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个小人物通过散漫的秩序，还原成有血有肉的时代；一幅幅鲜活生动的底片，组成了横亘数十年的百姓生态图。尧山壁从一个长者的视角，俯瞰历史纵深，从人到物，从逸闻到事件，庞大而细碎的截面结构了复杂的迷宫，对历史的回望和反思，尽显洞见，又见修养。晨昏之间，窥视时空；轻语之下，实为凝重。有鉴于此，特授予尧山壁《一个人的百姓史》储吉旺文学奖。
　　这个颁奖词写得真好，准！
　　有了这样的颁奖词，再说别的有些多余。但因得知我追随山壁先生近四十年，又在一起工作二十年，《文学港》的编者让我为先生的《一个人的百姓史》再写点什么，我没有推辞，也没有推辞的理由。
　　那就从“一个长者的视角”说起吧。山壁先生是我的父辈，马上就八十岁了。当他得知自己在《文学港》得了头奖，头一个感觉竟然是不好意思，他说不是奔着得奖去的，这辈子老是给别人颁奖，老了老了没想到自己凑了个热闹。他没想到自己宝刀不老，也没想到评奖并不都像传说中的那样。
　　先生自幼热爱文学，一辈子孜孜以求。先是以诗著名，尤以比喻特别生动为人称道；也写过剧本，他熟悉一千多个剧目，会唱，尤善旦角，有一次将军诗人朱增泉听了说：“好一个第五名旦！”因此他写起剧本来也是得心应手，善于人物形象塑造和唱词把握；上世纪80年代中期偶尔写散文，没想到这一“偶尔”便让人刮目，篇篇令人叫好。他的《理发的悲喜剧》《母亲的河》等，独树一帜，一时洛阳纸贵，为各种散文选本必选之佳构，还被选入高中课本和大中专课本。这次获得储吉旺文学奖的这组，就更是老到家的上等文字。而就是这样一位文学长者，对当下的不少文学青年和读者来说却是陌生的，其中的原因，不说也罢。
　　《一个人的百姓史》刊发在《文学港》杂志2016年第一期，离当下时间不算太短了，我找出自己珍存的杂志，重温一遍，感觉还是那么地道，真可谓炉火纯青。本来，我是想通过重温摘些文字引用，以便说出我的感觉，阐述我的观点，却发现这些文字浑然一体，根本不能拆开，强拆它们就成了钉子户了，就不是了。想来想去，不得不趁便来精彩回放一下。看——
　　魏家庄的魏三，原来给财主看家护院。1943年带一杆枪投了区小队，立了一功，当上了副班长。当时抗日武装枪支紧缺，一个区小队仅有两杆水连珠，三杆汉阳造，四把独一响，几十颗手榴弹。1945年围攻邢台，区小队打东门，夜里一个保安队员坠城开小差，被魏三撞上，抓住送到团部，又立了一功，提升为副队长。土改运动后顺理成章地当上了三区区长。
　　这魏三我常见，他从小受穷，免不了有些偷鸡摸狗的毛病。如今一步登天，怕乡亲们看不起，自己先端起来。因为天生个子小，不到五尺高，便走路梗着脖子，站着打能能（踮脚），人前常为自己打圆场：“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别看咱个子不高，高个子给咱说话，都得低头哈腰哩。”魏三没上过学，连自己的姓都认不得，只认得一个三字。一天他喝多了，路过戏院门口，看海报上剧目，《取西川》《反徐州》，大发其火：“谁这么大胆，把我魏三罚站了，还连开了三枪！”戏班班主出来解释了半天，他才说误会了，梗着脖子要走。班主多了一句话：“区长走好，祝你好运，祝你幸福。”魏三猛地扭过头来，吼道：“什么！闹了半天你还不知道本区长姓什么，告诉你，老子不姓福，姓魏，魏区长的魏。”
　　魏区长不识字，还忌讳别人说短，总说自己眼不沾，脑子灵，听文件过耳不忘。有一次副区长去县里开会，带回来文件，号召农村多种早熟作物，他听话音是种枣树。第二天副区长不在，他召集各村村长开会，说上级了解情况，魏家庄是沙滩，就适合种枣树，命令各村毁了一部分谷苗，种上枣树秧。为此他挨了县长一顿狠批，说再不学文化这区长就别当了。魏三真的认识到学文化的重要，痛哭流涕地做了检查。
　　魏三学文化从一个“免”字开始，为种枣树的事，县里通报批评并说认识深刻，免于处分。魏区长拿着简报，正过来调过去地看，把这个免字死死记在心里，不认识谁也得认得它。一次开大会，他磕磕巴巴地念文件：“上级号召，大力养牛，养羊，養免……”旁边人用胳膊捅他：“是养兔。”他不好意思，但还是硬撑着说：“养免。中国大了，北方念兔，南方念免。”元旦前，县里要开拥军优属会，民政局来了个条子，派三区交鸡三只，兔两只，毋忘。他念道：“交鸡三只，免两只，还剩一只，母的。”
　　以上是《魏区长》一文的前半部分。
　　事体情理，近在眼前。
　　《一个人的百姓史》共十六篇，篇篇都是这等文字。
　　这像是一位年近耄耋的老人的文字吗？不像，但它是。事实上也只有这样的活透了的文学老人，才可能有这等文字。达此境界，的确需要一生的洞见和修养。
　　我在前边说过，山壁先生年轻时以诗著名，在这儿我想说，先生本色是诗人，他的散文，竟然让我首先想到了“诗言志”。“诗者，志之所之也”，闻一多先生曾分析说，志，是记忆，是记录，也是怀抱。这么说，“志之所之也”，所强调的是诉说的过程和方法，也就是说，“诗言志”强调的是写作的过程与方法，这才是言志的秘密。山壁先生的散文，让我再次见证了读诗与写诗的重要性。当代读者一般把诗歌理解为抒情诗，但实际上“诗歌”一词的所指要宽泛得多，在希腊语中，诗，就是创造。且不说史诗、诗剧以及由此演化而来的小说、散文也是诗，单说“抒情诗”，就无法涵盖今日容纳了思辨、悖论的诗歌写作。“诗歌”一词固定不变，而在此命名之下的文字却在悄悄改变，这就如衣裳之名古已有之，但我们今日的装扮却异乎古人。先生的文字还让我想到，培养良好文学趣味的方式或许就是阅读诗歌和诗歌写作训练。诗歌作为人类语言的最高形式，它并不仅仅是传导人类体验之最简洁、最浓缩的方式，它还可以为任何一种语言操作——尤其是纸上的语言操作——提供可能获得的最高标准。拿散文来说，其中的好风格，看来是诗歌语汇之精确、速度和密度的人质。诗歌是充满想象的，是通向任何一个可想象之物的捷径，对于散文而言，诗歌则是一个伟大的训导者，它教授给散文的不仅是每个词的价值，而且还有人类多变的精神类型、在不言自明之处的本领、对细节的强调和突降法的技巧。尤其是，诗歌促进了散文对形而上的渴望，正是这种形而上将一部艺术作品与单纯的美文或故事区分开来。 　　针对山壁先生的散文，吾兄闻章有过精道的评论：“这些散文与他的诗一样，都很本然。特别是散文，当初写的都是个人亲情，源于肺腑，达于心窍，属于至真至纯之作，感人是定然的。后来，他的散文多起来，题材也越来越宽泛，主题也越来越深广，但路子仍是原来的路子，以真挚为核心，少有敷衍，鲜有雕饰。这也是一种必然，因为他的选材，是以自己的生命流程为经，以身历耳闻为纬，都是真情实景，本然再现即可，用不着写，他只是靠文字来流露。因此可以说，这些东西是他生命之树上的枝桠，是他的生命本身，本真本色本有，自在自足自然，任何的雕饰都属多余。”我同意闻章兄的看法，也还有些话说。窃以为，因为先生本色是诗人，写起散文来，也深深懂得诗的“用具体超越具体”的运思方式：具体——抽象——新的具体。诗文源于個体生命的经验，经验具有大量的感性成分，因而它是具体的。但是，再好的经验也不会自动等同于诗文，或者说，经验的表现还不是诗文的表现。给我的感觉是，一旦进入写作，山壁先生急忙醒来，审视其经验，将经验置于理智和形式的光照之下。看似随手拈来，实则匠心独运。他在“用具体超越具体”的过程中，经过抽象，而不到达抽象，保留了“具体”经验的鲜润感和直接性，他对“具体”的超越，是出而不离，从不指向空洞的玄思，也不单维线性通向“升华”，它达到的是既具有本真经验甚至是“现场感”“目击感”，又有精神命名势能和生命意味的文字的具体，有质地的具体。它的“世俗生活描写力”和“历史生存命名力”是同时到位、合作完成的，具有细节的质感，又不琐碎、膨胀或臃塞，它葆有内在历史维度，深刻切入到百姓的存在和最基本的历史语境中去了。
　　前两天山壁先生到我办公室小坐，我俩谈到人们对近来的文学不满足。先生说，究其原因，一是缺乏成功的形象塑造，让人记不住；二是结构不讲究，语言也乏味，让人看不下去，如孙犁所说：“贫嘴烂舌，胡乱写之。”这让我直接就和《一个人的百姓史》联系起来。它的形象不用说了，每一个人物都是活的，一颦一笑，举手投足，无不尽当时之态，无不得当时之宜；先生还有着自己的结构方式，事跟着人走，人跟着历史走，历史跟着先生走，先生跟着谁走呢？跟着自己走。他不随意揣摩，没有想当然，更不臆想妄猜，都是顺着历史走向，追着生存状态，人和事里所包含着的生机，天然本质，如一出出经典戏剧，经得住时间的推敲；先生的语言，就更老到。往粗了说是春秋笔法，往细处看是赵树理和孙犁的有机结合，既有赵树理的生动、幽默，又有孙犁的纯净、朴素。
　　因此就有了《一个人的百姓史》，总共有三百多篇。
　　因此这样的散文，就看似轻灵，实为凝重，或许还要加上：看似民间，实为信史；看似大俗，实为大雅；看似信手拈来，实则得来全得费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