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吃到冰糕，是1970年代初，我刚上小学。
　　那箱冰糕是由“红阳”号轮船从涪陵运来的。1970年代，开往我们县城的有“红阳”和“红光”两种轮船，“红阳”是客轮，“红光”是货轮。几天前，轮船要运一箱冰糕到我们县城的消息就已经传开，到冰糕要运来的那天，码头上早已聚集了许多人，等着轮船的到来。下午四点过，“红阳”号轮船终于抵达码头，一只漆着绿漆的大木箱子，被两个人用木杠抬着，走下了码头。人们蜂拥而上，围住木箱，企图强行打开木箱的盖子。“不行不行，不能在这里卖……”抬箱子的两个人拼命压在木箱上。这时轮船上又下来几个人，将围堵的人群推开。好不容易，那只绿色的箱子被抬进县城的一家旅馆，红星旅馆。
　　那天，我是从码头一路尾随着那箱冰糕来到红星旅馆的。冰糕进了旅馆，被放进临街的一个房间，那个房间便临时成了卖冰糕的小卖部。许多人已经围堵在窗口下，场面比买电影票还火爆，我是根本挤不进去的。正在着急的时候，我看见了我的三表哥。三表哥是个无业青年，正无所事事的从街上走过。我跑过去拉住他，说：“三哥，三哥，我想吃冰糕。”三哥很喜欢我，一口答应，转身就往人堆里挤。我站在外面，看着三哥挤进去，不一会又被挤出来，这样反反复复好几次，到最后一次被挤出来的时候，三哥捧着双手兴奋地喊着：“买到了，买到了！”我从三哥的手上拿过一支冰糕，那支冰糕被一只印有淡绿色图案的纸袋包裹着，由于时间太久，已经快融化了。所以，我第一次吃到的就是这种接近融化的冰糕，冰糕棍与冰糕已经分离，就像吃冰碴一样，直接用手抓着吃。
　　所以，说冰糕改变了县城人的生活方式，是一点不夸张的。比如在没有冰糕之前，家里人以及街坊邻居在巷道里纳凉的时候，只能喝温吞吞的老鹰茶水解渴、消暑。或者跑很远的路，去有凉水井的地方打井里的凉水回来喝。打回的凉水一般都装在保温瓶里。但凉水井的数量有限，很多时候，水井边都排着长队，要打回一瓶凉水，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有了冰糕之后，一切都变得简单起来，热了，渴了，就让自家的小孩拿一只大碗或大瓷缸，出门走到街口，就把冰糕买回来了。所以，一到夏天，县城的那些巷道里，常能看见街坊邻居一大群人坐在一起吃冰糕。而在街上，行人一边走路一边吃冰糕，也是常见的事。
　　有了冰糕，小孩们又多了一种游戏，赌冰糕棍。将吃过冰糕之后的冰糕棍收集起来，洗干净，晾干，就可以拿去与小朋友们“赌博”了。赌冰糕棍的方式有多种，最常见的一种是，用粉笔在地上画一个方框（大约50cmX50cm），参“赌”的人各自放一些冰糕棍进去，作为“赌资”，然后退到离方框大约20米的地方，轮流用手中的“老钱”（一种扁圆、光滑的鹅卵石）朝方框抛掷过去，被“老钱”打出方框的冰糕棍，就是自己赢得的“筹码”。第一个打的自然会占便宜，因为那时方框里的冰糕棍最多。所以，谁先打，是要猜拳的，即剪刀、锤子、布，以猜拳的输赢来确定打冰糕棍的先后顺序。
　　小时候，我有一只专门的纸箱用来装我收集的冰糕棍。要收集那么多的冰糕棍，单靠自己吃的冰糕是不够的。所以，需要到街上去捡人家扔下的冰糕棍。常常会有这样的情景，即一个、两个、三个，乃至一群小孩，围在一个吃冰糕的人的面前，仰着小脑袋等着他（她）把冰糕吃完，就是为了得到一支冰糕棍。后来长大了，不玩打冰糕棍了，我积攒下的一大箱冰糕棍便成了母亲做饭的引火柴。
　　冰糕厂那时只生产三种冰糕，一种是白冰糕，就是只有甜味的硬邦邦的冰糕；一种是豆沙冰糕，即用绿豆沙做成的冰糕；再一种就是牛奶冰糕，这种冰糕最贵，六分钱一支。后来冰糕厂倒闭了，那是在我离开县城之后。没有了自己的冰糕廠，县城的人又开始吃从外地运进来的冰糕，这时候的冰糕已经不是原来的冰糕了，而是叫雪糕，品种多到只有现在的小孩们才知道。而且，外地的冰糕已经不是用轮船运进来了。县城先是通了铁路，后来又通了高速公路，坐轮船的少了，轮船公司就倒闭了，出县城回县城的交通工具变成了火车和汽车，现在的冰糕自然就是汽车运进来的了。那种街坊邻居坐在一起吃冰糕的景象也没有了，都是将冰糕从超市里买回来放进冰箱里，自个儿坐在家里吃。而且不单是夏天吃，很多人冬天也吃，一年四季都吃。也还有在大街上边走边吃冰糕的，那一般都是小孩或少男少女，成年人几乎没有这样的行为了。
　　有一次我问妻子，你小时候在老家吃过冰糕没有？妻子的老家在离我们县城五、六十公里的一个小镇上。妻子说，吃过一次，是从县城用汽车运上去卖的。但就那一次，再没有冰糕运上去过。原因可能是，妻子说，我们那里海拔比县城高，夏天凉快，用不着吃冰糕。
　　何小竹，诗人、小说家。代表作有诗歌《梦见苹果和鱼的安》《送一颗炮弹到喜马拉雅山顶》《不是一头牛，而是一群牛》，长篇小说《潘金莲回忆录》及中、短篇小说《明清茶楼》《圈》《动物园》等。现居成都。