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由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对推进垃圾分类制度作出了全方位的顶层设计，并将46个城市率先纳入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之列，到2020年年底前，其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将达到35%以上。这标志着，一场向垃圾宣战的环保风暴，正式吹响了号角。
　　从垃圾围城到垃圾围村，与发展和消费同步激增的垃圾污染，已演变成当下中国极为严峻的环保危机。
　　为了摆脱垃圾处理能力不堪重负的困境，近年来不少地方试图兴建更多的垃圾填埋场和垃圾焚烧厂，却频频引发选址地居民的群体性抵制行动，以至垃圾公害进一步升级为权利冲突难以消弥的社会问题。
　　在此背景下，以分類综合利用的环保新思维，从源头减轻垃圾污染隐患和处理负荷，实现变废为宝的垃圾资源化，无疑开辟了根治垃圾危机的终极救赎之路。
　　现在的问题是，这场利国利民的“垃圾革命”，能否真正做到令行禁止？还是最终沦为一纸空文？这样的担忧并非多余，其实早在2000年，北京等8个城市就已启动生活垃圾分类试点，但由于缺乏完善的制度规范和监管机制，其效果难尽人意。
　　正因此，此次相关实施方案强调建构以法治为基础的垃圾分类制度，并对先行实施的城市设定了立法时间表，折射的正是以法治手段将环保革命进行到底的深谋远虑。而这样的愿景，也必将对法制设计产生强烈的倒逼效应，要求其对垃圾分类的具体标准、处置流程、监管手段、责任机制等各环节作出精细有效的制度安排，而非流于粗疏无效的表面文章。
　　尤为关键的是，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垃圾分类法制设计的核心难题，乃是如何合理划定“强制”的尺度、义务的边界。经年累月积淀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意识决定了，在垃圾分类的背后，纠结着公益与私权、限制与便利、文明与陋习等诸多复杂的冲突因素。
　　因而，过度倚重“强制”或一味迷恋处罚，不仅将付出高昂的制度成本，而且很可能因民意的强烈反弹而收效甚微。
　　此次相关实施方案强调对公共机构和企事业单位先行实施强制分类，对城镇居民则以引导分类为主，正是立足现实国情的路径选择。
　　同时这也意味着，面向公众的制度导向，除了设置必要、有限的约束手段，更应注入柔性、善意的激励机制，以绿色帐户、积分兑换等制度性奖励，潜移默化地培育主动参与垃圾分类的绿色生活方式，并最终塑造环保生活习惯的常态化。
　　说到底，“激励”也好，“處罚”也罢，其终极目的并非浅层次的“奖”或“惩”，而是以此催生公众的环保观念和理性。从以往的试点实践看，自律意识的匮乏，以及由此带来的全民参与的不足，乃是垃圾分类步履艰难的瓶颈所在。
　　正因此，这场“垃圾革命”能否进行到底，取决于法治规则与公共意识的良性互动，取决于以法治涵养意识、以意识践行法治。归根结底，只有养成“垃圾分类，人人有责”的集体意志，才能使垃圾分类真正成为深入人心的行为自觉。而这种“以主动分类为荣、以乱扔垃圾为耻”的公共氛围，也必然内化成无处不在的社会监督机制，进而大大提高监管效率、降低监管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