，这可能是最好的办法。
　　刀尔登：六十年代生人，中文系出身，做过行政、研究、编辑等几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