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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萧红在《生死场》中书写的一幕幕女性的悲剧命运，主要体现在女性的生存悲剧以及不幸的爱情与婚姻两方面。从生存悲剧来看，首先是女性在贫穷中饱受摧残，其次是女性在绝望中走向死亡。女性在爱情和婚姻方面的悲剧主要体现在女性在爱情中饱受伤害，在生育中饱尝痛苦。《生死场》中的女性悲剧命运值得现代女性深思，女性要实现独立自由，首先要冲破男权桎梏，实现思想解放;其次要摆脱生殖奴役，获得生育自由。
关键词：萧红 悲剧命运 女性《生死场》
萧红的生命虽然十分短暂，但是她为人类留下了近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她在《生死场》中通过描写中国封建社会东北农村女性凄惨的人生境遇，一步步揭开蒙在女性悲惨命运上的面纱。作品中的女性悲剧命运值得现代女性深思，对女性追求平等的权利、实现自身的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一、《生死场》中女性悲剧命运的体现
萧红颠沛流离的生活经验使她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或多或少融入了自己的影子，《生死场》中的女性在生存和死亡间苦苦挣扎，在不幸的爱情与婚姻中饱尝痛苦。
（一）生之艰难，死之挣扎
1.在贫穷中饱受摧残
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人们都希望能摆脱贫困，过幸福富足的生活。但是在《生死场》中，那时的中国正处在水深火热的民族危难之中，黎民百姓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生死场》中的农民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乱坟岗子是地主施舍给贫苦农民们死后的住宅，但活着的农民，常常被地主们驱逐，使他们提着包袱，抱着小孩，从破房子再走进更破的房子去”。
物质上的贫穷也导致了精神上的贫穷，农民们对庄稼的看重远远高过人的生命。寒冷的冬日，平儿把爹爹的靴子偷穿出去，王婆立即凶暴地让平儿打赤脚回家。孩子们弄坏了地里的一棵菜苗，就要遭到母亲严厉的惩罚。生活的贫困让女性无法称职地担当母亲的角色，对她们来说，孩子的价值远远没有生活中的物质需求重要。
五月节的前几天，成业天天和金枝吵架。面对桌上的咸菜粥饭，面对女儿小金枝的哭泣，他竟然在暴怒中将小金枝活活摔死。导致其人性扭曲变态的根源，是生活的贫穷。贫穷能让人忘记骨肉之情，能让人不顾夫妻之情，也让女性和孩子成为最终的牺牲品。
在《生死场》中，萧红刻骨铭心地描述了将农村妇女紧紧笼罩着的贫困之苦，女性在其中苦苦挣扎，肉体和灵魂都饱受折磨。她们为了满足自己最基本的物质生存需要，无暇顾及精神世界的需求，人格也被无限扭曲和异化。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把人类的需要划分为五个层次：（1）生理需要;（2）安全需要;（3）归属与爱的需要;（4）尊重的需要;（5）自我实现的需要。生理需要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如果生理需要得不到满足，人就不能向更高一级发展。在旧时代地主阶级的剥削下，农村女性连自身最基本的生理需要都无法满足，怎么去关注对自身、对子女的爱与尊重呢？物质的贫困导致精神的进一步贫瘠，而精神的贫瘠又促进了物质的贫困。
2.在绝望中走向死亡
萧红的《生死场》以女性之死开篇，也以女性之死终结，全书描写了各色女性的死亡。月英生病后因为丈夫对她的折磨而死，王婆的女儿小钟因王婆疏于对她的照顾而发生意外，王婆本人服毒自杀未遂，小金枝被自己的父亲摔死，抗日女学生被日军抓去枪毙，王婆的女儿冯丫头当义勇军战死，麻婆子被日军杀害，菱花的奶奶带着菱花一起上吊自杀……这些动人心魄的情节，构成了一幕幕血泪斑斑的人间惨剧，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
在众多女性的死亡中，作者对于月英的描写最触目惊心。月英是打渔村最美丽的女人，温顺善良。就是这样一位理想的女性，婚姻却是悲惨的。她卧病在床，起先她的丈夫还为她请神拜佛，可后来却任其自生自灭。月英在丈夫的折磨下，身体变成了鬼样，臀下生了蛆虫，最终含恨离世。月英的死在打渔村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波澜，对村民们来说只不过是荒山上又多了一副棺材。
村民们对于旁人的死是麻木的，甚至对于自己妻儿的死也同样麻木。王婆因疏忽导致女儿小钟不幸惨死，可是她面对女儿死去的惨状，并未感到有多伤心，仿佛和一条小狗被车轮轧死没有什么区别。而当她服毒自杀时，丈夫赵三对待她也同样冷酷。王婆服毒后，赵三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立即給她请医生，而是去乱葬岗给她准备好坟墓。在《生死场》中，不管是村民对待旁人的死亡，还是母亲对待孩子的死亡，甚至是丈夫对待妻子的死亡，都是冷漠和麻木的。
在落后的乡村，农民们缺乏对生命的尊重，对死亡只有麻木。《生死场》中的女性就像蝼蚁一样糊糊涂涂地生，凄凄惨惨地死，留给她们的只是寂寞的坟场和死者永久的寂寞。在闭塞守旧的乡间，农民的思想深受传统封建文化的摧残和腐蚀，在愚昧的生存状态中，生命就是无意义的生与死的循环。
（二）不幸的爱情，悲惨的婚姻
萧红在短暂的三十一年人生生涯中，遭受了数度爱情与婚姻的挫折，饱尝艰辛与伤痛。《生死场》中的女性大都对爱情和婚姻怀着美好的追求和向往，可是在最后却收获了无限的悲哀与痛苦。
1.在爱情中遭遇伤害
在《生死场》中，成业的婶子对成业说：“等你娶过来，她会变样，她不和原来一样.她的脸是青白色;你也再不把她放在心上，你会打骂她呀！男人们心上放着女人，也就是你这样的年纪吧！”成业的婶子在年轻时心甘情愿地嫁给成业的叔叔，可是在婚姻中，她体验不到丝毫的快乐，有的只是对丈夫热情消亡的痛苦与无奈。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里，在北方农村的落后文化中，神圣的“爱情”被掏空，女性只是充当一个性别符号，没有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
成业获得了金枝的芳心，在约会时，“男人着了疯了！他的大手敌意一般地捉紧另一块肉体，想要吞食那块肉体，想要破坏那块热的肉”。成业对金枝的欲望并不是出自爱，而是因为自己卑下的性欲。当金枝告诉他自己已经怀孕时，她希望他能给她一点安慰，可是成业却仍强行与其发生关系。在金枝临盆前，他甚至不顾妻子的死活与其行房，造成金枝小产。金枝是萧红笔下美好纯真的女性，可是现实并不因为她的善良美好而对她有丝毫怜悯，她起先对爱情抱着憧憬，最后却是悲惨的结局，“不仅仅在婚姻生活中为男人失去了自我，甚至连初恋的纯情也惨遭毁灭”。 西蒙娜·波伏娃说：“真正的爱情是建立在两个自由人的彼此了解和认识上的。爱人们应该去体会彼此间的相同和相异之点。任何一方都不应该放弃因为自我而造成的改变，因而任何一方都不会遭受摧毁。”真正的爱情要有精神层面的交流，而在《生死场》中，女性在自己的丈夫眼里不能被称作健全的人，只是男性发泄性欲的工具，如果这个工具毫无用处了，女性也就丧失了价值。《生死场》中的女性没有体验到家庭和婚姻带给她们的快乐，她们每天面对的是繁重的劳作、丈夫的责骂和歧视，爱情成了她们生命中永远的缺席者。
2.在生育中饱尝痛苦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生育是女性一生中最重要的任务，是女性最伟大的创举。可是在《生死场》中，女性并没有体验到生儿育女带给她们的喜悦，反而是无尽的折磨。
即使在生育时，女性也要受着封建传统文化的制约。五姑姑的姐姐生产时在草上打滚，接生婆立即撤走床上的柴草，因为在农村，“压柴”意味着“压财”。随后她不幸难产，婆家不是想着拯救她，而是开始为她预备葬衣。她的丈夫更加暴虐，发疯一样辱骂妻子，甚至泼给妻子一大盆冷水。女人只能默默忍受强加于自己身上的暴行，不敢发出声音，像老鼠一样害怕丈夫。二里半的老婆麻面婆在生产时也疼得死去活来，恨不得让人用刀把她的肚子剖开，而李二婶子甚至因难产而死。
萧红在小说中也加入了动物生产的描写，“房后草堆上，狗在那里生产。大狗四脚在颤动，全身抖擞着。经过一个长时间，小狗生出来”。在乡间，人和动物一起生殖，一起死亡。在萧红的笔下，人和动物没有任何区别，她把人类最高尚的生育行为降低到了动物的标准，更突出了女性的悲惨境遇。
萧红之所以可以把女性在生产时的痛苦描写得淋漓尽致，与她自身的经历有关。她的两次生产经历都是不幸的，第一个孩子因为无力抚养而送人，第二个孩子不幸夭折。她没有真正体验过成为母亲的幸福，生育给她带来的是身体上的痛苦、精神上的折磨。两次痛苦的生产经历，让萧红对女性的生育痛苦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与感悟，所以萧红才能把女性的生育苦难描写得入木三分。她用自己冷静的视角来探究女性的悲惨命运，书写了一幕幕生命的青春惨剧。
二、《生死场》中女性悲剧命运的现代意义
鲁迅说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萧红《生死场》中的女性悲剧对现代女性具有丰富的启示意义，让我们更好地体察生命的最初意义，珍视生活的美好。
（一）冲破男权桎梏，实现思想解放
在中国的传统家庭，男人负责外出工作，女人负责生育和家务劳动。《生死场》中的女性在家庭生活中没有话语权，依附于男人生活，这种依附式的生活方式让女性失去自己的独立人格，导致其悲剧命运。《生死场》中的女性无不身处在男权的压迫下.在痛苦的折磨中难以自拔，无论是胆小怕事的麻面婆，还是在丈夫的摧残下惨死的月英，或是在爱情和婚姻的痛苦中苦苦挣扎的金枝，她们都是男权压迫下的牺牲品。
在母系氏族社会，女性从事采拾和农业，男性负责渔猎，女性在家庭中占主导地位。父系氏族社会中，生产以劳动力为主，而女性由于体格比男性弱小，再加上要生养孩子，家庭地位也就日益低下。这种男尊女卑的状况一直持续了几千年，直到现在，很多家庭依然如此。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某些传统女性作为家庭主妇，经济来源都是由男人供给，因此女性在男性的支配下没有了自己的独立自由和主见。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样》中评价娜拉的命运：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梦是好的，钱也是要紧的。因为在那个时代，女性无法在社会中独立生存，没有自己独立的经济来源，在两性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所以，女性首先应该取得經济方面的独立，才能摆脱男权对女性的制约和束缚。
《生死场》中的女性悲剧也是女性自身造成的，她们深受传统观念的束缚，认为男权至上是天经地义的，自觉地受着男性的压迫，不敢反抗。她们的身上存在着一种自觉的奴性，思想保守，精神麻木。所以，现代女性要打破男权至上的文化观念，摆脱女性依附性的社会角色，发展独立自主的个性，在思想和精神上真正解放出来，成为一名适应时代需求的新女性，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人生意义和价值。
（二）摆脱生殖奴役，获得生育自由
《生死场》中的女性在生育上饱受身体的痛苦，甚至为生育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还要默默接受男性对她们的折磨。她们沦为丈夫用来繁衍后代的工具，她们无法选择自己的生育权利。金枝由于未婚先孕，迫于压力嫁给了只是把她当作发泄工具的成业，凄然地走向了悲剧的人生。生育成了束缚女性自由的枷锁，将女性与悲惨的婚姻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无法自拔。 千百年来，女性饱受生育的奴役，女性的作用除了生儿育女，繁殖后代，便没有其他。女性在生育中，不光要照顾孩子，还要承担沉重而又烦琐的家务活，不堪重负。在传统思想的禁锢之下，许多人认为女性起到的只是繁衍后代的作用，女性没有权利在生育上做出自由的选择，只有男人在起着决定性作用。在现代社会中，许多女性仍然没有取得自由的生育权。重男轻女的思想，导致女性人口远远低于男性，男女比例不均。女性在生育的奴役下无暇顾及自己的工作，无法行使自己自由权利的现象也十分普遍。因此，女性要建立高度的生育意识，树立正确的生育观，争取自己的合法生育权，将自身从生殖奴役中解放出来，才能更好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权利，才能在生活和精神上实现独立和自由，为自己争取更多的主动权。
三、结语
萧红以自己独特的人生体验，书写了一部可歌可泣的封建社会的女性苦难史。萧红通过刻画东北农村女性的悲剧命运，有力地批判了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传统社会和“男尊女卑”的中国传统文化糟粕。她对女性悲剧的书写，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添上了光辉的一笔，将女性的悲剧命运升华到了更高的层次，引发人们对人性、对女性的命运更深刻的思考与探索，也使其作品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这也正是《生死场》能历久不衰的原因之一。萧红为女性呼唤的是一个远离贫穷与压迫，没有性别歧视，没有嫌恶凌辱，只有温暖与爱的世界，她为此倾注了一生的激情。《生死场》中的女性悲剧命运值得现代女性深思，女性要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必须要冲破男权的桎梏，实现思想解放，摆脱生殖奴役，获得生育的自由权利，才能够为自己争取更广阔的发展机会，实现自己的价值。
参考文献：
[1]萧红.生死场[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6.
[2]马斯洛.马斯洛人本哲学[M].成明编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
[3]董玉芝.从女性视角解读萧红《生死场》中的女性悲剧[J].名作欣赏，2008 （8）.
[4]邓益.女性世界低矮的天空——萧红《生死场》底层农村妇女的生存困境与婚娴悲剧[J]小说评论，2011 （6）.
[5]西蒙·波伏娃.第二性——女人[M].桑竹影，南姗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6]鲁迅.鲁迅杂文·坟[M].裘沙，王伟君图.桂林：漓江出版社，2001.
关键词：萧红 悲剧命运 女性《生死场》
萧红的生命虽然十分短暂，但是她为人类留下了近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她在《生死场》中通过描写中国封建社会东北农村女性凄惨的人生境遇，一步步揭开蒙在女性悲惨命运上的面纱。作品中的女性悲剧命运值得现代女性深思，对女性追求平等的权利、实现自身的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一、《生死场》中女性悲剧命运的体现
萧红颠沛流离的生活经验使她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或多或少融入了自己的影子，《生死场》中的女性在生存和死亡间苦苦挣扎，在不幸的爱情与婚姻中饱尝痛苦。
（一）生之艰难，死之挣扎
1.在贫穷中饱受摧残
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人们都希望能摆脱贫困，过幸福富足的生活。但是在《生死场》中，那时的中国正处在水深火热的民族危难之中，黎民百姓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生死场》中的农民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乱坟岗子是地主施舍给贫苦农民们死后的住宅，但活着的农民，常常被地主们驱逐，使他们提着包袱，抱着小孩，从破房子再走进更破的房子去”。
物质上的贫穷也导致了精神上的贫穷，农民们对庄稼的看重远远高过人的生命。寒冷的冬日，平儿把爹爹的靴子偷穿出去，王婆立即凶暴地让平儿打赤脚回家。孩子们弄坏了地里的一棵菜苗，就要遭到母亲严厉的惩罚。生活的贫困让女性无法称职地担当母亲的角色，对她们来说，孩子的价值远远没有生活中的物质需求重要。
五月节的前几天，成业天天和金枝吵架。面对桌上的咸菜粥饭，面对女儿小金枝的哭泣，他竟然在暴怒中将小金枝活活摔死。导致其人性扭曲变态的根源，是生活的贫穷。贫穷能让人忘记骨肉之情，能让人不顾夫妻之情，也让女性和孩子成为最终的牺牲品。
在《生死场》中，萧红刻骨铭心地描述了将农村妇女紧紧笼罩着的贫困之苦，女性在其中苦苦挣扎，肉体和灵魂都饱受折磨。她们为了满足自己最基本的物质生存需要，无暇顾及精神世界的需求，人格也被无限扭曲和异化。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把人类的需要划分为五个层次：（1）生理需要;（2）安全需要;（3）归属与爱的需要;（4）尊重的需要;（5）自我实现的需要。生理需要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如果生理需要得不到满足，人就不能向更高一级发展。在旧时代地主阶级的剥削下，农村女性连自身最基本的生理需要都无法满足，怎么去关注对自身、对子女的爱与尊重呢？物质的贫困导致精神的进一步贫瘠，而精神的贫瘠又促进了物质的贫困。
2.在绝望中走向死亡
萧红的《生死场》以女性之死开篇，也以女性之死终结，全书描写了各色女性的死亡。月英生病后因为丈夫对她的折磨而死，王婆的女儿小钟因王婆疏于对她的照顾而发生意外，王婆本人服毒自杀未遂，小金枝被自己的父亲摔死，抗日女学生被日军抓去枪毙，王婆的女儿冯丫头当义勇军战死，麻婆子被日军杀害，菱花的奶奶带着菱花一起上吊自杀……这些动人心魄的情节，构成了一幕幕血泪斑斑的人间惨剧，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
在众多女性的死亡中，作者对于月英的描写最触目惊心。月英是打渔村最美丽的女人，温顺善良。就是这样一位理想的女性，婚姻却是悲惨的。她卧病在床，起先她的丈夫还为她请神拜佛，可后来却任其自生自灭。月英在丈夫的折磨下，身体变成了鬼样，臀下生了蛆虫，最终含恨离世。月英的死在打渔村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波澜，对村民们来说只不过是荒山上又多了一副棺材。
村民们对于旁人的死是麻木的，甚至对于自己妻儿的死也同样麻木。王婆因疏忽导致女儿小钟不幸惨死，可是她面对女儿死去的惨状，并未感到有多伤心，仿佛和一条小狗被车轮轧死没有什么区别。而当她服毒自杀时，丈夫赵三对待她也同样冷酷。王婆服毒后，赵三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立即給她请医生，而是去乱葬岗给她准备好坟墓。在《生死场》中，不管是村民对待旁人的死亡，还是母亲对待孩子的死亡，甚至是丈夫对待妻子的死亡，都是冷漠和麻木的。
在落后的乡村，农民们缺乏对生命的尊重，对死亡只有麻木。《生死场》中的女性就像蝼蚁一样糊糊涂涂地生，凄凄惨惨地死，留给她们的只是寂寞的坟场和死者永久的寂寞。在闭塞守旧的乡间，农民的思想深受传统封建文化的摧残和腐蚀，在愚昧的生存状态中，生命就是无意义的生与死的循环。
（二）不幸的爱情，悲惨的婚姻
萧红在短暂的三十一年人生生涯中，遭受了数度爱情与婚姻的挫折，饱尝艰辛与伤痛。《生死场》中的女性大都对爱情和婚姻怀着美好的追求和向往，可是在最后却收获了无限的悲哀与痛苦。
1.在爱情中遭遇伤害
在《生死场》中，成业的婶子对成业说：“等你娶过来，她会变样，她不和原来一样.她的脸是青白色;你也再不把她放在心上，你会打骂她呀！男人们心上放着女人，也就是你这样的年纪吧！”成业的婶子在年轻时心甘情愿地嫁给成业的叔叔，可是在婚姻中，她体验不到丝毫的快乐，有的只是对丈夫热情消亡的痛苦与无奈。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里，在北方农村的落后文化中，神圣的“爱情”被掏空，女性只是充当一个性别符号，没有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
成业获得了金枝的芳心，在约会时，“男人着了疯了！他的大手敌意一般地捉紧另一块肉体，想要吞食那块肉体，想要破坏那块热的肉”。成业对金枝的欲望并不是出自爱，而是因为自己卑下的性欲。当金枝告诉他自己已经怀孕时，她希望他能给她一点安慰，可是成业却仍强行与其发生关系。在金枝临盆前，他甚至不顾妻子的死活与其行房，造成金枝小产。金枝是萧红笔下美好纯真的女性，可是现实并不因为她的善良美好而对她有丝毫怜悯，她起先对爱情抱着憧憬，最后却是悲惨的结局，“不仅仅在婚姻生活中为男人失去了自我，甚至连初恋的纯情也惨遭毁灭”。 西蒙娜·波伏娃说：“真正的爱情是建立在两个自由人的彼此了解和认识上的。爱人们应该去体会彼此间的相同和相异之点。任何一方都不应该放弃因为自我而造成的改变，因而任何一方都不会遭受摧毁。”真正的爱情要有精神层面的交流，而在《生死场》中，女性在自己的丈夫眼里不能被称作健全的人，只是男性发泄性欲的工具，如果这个工具毫无用处了，女性也就丧失了价值。《生死场》中的女性没有体验到家庭和婚姻带给她们的快乐，她们每天面对的是繁重的劳作、丈夫的责骂和歧视，爱情成了她们生命中永远的缺席者。
2.在生育中饱尝痛苦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生育是女性一生中最重要的任务，是女性最伟大的创举。可是在《生死场》中，女性并没有体验到生儿育女带给她们的喜悦，反而是无尽的折磨。
即使在生育时，女性也要受着封建传统文化的制约。五姑姑的姐姐生产时在草上打滚，接生婆立即撤走床上的柴草，因为在农村，“压柴”意味着“压财”。随后她不幸难产，婆家不是想着拯救她，而是开始为她预备葬衣。她的丈夫更加暴虐，发疯一样辱骂妻子，甚至泼给妻子一大盆冷水。女人只能默默忍受强加于自己身上的暴行，不敢发出声音，像老鼠一样害怕丈夫。二里半的老婆麻面婆在生产时也疼得死去活来，恨不得让人用刀把她的肚子剖开，而李二婶子甚至因难产而死。
萧红在小说中也加入了动物生产的描写，“房后草堆上，狗在那里生产。大狗四脚在颤动，全身抖擞着。经过一个长时间，小狗生出来”。在乡间，人和动物一起生殖，一起死亡。在萧红的笔下，人和动物没有任何区别，她把人类最高尚的生育行为降低到了动物的标准，更突出了女性的悲惨境遇。
萧红之所以可以把女性在生产时的痛苦描写得淋漓尽致，与她自身的经历有关。她的两次生产经历都是不幸的，第一个孩子因为无力抚养而送人，第二个孩子不幸夭折。她没有真正体验过成为母亲的幸福，生育给她带来的是身体上的痛苦、精神上的折磨。两次痛苦的生产经历，让萧红对女性的生育痛苦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与感悟，所以萧红才能把女性的生育苦难描写得入木三分。她用自己冷静的视角来探究女性的悲惨命运，书写了一幕幕生命的青春惨剧。
二、《生死场》中女性悲剧命运的现代意义
鲁迅说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萧红《生死场》中的女性悲剧对现代女性具有丰富的启示意义，让我们更好地体察生命的最初意义，珍视生活的美好。
（一）冲破男权桎梏，实现思想解放
在中国的传统家庭，男人负责外出工作，女人负责生育和家务劳动。《生死场》中的女性在家庭生活中没有话语权，依附于男人生活，这种依附式的生活方式让女性失去自己的独立人格，导致其悲剧命运。《生死场》中的女性无不身处在男权的压迫下.在痛苦的折磨中难以自拔，无论是胆小怕事的麻面婆，还是在丈夫的摧残下惨死的月英，或是在爱情和婚姻的痛苦中苦苦挣扎的金枝，她们都是男权压迫下的牺牲品。
在母系氏族社会，女性从事采拾和农业，男性负责渔猎，女性在家庭中占主导地位。父系氏族社会中，生产以劳动力为主，而女性由于体格比男性弱小，再加上要生养孩子，家庭地位也就日益低下。这种男尊女卑的状况一直持续了几千年，直到现在，很多家庭依然如此。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某些传统女性作为家庭主妇，经济来源都是由男人供给，因此女性在男性的支配下没有了自己的独立自由和主见。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样》中评价娜拉的命运：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梦是好的，钱也是要紧的。因为在那个时代，女性无法在社会中独立生存，没有自己独立的经济来源，在两性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所以，女性首先应该取得經济方面的独立，才能摆脱男权对女性的制约和束缚。
《生死场》中的女性悲剧也是女性自身造成的，她们深受传统观念的束缚，认为男权至上是天经地义的，自觉地受着男性的压迫，不敢反抗。她们的身上存在着一种自觉的奴性，思想保守，精神麻木。所以，现代女性要打破男权至上的文化观念，摆脱女性依附性的社会角色，发展独立自主的个性，在思想和精神上真正解放出来，成为一名适应时代需求的新女性，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人生意义和价值。
（二）摆脱生殖奴役，获得生育自由
《生死场》中的女性在生育上饱受身体的痛苦，甚至为生育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还要默默接受男性对她们的折磨。她们沦为丈夫用来繁衍后代的工具，她们无法选择自己的生育权利。金枝由于未婚先孕，迫于压力嫁给了只是把她当作发泄工具的成业，凄然地走向了悲剧的人生。生育成了束缚女性自由的枷锁，将女性与悲惨的婚姻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无法自拔。 千百年来，女性饱受生育的奴役，女性的作用除了生儿育女，繁殖后代，便没有其他。女性在生育中，不光要照顾孩子，还要承担沉重而又烦琐的家务活，不堪重负。在传统思想的禁锢之下，许多人认为女性起到的只是繁衍后代的作用，女性没有权利在生育上做出自由的选择，只有男人在起着决定性作用。在现代社会中，许多女性仍然没有取得自由的生育权。重男轻女的思想，导致女性人口远远低于男性，男女比例不均。女性在生育的奴役下无暇顾及自己的工作，无法行使自己自由权利的现象也十分普遍。因此，女性要建立高度的生育意识，树立正确的生育观，争取自己的合法生育权，将自身从生殖奴役中解放出来，才能更好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权利，才能在生活和精神上实现独立和自由，为自己争取更多的主动权。
三、结语
萧红以自己独特的人生体验，书写了一部可歌可泣的封建社会的女性苦难史。萧红通过刻画东北农村女性的悲剧命运，有力地批判了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传统社会和“男尊女卑”的中国传统文化糟粕。她对女性悲剧的书写，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添上了光辉的一笔，将女性的悲剧命运升华到了更高的层次，引发人们对人性、对女性的命运更深刻的思考与探索，也使其作品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这也正是《生死场》能历久不衰的原因之一。萧红为女性呼唤的是一个远离贫穷与压迫，没有性别歧视，没有嫌恶凌辱，只有温暖与爱的世界，她为此倾注了一生的激情。《生死场》中的女性悲剧命运值得现代女性深思，女性要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必须要冲破男权的桎梏，实现思想解放，摆脱生殖奴役，获得生育的自由权利，才能够为自己争取更广阔的发展机会，实现自己的价值。
参考文献：
[1]萧红.生死场[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6.
[2]马斯洛.马斯洛人本哲学[M].成明编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
[3]董玉芝.从女性视角解读萧红《生死场》中的女性悲剧[J].名作欣赏，2008 （8）.
[4]邓益.女性世界低矮的天空——萧红《生死场》底层农村妇女的生存困境与婚娴悲剧[J]小说评论，2011 （6）.
[5]西蒙·波伏娃.第二性——女人[M].桑竹影，南姗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6]鲁迅.鲁迅杂文·坟[M].裘沙，王伟君图.桂林：漓江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