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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政府和人民率先抗击疫情，为世界各国赢得了两个月的时间。中国与世界多个国家携手抗疫，体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国际担当。但在西方少数发达国家的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污名化中国现象沉渣泛起，其具体表现是什么？对于西方媒体涉华报道中的偏见，中国将如何应对？本文针对这些问题，以英国主流媒体《泰晤士报》为研究对象，分析该报半年来在疫情报道中建构的中国形象，并针对其报道特点，探索未来中国外宣的话语对策。
一、《泰晤士报》涉华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的中国形象
本研究使用Factiva数据库和《泰晤士报》官方网站检索，检索时段为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去重后共获得有关疫情报道文本21943篇，其中涉华报道为1993篇，占该报疫情报道总量的9.08%。总的来看，该报关于各国的疫情报道中，涉华报道名列前排，超过对其盟友美国的报道量（1384篇，占比6.31%）。
依据对《泰晤士报》报道量、报道主题的统计和文本分析，发现其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涉华报道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其倾向始终是褒贬混杂、循环往复的。第一阶段：聚焦中国报道期（2020年1月1日-3月2日）新冠肺炎在中国武汉出现确诊病例后，短时间内在中国迅速传播形成疫情，进而引发世界关注。1月23日武汉封城之后，《泰晤士报》的新冠肺炎疫情涉华报道增多，并于2月达到顶峰。这一阶段涉华报道的特点是：将新冠肺炎疫情與“非典”疫情比较；感叹中国抗疫中体现的“中国速度”；强调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抨击中国国家制度；怀疑中国疫情数据透明度和信息公开度等。这一阶段，疫情在中国经历了从暴发蔓延到逐步控制的过程，《泰晤士报》对中国的态度也经历了“肯定-否定”的反转。
疫情暴发初期，《泰晤士报》镜像下的中国是一个“抗疫勇士”，认为中国改变了“非典”时期反应迟缓、信息不够公开的做法，抗疫行动迅速、有力。“对如此规模的城市实施隔离检疫，在现代传染病史上是前所未有的”（1月24日）。“（中国以）令人震惊的速度从零开始建造了一座拥有1000个床位的医院”（1月28日）。
随着疫情在中国境内的高发和在全球范围的扩散，《泰晤士报》渐渐把目光转向中国疫情数据透明度、信息公开度和中国国家制度，将中国描述成隐瞒疫情、没有自由的“专制”国家。《泰晤士报》借助专家学者、普通公众和反华势力之口暗示中国有意隐瞒疫情实况。同时，《泰晤士报》以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华刻板印象和意识形态偏见，对中国的国家制度进行抨击。2月29日的一篇报道认为中国的“互联网流量受到严密监控，以剔除非官方的疫情信息”。中国科技公司研发的用于识别戴口罩的人脸并远程测量体温的软件，在其笔下却成为了“中国加强其监视系统的机会”（2月27日）。
第二阶段：英国疫情高发期（2020年3月2日-2020年5月11日）
本阶段时间跨度从3月2日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宣布“英国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到5月11日鲍里斯宣布放松封锁政策。这一阶段《泰晤士报》主要关注本国疫情动态。饱受争议的“群体免疫”理论、英国境内确诊数超10万人、英国境内死亡数超2万人等都使得英国媒体不得不将更多目光转向本国。这一阶段涉华相关报道呈现递减趋势，而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总量先增后减，并于4月达到顶峰。本阶段的涉华报道总体呈负面，其突出特点是：恶意揣测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抗疫援助；对中国、美国、世卫组织三方关系煽风点火；将各国抗疫过失转嫁给中国等。
4月7日的一篇报道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正试图摆脱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影响，并巩固其作为亚洲超级大国的地位”。中国在本国疫情基本得到控制而全球疫情日益严重之际，向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输送了救援物资，但《泰晤士报》对此举报道并不多，即使提及，也是暗示中国“别有用心”。
4月12日刊登的《特朗普威胁说要起诉“以中国为中心”的世卫组织》一文提到，世卫组织原本应是致力于全球抗疫的政治中立机构，但是如今却“过度关注”中国，并认为假如“美国退出世卫组织，将为中国提供更大的介入空间，从而使情况变得更糟”。
《泰晤士报》多次引用美方言论，认为是中国“将这种病毒带给世界”（5月4日），并将抗疫过失转嫁给中国，“中国本可以避免全世界成千上万人的死亡。中国本可以避免世界陷入全球经济低迷”（5月7日）。
第三阶段：关注全球疫情期（2020年5月11日以来）
自英国5月11日宣布放松封锁政策之后，《泰晤士报》的疫情报道更多转向世界各国。这一阶段中国境内疫情控制良好，涉华报道数量持续减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虽仍饱受疫情影响，但也在努力恢复经济，《泰晤士报》的疫情报道总量也呈下降趋势。该阶段涉华报道的倾向在肯定与否定之间来回跳转。
一方面，《泰晤士报》认可中国关于禁止野生动物交易的政策与法规，认为“武汉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举措是非常受欢迎的，因为这是一个明确的认识”（5月24日），称赞“这个14亿人口的国家的官方死亡人数为4634人，远低于人口较少国家的死亡人数”（6月3日），并引用新加坡黑箱研究公司的调查结果，表示“截至6月，中国人对中国政府应对疫情的评价高于其他任何国家”（6月11日）。
另一方面，《泰晤士报》在多篇文章中表示“中国一直在利用疫情扩大其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实力”（5月13日）；且屡屡插手香港、台湾问题，借英国前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之口，声称“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并认为中国将“放弃香港‘一国两制’的意愿”，“香港和台湾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大”（6月4日）；还多次敦促英国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疫情暴露了我国在医疗产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上对中国的不健康依赖”（5月24日），并且唱衰中澳关系、中非关系，声称中国对澳大利亚牛肉加征关税“是为了惩罚其呼吁对这场危机展开国际调查的行为，并威胁报复批评中国的欧洲政府”（5月22日），“冠状病毒大流行严重考验了非洲与中国的重要关系，而非洲欠中国的债务已经使这种关系处于紧张状态”（6月29日）。 通过新闻文本分析和中国外交机构对媒体的反击行动可知，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泰晤士报》的涉华报道总体是负面的，与中国自塑的国家形象存在极大反差。
二、重大突发事件中《泰晤士报》的中国形象建构动因
重大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①新冠肺炎疫情突然而至、蔓延至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具有鲜明的“黑天鹅”事件特征，影响深远，属于全球性的重大突发事件。在重大突发事件中，主流媒体国际报道往往以国家利益为新闻选择标准，以外交政策为主要内容，以国家形象塑造为基本目的，自觉担负起公共外交的职责和使命。在国际事务中，媒体所发挥的作用就是帮助政府培养国际舆论，是向国际公众传播外交政策的跨国表述。
当前国际舆论场上，西方发达国家主流媒体仍然拥有强大的国际话语权。作为英国影响力最大的日报，《泰晤士报》在国际报道领域仍然是英国政府的喉舌，它的报道代表着英国政府的态度。《泰晤士报》的涉华报道善于通过选择、排除、强调等方式，②表达英国精英阶层的对华态度和观点，在形塑中国形象、引导社会公众对华认知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议程设置作用。《泰晤士报》常常通过援引多方观点塑造报道客观、中立的表象，实则借助专家学者、普通公众和反华势力之口表达英国政府立场。
《泰晤士报》新冠肺炎疫情报道对中国的质疑、歪曲和误读，塑造负面中国形象的动因，从媒体文化角度来说，源于《泰晤士报》商业化媒体的属性。西方商业化媒体中负面报道多于正面报道，是基于其“坏消息就是好新闻”的新闻价值观，新闻文化呈现“乌鸦文化”特征，③媒体往往选择冲突性事实和负面议题来吸引受众。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是它从本国利益出发、坚持唯美国马首是瞻的政治立场，这显然背离了西方媒体长期遵从的新闻专业主义。从国际关系角度考察，该报塑造负面中国国家形象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在疫情中的表现“木秀于林”，与西方多国疫情防控中的“仓皇失守”形成巨大反差，让一贯沾沾自喜、自认为拥有制度优势的一些国家难以接受，不愿不肯承认中国的制度优势。在这一重大突发事件中，《泰晤士报》的“绅士”面纱已然褪去，其标榜的客观、中立的报道立场也退居后场，鲜明的政治色彩显露无遗。
三、中国对外传播的话语策略转型
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上“声量不足”，“弱声”乃至“失声”，也是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国国家形象呈现负面的内因。在当前中外各种利益激烈交锋和博弈的现实下，我们应适时调整话语策略，积极配合国家公共外交战略，精准反击国外反华仇华势力，进行国际舆情引导。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提前设置后疫情时代重点话语议题，针对欧美疫情暴发期舆情特点下先手棋。随着后疫情时代来临，应及时推送具有全球共同价值的议题，如学校复课、失业人员救济、人道主义危机援助等，积极主动地推出深度报道、综合报道，坚持正面、积极的舆论导向，帮助国际受众树立信心恢复生产生活，凝练中国特色的外宣话语体系。
第二，使用多元话语策略，以本土化表述反击西方反华舆论。要针对国际受众特点进行分类信息推送，普通受众对刺激性信息更加敏感，精英受众对劝服性信息更加认同。要结合不同文化背景的国际受众，选择不同的信息推送方式。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疫情变化快，面对这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可邀请熟悉英国新闻媒体和健康传播的专业人士，深入挖掘细节、运用专业分析，针对国际受众的特点采用冷嘲热讽、正话反说、以古鉴今等多种手法，注重事实、借嘴说话以批驳西方歪曲中国的言论。
第三，吸纳网民参与中国话语体系建构，形成中国话语复调。适度放开互联网管控，鼓励和引导网络评论员和知识精英在国际互联网发声，推动“帝吧出征”式行动，反击西方主流媒体的不实言论和歪曲报道。公共外交的本意是推动公众之间深入理解和文明对话，推动其他国家的公众理解本國政策。因此，应为网民提供参与本国形象塑造的舆论空间，借力网民的巨大活力激发公共舆论，塑造开放、强大和变革的中国形象；利用网民的讨论，解构西方势力对方方、艾芬等人的利用。
第四，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话语核心，讲好负责任大国的故事。当前疫情警示国际社会，全球问题需要全球携手共同努力，共克时艰。人类是一个紧密相连的共同体，国际社会必须进行更加紧密的合作。中国外宣媒体要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对外传播的话语核心，尊重世界各国各民族，不仅大力报道中国抗疫举措，也要主动报道抗疫和经济复苏中的全球合作与协调。在国际报道中，外宣媒体一方面要积极宣传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向世界承诺中国协助各国恢复生产建设的举措（减免关税、畅通贸易等）以及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际行动；另一方面要通过客观事实向世界说明中国为世界经济稳定做出的积极贡献，彰显负责任大国、领导型国家形象，反击中国是“拖累世界的罪魁祸首”的错误观点。
第五，深入研究舆论战的话语叙事策略，坚持“不愿打、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的立场。两次世界大战以来，宣传战和舆论战已成为重大突发事件中国家之间斗争的重要手段。新冠肺炎疫情中，西方涉华舆论战严重干扰了国际公众的认知。舆论战中散播的“阴谋论”，可能导致非常规政治行为。④学术界应及时开展舆论战相关研究，坚持总体宣传战的思维，一方面帮助公众厘清认识、构建清朗的媒介环境；另一方面也为政府防范舆论战提供理论支持。
讲好中国故事非一日之功，塑造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尚需政府、媒体和公众的共同努力。
（本文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新冠疫情”研究专项项目“外媒新冠肺炎舆情分析与中国外宣策略转型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SYL2020ZX002）
「注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一章第三条（2007年8月30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网，https：// www.mem.gov.cn/fw/flfgbz/201803/t20180327_231775.shtml
②董璐：《传播学核心理论与概念》（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4页。
③高金萍：《跨文化传播：中美新闻文化概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6-192页。
④王悠然：《阴谋论可能导致非常规政治行为》，《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3月4日，第2版。
责编：吴奇志
一、《泰晤士报》涉华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的中国形象
本研究使用Factiva数据库和《泰晤士报》官方网站检索，检索时段为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去重后共获得有关疫情报道文本21943篇，其中涉华报道为1993篇，占该报疫情报道总量的9.08%。总的来看，该报关于各国的疫情报道中，涉华报道名列前排，超过对其盟友美国的报道量（1384篇，占比6.31%）。
依据对《泰晤士报》报道量、报道主题的统计和文本分析，发现其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涉华报道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其倾向始终是褒贬混杂、循环往复的。第一阶段：聚焦中国报道期（2020年1月1日-3月2日）新冠肺炎在中国武汉出现确诊病例后，短时间内在中国迅速传播形成疫情，进而引发世界关注。1月23日武汉封城之后，《泰晤士报》的新冠肺炎疫情涉华报道增多，并于2月达到顶峰。这一阶段涉华报道的特点是：将新冠肺炎疫情與“非典”疫情比较；感叹中国抗疫中体现的“中国速度”；强调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抨击中国国家制度；怀疑中国疫情数据透明度和信息公开度等。这一阶段，疫情在中国经历了从暴发蔓延到逐步控制的过程，《泰晤士报》对中国的态度也经历了“肯定-否定”的反转。
疫情暴发初期，《泰晤士报》镜像下的中国是一个“抗疫勇士”，认为中国改变了“非典”时期反应迟缓、信息不够公开的做法，抗疫行动迅速、有力。“对如此规模的城市实施隔离检疫，在现代传染病史上是前所未有的”（1月24日）。“（中国以）令人震惊的速度从零开始建造了一座拥有1000个床位的医院”（1月28日）。
随着疫情在中国境内的高发和在全球范围的扩散，《泰晤士报》渐渐把目光转向中国疫情数据透明度、信息公开度和中国国家制度，将中国描述成隐瞒疫情、没有自由的“专制”国家。《泰晤士报》借助专家学者、普通公众和反华势力之口暗示中国有意隐瞒疫情实况。同时，《泰晤士报》以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华刻板印象和意识形态偏见，对中国的国家制度进行抨击。2月29日的一篇报道认为中国的“互联网流量受到严密监控，以剔除非官方的疫情信息”。中国科技公司研发的用于识别戴口罩的人脸并远程测量体温的软件，在其笔下却成为了“中国加强其监视系统的机会”（2月27日）。
第二阶段：英国疫情高发期（2020年3月2日-2020年5月11日）
本阶段时间跨度从3月2日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宣布“英国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到5月11日鲍里斯宣布放松封锁政策。这一阶段《泰晤士报》主要关注本国疫情动态。饱受争议的“群体免疫”理论、英国境内确诊数超10万人、英国境内死亡数超2万人等都使得英国媒体不得不将更多目光转向本国。这一阶段涉华相关报道呈现递减趋势，而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总量先增后减，并于4月达到顶峰。本阶段的涉华报道总体呈负面，其突出特点是：恶意揣测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抗疫援助；对中国、美国、世卫组织三方关系煽风点火；将各国抗疫过失转嫁给中国等。
4月7日的一篇报道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正试图摆脱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影响，并巩固其作为亚洲超级大国的地位”。中国在本国疫情基本得到控制而全球疫情日益严重之际，向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输送了救援物资，但《泰晤士报》对此举报道并不多，即使提及，也是暗示中国“别有用心”。
4月12日刊登的《特朗普威胁说要起诉“以中国为中心”的世卫组织》一文提到，世卫组织原本应是致力于全球抗疫的政治中立机构，但是如今却“过度关注”中国，并认为假如“美国退出世卫组织，将为中国提供更大的介入空间，从而使情况变得更糟”。
《泰晤士报》多次引用美方言论，认为是中国“将这种病毒带给世界”（5月4日），并将抗疫过失转嫁给中国，“中国本可以避免全世界成千上万人的死亡。中国本可以避免世界陷入全球经济低迷”（5月7日）。
第三阶段：关注全球疫情期（2020年5月11日以来）
自英国5月11日宣布放松封锁政策之后，《泰晤士报》的疫情报道更多转向世界各国。这一阶段中国境内疫情控制良好，涉华报道数量持续减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虽仍饱受疫情影响，但也在努力恢复经济，《泰晤士报》的疫情报道总量也呈下降趋势。该阶段涉华报道的倾向在肯定与否定之间来回跳转。
一方面，《泰晤士报》认可中国关于禁止野生动物交易的政策与法规，认为“武汉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举措是非常受欢迎的，因为这是一个明确的认识”（5月24日），称赞“这个14亿人口的国家的官方死亡人数为4634人，远低于人口较少国家的死亡人数”（6月3日），并引用新加坡黑箱研究公司的调查结果，表示“截至6月，中国人对中国政府应对疫情的评价高于其他任何国家”（6月11日）。
另一方面，《泰晤士报》在多篇文章中表示“中国一直在利用疫情扩大其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实力”（5月13日）；且屡屡插手香港、台湾问题，借英国前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之口，声称“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并认为中国将“放弃香港‘一国两制’的意愿”，“香港和台湾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大”（6月4日）；还多次敦促英国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疫情暴露了我国在医疗产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上对中国的不健康依赖”（5月24日），并且唱衰中澳关系、中非关系，声称中国对澳大利亚牛肉加征关税“是为了惩罚其呼吁对这场危机展开国际调查的行为，并威胁报复批评中国的欧洲政府”（5月22日），“冠状病毒大流行严重考验了非洲与中国的重要关系，而非洲欠中国的债务已经使这种关系处于紧张状态”（6月29日）。 通过新闻文本分析和中国外交机构对媒体的反击行动可知，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泰晤士报》的涉华报道总体是负面的，与中国自塑的国家形象存在极大反差。
二、重大突发事件中《泰晤士报》的中国形象建构动因
重大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①新冠肺炎疫情突然而至、蔓延至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具有鲜明的“黑天鹅”事件特征，影响深远，属于全球性的重大突发事件。在重大突发事件中，主流媒体国际报道往往以国家利益为新闻选择标准，以外交政策为主要内容，以国家形象塑造为基本目的，自觉担负起公共外交的职责和使命。在国际事务中，媒体所发挥的作用就是帮助政府培养国际舆论，是向国际公众传播外交政策的跨国表述。
当前国际舆论场上，西方发达国家主流媒体仍然拥有强大的国际话语权。作为英国影响力最大的日报，《泰晤士报》在国际报道领域仍然是英国政府的喉舌，它的报道代表着英国政府的态度。《泰晤士报》的涉华报道善于通过选择、排除、强调等方式，②表达英国精英阶层的对华态度和观点，在形塑中国形象、引导社会公众对华认知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议程设置作用。《泰晤士报》常常通过援引多方观点塑造报道客观、中立的表象，实则借助专家学者、普通公众和反华势力之口表达英国政府立场。
《泰晤士报》新冠肺炎疫情报道对中国的质疑、歪曲和误读，塑造负面中国形象的动因，从媒体文化角度来说，源于《泰晤士报》商业化媒体的属性。西方商业化媒体中负面报道多于正面报道，是基于其“坏消息就是好新闻”的新闻价值观，新闻文化呈现“乌鸦文化”特征，③媒体往往选择冲突性事实和负面议题来吸引受众。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是它从本国利益出发、坚持唯美国马首是瞻的政治立场，这显然背离了西方媒体长期遵从的新闻专业主义。从国际关系角度考察，该报塑造负面中国国家形象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在疫情中的表现“木秀于林”，与西方多国疫情防控中的“仓皇失守”形成巨大反差，让一贯沾沾自喜、自认为拥有制度优势的一些国家难以接受，不愿不肯承认中国的制度优势。在这一重大突发事件中，《泰晤士报》的“绅士”面纱已然褪去，其标榜的客观、中立的报道立场也退居后场，鲜明的政治色彩显露无遗。
三、中国对外传播的话语策略转型
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上“声量不足”，“弱声”乃至“失声”，也是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国国家形象呈现负面的内因。在当前中外各种利益激烈交锋和博弈的现实下，我们应适时调整话语策略，积极配合国家公共外交战略，精准反击国外反华仇华势力，进行国际舆情引导。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提前设置后疫情时代重点话语议题，针对欧美疫情暴发期舆情特点下先手棋。随着后疫情时代来临，应及时推送具有全球共同价值的议题，如学校复课、失业人员救济、人道主义危机援助等，积极主动地推出深度报道、综合报道，坚持正面、积极的舆论导向，帮助国际受众树立信心恢复生产生活，凝练中国特色的外宣话语体系。
第二，使用多元话语策略，以本土化表述反击西方反华舆论。要针对国际受众特点进行分类信息推送，普通受众对刺激性信息更加敏感，精英受众对劝服性信息更加认同。要结合不同文化背景的国际受众，选择不同的信息推送方式。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疫情变化快，面对这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可邀请熟悉英国新闻媒体和健康传播的专业人士，深入挖掘细节、运用专业分析，针对国际受众的特点采用冷嘲热讽、正话反说、以古鉴今等多种手法，注重事实、借嘴说话以批驳西方歪曲中国的言论。
第三，吸纳网民参与中国话语体系建构，形成中国话语复调。适度放开互联网管控，鼓励和引导网络评论员和知识精英在国际互联网发声，推动“帝吧出征”式行动，反击西方主流媒体的不实言论和歪曲报道。公共外交的本意是推动公众之间深入理解和文明对话，推动其他国家的公众理解本國政策。因此，应为网民提供参与本国形象塑造的舆论空间，借力网民的巨大活力激发公共舆论，塑造开放、强大和变革的中国形象；利用网民的讨论，解构西方势力对方方、艾芬等人的利用。
第四，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话语核心，讲好负责任大国的故事。当前疫情警示国际社会，全球问题需要全球携手共同努力，共克时艰。人类是一个紧密相连的共同体，国际社会必须进行更加紧密的合作。中国外宣媒体要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对外传播的话语核心，尊重世界各国各民族，不仅大力报道中国抗疫举措，也要主动报道抗疫和经济复苏中的全球合作与协调。在国际报道中，外宣媒体一方面要积极宣传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向世界承诺中国协助各国恢复生产建设的举措（减免关税、畅通贸易等）以及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际行动；另一方面要通过客观事实向世界说明中国为世界经济稳定做出的积极贡献，彰显负责任大国、领导型国家形象，反击中国是“拖累世界的罪魁祸首”的错误观点。
第五，深入研究舆论战的话语叙事策略，坚持“不愿打、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的立场。两次世界大战以来，宣传战和舆论战已成为重大突发事件中国家之间斗争的重要手段。新冠肺炎疫情中，西方涉华舆论战严重干扰了国际公众的认知。舆论战中散播的“阴谋论”，可能导致非常规政治行为。④学术界应及时开展舆论战相关研究，坚持总体宣传战的思维，一方面帮助公众厘清认识、构建清朗的媒介环境；另一方面也为政府防范舆论战提供理论支持。
讲好中国故事非一日之功，塑造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尚需政府、媒体和公众的共同努力。
（本文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新冠疫情”研究专项项目“外媒新冠肺炎舆情分析与中国外宣策略转型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SYL2020ZX002）
「注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一章第三条（2007年8月30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网，https：// www.mem.gov.cn/fw/flfgbz/201803/t20180327_231775.shtml
②董璐：《传播学核心理论与概念》（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4页。
③高金萍：《跨文化传播：中美新闻文化概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6-192页。
④王悠然：《阴谋论可能导致非常规政治行为》，《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3月4日，第2版。
责编：吴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